在男女足球的惨败后，中国女排输给巴西，女篮败于澳大利亚，全与冠军绝缘。其中女排之败和郎平带领的美国女排出人意料地冲入决赛最为刺眼。在中国代表团跃居金牌榜首已成定居的历史时刻，中国的集体项目也实现了完败。

中国集体项目的末落，是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四分之一世纪之前，中国在奥运会还正在实现“零的突破”，但那个时代的集体项目，比现在好得多。在高端一侧，女排成为了世界的几连霸；在低端一侧，足球曾经身居亚太四强，甚至踢出从零比二到四比二那种极富刺激性的大逆转而战胜沙特，只差一步就进了世界杯决赛圈。如今呢，按奥运会金牌奖牌总数算，中国几乎是世界第一体育强国；可是，集体项目的成绩还赶不上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处于二流体育国家时的状态。

这一切，不能用119工程这样的金牌战略来解释。固然，119工程着重于金牌投资的效率，集中在的冷门个人项目上，比投资于足球等热门的集体项目花钱少、见效快。不过，国家对一些大项目的投资并没有减少。比如排球、女足等等，中国队员保持着良好的专业训练条件，在这方面明显优于国外的主要竞争对手。带领美国队战胜了中国队又战胜古巴队的郎平，就不断感慨美国这些业余的大学生运动员训练是多么不正规。至于男足，现在的条件也比四分之一世纪前好太多了。四分之一世纪前中国国家足球队主力的月薪，大概仅够沙特队员一天的饭钱。如今呢，大家至少在收入上足以分庭抗礼吧？为什么四分之一世纪前能作到的事情现在反而作不到了呢？

这里的一大原因，还是集体项目与市场经济的转型严重脱节。在四分之一世纪前，队员教练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奉行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行为准则，讲究集体主义，服从组织安排。那时没有洋教练，但土教练就是队员的领导，权威甚高，再大牌的队员也不敢不听。队员的角色、职务，全由上面指定；定了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队员全封闭训练，“三从一大”，不敢有二心。

进入市场经济后，外面的诱惑多了、机会多了，队员心眼儿也活了、不听话了。洋教练能怎么样呢？当年董方卓因为洋教练在世界青年杯中不把自己及时换上场，竟公然用身体冲撞教练，不仅不受惩罚，而且足协领导还说这是着急、有责任感的表现。你就是把玉皇大帝请来，也镇不住这群骄兵悍将。八十年代后期，中国足球队屡屡受挫，人们开始怀念起八十年代初险些带队冲出亚洲的苏永舜来。远在加拿大的苏永舜也频频摆出姿态，愿意回国执教。但足球界内一些人士不无同情地说，苏永舜先生还在做梦呢。他绝对有才能，但出国多年，已经不知道现在的队员不象他手下那些人。他根本管不住！

国外的集体项目，则按另一套逻辑运行。以美国为例。郎平带美国队，纯属一帮散兵游勇。平时大家在各地上大学，每年短期集训时才照面。而且今天这个功课太忙，明天那个要谈恋爱，后天可能有人不想干、要改行沙滩排球等等，一切都是个人自由选择，教练管不了，你简直不知道自己的队员在那里、明天还来不来。毕竟，人家是业余的，不靠排球吃饭，要奔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美国的校园里，这种集体球类项目却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即培养队员的团队精神、领袖才能。平时大家散归散，但真凑到一起，就能以团队精神自我组织起来，并产生自己的领袖。这帮散兵游勇，一下子也居然可以一战。

中国的集体项目则不具备这些精神气质。市场经济中的“团队精神”和计划经济中的“集体主义”貌似神离，因为前者是所有参与者自发的凝聚力，后者则是行政命令所塑造的“服从组织”的行为规范。“领袖才能”也和我们小时候当班干部不一样。当班干部是必须迎合老师的欢心，老师叫谁当谁就当。领袖才能则要有对同伴的个人感召力、能说服大家甘心情愿地接受自己的领导，就和选举一样。我一位在美国搞教育学的朋友到中国的名校帮助评估，最后他说该校学生“缺乏团队精神”。该校人士则面面相觑，仿佛没有听到过这个词汇。

长期在计划经济下运转的社会和个人，往往习惯于一切听上面的，丧失了自我组织的能力。一旦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结构随着计划经济的瓦解而动摇，人们面对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前景就会不知所措。这也是中国集体项目衰落的精神面向。这里的唯一例外，也许就是男篮。男篮的崛起，不仅归功于懂得团队精神的美国教练，更归功于以姚明为首的ＮＢＡ球员能够把在外面学到的团队精神带回来。姚明对中国男篮的贡献不仅仅是弄几个“两双”，而是他最终成为队里的精神领袖。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体育要教育化；中国的教育部门，也应该理解如何用体育塑造学生的人格和行为规范。体育的竞技就是市场竞争的模拟演习。进入市场经济的教育体制，至少要学会如何运用这个模拟器。至于中国体育界，就更应该理解这一点，否则集体项目很难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