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出路在释放创造力


      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集会,无疑是本周最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从经济成就而言,近30年确实有很多可娓娓道来之处;甚至对于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从政府报道到高层官员的言论中,也能听到“居安思危”的判断。总体上,中国社会似乎在稳健发展——不断解决问题。

      这就是真相?或者“全部真相”?我不是很确信,但也不盲目否定。我注意到,除了官方语言,对这三十年成就持肯定意见者,多将理由放在经济层面,尤其是“总量”或者“人均总量”;在经济领域之外,“稳定”是另一个关键词;而持有保留意见者,大多坚持指出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或许更高的代价。哪一种更真实?是主流?

      在我看来,两种意见难分伯仲,也就意味着时间还不够——不足以做出评判。但历史本身,还是能够提供一些镜鉴。需要梳理的要点至少有:驱动30年前那轮改革的原动力是什么?从那至今的改革,是否遵循严格的“路径依赖”?在诸多诉求中,哪些诉求始终占据主流?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最后一个已经涉及到终极价值。而迄今为止,我的理解分别是:当初的改革完全是危机因应型的——“过左”的政策已到尽头,于是转向“右”;而在此过程中,除了执政党地位、发展经济等主线,改革目标不断处于动态调整中,改革所依赖的主要动力也在不断分化、组合。这也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最大的问题是:这造成了群体性信仰危机——最终会否集体性迷失?又或者,真正探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三十周年集会发布的信息中,我最看重的是充分释放社会创造力的表述——我对此寄予厚望:如果不限于经济领域,那么集体智慧总会胜于精心的“模仿”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