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思痛录》的可贵之处
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罕见的好书。但好处究竟在那里呢？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先来引书中的一些重要段落，自然也是在我看来这些话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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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有必要回溯走过的道路。我们只有从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才能做出正确的思考与认识。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长远的观点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
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纣为虐。
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高潮里，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
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倾运动”是继承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是由于那样在农村里胡作非为，弄得人民挨饿，凡有眼睛的，下乡都看见了，回来免不了反映反映，结果把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倾，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后来把这个问题都归咎于彭德怀元帅，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看到那些事。
从此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说凡是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这一下子，打击面就大了。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这个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话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识分子。稍有不满的人，全打了进去。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倾运动中是闹得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山西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摘自《思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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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痛录》的看法，古远清的下面一段话可以作为代表：“老作家韦君宜的新著《思痛录》，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在晚年宣布自己和极左路线不共戴天的好书。作者敢讲真话，把当年政治运动中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和“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痛加剖析，还把反胡风、反右斗争中的一些细节大胆披露出来。为研究中国当代思潮史、文学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这样的看法，作为评论文字虽不宜苛求，说到缺陷，真正超出常人的真知灼见，对于个人说来，敢不敢讲出来固然是重要的，但有没有这样的真认识才是关键。例如，那些认为指斥社会、指斥他人就是敢讲真话的人，是不可能讲出重要的真话的；固执于浅层思维方式，将责任推给社会、推给他人，已经是严重局限；如果当时的潮流中，个人是帮凶者角色，或者做了若干荒唐事，迄今既无痛恨之意，又无愧色，那又谈得上什么真假呢？我想，这也是深刻的反思者屈指可数的原因所在。
某个政党或集团的纲领、重要的社会思潮，凡是对社会的实际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即使并不反映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仅这些纲领、思潮的提出者，当初自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这些纲领和思潮是和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某一方面相联系的。例如1958年大跃进就是典型，浮夸风其实还只是表面现象，以狭隘的小生产眼光看待和指导当代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这才是基础性的原因。解放之初，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仍然很低，近于一穷二白的中国经济现状，制约着广大的人们的眼光和行事方式。较清醒的人是有的，但并不是社会的主流。韦君宜的书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以大跃进为例，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问中就明确指出：大跃进“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
前段时间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详细地摘录了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的言论，作者试图证明，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比毛泽东更左，刘少奇应对大跃进负主要责任，而毛泽东则是极力纠正当时的左的偏向。我以为，即使该文的内容部分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如要论领导责任，毛泽东当然应是主要责任人，他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决定了这一点；如果毛泽东真的拟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适当的社会经济政策，以他的能力，怎会无法推行？邓小平的话实际已经讲清了。但我在此更关注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
回顾解放以来毛泽东主政的历史，确实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把握与实施，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等人是比毛泽东清醒得多。但是更大程度上他们是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
毛泽东1958、1959年部署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是见诸于正式文献的；还曾从一篇讲中共党史的文章中看到，刘少奇那时谈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时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这是共产党的党纲。对此他也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不必说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距离反映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是如此之遥远，直到现在，被官方或主流社会认可的那一本经济学著作，达到或接近了这样的水准呢？不错，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务或经营层面，或者说在经济体制的众多具体方面，是直接可以拿来的，但局限于此，不可能还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因为并没有由此解决：什么才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呢？一部《资本论》，并不是号召人们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样的话，几千字的政治传单就足够了，而是要在科学上阐明：什么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才是《资本论》的宝贵之处。
就像卓越的自然科学著作一样，杰出的社会科学著作，粗看似乎与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距离遥远，其实却反映着社会的深层规律。当社会的普遍认识仍然局限于以往的浅显思维，凭籍“良好愿望”之类，不可能引导人们走上康庄大道的。
似乎只有在当代西方思想家或政治家的引领下，中国和世界才会有出路，那自然不必在此进行讨论的。
再回过头来看上面已经引用的韦君宜的两段话：“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这些现象所反映的，正是社会认识的普遍局限。请想一想，康有为的《大同书》，居然成了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思想武器，映照出的是怎样窘迫的社会境界！实际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好不到那里去。
就个人而言，真的勇者不但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社会，而且勇于剖析自己当时的行为和心路历程，韦君宜无疑是出类拔萃的。要做到这样，人格的高尚与深度认识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2008-1-28
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罕见的好书。但好处究竟在那里呢？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先来引书中的一些重要段落，自然也是在我看来这些话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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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有必要回溯走过的道路。我们只有从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才能做出正确的思考与认识。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长远的观点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
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纣为虐。
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高潮里，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
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倾运动”是继承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是由于那样在农村里胡作非为，弄得人民挨饿，凡有眼睛的，下乡都看见了，回来免不了反映反映，结果把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倾，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后来把这个问题都归咎于彭德怀元帅，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看到那些事。
从此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说凡是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这一下子，打击面就大了。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这个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话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识分子。稍有不满的人，全打了进去。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倾运动中是闹得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山西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摘自《思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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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痛录》的看法，古远清的下面一段话可以作为代表：“老作家韦君宜的新著《思痛录》，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在晚年宣布自己和极左路线不共戴天的好书。作者敢讲真话，把当年政治运动中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和“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痛加剖析，还把反胡风、反右斗争中的一些细节大胆披露出来。为研究中国当代思潮史、文学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这样的看法，作为评论文字虽不宜苛求，说到缺陷，真正超出常人的真知灼见，对于个人说来，敢不敢讲出来固然是重要的，但有没有这样的真认识才是关键。例如，那些认为指斥社会、指斥他人就是敢讲真话的人，是不可能讲出重要的真话的；固执于浅层思维方式，将责任推给社会、推给他人，已经是严重局限；如果当时的潮流中，个人是帮凶者角色，或者做了若干荒唐事，迄今既无痛恨之意，又无愧色，那又谈得上什么真假呢？我想，这也是深刻的反思者屈指可数的原因所在。
某个政党或集团的纲领、重要的社会思潮，凡是对社会的实际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即使并不反映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仅这些纲领、思潮的提出者，当初自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这些纲领和思潮是和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某一方面相联系的。例如1958年大跃进就是典型，浮夸风其实还只是表面现象，以狭隘的小生产眼光看待和指导当代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这才是基础性的原因。解放之初，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仍然很低，近于一穷二白的中国经济现状，制约着广大的人们的眼光和行事方式。较清醒的人是有的，但并不是社会的主流。韦君宜的书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以大跃进为例，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问中就明确指出：大跃进“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
前段时间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详细地摘录了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的言论，作者试图证明，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比毛泽东更左，刘少奇应对大跃进负主要责任，而毛泽东则是极力纠正当时的左的偏向。我以为，即使该文的内容部分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如要论领导责任，毛泽东当然应是主要责任人，他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决定了这一点；如果毛泽东真的拟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适当的社会经济政策，以他的能力，怎会无法推行？邓小平的话实际已经讲清了。但我在此更关注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
回顾解放以来毛泽东主政的历史，确实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把握与实施，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等人是比毛泽东清醒得多。但是更大程度上他们是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
毛泽东1958、1959年部署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是见诸于正式文献的；还曾从一篇讲中共党史的文章中看到，刘少奇那时谈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时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这是共产党的党纲。对此他也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不必说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距离反映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是如此之遥远，直到现在，被官方或主流社会认可的那一本经济学著作，达到或接近了这样的水准呢？不错，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务或经营层面，或者说在经济体制的众多具体方面，是直接可以拿来的，但局限于此，不可能还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因为并没有由此解决：什么才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呢？一部《资本论》，并不是号召人们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样的话，几千字的政治传单就足够了，而是要在科学上阐明：什么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才是《资本论》的宝贵之处。
就像卓越的自然科学著作一样，杰出的社会科学著作，粗看似乎与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距离遥远，其实却反映着社会的深层规律。当社会的普遍认识仍然局限于以往的浅显思维，凭籍“良好愿望”之类，不可能引导人们走上康庄大道的。
似乎只有在当代西方思想家或政治家的引领下，中国和世界才会有出路，那自然不必在此进行讨论的。
再回过头来看上面已经引用的韦君宜的两段话：“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这些现象所反映的，正是社会认识的普遍局限。请想一想，康有为的《大同书》，居然成了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思想武器，映照出的是怎样窘迫的社会境界！实际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好不到那里去。
就个人而言，真的勇者不但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社会，而且勇于剖析自己当时的行为和心路历程，韦君宜无疑是出类拔萃的。要做到这样，人格的高尚与深度认识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2008-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