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在如饥似渴地读完逐步开放的一些中外名著后，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新的确定。由于我在文革灾难期曾逃到浙江奉化锦屏山上的一个藏书楼钻研过《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等书，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自己觉得最缺少的还是世界学术根基，因此决心从希腊哲学开始，一点点补上。

　　这在当时，还缺少足够的中文译本，我只能借助于图书馆的英语藏书部，读世界各国学术名著的英译本。这不难找到，国外出过很多古典学术丛书，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里就有不少，很多老教授捐赠的书里，也有这样的版本。

　　可惜，我的英语水平有限，读得很慢，还需要经常向英语专家请教。理论书经英译后，用词量不大，比较固定，比读原版的小说、戏剧作品容易得多。后来我为了写作《世界戏剧思想史》，还亲自翻译了很多古典的学术著作。翻得很累，但越累，钻研得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