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模式的选择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一场国际大争论。当时，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发表了一篇论文，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这篇论文在世界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导致了一场大辩论，当时的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都加入了这场辩论。主要的每论点是有关管理的效率问题，尤其是市场社会主义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目前中国经济专家对中国经济改革取向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仍没有超出早期争论的范围。而且，总的来说，争论似乎并没有使分歧缩小。专家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中国以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另一派主张中国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前者的代表人物有珀金斯、德恩伯格和诺顿等人；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里波拉。

    从最基本的层次上讲，争论的焦点是：市场社会主义本身会导致日益紧张的周期危机吗?由此又产生两个问题：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有效地运转吗?其次，如果能的话，有限的市场社会主义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有效地运转吗?

    多数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专家认为，理想的市场社会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固有的因素会导致日益紧张的危机或阻碍经济的有效运转。而且，实际的市场社会主义将取得更大的收入平等。主要问题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人员得到的收入是他的工资和一小部分利润，不能出售充分的所有权股份，因此，他从事有效管理的刺激，尤其是有关企业长期计划的刺激，就受到限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理者承担的风险和得到的收入要大得多，因而他们的管理效率有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2]

    普里波拉则明确地指出，在经济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包括：(1)社会主义工资制度——按劳分配；(2)团结——扶贫致富而不是通过竞争给落后者以惩罚；(3)安全——保证充分就业和社会主义企业不致关闭；(4)国家决定的社会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这些准则实质上是让公民接受生活水平的缓慢增长，容忍卖方市场，对人员流动给予制约，严格限制言论等方面的自由。而经济效率原则则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旨在促进参与生产的每个人有效工作的刺激机制；(2)对成本和利益进行仔细的核算，终止非效率的生产活劫；(3)对当前形势和外在条件作迅速和灵活的调整；(4)维护企业家的地位、职权，它意味着个人主动性的自由；(5)个人职责。普里波拉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与经济效率这两者之间的和谐只有在奥斯卡·兰格的想象中才存在。实际上，普里波拉在这里依然重复了当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观点早就由另一位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作了明确的答复。[3]

    对上述问题的争论必然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不同流派所提倡的经济模式有效运转的条件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经济应该包括哪些基本要素呢?它同时还涉及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才是真正有效的模式?

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详细罗列了这种模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五个相互关联的环节：

——必须能在开放的市场上买卖各种商品，包括大部分供国营企业作为生产原料的中间产品。

——商品价格必须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必须反映经济中的相对稀缺，以便为市场上商品的自由买卖创造必要的条件，并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的必要信息，使它们能及时地调整生产。

——企业经理的行为必须遵守市场规律，尤其必须遵守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销售以获取最高利润为原则；依靠补贴、低税或垄断获得利润，是违反市场经济行为的。如果企业行为不符合市场原则，。那么，即使价格反映了相对稀缺，它们生产的产品也不会具有使用价值，不会符合市场需求。

——必须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斛，有一批真正懂得经济运行规律的专家来管理货币流量、调整工资、控制价格，以避免经济的严重失调。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率必须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什么水平是可接受的，什么水平是不可接受的，这个问题基本是由政治形势来决定的。

    ——必须消除对商品销售的垄断，企业之间必须有竞争。严格地说，即使没有竞争，也有可能建立一个市场体制，但市场体制的优势也就丧失了。正是竞争这个因素促使企业进行有效的经营活动。垄断会阻碍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改进。

    珀金斯还通过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及地区发展经验的总结分析表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要采取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除香港以外，政府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提供基础设施，而且还指导企业的经营活动。在中国，既没有必要，也很少可能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体制。关键在于，新的体制必须能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要让那些敢于革新的企业有利可图，要为它们提供市场和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同时对那些因循守旧的企业给予严厉的惩罚。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具备上述的条件就可以了。[4]

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普里波拉罗列了这种模式成功运转的以下几个条件，它们是：

——放开商品与要素价格。必须反映经济系统中的相对衡缺，即生产者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使用者的边际社会效用价格，还必须是提供信息、协调、刺激的主要方法。

    ——放开商品和要素市场，允许买者与卖者自由进出取消对投入产出的实物配给；消除对经济行为主体进入交易的外来强制。产生一个使各种商品和服务价格趋向市场价格的趋势。

——必须存在国内市场和国内市场、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竞争。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如自然条件)，不应存在任何垄断，无论是私有部门的还是在公共部门的，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

——买者与卖者必须以收入最大化为原则：买者争取最大利润，卖者则寻求最大满足。

    ——干预市场过程的宏观经济手段必须发挥作用，同时，应付社会安全与失业等问题的机构必须制度化。

——法制，法律秩序必须适应于整个社会，包括政治，无一例外。

——私有制必须占支配地位。

普里波拉特别强调私有制的作用。这也是他和珀金斯等人之间的最基本的区别。他对私有权的强调，在本章第一节中已有详细的阐述。

    普里波拉指出，如果中国决定使它的价格市场化，它就必须使财产权私有化。而且这两种改革必须同时进行，因为不这样，价格体系的信息、协调和刺激功能就会打折扣，经济核算就毫无意义可言。[5]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景汉也认为，市场制度的先决条件就是私有制。但他不像普里波拉那样极端，不认为没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效运转。他客观地承认，目前，要中国实行私有制是不现实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市场有效地运转起来，中国就需要形成企业家集团。如同美国的企业家集团那样，他们管理的是“别人”的财产，即管理“国家”的财产。在未来，他们是经济精英，没有做官的兴趣，独立存在，受到法律的规范。如果不能形成这种独立的集团，就只能搞私有制。他指出，也许社会主义企业家集团可以和私有财产制度下的私人企业家共存。并强调，这是改革希望所在。[6]

既便存在着上述各种区别，但专家们在一个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即他们都承认，市场不是全能的，它绝不是万应灵药。它经历过崩溃，具有结构上的缺陷，也有非常棘手的道德方面的问题。即使极力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的普里波拉也警告说，市场机制在平衡个人产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方面是一个极好的机制，但在取得宏观平衡方面就不那么有效了。“标准的”市场不稳定(商业周期、通货膨胀、失业、在政治道义上都难以接受的收入与财产的分配方式、收支的不平衡)只有通过宏观的货币、财政手段才能调整，其中有些问题只有通过国家机构来纠正。没有这些市场控制的杠杆，市场制度就会陷入混乱的状态或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和私有制会引发一场公开的失业、公开的通货膨胀、衰退、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这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这种现象也发生在中央行政计划的经济体制中，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采取隐蔽的形式，这些现象足以引起对改革的不满。但在混杂的经济体制中，形势会更糟。改革的危险之一就是来自市场机制自身的性质。[7]

    李希腾斯坦对以上各派的论点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批评说，许多西方的观察家只是从狭窄的西方经济学的棱镜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没能认识到中国文化将要发生多大的变化。专家们给中国经济描绘的这些蓝图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模式。他指出，对一项成功的改革来说，只是罗列必要的改革项目是不充分的。

    他进一步具体地分析说，在西方专家的探讨中，改革意味着用市场制度取代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市场制度需要独立的生产者，因而，改革又意味着用决策权的分权化取代决策的集权化。最后，经济改革还意味着以个人选择和经济自由为基础的经济过程的“合理化”，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决策都要以实际反映经济成本的价格为基础，等等。总之，“经济改革”、“经济合理性”、“经济成本”、“机会成本”等这些术语和概念最终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实践与观念。这些观念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理论家传下来的，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到萨缪尔逊、到弗里德曼。这并非说，西方社会对这些思想具有垄断权、这些思想与其他非西方文化不能和谐一致。但是，当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学家们讨论在中国引进市场合理性与经济自由时，确实引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理论是否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在中国文化上?西方式的经济合理性最终依赖于对成本与利润的客观、公正的计算。它是否认个人感情因素的。如果西方的经济合理性占统治地位，那么，中国传统的家长制度与社会特权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经济与政治决策的基础。例如，雇用的标准将由能力而不是由血缘来决定。但现实表明，改变中国的家庭传统和中国社会的等级文化以适应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要求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许多方面，中国对西方的疑虑仍然存在，许多中国人对经济现代化的文化含义仍然感到恐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或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中国经济学家和改革家的思想中同样是含糊不清的，并成为当代中国政策争论的主要原因。

    李希腾斯坦因而认为，改革的主要困难在于，它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能力。特别是，党、政府官僚、地方政府和经济单位(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合资企业等)将不得不作大的变动。然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如果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那么，政治改革则需要更为剧烈的变革：文化改革。整个社会关系、社会行为与社会观念都将变动，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然而，在中国的文化中有某种抵制变化的特殊因素。它博大宏深，要确定其中的各种关系、行为和观念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古老的中国传统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机体内仍然具有生命力。“毛主义”和“邓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思想；它们是两千年前两种文化传统的变种，正如派伊所指出的那样。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显得非常艰难，就如同改变冰山的道路。所以，经济改革终究是深深根植于文化中的现代化——西方化的两难境地。[8]

    但普里波拉是不承认这种文化限制的，他指出，市场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它具有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能力，甚至有时还从一些卓越的文化的衰落中幸存下来。……这种独立的功能正是资本主义之于它对立的体制的一个巨大优势：它至少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因为，它更多地是依靠市场校对愚蠢的行为，而不是依靠计划机制。市场体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有它的限制。但它的限制主要来自它自身的相对力量：在现实中，市场体制的移植有一个临界点，如果达不到这个临界点，市场制度、市场观念就无法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占支配地位，从而无法得到这种体制有效运转所必需的条件。科尔奈说得好：“真正的问题是混合成分的相对力量。”具体说来就是，官僚干预市场过程的频率和程度是有其确定的标准的，一旦超过了这个标准，市场就受到削弱，经济活动就会由官僚规则来支配。毛以后中国改革的问题就是，中国从未达到至关重要的市场移植的临界点。[9]

二、改革战略与过渡模式

在8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改革遭受了许多严重的困难，如收入的不平等、通货膨胀、贪污腐化等等。再有，中国的宏观经济也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财政赤字持续增长，部门之间严重失调，工业、建筑业、消费工业等日益受到原料工业、交通运输业和能源工业等瓶颈部门的制约。其中有些问题是改革过程所难以避免的，有些问题则是改革战略的失误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国家在将财政自主权下放到地方企业而又没有同时采取硬财政约束的结果。这个问题又由于在纠正供需失衡时，强调较快的经济增长增加供给，而不是降低需求更趋严重。贪污腐化是实行双轨制的结果。在没有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有效的税收体系下，允许个体企业和集体企业追求利润导致了各社会经济部门之间日趋严重的失衡和不平等。企业缺乏严格的财政纪律，致使国家收支失衡。[10]

    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强调指出，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没有制定一个改革的蓝图作指导，没有阐明改革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什么时候推出什么样的改革，什么样的混乱是不必要的，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战略而加以避免的，什么样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是提高质量、消除短缺和浪费等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改革措施的贯彻速度、引进措施的顺序等方面也未进行系统的探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改革不是一个静止的问题，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的动态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只是，而且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中国改革的这种局限性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经济理论的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对市场体制应如何运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对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也认识模糊，更没有一个科学的过渡理论；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束缚，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不得不对各种利益、社会冲突作出多种妥协，同时，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正如李希腾斯坦所说的那样，在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时，西方经济学家在具体的优先次序方面几乎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总之，尽管有关改革过渡问题的理论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但这个问题是如此的艰难，以至李希腾斯坦会提出这样一种疑问：这样一个合理的改革计划存在吗?回答是：它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

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就是，它为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若干理论模式。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这一过渡内涵的许多方面作了公开的讨论。但历史的奇特之处就在于，目前的中国不是向马克思主义者们过去所确定的传统社会主义过渡，而是从这种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不幸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的经济学都没有包括这方面的内容。然而，建立一种指导改革家脱离中央计划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是有很多机会的。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对于那些经历过社会变化的人来说，指望他们接受一种普遍的过渡模式理论是一种幻想。许多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是在过渡实际发生以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变化不是在设计师的绘图板上发生的。相反，它是在充满着斗争的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发生的。在这样情势下，要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的重大社会变化不仅要求经济过渡，而且要求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过渡。

    但是，无论如何，有关过渡理论与改革模式的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中国的面前，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再加上长期政治冲突的遗产，将使得经济变化难以实现，至少，合理的体制改革将成为不可能的。[11]

    尽管西方专家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他们毕竟开始做了一些尝试。以下我们概括地介绍他们的一些观点。

    首先是改革的深度。珀金斯认为，中国用不着完全过渡到另一种经济体制，即自由市场经济。他认为，对中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的体制内剪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脐带，一个独立的银行系统、对企业的硬财政约束、新的公有制形式都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诺顿也认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没有什么固有的东西阻碍诸如新的中央银行系统、价格的逐渐放开以及企业体制转变等重大的改革。[12]

    普里波拉则倡导一种彻底的改革方式。他说，中'最好的选择是全面地走向市场体制；没有什么妥协、如果、但是或者折衷。市场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这种妥协在理论上是不完整的。“全面的”意味着市场制度要在整个体制中占支配地位。他说，修补式的改革，过去最好的教训就是南斯拉夫，到80年代后期，中国也经历了由这种改革所引起的危机。自198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如工业经济过热、工业投资失控与农业投资的停滞、社会消费的失控(主要是公共消费)、通货膨胀(1988年接近30％)、大部分城市人口消费水平下降、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政府用现金购买农产品的困难日益增加、公开的失业与劳动力就业的不稳定、贪污腐化，尤其是党政部门官员的贪污腐化，等等。在这些问题中，有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大部分改革则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1988年出现的问题是由那些不全面地走向市场、步伐缓慢及零敲碎打的改革措施所造成的。经过l0午修修补补的改革，中国既不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因而，无论是行政调控手段还是经济调控手段，都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中国经济在1987年和1988年初期间，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必须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进行选择，而有效的出路只能是市场经济。[13]

    其次是改革的广度。多数学者都主张进行综合的改革，因为一种经济体制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但也有不同，例如，珀金斯认为，总要有一定的顺序，他举例说，在过度需求的条件下全面放开价格，取消所有的实物配额，以产生一个完全的市场体制，这对任何一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不现实的。它会造成价格的全面上涨。他主张要首先改变企业行为，达到对它们的硬财政约束，以便为价格的运行创造条件。[14]

    而普里波拉则坚决主张全面的改革。他说，从理论的设想来看，改革必须是综合的、全面的，而不是部分地有选择地引进市场机制的某些成分来“完善”计划体制(即利用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更有效地运转)。但在实践中要有一定的妥协：用一些关键的、有机联系的改革措施组成替代体制的核心。[15]

    佩内洛普·普赖姆(Penelope B．Prime)在分析中国税制改革的经验时也得出结论，全面的改革是必要的。中国的税收改革旨在为企业提供积极的刺激，但由于没有贯彻其他改革而受到削弱。例如，企业对降低属于税收的那部分收人很敏感。他们不报损失，并不害怕破产，有时还希望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此外，政府还控制、固定了许多价格，企业利润并不反映效率和生产率的上升。普赖姆的意思是，改革如果不同时进行就会受阻。[16]

    再次是改革的速度。珀金斯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说，总结过去十年改革，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反省。采取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明智吗?像越南、波兰试图通过一举消除价格控制和企业补贴实行一次性的彻底的改革是否更为可取?如果仍然认为渐进主义的战略是最有效的，那么改革措施按照什么样的次序排列才最合适?是价格改革领先于企业改革，还是相反?或者两者都按照渐进的方法但随机地进行?或许最一般的问题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应该怎样处理好改革的代价和效益；是效益必须超过代价，还是两者一样不分上下?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17]而巴里·诺顿并不全然否认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法，他指出，渐进主义有它的危险性，但也有它的优势。[18]

    普里波拉仍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理论上的设想是，迅速进行。改革进程的推延会导致停滞并导致累犯过去的错误，因为：(1)推延会走向这样一个阶段：市场制度存在欠缺，并且不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无法充分发挥其配置功能；与此同时，部分地受到损坏的计划制度也不再正常运行(因此，改革在民众的观念中就会丧失信誉)；(2)推延使得反对派能够组织起来进行反攻；(3)延误会产生不必要的混乱、瓶颈和阵痛，导致恐慌。实践中的妥协：政治系统的负担取决于社会的承受能力。最关键的改革措施必须马上引进，改革的势头必须持续。短期的混乱(如通货膨胀的压力、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等)如果是由于体制改革引起的并且不会延误改革，或者是由于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失误引起的，就必须接受。[19]

    哈特兰—桑伯格则说的比较具体，他认为，渐进主义的主要危险是，相对价格的扭曲逐步恶化，中国就掉人了这个陷阱。在过度需求的情况下，部分地开放经济以及国内供给与需求的转化，使资源配制与相对价格的选择决策大大地复杂化了。[20]

    第四是改革的“先后顺序”。费景汉教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看法。他指出，在未来20年内，中国全面的改革从顺序上看应分为物价改革、融资制度改革，赋税改革、资本物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市场的改革。

    物价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物价的浮动，至今物价还不能完全浮动，政府不敢“放”，(也就是中国国内人们常说的“调”与“放”的问题。现在最困难的就是这个问题。)中国不让价格浮动的理由表面上是怕通货膨胀，其实阻力基本上有两个：一是物价浮动要影响供需关系，就需要中间商人在供给与需求之间搭桥，把供给与需求的信息集中到一起，但在中国非常缺乏中间商人，在一般人的观念上，中间商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并且不承认信息的传输有生产价值。二是如果放开对物价的控制，很多政治官僚就无用武之地了，因此会丧失过去管人管事的特权，这就关系到了党政分家、政治改革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用政治力量分配物资，使有些人可以买到“便宜货”，有些人买不到，这实际上就是价格歧视。放开价格不会有连续性通货膨胀，问题是，没有中间商取代政治官僚制度，自动调节的市场制度很难建立。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融资制度问题。融资不是“即期”买卖，而是“延期”的交易，这关系到一国的储蓄怎样借给投资者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信用问题。改革前中国没有使用利率的传统，与只涉及即期交易的物价改革相比，这种条件下的改革就难多了。这方面的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实现自由利率，因此融资制度改革应放在价格改革之后。

    第三阶段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涉及有没有买卖资本物的自由之类的问题。资本物品的价值由其赚钱的能力决定。如果没有自由的物价和利率，根本就无法计算出资本物的价值，所以物价改革和融资市场是资本物买卖的先决条件。

    第四阶段是劳工市场的改革，这是一项更艰难的改革。它涉及到“人”的价钱，即工资。工厂本来是纯生产单位，而在中国，它曾经是改造人的单位，改革后虽然放弃了改造人的目的，但工厂还是个政治凝聚体，而不是工人意志的结合体，工人没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工资也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21]

    最后是与政治的关系。李希腾斯坦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结果关键取决于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战略。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经济或政治因素走在了前面，那么整个规划就会陷入混乱，甚或是某种现代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22]普里波拉也认为，从理论上讲，市场体制与极权政治是不相容的。唯一的均衡状态就是市场体制与民主制度的结合。在现实中，市场体制与政治专制主义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可以共存的，虽然很不融洽。但这种结合是危险的、不稳定的，必须向市场制度下民主制的均衡点发展。[23]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的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几个内在联系着的障碍。一是，要想对新机制的生命力做出评价，就不能仅仅囿于最初两年或五年出现的情况。新形式的均衡需要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出现。正如熊彼特所说，两种经济制度的比较需要经历几十年乃至几世纪的时间。第二个障碍是，由于期限极短的合同使经济代理人无法做出长期规划，因而这些代理人的工作也不会比计划者强多少。这很可能影响了改革试验的成功。如果代理人能够对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做出规划的话，试验成功的可能性显然会更大。实际情况是，政府的压力太大，致使他们总想争取改革立见成效。其原因有二：第一，l978年来农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太迅速、太令人瞩目，以至于工人们都期望工业改革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第二，保守势力将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任何短期耗损为把柄反对这一过程。结果，改革者便选择了反对意见最少的一条路。这样一来，他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看到消除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的成熟时机，而这一价格体系正是改革进程的主要障碍。

同时，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计划者如果采用新的宪政、放弃某种权力仅仅是想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经济代理人们仍会担心一旦经济发展遇到麻烦，他们那点权利就会被剥夺，而计划者却具有许多种权力，但其中没有一种权力能使他们自己处于无权状态。结果，经济代理人便会采取短期行为。只有在不带任何目的的情况下承认企业和个人的权利，权利才能具有令人满意的有用效应。因为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相信政府关于不允许违反权利的做法。中国人正试图完成一项内在自相矛盾的任务，即用计划的办法过渡到非计划性的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冒了这样一种风险，即用手段(计划)去对抗目的(消除计划)。

另一个问题涉及到是否愿意承受过渡期的代价和损失。如果让人们认识到改革是以公正原则为基础并将扩大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那么人们可能会愿意经历这场试验。然而，如果人们看到改革只是今日中国领导层中越来越多的专家们设想出的一些目的性很强的措施，那么人们愿意忍受暂时痛苦的程度就将大大降低。如果改革不能在短期内明显改善自由平等的程度，也不能改善物质条件，如果改革的代价不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而是让某部分人来承担，人们就不可能给改革者以应有的支持，保证他们顶住保守势力的压力。因此，正式承认基本的自由权利对改革的成功无疑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它将创造一个稳定可信的环境，使人们能够对未来做出自己时划，从而减少过渡期的代价。此外，它还能促使人们更愿意忍受改革可能带来的各种痛苦。[24]

三、经济改革的前景

    中国改革所特有的艰难特征，使专家们感到改革的前景难以预测。以下这三位专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前景做出种种估计。

李希腾斯坦在总结80年代中国的改革经验时说，在中国似乎存在着一个领导人不敢逾越的看不见的门槛，即“计划——市场门槛”。当接近这一门槛时，中国领导人必然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是跨越它，走进一个陌生的领域；或者是退回到原有的道路，寻求安全。这个门槛在一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一些国家跨过了，一些国家则没有跨过。

当接近这一门槛时，经济环境会发生变化。如果经济保持健康，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跨越这一门槛就比较容易，否则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不幸的是，在中国，当它接近这一门槛时，经济形势变得恶化了。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刚好在决定进一步前进时升级了。

    未来，中国能否最终跨越这一门槛，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权力在党内不同派别内以及中央与外围机关的分配；(2)领导的强化程度；(3)各派别对跨越这一门槛的风险的认识。一个进步的、有改革头脑的派别的取胜，一个强有力的、具有同样头脑的最高领导阶层，一个运转良好、可降低社会变革风险的经济形势，将为成功的改革和跨越这一门槛提供必要的条件。

    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如果没有能跨越这个门槛，退却到旧的中央计划经济，会产生两种结果：首先，假如回复到改革前存在的那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压制，它将最终破坏党的合法性。经济改革和社会的自由化首先会导致对前景的期望值的升高，但这种期望是非常易变的，如果当局表现出犹豫或退却，能够很快地转化为幻灭、愤怒、社会抗议。其次，退却可能产生一种预想的形势的改善。这种情况发生的条件是：(1)与旧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人被清洗了，代之以具有新思想、年轻的领导人，他们等到形势稳定后重新进行改革；(2)持异议者被成功地赶下台。掌权者重新推行集权和紧缩政策，并伴之以对反对派的压制，这会延缓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至少是暂时的。但是，当他们用另一种方法来对付“门槛”时，就会再次进入循环，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改革压力、同样的危机以及同样的反应。

    如果党在公众的压力下成功地越过了这一门槛，至少会有三种结果：(1)危机会得到解决，国家将迈向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的某一种方式；(2)危机将得到解决，但国家将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3)持久的变动、停滞、混乱，甚或是社会革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民主政治改革大大超越经济改革，第三种结果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民主会给遭受经济过度痛苦的群体一个发泄的机会，因而会阻碍经济改革。当-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发生时，一个民主环境就会允许罢工、游行、示威等逐步升级。经济改革或许不得不做出不受欢迎的决策。原苏联出现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而当经济改革大大超越政治改革时，第三种结果也有可能发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官僚体制必须让位于新的体制，否则，经济自由化就永远也不会发生。但新的经济体制会大大改变现存的权力与特权的分配，从而产生一个反对改革的强大的保守力量。

    因此，过渡时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保持政治与经济的平衡。[25]

德恩伯格对改革进程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分别作了分析，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积极的因素包括：

——巨大的经济改革成果，将使即得利益者继续推行改革计划，包括体制的改革。

——经济改革已经使得受益者的物质利益提高了，并且(或者)提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占人口的比例已经使得领导人不可能再对经济改革计划加以限制，改革在大众的压力下将持续下去，甚至包括体制的改革?

——领导人已经投身于改革，以便使经济体制更好地运转，当领导人认识到零敲碎打的改革不能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端时，为了成功地推行现代化，他们将不得不寻求一个更好的经济体制。

    ——经济改革已经包括了决策权的相当大的分散化，高层领导人已经对经济改革失去控制。其结果将是一个新的、独特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传统制度与行为模式。

    ——中国领导人进行经济改革的企图意味着，经济学家和专家们在最高政治网络的政策制定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专家是真正体制改革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已经从他们自己过去的错误中(经济的和政治的)学到了不少知识，在未来的改革中他们将会更成功地达到自己的目标。

    学者们可以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乐观主义的结论，这些观点概括地讲就是，经济改革的试验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改革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传统的苏联经济模式。

    消极的因素包括：

——促进经济发展的，更多地是毛逝世后秩序的恢复及邓掌权后产生的释放，并不仅仅是改革。而且，改革还产生了许多问题，如财政赤字、失业、通货膨胀等，这使得领导人不得不恢复对经济的中央控制，使许多改革建议推延。另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个别的但却是主要的倡导者已经更多地强调计划经济。因此，l976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不能完全归之于改革，而且改革的结果也不完全是有利的。

——改革产生了一大批利益集团是不可否认的。从长远的观点看整个国家和所有的人都将是受益者也是正确的，但在近期内明显地只是一小部分人是改革的重大受益者。

——中国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将会大大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一个以私人市场为补充的苏联经济模式会失败或运转得如此糟糕，以至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放弃这种模式。原有的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改革的包袱。

    ——尽管中国的改革使分权的程度大大增加了，但是，中国领导人不只一次地重新加强对经济的中央控制。而且，他们失去控制的主要是经济领域，但在政治、军事等其他社会领域中却没有失去控制。

——作为一个集团，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大大增加了，但是，当今中国政策的规划者主要是政治领导人，而不是经济学家。此外，最高领导人是列宁主义者，不会容忍背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经济学家们仅仅由于他们的知识和特长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得到政治领导人的庇护。而且，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支持改革的假设是没有经验根据的。德恩伯格的观点似乎是倾向于悲观。[26]

哈丁则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三种可能的前景。

最悲观的一种可能是，中国的领导人对推动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不那么热心，这或许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物价体系、所有制结构的彻底改革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或许是由于没有进行新一轮改革的经济与政治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将不会扭转50年代中央计划的特征，而是仍将保持高度的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大量的公有制、政府对国营企业的高水平的保护和补贴，以及由此引起的低水平的增长率和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会出现眼前的危机，在长期内中国的经济会陷入前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在80年代出现的停滞状态。

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政府试图进行新的一轮经济改革，但这种改革将遇到严重的障碍，部分地是由于政府没有制定一个更为成功的经济改革战略，部分地由于改革计划由此失去了多数政治支持。在这种情景下改革遇到的危机不会像80年代末那样剧烈，但仍会出现从规则的市场经济的退却并恢复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

    最后一种可能性是中国重新发动了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克服了各种困难。紧缩政策创造了对改革有利的前提条件，领导人下决心推动改革，他们的顾问制定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经济改革战略，改革的政治基础得到保证。在这种改革下，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规则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和体制所有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因此而获得了很高的增长率和生产率。

    围绕着继承问题而存在的政治不稳定性，要准确地估计这三种前景的可能性是困难的。或许前一种前景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在中国社会各重要的领域和目前的计划与市场混合的矛盾中，存在着进一步改革的压力。更有可能的是，在90年代里，中国将试图进行一场更为强有力的经济改革。如果邓的继承人制定了一个有效的改革战略，维持了政治支持，这种努力有可能成功。但苏联及东欧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中国自己在80年代末所遇到的困难会提醒人们，这种最乐观的前景绝不是一定要发生的。极有可能的是，第二轮经济改革会遇到许多同样的问题，经历同样的命运，正如80年代的改革那样。[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