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思痛录》的可贵之处


  韦君宜《思痛录》的可贵之处

  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罕见的好书。但好处究竟在那里呢?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先来引书中的一些重要段落,自然也是在我看来这些话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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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有必要回溯走过的道路。我们只有从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才能做出正确的思考与认识。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长远的观点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

  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纣为虐。

  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高潮里,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

  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倾运动”是继承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是由于那样在农村里胡作非为,弄得人民挨饿,凡有眼睛的,下乡都看见了,回来免不了反映反映,结果把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倾,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后来把这个问题都归咎于彭德怀元帅,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看到那些事。

  从此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说凡是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这一下子,打击面就大了。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这个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话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识分子。稍有不满的人,全打了进去。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倾运动中是闹得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山西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摘自《思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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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思痛录》的看法,古远清的下面一段话可以作为代表:“老作家韦君宜的新著《思痛录》,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在晚年宣布自己和极左路线不共戴天的好书。作者敢讲真话,把当年政治运动中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和“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痛加剖析,还把反胡风、反右斗争中的一些细节大胆披露出来。为研究中国当代思潮史、文学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这样的看法,作为评论文字虽不宜苛求,说到缺陷,真正超出常人的真知灼见,对于个人说来,敢不敢讲出来固然是重要的,但有没有这样的真认识才是关键。例如,那些认为指斥社会、指斥他人就是敢讲真话的人,是不可能讲出重要的真话的;固执于浅层思维方式,将责任推给社会、推给他人,已经是严重局限;如果当时的潮流中,个人是帮凶者角色,或者做了若干荒唐事,迄今既无痛恨之意,又无愧色,那又谈得上什么真假呢?我想,这也是深刻的反思者屈指可数的原因所在。

  某个政党或集团的纲领、重要的社会思潮,凡是对社会的实际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即使并不反映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仅这些纲领、思潮的提出者,当初自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这些纲领和思潮是和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某一方面相联系的。例如1958年大跃进就是典型,浮夸风其实还只是表面现象,以狭隘的小生产眼光看待和指导当代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这才是基础性的原因。解放之初,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仍然很低,近于一穷二白的中国经济现状,制约着广大的人们的眼光和行事方式。较清醒的人是有的,但并不是社会的主流。韦君宜的书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以大跃进为例,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问中就明确指出:大跃进“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

  前段时间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详细地摘录了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的言论,作者试图证明,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比毛泽东更左,刘少奇应对大跃进负主要责任,而毛泽东则是极力纠正当时的左的偏向。我以为,即使该文的内容部分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如要论领导责任,毛泽东当然应是主要责任人,他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决定了这一点;如果毛泽东真的拟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适当的社会经济政策,以他的能力,怎会无法推行?邓小平的话实际已经讲清了。但我在此更关注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

  回顾解放以来毛泽东主政的历史,确实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把握与实施,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等人是比毛泽东清醒得多。但是更大程度上他们是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

  毛泽东1958、1959年部署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是见诸于正式文献的;还曾从一篇讲中共党史的文章中看到,刘少奇那时谈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时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这是共产党的党纲。对此他也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不必说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距离反映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是如此之遥远,直到现在,被官方或主流社会认可的那一本经济学著作,达到或接近了这样的水准呢?不错,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务或经营层面,或者说在经济体制的众多具体方面,是直接可以拿来的,但局限于此,不可能还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因为并没有由此解决:什么才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呢?一部《资本论》,并不是号召人们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样的话,几千字的政治传单就足够了,而是要在科学上阐明:什么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才是《资本论》的宝贵之处。

  就像卓越的自然科学著作一样,杰出的社会科学著作,粗看似乎与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距离遥远,其实却反映着社会的深层规律。当社会的普遍认识仍然局限于以往的浅显思维,凭籍“良好愿望”之类,不可能引导人们走上康庄大道的。

  似乎只有在当代西方思想家或政治家的引领下,中国和世界才会有出路,那自然不必在此进行讨论的。

  再回过头来看上面已经引用的韦君宜的两段话:“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这些现象所反映的,正是社会认识的普遍局限。请想一想,康有为的《大同书》,居然成了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思想武器,映照出的是怎样窘迫的社会境界!实际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好不到那里去。

  就个人而言,真的勇者不但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社会,而且勇于剖析自己当时的行为和心路历程,韦君宜无疑是出类拔萃的。要做到这样,人格的高尚与深度认识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2008-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