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被逼急了，想离开办公室，中年妇女一把拉住不让他走，主任忙让她松开，说有话好说，他不走，便又退回了椅子上。中年妇女见了，也松了手，从桌子上下来，但还是不走，继续要主任给个明确的期限，不要让她一次次跑来求人，又一次次落空。主人无奈，忽然看到一旁的知达，立刻拉过来当挡箭牌：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找工作的人很多，要慢慢解决，不能都像你这样不讲理，我如果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排，也不会不告诉你啊，我要等单位招工的申请提交上来之后，才知道什么单位需要招工。这年头哪个来求职的家里不困难？你看那位，自己有残疾，父母长期生病，兄弟姐妹一大堆，人家还不是一样耐心等待。政府也有难处啊，总要慢慢来，慢慢来。”

中年妇女明知主任是推托之辞，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她也知道那些开后门的，不都是主任的责任，主任不过是为那些开后门的人们履行了一个合法的手续。比如说，县长给自己的亲戚安排工作，他不是直接来找镇工业办的办公室主任，而是直接去找他看中的工厂的书记，私下与书记谈好了，再让县长的亲戚来主任这里开介绍信去工厂报到。这样明明是通过开后门才进厂的县长亲戚，表面上看起来却是通过合法渠道和手续安排入厂的。

一连六个月，知达默默地坚持着，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这天他刚出现在镇政府的工业办公室，主任就对他说：

“镇耐火器材厂需要招收一名烧耐火砖的锅炉工，但是这个工作必须站着操作，你行吗？”

“没有问题，我可以。谢谢主任！”

知达生怕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赶紧表白，他想，找一个工作如此艰难，哪里还顾得上站着还是坐着。
“你先不要谢我，用不用你还得由厂长说了算，我给他推荐时已经告诉他你有轻微跛行，他也答应说只要能操作就行。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他们厂里面试一下。”

镇耐火器材厂在县城西郊，知达家在城东，去那里面试步行了近一个小时。知达找到厂长的时候，厂长正在和几个人兴奋地议论着什么，他看过镇工业办公室主任的条子后，冷淡地将知达上下打量了一下，说：

“这个岗位是需要站着操作的，你行吗？”

“没有问题。”

“那你用腿蹬一下那条长椅给我看看。”

厂长说着随手指了指一条长排的四人座木椅。知达用肌肉萎缩的右腿将身体倾斜着独脚支撑着身体，竭尽全力用健全的左腿一下就将长椅蹬得很远，仿佛要将待业的帽子蹬走一样。可是厂长并没有露出满意的笑脸，反而问：

“你哪条腿有问题？”

“右腿。”

“那用右腿蹬。”

知达明知肌肉萎缩的右腿蹬不动长椅，为了不放弃最后的希望，还是努力抬起右腿向长椅蹬去。长椅还是纹丝不动。厂长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然后对知达说：

“不行啊，你还是回去吧。”

直到此刻，知达才明白，厂长让他蹬长椅的真正目的其实只是为拒绝录用他找一个“合适”的借口。知达强忍着内心的屈辱和愤怒，默默地离开了工厂，直到出了工厂大门，强忍着的眼泪才无声地流了出来。

1975年的厂长如此羞辱一个残疾求职者的行为也许是个别的，但却反映了那个时代权力者坦然歧视残疾人的普遍社会现状。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大灾难之一便是扼杀了人们心中的人性和爱心，当时整天所倡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无情打击”，已经将人逼近了动物的边缘，弱肉强食被视为理所当然。中国社会残疾人遭歧视的社会现状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逐渐得到改变，1988年才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06年，企业才被政府强制要求按照一定的比例接纳残疾人就业。只是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距离知达求职的年代已经过去了30多年。

后来邻居朱阿姨知道了这件事，直埋怨知达不会做人：

“哎呀！你真是不会做人啊，这样的大好机会白白错过了。这件事你如果早点让我知道，我保证你现在已经正式上班。这也不能怪你，只能怪你的爸爸妈妈太老实，太天真，太书生气，找工作还想走前门，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不走后门什么事也办不成。找工作父母不出面怎么行？你应该在去厂里面试之前，先找人给厂长送一份大礼，保证就不会出现拿你寻开心的事啦。现在有权的人哪个不贪，他和你无亲无眷，又得不到你的好处，他凭什么把这个工作机会给你啊，送礼找他要工作的人恐怕把他家门槛都要踏破了。”

从此以后知达没有再去镇工业办公室要求安排工作，他终于明白，即便他能感动主任，也无法感动那些手握实权的厂长。随后不久，经过母亲的多方恳求，知达在居委会安排四类分子自食其力的街道办纸品加工厂里找了一份临时工。每糊一个纸袋，可以得到几厘钱的工钱，每糊一个纸盒，可以得到几分钱的工钱。工钱虽然低，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养活自己倒也没有问题。

(未完待续)
200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