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两百年”，这句出自青年毛泽东的自励之语，是湖南人最生动的写照。
自古以来中国北方产顺民，南方产刁民。湖南则是中国南方最产刁民和产最刁民的地方。打开湖南各地的地方志，触目皆是起义、暴动、战争，从钟相、杨幺到乾嘉苗民，从湖广士兵抗倭到湘西延绵半个世纪的匪祸，一片揭竿血刃的杀戮之声。近现代史上，更是一派刁贼风范：湘军故里、维新运动红火的省份、武昌起义首应、全国农运中心、抗战重要正面战场……
湖南就是以这样带着血与火的造反者形象进入了中国人的历史大视野。
湖南人的性格里有某种火的特质，那是一团未经人类文明雕琢污染的野性的火，热烈、简单、直白，自然而张扬，酣畅而放肆。湖南人粗俗质朴的激情和强悍粗野的生命赋予他们一种野性的力量，所以，要想湖南人循规蹈矩，对上司惟命是从几乎是不可能的。湖南人从来就是最难统治和规范化的一群，除非你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心悦诚服，否则，他们总会有办法让你头疼。
所以，湖南人公认为“厉害”。湖南妹子绝不温良恭俭让，爱上湘妹子无疑是一种挑战，引导她们去爱一个人、听一个人的话是件很难的事。但她们一旦爱了，会死去活来、死心塌地，有湘夫人的斑竹为证。
相比之下，湘伢子就显得过于粗糙，类似原始部落里的酋长，头上顶着三根野雉毛，双手举着叉肉，在篝火边怪叫直跳。这种酋长意识决定了他们对爱的理解是：为她承担一切。爱对湘伢子来说，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责任。
湖南人是不定型的，就像凡高的画，总显得毛糙、潦草。现代社会的精致和井然有序，湖南人总是缺少，它给人的感觉是总在从野蛮人进化为现代文明人的过程中，但总是没有完成。或许，是他们本身就不愿完成，而宁愿在都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间保留一些原始丛林的野趣和不规范。
等同于这种野趣与桀骜不驯的，是湖南人的真诚和率直，湖南人稍欠幽默感，似乎是哪怕只轻轻一笑，也会减弱他们对生命沉重的体验和认知。他们不怕死、重义气和气节。普希金年纪轻轻为争一口气死于决斗，很多文明人不理解，湖南人懂。换了湖南人，也会这么做。沈从文说湖南人是乡下人，没错。事实上，如果高更是中国人，他就根本不必刻意到土著居民里去寻找原始的生命或野兽的气息，只需到湖南来就是了。湖南是中国的非洲。
再文明的湖南人在骨子里也残留着原始的野性，这种野性常常被误解为刁蛮、落后和愚昧。其实，正是这种不高贵但绝对真诚的野质生命，使他们与自然相处得异样和谐。洞庭湖荷叶田田、水天一色，张家界龙吟细细、风月无边，衡山江天潇潇、清霜冷雁，湘西吊角楼凤尾森森、袖生白云，甚至不知名的琅山、南山、辰水、邵水，都美得让人心醉。
这还是一块盛产山神、女巫和美丽神话的土地：炎帝被同父异母兄黄帝追杀，从甘肃凄凄惶惶一路南下，最后长眠在茶陵一个偏僻而宁静的小山村；三闾大夫屈原和柳宗元得意过后都曾谪居在湘；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羽化而去；湘夫人斑斑血泪，难诉衷肠；小乔初嫁了，终于也玉陨香消在此潇湘夜雨洞庭秋月中；还有那秦时明月的桃花源，牵痛了多少骚人墨客的归隐梦。山水与神话如此水乳交融，和谐统一。看到湖南人怡然自乐得像一棵树、一株草似的生存于山水之间，你或许能明白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天人合一。
然而，也正因了这亲近自然的原始和野蛮，湖南人一次又一次错过了被文化开发、引入现代文明的机会。这里曾经走过多少达人智士，但最后却没有一个能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在文化的海洋里，湖南是一块永不进水的石头，而且磨不平棱角。
湖南的文化启蒙，是勃起于春秋，鼎盛一时，终在吴起改制中式微的楚文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正是在这勃忽之间，湖南人奠定了其性格最初和最大本质的部分。
楚文化时期是湖南的童年，湖南人从小就乖张、狂野。几百年后，李白还唱道：“我本楚狂人”。如果说其东邻吴越文化的特点是俊秀清雅、纤巧柔腻，西毗巴蜀文化是才华恣肆、闲散虚浮的话，那么楚文化无疑是诡秘飘忽、清奇瑰丽的。楚文化的美丽透着妖冶和鬼气，骨格清奇，妙在邪正之间。它养育了种种鬼才：投江的屈原，不得志的贾谊，造纸的蔡伦，看世界的魏源，毁誉参半的曾国藩，敢为天下先的谭嗣同，闯北京的沈从文，打天下的毛泽东……奇怪的是，除了毛泽东，其余人在湖南留下的痕迹竟都远比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要浅。湖南人似乎谁的账也不买，任凭他们在一片沉寂的冷默中销声匿迹，就像不曾存在过。湖南人的狂野，是不是拒绝了太多的东西?自然和原始是双刃剑，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南，同时也局限了它，“成也，败也”，真理只在这成败之间。
楚文化随风而逝后，老子来过，庄子来过，禅宗的八祖石头和尚也来过，但终于都走了或死了。《道德经》、《逍遥游》和“即心即佛”都乘风归去，湖南依然故我。
现在，湘中的山道上走着一个人，他将要掀起湖南文化史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潮，这同时也是湖南礼教文化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流产。
朱熹听说一代大儒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声誉鹊起，一半是自傲，一半是探讨，他来到了湖南。朱张在雨夜抵膝而谈，竟至彻夜。他们讨论起孔子的“仁”和儒家的“格物致知”，第二天一早又一起从岳麓山下出发，乘船经过后来毛泽东年轻时常去游泳的橘子洲头，到当时的长沙城里去讲学。朱、张努力着，想要“以致克己求仁之功”的劲风吹热这里冰冷的文化空气，告诉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要遵从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而这和湖南人的性格是多么地格格不入。他们终于失败了。虽然宋真宗老人家御笔亲书的“岳麓书院”门额还在，虽然岳麓山下每一片树叶响时都还隐隐有“存天理”之声，但仅仅几十年后，精雅的藏书阁里已没有书香，而直至今日，湘江边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中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朱张渡”的来历。惊心动魄的道学南系湖湘学派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了，消散得那么干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几十年后，心学大师王阳明因为宦海沉浮，两度途经湖南，其中后一次还在湖南过的年。他怀着仰慕之心想探访一下岳麓书院，而当时的长沙太守却不得不提前派人去打扫一番，因为那时的岳麓书院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
再过一两百年，湖南人王夫之（号船山先生）在揭竿而起反清复明失败后，隐居衡阳船山，埋头著述，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性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相当于黑格尔对西方哲学的贡献。而就是这样一位硕儒巨子，其生前居然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一个湖南人知道他，更没有一个湖南人重视他。这时再回头想想当年的朱张会谈，现在的状况也不再奇怪，湖南纵有十个王夫之，始终也拾不起这失落的文明的碎片。
清朝未年，历史给了湖南人最后一次机会。文质彬彬的曾国藩连年征战、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衣锦还乡，在湖南大开科举，力兴儒学。一时文人奔走、学子相告，然而，三湘掀起过儒学狂澜，却在一片喧嚣之后尘埃落地，再继乏人。
真不知道是光荣还是耻辱，迄今我国的第一把钢剑，第一枝毛笔，第一张地图，最完整的汉墓，最完好的古尸，最早的青铜乐器，都产生在湖南；中国四大书院，湖南独占其二……湖南从来就不缺文明，少的只是对文明的接纳和内化，因此也产生不了那种自内而外的儒雅之气。毕竟是没有文化滋润的土地啊，毕竟是未曾开发的民众。流行一时的潮流文化，又怎敌他晚来风急，骨中野性？
于是，湖南养育了数不清的政治家、军事家；湖南高产的，是直接作用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型人才，不是以“空谈”、“玄思”影响人类文明历程的智慧型人才。对于这一点，当然无所谓功过是非的评定，只是想起来，偶尔会让人感到遗憾。
其实，湖湘文化也的确与湖南人一样，是中国文化的另类。如果说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那么湖湘文化就是道家或者墨家，总之不是那个酸不拉叽、温良恭让的儒家形象；如果说儒教崇尚的是正人君子形象，那么湖南人更喜欢匪、喜欢孔夫子痛斥的盗跖，喜欢狂狷的诗人和落拓痛哭的落第才子；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格调是静止、是循环、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返古崇拜，那么湖湘文化的主体诉求就是运动、是打破平衡、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永动追求，是要么痛痛快快生、要么干干脆脆死的达观和豁朗，总之，是决不甘心猥猥琐琐、苟且偷安、在一潭死水中度过漫长而乏味的人生。
这就是充满着野性、动感又瑰丽质朴的湖湘人的精神追求。
从魏源睁眼看世界、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左宗棠抬棺材上新疆、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黄兴的“男儿当为天下奇”、蔡锷拼着命要为国民争人格到毛泽东的“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两百年”，无不展现出湖南人最本质的东西——不怕死、不怕苦、不逢迎、不势利、不妥协，他们爱国家、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这就是顶天立地的湖南人。
抒感至此，乃引湖南人夏明翰的一首诗作为总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连死都不怕，你说湖南人还怕什么？
连死都不放在眼里，还有什么吓得倒湖南人？
我自豪，我是一个桀骜不驯、霸蛮不羁湖南人！
自古以来中国北方产顺民，南方产刁民。湖南则是中国南方最产刁民和产最刁民的地方。打开湖南各地的地方志，触目皆是起义、暴动、战争，从钟相、杨幺到乾嘉苗民，从湖广士兵抗倭到湘西延绵半个世纪的匪祸，一片揭竿血刃的杀戮之声。近现代史上，更是一派刁贼风范：湘军故里、维新运动红火的省份、武昌起义首应、全国农运中心、抗战重要正面战场……
湖南就是以这样带着血与火的造反者形象进入了中国人的历史大视野。
湖南人的性格里有某种火的特质，那是一团未经人类文明雕琢污染的野性的火，热烈、简单、直白，自然而张扬，酣畅而放肆。湖南人粗俗质朴的激情和强悍粗野的生命赋予他们一种野性的力量，所以，要想湖南人循规蹈矩，对上司惟命是从几乎是不可能的。湖南人从来就是最难统治和规范化的一群，除非你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心悦诚服，否则，他们总会有办法让你头疼。
所以，湖南人公认为“厉害”。湖南妹子绝不温良恭俭让，爱上湘妹子无疑是一种挑战，引导她们去爱一个人、听一个人的话是件很难的事。但她们一旦爱了，会死去活来、死心塌地，有湘夫人的斑竹为证。
相比之下，湘伢子就显得过于粗糙，类似原始部落里的酋长，头上顶着三根野雉毛，双手举着叉肉，在篝火边怪叫直跳。这种酋长意识决定了他们对爱的理解是：为她承担一切。爱对湘伢子来说，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责任。
湖南人是不定型的，就像凡高的画，总显得毛糙、潦草。现代社会的精致和井然有序，湖南人总是缺少，它给人的感觉是总在从野蛮人进化为现代文明人的过程中，但总是没有完成。或许，是他们本身就不愿完成，而宁愿在都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间保留一些原始丛林的野趣和不规范。
等同于这种野趣与桀骜不驯的，是湖南人的真诚和率直，湖南人稍欠幽默感，似乎是哪怕只轻轻一笑，也会减弱他们对生命沉重的体验和认知。他们不怕死、重义气和气节。普希金年纪轻轻为争一口气死于决斗，很多文明人不理解，湖南人懂。换了湖南人，也会这么做。沈从文说湖南人是乡下人，没错。事实上，如果高更是中国人，他就根本不必刻意到土著居民里去寻找原始的生命或野兽的气息，只需到湖南来就是了。湖南是中国的非洲。
再文明的湖南人在骨子里也残留着原始的野性，这种野性常常被误解为刁蛮、落后和愚昧。其实，正是这种不高贵但绝对真诚的野质生命，使他们与自然相处得异样和谐。洞庭湖荷叶田田、水天一色，张家界龙吟细细、风月无边，衡山江天潇潇、清霜冷雁，湘西吊角楼凤尾森森、袖生白云，甚至不知名的琅山、南山、辰水、邵水，都美得让人心醉。
这还是一块盛产山神、女巫和美丽神话的土地：炎帝被同父异母兄黄帝追杀，从甘肃凄凄惶惶一路南下，最后长眠在茶陵一个偏僻而宁静的小山村；三闾大夫屈原和柳宗元得意过后都曾谪居在湘；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羽化而去；湘夫人斑斑血泪，难诉衷肠；小乔初嫁了，终于也玉陨香消在此潇湘夜雨洞庭秋月中；还有那秦时明月的桃花源，牵痛了多少骚人墨客的归隐梦。山水与神话如此水乳交融，和谐统一。看到湖南人怡然自乐得像一棵树、一株草似的生存于山水之间，你或许能明白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天人合一。
然而，也正因了这亲近自然的原始和野蛮，湖南人一次又一次错过了被文化开发、引入现代文明的机会。这里曾经走过多少达人智士，但最后却没有一个能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在文化的海洋里，湖南是一块永不进水的石头，而且磨不平棱角。
湖南的文化启蒙，是勃起于春秋，鼎盛一时，终在吴起改制中式微的楚文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正是在这勃忽之间，湖南人奠定了其性格最初和最大本质的部分。
楚文化时期是湖南的童年，湖南人从小就乖张、狂野。几百年后，李白还唱道：“我本楚狂人”。如果说其东邻吴越文化的特点是俊秀清雅、纤巧柔腻，西毗巴蜀文化是才华恣肆、闲散虚浮的话，那么楚文化无疑是诡秘飘忽、清奇瑰丽的。楚文化的美丽透着妖冶和鬼气，骨格清奇，妙在邪正之间。它养育了种种鬼才：投江的屈原，不得志的贾谊，造纸的蔡伦，看世界的魏源，毁誉参半的曾国藩，敢为天下先的谭嗣同，闯北京的沈从文，打天下的毛泽东……奇怪的是，除了毛泽东，其余人在湖南留下的痕迹竟都远比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要浅。湖南人似乎谁的账也不买，任凭他们在一片沉寂的冷默中销声匿迹，就像不曾存在过。湖南人的狂野，是不是拒绝了太多的东西?自然和原始是双刃剑，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南，同时也局限了它，“成也，败也”，真理只在这成败之间。
楚文化随风而逝后，老子来过，庄子来过，禅宗的八祖石头和尚也来过，但终于都走了或死了。《道德经》、《逍遥游》和“即心即佛”都乘风归去，湖南依然故我。
现在，湘中的山道上走着一个人，他将要掀起湖南文化史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潮，这同时也是湖南礼教文化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流产。
朱熹听说一代大儒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声誉鹊起，一半是自傲，一半是探讨，他来到了湖南。朱张在雨夜抵膝而谈，竟至彻夜。他们讨论起孔子的“仁”和儒家的“格物致知”，第二天一早又一起从岳麓山下出发，乘船经过后来毛泽东年轻时常去游泳的橘子洲头，到当时的长沙城里去讲学。朱、张努力着，想要“以致克己求仁之功”的劲风吹热这里冰冷的文化空气，告诉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要遵从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而这和湖南人的性格是多么地格格不入。他们终于失败了。虽然宋真宗老人家御笔亲书的“岳麓书院”门额还在，虽然岳麓山下每一片树叶响时都还隐隐有“存天理”之声，但仅仅几十年后，精雅的藏书阁里已没有书香，而直至今日，湘江边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中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朱张渡”的来历。惊心动魄的道学南系湖湘学派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了，消散得那么干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几十年后，心学大师王阳明因为宦海沉浮，两度途经湖南，其中后一次还在湖南过的年。他怀着仰慕之心想探访一下岳麓书院，而当时的长沙太守却不得不提前派人去打扫一番，因为那时的岳麓书院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
再过一两百年，湖南人王夫之（号船山先生）在揭竿而起反清复明失败后，隐居衡阳船山，埋头著述，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性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相当于黑格尔对西方哲学的贡献。而就是这样一位硕儒巨子，其生前居然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一个湖南人知道他，更没有一个湖南人重视他。这时再回头想想当年的朱张会谈，现在的状况也不再奇怪，湖南纵有十个王夫之，始终也拾不起这失落的文明的碎片。
清朝未年，历史给了湖南人最后一次机会。文质彬彬的曾国藩连年征战、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衣锦还乡，在湖南大开科举，力兴儒学。一时文人奔走、学子相告，然而，三湘掀起过儒学狂澜，却在一片喧嚣之后尘埃落地，再继乏人。
真不知道是光荣还是耻辱，迄今我国的第一把钢剑，第一枝毛笔，第一张地图，最完整的汉墓，最完好的古尸，最早的青铜乐器，都产生在湖南；中国四大书院，湖南独占其二……湖南从来就不缺文明，少的只是对文明的接纳和内化，因此也产生不了那种自内而外的儒雅之气。毕竟是没有文化滋润的土地啊，毕竟是未曾开发的民众。流行一时的潮流文化，又怎敌他晚来风急，骨中野性？
于是，湖南养育了数不清的政治家、军事家；湖南高产的，是直接作用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型人才，不是以“空谈”、“玄思”影响人类文明历程的智慧型人才。对于这一点，当然无所谓功过是非的评定，只是想起来，偶尔会让人感到遗憾。
其实，湖湘文化也的确与湖南人一样，是中国文化的另类。如果说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那么湖湘文化就是道家或者墨家，总之不是那个酸不拉叽、温良恭让的儒家形象；如果说儒教崇尚的是正人君子形象，那么湖南人更喜欢匪、喜欢孔夫子痛斥的盗跖，喜欢狂狷的诗人和落拓痛哭的落第才子；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格调是静止、是循环、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返古崇拜，那么湖湘文化的主体诉求就是运动、是打破平衡、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永动追求，是要么痛痛快快生、要么干干脆脆死的达观和豁朗，总之，是决不甘心猥猥琐琐、苟且偷安、在一潭死水中度过漫长而乏味的人生。
这就是充满着野性、动感又瑰丽质朴的湖湘人的精神追求。
从魏源睁眼看世界、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左宗棠抬棺材上新疆、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黄兴的“男儿当为天下奇”、蔡锷拼着命要为国民争人格到毛泽东的“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两百年”，无不展现出湖南人最本质的东西——不怕死、不怕苦、不逢迎、不势利、不妥协，他们爱国家、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这就是顶天立地的湖南人。
抒感至此，乃引湖南人夏明翰的一首诗作为总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连死都不怕，你说湖南人还怕什么？
连死都不放在眼里，还有什么吓得倒湖南人？
我自豪，我是一个桀骜不驯、霸蛮不羁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