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将老子奉为圣贤，甚至出现了贬低孔子以抬高老子，借孔子之口赞扬老子，将老子的思想地位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并列，称之为“黄老之学”、“黄老之道”、“黄老之术”的情况。司马迁在史事的记述中，就客观上反映了这种历史实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孝武本纪》又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

 

现在，随着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播放，人们通过剧情中有关汉武帝时期“崇黄老”与“崇儒学”之间对立和斗争的史事表现，认为黄帝与老子的哲学思想一致的观念，就更加普遍。再加上有些学者对老子思想仍在进行不适当的拔高，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是中国的“哲学之父”，其思想是如何地“博大精深”，如何地“奇妙”，并号召全国人民都来学习《老子》哲学，认为这就是弘扬了中华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如何“有好处”等等。这就使老子的一些错误思想不仅得不到纠正，而且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影响一些人们的头脑。

 

事实上，这对于民族思想建设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多数的人们就不会知道，所谓《老子》哲学思想，既有正确的成分，亦存在着大量错误、乃至于非常有害的离经叛道之说。更何况，老子的思想既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是学中国上古之“道”，而又绝大部分思想离经叛道，反对中国传统道学思想理论的。因此，将老子的思想言论称之为“博大精深”是不能成立的，言之为中国的“哲学之父”，是严重背离中国哲学史的历史事实的。

 

在客观的历史事实上，老子的思想不仅同黄帝哲学思想不一致，而且从哲学思想体系上说，基本上是与黄帝的思想理论相对立的。老子也根本不是什么“中国哲学的创始人”，而是用颠倒语序、割裂语意、歪曲原义之法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等篇章的辞句，贩卖“绝学”、“绝圣”、“弃智”、“不尚贤”思想，鼓吹“愚民”而治，竭力反对大有作为，以为封建独裁统治服务的一位离经叛道者。所谓《老子》哲学，完全是被封建独裁统治者抬举起来进行愚民的一个御用工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产生很早，它至少产生于七八千年以前，这就是伏牺氏时代画八幅及六十四幅图案性挂画，以克服无文字这种语言载体而传播哲理的困难，将哲学理论传播于后世的历史事实。到距今五千年以后的历史上，因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已经开始被创造出来，并且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使用，人们学哲学便会很自然地对图案性挂画加上注释性的文字，以帮助记忆卦名、卦义所表达的哲理，这就是中国书籍最早出现的情况。此后，其整理出现的，便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连山》、《归藏》两种《易》经版本。所以，《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著作。

 

轩辕黄帝肇造了国家制度之后，就是以这种古老的哲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礼仪、以及伦理道德规范以治理国家，这不仅如孔子所说的那样，建立了一个以民为本位的“大同”社会制度，同时也给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奠定了历史形成的基础。史载黄帝令史官仓颉造字述史，事实上就是一种搜集整理、规范原有文字，并按一定的文字规律增创新文字，以丰富文字表达思想和语言功能，用行政手段在全国统一推广使用文字的历史事件。由于有了统一的、规范性的文字使用，脱离了图案性挂画，用纯文字写成的道书也就在随后问世，如史籍所载的《风后》、《力牧》、《黄帝经》之类。

 

在夏禹颠覆了五帝时期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变天下为公成帝王一家之私的“父传子，家天下”君主独裁政治制度后，就千方百计歪曲、抵制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其具体作法就是炮制出一个《洪范九畴》以取代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同时，又“神道设教”，千方百计歪曲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并建立卜筮制度，进行愚民统治。这是因为，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完全是依照客观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哲学理论。这种哲学理论对于建设民主、法制、公平、公正、有序、和谐、天下大同的社会制度是有其指导意义的，而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的君主独裁制度，则是处处违背中国古典哲学道理的。所以，自夏代以来，历代的封建独裁统治者都“神道设教”，以歪曲和抵制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要务。至商代，又发展起以牛骨、龟甲先钻孔，后烧烤，使之裂纹以测吉凶的“愚民”手段。是时，迷信神鬼、占卜之风充斥了整个社会。由于用牛骨、龟甲卜筮，普通百姓很难做到，商末，周文王又研究了利用八卦挂画加枯草棍进行卜筮的方法。周文王死后，其子姬旦继承父志，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更改卦名，改写卦、爻辞，搞出了一个《周易》以作卜筮用书，还规定成制度，在全国推行这种占卜方法。由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便产生了历史的膈膜，不了解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了。

 

在不了解中国古典哲学产生的实际历史，不了解中国古典哲学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之后，光靠少量纯文字的道书传播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而且客观上又在受到封建统治者竭力抵制的情况下，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传播与传承，就逐渐产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就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出现哲学理论上的谬误。例如，战国之际就有人对中国古典哲学名词中的“阴阳”产生了不甚明白的实际情况，言阴阳是“气”；尉缭子不懂黄帝所说的“刑德相养”，也是很好的例子；到了秦汉之际，更有不少人以为黄帝与老子都重言“道”，就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与儒家思想对立的。于是乎，就将黄帝与老子的思想连称，谓之以“黄老之道”、“黄老之术”。

 

其二，后汉以来，由于产生于中国的尊神宗教为了抬高自己，盗用中国古典哲学名称“道”为教名，又以老子的《道德经》（今通称《老子》）为宗教经典，这就不仅造成中国人对“道”与“教”在一定程度上的混淆。同时，又客观上使《老子》思想大行其道，做到了人人皆知，而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思想理论则不为人知的实际历史情况。

 

其三，老子的思想，由于很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就被统治者们以其所掌握的社会公共权力所美化。如秦始皇为实现“绝学无忧”而焚书坑儒，汉武帝为禁绝学术争鸣而“罢黜百家”，唐代帝王贬低《周易》的经典地位，而下令全国士庶都抄写《道德经》诵读，并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到处大兴土木建造道教宫观，供奉老子等等。这样，就把一个有害于民族思想精神的人吹捧成了至高无上的圣贤。

 

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黄帝与老子的思想从根本上是相互对立的，老子之书是抄袭了《黄帝经·道原经》的一些辞句，而刻意宣传他的 “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不尚贤，使民不争”，鼓吹“愚民”、“无为”思想的。这种思想的继续流传、尊奉，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复兴，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这种新的历史形势之下，我们就有必要举历史的事实，对老子的哲学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解剖与分析，分清哪些思想是对的，值得我们继承的；哪些思想是错误的、有害的，其具体的危害是什么？以及阐明我们为什么必须对这些进行分析、批判、澄清是非而扬弃之。

 

秦汉以来，人们不是将老子的思想与黄帝的思想并列，以称“黄老道学”、“黄老之术”么？那么，我们就将黄帝思想同老子的思想进行一下对比，以说明黄帝与老子在哲学思想理论上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上人们对于黄帝哲学思想理论的认识，主要是依据《黄帝经》、《黄帝内经》以及诸子百家对黄帝思想的记述与引证；对于老子哲学思想的认知，就是依据《道德经》（今通称《老子》）。《黄帝经》一书虽然在历史上失传了两千多年，但其自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后，已见诸于很多公开出版物，并不难找到。当我们将《黄帝经》和《老子》这两部书对照性地进行一点研究，问题也就自然会变得十分明白。

 

当然，要分清黄帝与老子的哲学思想孰是孰非，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界定标准，没有正确的是非界定标准，就难以判断是非。而要在两种哲学思想理论之中判断是非，其标准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标准，二是实践标准。在理论标准上，我们就以《易》经卦画载体传承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标准，这样就不仅能够剔除周代以来封建统治者们塞进《周易》中的伪货，恢复中国古典哲学的本来面目，以为界定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是非。同时，亦可借此普及一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以为我们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一种借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就举以古今社会历史事实，作为哲学思想理论是非上的又一个判断标准。如此，这个问题就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做得到的事，只有写成一本书，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这本书也就可以定名为《老子思想批判》。

为了更好地分清哲学观点上的是非，本书的写作分为四个部分：

 

一、简明扼要地介绍以《易》经卦画哲学理论载体所包涵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以此作为判断哲学理论是非的一个标准；

 

二、对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黄帝经》作一个粗略的考证，以判断其是否能代表黄帝的哲学思想；

 

三、将黄帝哲学观点与老子的哲学观点，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观点为标准，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比较，并验之以社会历史实践，以区分是非；

 

四、对老子哲学作一个总体上的简要评论，对其哲学思想

观点中正确的部分加以肯定。同时，更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错误观点、错误观点的产生根源、以及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危害。

 

这样做，可能就会更客观一些，全面一些，准确一些。如果我的研究与评论能够作到客观、全面、准确，也就不会误人而害国了。

 

以上这些话，是需要在《前言》中向读者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