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3日发表题为《究竟谁在震灾面前作秀》的文章说，灾难之所以称其为灾难，首先是与人道相悖。面对尸横遍野、残垣断壁，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寄予深深的同情。虽然中国人没有指望某些西方媒体有悲悯众生的菩萨心肠，但同样也不希望有人把某种意识形态凌驾于生命之上。遗憾的是，在如此危急关

    文章摘录如下：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天府之国”四川大部分地区遭受重创，大地震造成的山体崩裂、泥石流泛滥，延缓了拯救行动，致使死亡数万、灾民遍地，后果惨烈。中国政府发动了一切社会力量，在第一时间展开了施救工作，从反应速度到信息公开，从高层轮流一线督战到为遇难者下半旗致哀，一系列行动令人耳目一新，不但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因此有人撰文称，中国汶川大地从某种意义上缓解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使那些惯用“人权”标尺衡量一切的思维也受到了一次强烈震撼，连许多在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中刻意向中国发难的西方媒体，都为中国的进步喝彩。当然，在2008年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是明显的，仅从为震灾罹难者下半旗看也透出了政治的人性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黎民百姓降旗，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然而，任何事情都希望得到全世界的一致好评并不现实，既然有人赞许，也就会有人批评。比如，德国《明镜》周刊5月14日刊发瓦格纳的评论，称中国“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同属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周刊也刊文提出类似观点，认为中国此次在处理应急事件中一改常态是作秀，目的是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结束在西藏危机之后的国际孤立局面。在他们眼里，不管中国政府怎么积极应对灾难，怎么努力改变现状，都有鲜明的政治图谋，似乎连地震也是政府所为。

    在人命关天的时刻说风凉话，和幸灾乐祸一样也毫无人性可言。道理显而易见，生命的要义永远超越意识形态，任何政权如果置民众生命于不顾，必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中国政府在这次震灾中恰恰遵循了人道主义原则，灾难发生后信息透明度极高，各种应急措施十分得当。正如德国《时代周报》所言：“政府及时的反应同灾区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并无关联，为救灾付出的努力绝非是出于宣传作秀，中国在本次地震灾害中的表现受到联合国的表扬当之无愧。”

    毋庸讳言，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都始于灾难中，如同没有洪水泛滥，就不可能有诺亚方舟。就算中国今天的进步都是用教训和哀伤换取的，当一个政府尝试着表达人情，当一种权力尝试着走近人性，谁又能说其中没有包含着政治文明的进步？从这个角度说，瓦格纳等人是无稽之谈，就像有人把孔子学院视作文化渗透，把奥运火炬传递当政治宣传，本质上就是恶意的。

    灾难之所以称其为灾难，首先是与人道相悖。面对尸横遍野、残垣断壁，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寄予深深的同情。虽然中国人没有指望某些西方媒体有悲悯众生的菩萨心肠，但同样也不希望有人把某种意识形态凌驾于生命之上。遗憾的是，在如此危急关头，《明镜》周刊等媒体不仅没有站在人道立场说话，还一反常态地把“人权”抛到了九霄云外，换一幅嘴脸对中国救灾工作横加指斥，这是极大的不人道。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舆论习惯用“傲慢”、“偏见”解读，认为不论中国怎么改变，都无法动摇他们固有的心态。其实，这种说法并不一定通用，西方人的“傲慢”是因为近代以来引领了人类文明潮流，由此导致对其他文明的漠视，而“偏见”却有极强的互动作用。就面对自然灾害而言，“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在自家农场休假的美国总统未到灾区，遭到了全球舆论的抨击；缅甸发生风暴灾害后，军政府的领导人丹瑞也没有出现在救灾现场，同样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这说明，世界舆论在灾难面前一般没有亲近远疏，体现的都是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

    泱泱大国13亿之众，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以作秀心态捐款救灾的现象发生。但是，在重大的公共灾难事件面前，声音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并不是企业和演艺明星，而是国家及社会管理机构。

    救灾作秀肯定不够真诚，表现形式再堂皇也不是义举，但即便有少数人作秀，起码比瓦格纳的“秀”要人道。但愿汶川大地震中几万人的罹难，应该让中国学会自省自强，把握每次自我完善的机会，进而使一切形式归于真实，让“瓦格纳们”闭嘴。 (王龙)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３日电（记者 于长洪　唐璐　葛素表）“中国需要３３０万顶帐篷”“胡锦涛在浙江督促帐篷生产”“‘帐篷城’标志中国救灾努力卓有成效”“中国‘帐篷城市’成为地震杂乱中的绿洲”……在关注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群众如何妥善安置时，“帐篷”成为多家外媒的一个重要“聚焦点”。

    尽管从废墟中救出了８３９８８人，汶川地震还是夺去了５万多人的生命，同时造成了近６００万间房屋被严重损坏，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早点把帐篷送到震区，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不用露宿街头的“温暖”。

    法新社在较早对“帐篷”的报道中说，“中国迅速在空旷的地方搭建了许多帐篷，陆续有人住进来”。新加坡《联合早报》则留意到中国最高决策机构的承诺，即保证灾区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住处”。

    目前能够提供安全住处的快捷方式——“帐篷”确已成为中国救灾的头等大事。截至２２日１２时，中国向灾区调运的救灾帐篷共计４０．３３４万顶，但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灾区对帐篷需要的缺口还很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向国际社会呼吁，我们需要３３０万顶帐篷”，美联社在２３日的报道中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浙江考察了两家制造帐篷的公司，他敦促工人加快生产帐篷，以帮助他们那些受灾的同胞兄弟”。

    在中国，为灾区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尽可能好地提供帐篷的“冲刺赛”正在全力进行。细心的外媒发现，这些帐篷大多采用钢架结构，有的帐篷还根据四川地区多雨的特点，增加了防风、防雨、防蚊虫的功能。

   《华盛顿邮报》、路透社等外媒形象地将帐篷数量较多的受灾群众安置点称为“帐篷城市”，并力图走进“帐篷生活”。《华盛顿邮报》以“不一致中的有序”为题这样报道绵阳的“帐篷城市”：位于九洲体育馆阶梯下的一个帐篷城市“似乎是自动运作的，是地震杂乱中的绿洲”，虽然他们“睡在跑步机上，睡在拳击场上，睡在挂在新种的小树苗上的塑料防水布下”，但是他们“礼貌、耐心、有秩序，排队得到食物与毛毯”，“很多人淡然面对自己的不幸”，甚至有人“为自己抱怨损失的行为道歉”。

    “在什邡，各种红色、白色、蓝色的帐篷绵延几公里，在悲痛和杂乱中却逐渐传来正常生活的气息。”《华盛顿邮报》注意到，“有穿制服的警察在巡逻，但数量很少，居民们说他们没有盗窃、犯罪或者堵厕所的投诉”“有些人穿着别人捐赠的衣服，在水桶里洗内衣。”

    “两百顶蓝色的帐篷建在一片开阔地上，中间一些印有‘人民政府’、‘医疗点’、‘保安部’等字样，两顶大帐篷前不断有补给卡车进出，送来瓶装水、饼干、南瓜和菜花”，路透社记者在走访震区帐篷城后，发出了“中国救灾努力卓有成效”的由衷评价。

    5月23日，小学生在帐篷学校上课。 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外有一所由20多顶帐篷组成的学校，970多名来自北川等重灾区的孩子们在这里重返课堂。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帐篷”确已成为中国灾民安置快速有序的一个缩影。

    “在一个月内生产９０万顶帐篷”，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报道中国政府的“帐篷”生产计划时不仅关注了“帐篷”的数量，而且加入了“胡锦涛要求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帐篷的同时，也要保证产品的质量”的叙述。

    而“２００多名孩子在‘帐篷学校’里高唱国歌”则引起美联社等的注意，“在大片废墟上，临时教室是最早建立起来的建筑”，“官方努力将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孩子们集中在一起”，在“帐篷”里上课的孩子们也逐渐找到“回归正常”的感觉。为了不让地震在孩子们心里留下阴影，老师告诉孩子“只是在延长的假期搬到另一个地方”。

    灾难使人奋起。尽管目前所需的帐篷全部到位还需时日，但“帐篷”里的人正在相互鼓励着努力寻找正常生活的感觉，正如美联社在“帐篷城市”的一个牌子上发现的一句话，“说出你的需要和感受，并鼓励其他人。不要压抑你的感受……或者焦虑不安。给你自己一些时间”。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３日电（记者 白洁纯、毛晓梅）中国银监会日前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对借款人因地震造成的不能偿还的债务各银行应及时核销。另外，对于地震灾区银行卡透支款项，通知也做出了明确说明。

    记者２３日从银监会获悉，为减轻四川汶川等受灾地区人民群众的债务负担，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创造有利条件，银监会已就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呆账贷款核销工作发出紧急通知。

    通知指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修订版）》的规定，对于借款人因本次地震造成巨大损失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或者以保险赔偿、担保追偿后仍不能偿还的债务，应认定为呆账并及时予以核销；对于银行卡透支款项，持卡人和担保人已经在本次灾害中死亡或下落不明，且没有其他财产可偿还的债务，应认定为呆账并及时予以核销。

    通知明确，在核销贷款过程中，银行若不能取得法院出具的债务人无财产清偿证明的，可依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以及内部清收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等作为核销呆账的依据。同时银行也要及时足额提取有关损失准备。

    通知还要求，在核销呆账工作中，银行要坚持账销案存和对外保密等原则，结合救灾和重建工作的实际情况，努力做好已核销呆账的管理工作，把贷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新华网四川安县５月２４日电 题：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

    新华社记者朱玉、万一、刘红灿     

    他矮，胖胖的。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因教学质量高，连续１３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周围家长都拼命把孩子往里送。学生最多的班，有８０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几乎坐在老师下巴前。

    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大地震动，他站不稳，只好与学校的总务长互相抱着。

    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

    车开得飞快，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

    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新的实验教学楼盖好了，老师和学生谁也不愿意搬进去，哪个都知道没有人敢验收的楼，建筑质量是什么样的成色。

    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只好带头搬。

    搬进新楼时，新楼的楼梯栏杆都是摇摇晃晃的。灯泡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雪白的墙上，只有底灰，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１９９７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要求施工队重新在一楼的安全处搭建了厕所，这样，虽然高层教室上课的同学上厕所不太方便，但是，孩子们安全。

    １９９８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生气，找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

    １９９９年，他又花钱，将已经不太新的楼原来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２２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３７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５０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１５厘米。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１７万元，光加固就花了４０多万元。

    学校没有钱，他一点点向教育局要，领导支持，他修楼的钱就这样左一个５万元、右一个５万元的化缘而来。

    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１６个教室的楼修好。

    对新建的楼，他的要求更是严。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建筑外檐装修的术语讲，这叫“干挂”。

    因此，即使是如前些天的大地震，教学楼的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

    他知道，教学楼不建结实，早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

    不是没有见过出事的学校，有的学校墙没弄结实倒塌砸到学生，有的学校组织不好，造成学生踩踏事故。

    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会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演习，但娃娃们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

    教室里面一般是９列８行，前４行从前门撤离，后４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娃娃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２楼、３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４楼、５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记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

    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

    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

    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放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楼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

    老师之所以被要求站在那里的原因是，拐弯处最容易摔，孩子如果在这里摔了，老师毕竟是成人，力气大些，可以一把把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娃娃。

    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他管得严，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涌，所有的踩踏都是这样出现的。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

    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怕地震扭曲了房门。

    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老师站在楼梯上，喊：“快一点，慢一点！”

    老师们说，喊出的话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矛盾和可笑。但当时的心情，既怕学生跑得太慢，再遇到地震，又怕学生跑得太快，摔倒了——关键时候的摔倒，可不是玩的。

    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的学校要求行事。地震强烈得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不住，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

    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２２００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１分３６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临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９０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７０多位老师，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从绵阳疯了似地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８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１１岁到１５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７００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

    他后来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５５岁的他，哭了。

    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会扯着大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

    他的老师们收入都不高，教师平均月收入１１２６．７８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那时，在大震时分布四处的学生家长们的伤亡数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也是房倒屋塌，求救声一片。但是一个镇里的农村初中，却在大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娃娃连汗毛也没有伤一根。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