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远近闻名的水稻村因为要保证北京的奥运用水，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态。而这种改变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未来并不清晰
这或许是一件新鲜事物——北京付款给河北省农民用来“种”水，“水”也成为一种可以种植的农作物。
这一个月以来，姚秋云能做的事情，除了平整土地，还是平整土地。
“你该到地里去瞅瞅，好家伙，那坑大的，推平了全是沙子。”姚秋云坐在里屋陈旧的皮沙发上，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对记者说。姚是河北省滦平县虎什哈镇红旗村的村民。
因为天空下起了雨，姚秋云这才扛着铁锹从地里回了家。
另一个房间里，4个女人在玩着麻将，另4个女人正起劲地扎金花（一种牌类游戏），三五个女人则在一旁看着热闹。
这是农闲时候村里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但按节气，4月是春耕季节，是农民最忙碌的时候。
“碰！八筒。”一位50多岁的妇人双手码着麻将，对记者说起平整土地的事情，露出了愤怒的表情，“被他们这么一整，（地）全瞎了。”
此话一出，似乎刺激了在场女人们的神经，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这一闹，全瞎了，种不了地了。”女人们嘟囔着说。
相比女人们感性而无序的抱怨，在北京打过几年工的姚秋云，则显得理性得多。
35岁的姚秋云是村子里少见的青壮年男性，在这个村子里，大多是“老弱病残”，年轻人都上北京等地打工去了。
近几年来，为了给北京供水，红旗村不得不“被迫”地做出一些改变。红旗村所在的滦平县是北京的重要水源地之一。红旗村就坐落在密云水库上游的潮河边上。
潮河干流长170公里，流域面积6109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向北京的密云水库提供水量4.75亿立方米，占密云水库平均入库水量的39.5%。密云水库是北京最主要供水地之一。
村民们最近抱怨的平整土地，其实是滦平县国土资源管理局正在进行的一项与“潮河流域水改旱及节水灌溉工程”相关的土地整理工程。
而去年的这个时候，另一项影响村民生活的节水工程是“稻改旱”。
2007年3月，与滦平、丰宁、赤城三县2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一样，红旗村的村民们开始被要求放弃种植水稻，改种玉米或马铃薯等节水作物。
这是2006年10月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中的重要内容。在此备忘录中，北京和河北省双方分两期合作，实施密云、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 (简称“稻改旱”)工程，以保证河北对北京供水。北京市按照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稻改旱”农民“收益损失”补偿。
“稻改旱”仅仅是北京为保证水供应的措施之一。从2005年至2009年五年内，北京市将安排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1亿元，支持密云、官厅两水库上游张承地区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以保证自己这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的水供应。
而之前，河北无偿供应给首都北京的水更多的被当作是理所当然。
节水为奥运
原本在北京一家印刷厂打工的姚秋云，前年因为父亲去世，回到了村里，照顾自己的一家老小，重新过上了久违了的农民生活。
在北京几年的打工生活，令姚秋云至今回味，“要是不走，现在月薪也能有3000多了吧。”
那些在北京打工的年轻村民，将北京的资讯带回了村中。这拉近了红旗村与北京的距离。
事实上，从北京市区往北，出了密云，在长城的北边，就是滦平县。红旗村所在的虎什哈镇，每天有两趟绿皮列车，晃晃悠悠四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北京北站。
村里人每天都在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消息。“听说咱这边要划归北京管了，是不是？”女人们满怀期待地询问记者。
在记者未置可否的回答之后，女人们似乎有些失落，继续玩着麻将纸牌，继而又开始抱怨起平整土地的事情来。
村民们一心想融入大北京的想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村民心甘情愿地为北京节水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用滦平县有关政府官员的说法是，“他们大多有首都意识”。
所以，“稻改旱”实施之前，村民们的思想工作并不难做。“老百姓比较开明，一是保奥运（供水），二是保北京（供水）。”滦平县水务局副局长卢继俊说。
“老百姓就这点好处，给点就拿点。要是人家不给，你不也不能种水稻吗？再说这也是为了奥运会。”在姚秋云看来，北京市政府给的补偿标准，可以接受。
姚秋云一家五口人，8.4亩地，其中有5亩多是稻田。去年因为 “稻改旱”补了3000多块钱。这笔钱分两批由北京市政府划拨到滦平县财政，然后再补到农民手中。
相比此前纯粹的行政命令，因“稻改旱”而开始的水资源补偿，让很多人为之一振。
不过，村民们私下里掐指一算，这个补偿标准还是过低。去年红旗村就有40多人为此集体上访。
“上面给他们做工作，后来县委书记还给了这些人700元回家的路费，大家就都回来了。”村民们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大笑起来，还向记者特意强调了那“700元钱”，意思是不少了。
其实，滦平县水务局也为此算过一笔账：原稻田平均亩产水稻600公斤，稻米产出率80%，亩产稻米就是480公斤，稻米按市场价3.6元/公斤计算，亩产值就是1728元。“稻改旱”之后，改种玉米，平均亩产650公斤，玉米市场价格1.5元/公斤，亩产值只有975元。
“这样算来，农民的平均亩产值就减少了753元，但补偿标准仅为450元/亩。我们之前往北京上报的标准是600-700元/亩，但没批。”卢继俊说。
现在的补偿标准，是由北京市发改委和北京市水务局两家共同制定的。
去年年底，北京市发改委又委托了一家科研机构来滦平县实地调查了一次。“他们认为450元的标准差不多（合适）。”卢继俊说。
对于改旱之后土地仍能种玉米的村民而言，有补偿总比没补偿好，种玉米还是有收成的。但问题是很多要改造的土地是涝地，根本不适合玉米的种植。
“就长那么点高，不出玉米。”姚秋云边说，边用两个手指比划着10公分的距离。
那些只适合种水稻的涝地，补偿标准也是450元/亩。
一个水稻村的流变
红旗村距离虎什哈镇政府所在地仅2公里的路程。潮河从该村流过，溯流而上100公里就是潮河的源头。
这个有着1300多人的村子，是虎什哈镇最大的行政村，也是虎什哈镇少有的拥有大面积平地的村庄，有3000亩耕地，其中1800多亩为稻田。
“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种植水稻。”姚秋云说。
从村中心到潮河边，只有500米不到的距离。潮河水干净清冽，水量也很丰富，几十年来，红旗村的村民们就是直接从潮河中把水引到地里浇灌水稻。
用潮河水灌溉出来的稻米香糯黏软，是远近闻名的潮河大米。“可惜了，以后要来，你就再也吃不着潮河大米了。”滦平县水务局办公室主任王松华对记者说。
“种水稻和种其他农作物不一样，水稻要每天浇水。”3月底开始育秧，5月初开始插秧，直到9月份收割，每年这150多天，都是姚秋云最忙碌的时候。
尽管种植水稻与种植其他农作物相比要麻烦许多，但几十年来年复一年的劳作，已让村民们习以为常。
“头些年潮河里的水量比较多，大伙不必为稻田的用水发愁，以前都是我们村用潮河的水自个儿发电。”姚秋云说。
但2000年以后，每年4、5月，潮河都会断流，而这段时间正是稻田里用水量较大的时候。于是，为了争夺河水，村民白天黑夜里都会守候在各自的稻田边，惟恐河水流到他人田里。
截水到自家田地，成为这个时候村民们主要任务。“有时候亲兄弟也会反目，去年上游就有两村为了水打起来了。”红旗村村支书朱凤和说。
水稻是高耗水作物，每亩水稻年耗水在1200立方米左右，是旱田耗水量的3倍。在朱凤和看来，种植水稻不仅费水，而且需要化肥也比较多，对潮河造成的污染相对就要多一些。
“稻改旱”之后，村民们再不会为水而争论不休了，浇水的次数也会由每季150多次，减少为每季4次。“消耗的化肥也少了。”朱凤和说。
其实类似“稻改旱”的工作，红旗村的村民也曾经尝试过。当时的做法是，每隔一米挖沟，将土垒成30厘米高的土台，在土台上种玉米，“但是这个方法，不仅浪费地，还浪费了不少人力。”
北京市水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完成白河、潮河流域上游10万亩“稻改旱”任务之后，已经减少水耗3000万立方米，其中潮河流域可节水1876万立方米。
但是，种植水稻是红旗村村民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稻改旱”也就改变了村民的生存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村庄社会形态的调整。
按照北京市和承德市的协议，北京对每亩田的补偿分两期，第一期2007年已经完成，第二期马上开始，但是，“2009年协议截止之后，这个项目是否继续下去，没人知道。”朱凤和说。
而且，改旱之后的土地今后是否还能种植水稻也是个问题。
“种估计是能种，但得费劲。之前进水的水沟与泄水的水沟，因为改旱已经填埋了，重新挖沟又得费时费力。”红旗村村支书朱凤和说。
眼看春耕时节就要到来，现在县国土资源局正在进行的土地平整把田地搞得高低不平，还得村民自己再平整，用村民的话说，是“全瞎了”；北京市第二期的“稻改旱”补偿款还没有下来，是种水稻还是继续种玉米，和许多村民一样，姚秋云心里并没有底。
而根据当地的农业专家称，“稻改旱”两年时间之后，红旗村的田地也就只适合种植玉米。
这就意味着，一旦2009年之后北京市不再对此补偿，红旗村的村民们要想种回水稻，已经不太现实。
或许，到那个时候，这个曾经的“水稻村”就彻底消失了。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3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