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仇和主政，昆明会克隆“宿迁经验”吗？

昆明公布领导电话及分工情况，迅速引发“昆明纸贵”的奇观和各界一片热议。在一片叫好声中，我们不妨也冷静思考：如果不是仇和前来主政，昆明会移植“宿迁经验”吗？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早在2001年9月，仇和主政下的宿迁市就用了《宿迁日报》3个整版，公布从市委书记、市长到4县1区四套班子、市直81个部门和单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职责及办公电话。2004年，《宿迁日报》再次以对开4版公布宿迁市、县(区)所有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分工情况和联系电话。由此看来，公布领导电话已经是好多年前的创举了，但是，这样一个受到群众普遍期待和欢迎的措施，为什么一直应者寥寥，就是在昆明被“克隆”也只是在仇和主政后才姗姗来迟？

宿迁市委一位官员2月18日对仇和在宿迁推行这一做法的初衷所作的解读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强制性地给官员“洗脑”，“逼他们树立为百姓服务的意识”。而这种“强制性”似乎在昆明的实践中同样得到了印证：19日重庆晨报的消息说：昨日，市民杨先生称，上午10点半左右，他连续拨打了媒体公布的4个政府部门领导电话反映问题，但都没有人接听。随后，记者在上午10点40分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5点20分这两个时段，拨打了昆明市有关部门35个副局长的电话，结果有13名副局长接听到电话，其余22名副局长的电话无人接听。

我们并不否认领导们事务缠身，或因外出，或因手头有紧要的事急着处理，因此不方便或接不到电话。但是，仇和的“激进”和“铁腕”是早已出了名的，一项新政推出之初，就有如此大多数的副局长公示的电话成了“聋子的耳朵”，实在不能不让人觉得有“弦外之音”：一些人其实很不情愿，即使上面逼着，也只能硬着头皮应付。由此，仇和为什么要去“强制”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一些地方为什么便民、为民政策难推开，作风难转变的深层次原因同样可以想见了。

笔者无意怀疑仇和新政的初衷，更无意给这种“阳光政务”泼冷水。只是觉得，比起仇和的政务公开举措来，至少有两点似乎更值得人们关注和期待：第一，良好的执政机制，良好的官场作风，要靠执政体制做支撑，而不能仅仅靠一两个仇和这样的“激进派”来推动，毕竟少数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第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要靠全体党员干部自觉自主、身体力行，而不能仅仅靠外力的作用。党的干部如果怕干事，怕麻烦，怕监督，要等上面“逼”，甚至在“压力”面前还在变着法儿规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又该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