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婚姻中存在着两大困惑，一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二是道德评价与性感魅力的错位。这两大矛盾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在择偶的时候，理智的分析是一回事，身不由己地被对方吸引则是另外一回事。
    家长们在帮着儿女找对象的时候，以过来人的经验，着重对方的两方面：一是由于生活的磨砺，让他们把财富看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民以食为天么；二是喜欢选择那些老实本分的人，觉得忠厚老实型的适合过日子。也就是两厚，家底是否厚实，人是否厚道。
    家长们极力想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子女，也希望子女能明白自己的一番苦心。子女到了婚龄，家长们离当初青春萌动的时候已经很遥远了；岁月的流水将他们当初的感受已经冲得很淡，甚至完全冲去了。父母们自己当初在择偶的时候，也未必主要是考虑这两点。这人在考虑自己和别人的感受的时候，咋就那么不一样呢。
    我想起文革那会儿，没少看哭哭笑笑的朝鲜影片。其中一部叫《革命家庭》的宽银幕黑白影片，有一个片段成了当时人们的笑谈。老父亲在给儿子挑选儿媳妇，他拿出一张姑娘的照片给儿子看。那姑娘有一张面团似的脸，父亲一脸认真地对儿子说：“她能挣600公分呢”，儿子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那时看电影都是人山人海的，放这个镜头的时候，电影场上爆发出洪水般的笑声。那句“600工分”的话，也成了人们对电影的经典记忆；成了生活中人们互相打趣的常用词。每个班里胖胖的女同学，都会被男同学叫600工分，她成了胖女孩的统称了；谁娶的媳妇要是很胖时，别人就会笑话那小伙找了个600工分，这成了人人都会说的笑话。当时只是觉得好笑，一说起600公分就想笑，现在才多想了一层，在朝鲜那样的革命家庭里，人也不可能一心只想干革命。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一个工分是多少，但是，那位老父亲的话明显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这胖姑娘比一般瘦弱的女子能挣更多的工分，娶她更实惠。
    无独有偶的是，我们现在在媒体上，经常会看到印度烧死新娘的报道。说是印度某位姑娘，由于家道贫寒，出嫁之后被夫家活活烧死。不管是朝鲜的笑话，还是印度的悲剧，都表现出人们考虑择偶时，对财富的重视和偏爱。
    上面说得是现代，古代婚嫁中对财富更是讲究到成了一种风俗。中国古代婚嫁，讲究的是嫁妆和聘礼。
    古今中外的婚俗文化，都传达出一个信息，家长们非常在乎子女婚后在对方家里的地位和物质生活。希望孩子们在结婚的时候，就能被对方家庭重视；婚后，能享受到对方带来的物质财富。而体现身份和身价的嫁妆和聘礼的多少于贵重，也成了男女婚后炫耀的资本。《红楼梦》里，王熙凤动不动就说她从娘家带来了多少东西。而聘礼差、嫁妆少的主，则会被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们耻笑。可见古今中外的婚姻风俗中，财富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一习俗延续下来。对财富的渴求并未改变，只是财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化。我记得文革当中有所谓三转一响带喀嚓之说，这三转指的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喀嚓指的是照相机。还有36条腿或是48条腿之说，这指的是家具的腿。一件家具一般是4条腿，36条腿应该是9件家具，48条腿当然是12件家具了。
    现在的财产内容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有一个亲戚给我说，她女儿在上夜大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小伙子追求她，姑娘回来一说，做母亲的马上决定自己先相相。母亲和小伙子约在一个饭店里，刚说了几句，母亲就立即切入正题。问他的家庭情况，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收入多少。听说小伙子没有自己的住房，更没有车子，我那亲戚没聊几句，转身就走了。她不无鄙夷地对我说：“这样的条件还想娶我的女儿”。我还有一个亲戚，女儿嫁给了日本人，嫁过去一年多，女儿就给父母在打浦桥买了一套大居室的商品房，并尽量选用高档材料装潢，还配上了高档家庭用品。老父老母也被接到日本去玩了一圈，整个行程花了20多万元人民币。回来之后，亲戚们好生羡慕。
    婚姻中的财富情结，似乎也成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精明的标志。能尽可能地结婚捞到财富的人，会被别人羡慕为很有手段，很有本事，很有心机；反之，如果姑娘什么都捞不到，则会被别人讥笑为送上门的，让人觉得很傻。
    然而，别人羡慕是一回事，自己是不是喜欢对方，和被对方喜欢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人虽然通过婚姻得到了很多物质上的满足，也让亲戚朋友同事们羡慕不已，但对方那种类型的人，那种相貌气质和个人风格，未必就是自己喜欢的类型。理智的择偶和情感的满足往往很难统一。当然，最理想的是：从理智上来说，对方拥有财富、人品和社会地位；从情感上来说，又特别喜欢对方和被对方所喜欢。而现实中往往是两难，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这种矛盾体现的最充分的，莫过于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家庭与情感了。从理智上来说，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可谓首选。这样的男人，既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又拥有财富和正派的人品。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种类型的男人不能给安娜以情感上的满足，让她魂牵梦绕的是花花公子渥伦斯基，一个情场上的老手和高手。他的人品和社会地位完全无法与安娜的丈夫卡列宁比，但安娜却为他要死要活，欲罢不能。
    同样的故事还有现实中的，在上海家喻户晓的杨玉霞毁容案。此案已过去多年，还是经常让人想起。小学教师杨玉霞和有妇之夫徐国初勾搭成奸，杨玉霞迁怒于徐的妻子和女儿，残忍地将她们用浓硫酸毁容。案发之后，杨玉霞的丈夫曾给别人说，他下了班之后哪儿也不去，把所有的工资全部交给杨玉霞，家里的家务也大都是他做的，他不知道杨玉霞为什么不喜欢他，要为这样一个无钱无势的男人愿意去死。杨玉霞却在和徐国初的几次鱼水之欢之后，跪下来对许国初说：“我吃死你了”。而徐国初的老婆，那位被杨玉霞毁了容的可怜的女人，即使被徐国初的婚外情彻底地毁了容貌也毁了自尊，她也没有表现出对徐国初应有的愤恨。人们很容易这样来想，如果当初杨玉霞的丈夫，娶得是徐国初的妻子得话，俩个善良又本分的人在一起，那日子该是多太平，又多幸福呀！从理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从感情来说，这两个老实人可能谁也不会喜欢对方。我所说的理智与情感的错位，在这个案子上体现的非常充分。
    婚姻中的第二大困惑，是道德评价高的人未必性感有魅力，而性感有魅力的人可能道德评价很低。这点也不难理解。不是人出了问题，而是人类的道德本身有问题。自古延续至今的道德，往往把对性的冷漠给予较高的道德评价；而热衷于性的人，则给予道德上的鞭笞。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古人，但从古戏上古典小说中，很容易看出这样的价值观念。
    为了描写武大郞的人品好，表现就是他整天在家做炊饼，然后挑着担子去卖炊饼，他给人以善良忠厚，吃苦耐劳的印象，这在传统道德里能得到较高的评价。为了描写西门庆的人品坏，他被描写为游手好闲的人，没事就泡在妓院酒楼茶馆里，整天无所事事，花天酒地，游走在花街柳巷之间。这样的人道德评价就很低。但就那么的奇怪，谁也不能否认武大郞是个好人，一个忠厚的男人，而西门庆则是一个轻薄的公子哥型的人物；如果从理智上来说，结婚当然是选武大郞式的更可靠，更可托付终生了，而西门庆式的，要想维持长久恩爱，难。但尽管这样，潘金莲最后不是还是把武大郞杀了吗？很显然，从情感上来说，他更喜欢西门庆。如果只是把潘金莲看成一个淫妇，是个别女人，甚至淫荡女人的个人偏好，这事就简单了，也不值得我们来讨论了。问题在于，如果把这两种男人拿给所有的女人去选择，她们会怎么选择呢？我没有做过这样的调查，但是我敢说句很肯定的话，所有的女人当着大伙的面嘴上都会说，他们更喜欢武大郞；而心里则会无一例外的更青睐西门庆。潘金莲为着西门庆那样的男人而杀掉武大郞式的丈夫的杀夫案，在社会上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但倒过来，如果某女已经嫁了一个西门庆那样的花功极好的丈夫，她为了忠厚老实的武大郞似的男人而杀了丈夫，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以上两方面的困惑时时困绕着婚姻中的人们，尤其是婚姻中的女人们。而解开此心结，则没有良药。我在前面的文章里，还有很多是探讨婚姻问题的，此文是我的“恋爱婚姻家庭”系列文章之一。读者可以联系起来看。
    我认为，婚姻是上帝给人类出的一道永恒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