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国庆之后的第一周竟然如此繁忙，从周一到周日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这周要给别人讲两次课，自己上两次课，写一篇经济散文，改一篇学术论文，参加一次师门学术讨论，去上海两所大学为一次演讲和一篇论文报告做准备......

说说上海之行吧。10日，8点半，我从人大出发。11点，和杨其静从首都机场起飞。下午1点，我们到达上海虹桥机场。下午2点半，我到达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此时离讲座开始还有半个小时，邀请我来的青年教师带我参观了他们研究院的资料室。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国内外经济学期刊，于是随便问了一下他们的科研考核标准。他说，《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少数几本期刊算A类，还有几本社科院的期刊算B类，不过评职称时主要看A类，C类刊物用处不大。我问，《人民日报》和《新华文摘》算什么？他说，什么也不算。那本校的刊物呢？他说级别算B类，但是内部奖金折半。没有想到会计专业也这么重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刊物。他说，他们研究院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发表国外论文了。是的，他们在科研考核方面比较市场化。和我一样，这位青年教师也是2006年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和我不一样的是，由于成果突出，他今年直接从讲师晋升为正教授。3点正，讲座开始了。我给他们报告的题目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组织治理》。914会议室济济一堂，还有好几个人站着，据说还有好些听众是非会计学院的。应学生的要求，我将讲座的参考文献列举在“白鲨在线”上。2个小时的讲座，听众很热烈，学生们蓬勃的求知欲让我感动。近5点，讲座结束。在和他们院长见面之后，我去杨浦区参加高中同学聚会。6点才到达世界广场，因为司机不认识路（三次打车都发现司机不认识路，对上海司机很失望）。一个高中同学是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毕业的博士，他说人大博士在社会上排名比较靠后。我说我们院一年毕业100个博士，问他们院一年毕业多少博士。他说30个，而且多数不能三年毕业。7点在同学家吃饭，他们租一个一居室一个月租金要1700元。看来，上海的房价和北京一样奇高无比。我等穷人，不知何时能够安得广厦？晚上10点，回到复旦大学卿云宾馆，和杨其静讨论了我们企业与组织理论研究中心的发展计划。

11日，上午8点，我和杨其静吃完早餐，顺便参观了复旦的校园。我们发现很多漂亮的大楼都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说明复旦的校友对学校很有感情。8点半，第二届“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会议室正式召开了。没有领导讲话。所有参会者都是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者，且大部分在经济学界初露峥嵘。所有入选会议的20多篇论文都不错，要么主题很重要，要么内容很有趣。大部分文章与这次会议的主题“大国治理与经济发展”有关，因此吸引了热烈的讨论。尽管我自己除了微观理论，其余领域一概没感觉，但也了解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并认识了一些青年才俊，还和一些“网友”见了面。伴随改革的深化，解决中国问题需要更加科学的机制和复杂的手段。而我们青年经济学者的研究也日益科学和复杂，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高深的研究并非只能纸上谈兵，而是确实有助于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我相信，现代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不是已经或者曾经达到顶峰，而是刚刚开始凸显。我无法一一谈及对会议论文的感受，但是建议大家去网上搜索有关文章，眼见为实。我自己报告的文章是和李金波等人合作的《团队生产、集体声誉和分享规则》。会议从上午8点半开始，下午5点半左右结束了，效率很高——这得感谢YES的发起者、《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何帆博士和会议的承办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和陈钊教授等人。我和杨其静匆忙赶往浦东机场，乘坐晚上8点的飞机赶回北京。深夜12点，我回到了住处。状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