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一段历史就得说真话。坦白地说，六十年代末我是极不情愿下乡的，因为早在1 966年夏我便下了一次“乡”。那一次下乡更是迫于无奈，我的父亲成了“文革”的首批牺牲品，于是我这个“狗崽子”---高中66级毕业生，既不能留校批老师，也不能去合川搞四清，被学校党支部送往通江县涪阳区新场公社群峰林场劳动改造。记得是一位名叫乔明海的党员学生送我去的。那山，大得吓人；那路，长得没完；本不富裕的我，却发觉山里人穷得象原始人。我的姐姐在这个林场当副场长，是我当时要去通江“锻炼”的原因之一，城里的政治空气紧张得让人窒息，到大山里去避一避，也是一条求生之路。

　　    然而，大山里的那股穷劲令人失望。许多农民冬天都没长裤子穿，穿一条幺裤犁冬水田；妇女干脆裸着上身，甚至十来岁的大姑娘也如此。遍山的大树又粗又高，却只能用来挖水瓢；药材、山货不计其数，山民却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十天半月吃不上一点荤腥，为吃一份没滋没味的回锅肉(每份半斤，三毛钱)，得跑60里山路去一趟公社街上的小饭馆……

　　    正因为如此，1966年底，我被学校造反派召回重庆后，便萌生了一种胆怯：去那种蛮荒之地，非但得不到任何收益，只能被落后与愚味活活吞噬，被改造成原始的山民。乃至到了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发布后，1966年的大巴山之行仍使我对插队落户充满了疑虑。当然，历史的发展是谁都难以预测的，20年后，这段经历成了我的人生财富之一，我用其写成了中篇小说《巴山蛇》，在《红岩》杂志上发表，引起了读者尤其是大巴山知青的关注。这是后话。

　　    毛主席的指示形成的巨大冲击波势不可挡，更何况我们这一类家庭有问题的，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决意随学校首批去同属大巴山脉的宣汉县插队落户，好在那时我有一位漂亮而又有才华的女朋友将与我结伴同行，以安慰我那颗对未来感到极度惶惑的心。

　　    哪知光荣榜贴出来，我傻了眼，我的女朋友小彭分到了清溪区，我却被发配到了不毛之地的大山区樊哙区。百无聊奈，只得办了户口，听天由命!一切收拾停当，第二天就要出发，却传来达县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消息。于是天助我也，这武斗一打就是半年，我的户口、粮食关系揣在衣袋里，一揣大半年，成了没有户口的城市游民。

　　    这期间城里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我父母又成了清理阶级队伍斗争的重点。那一日我与女朋友正在家里清洗衣物，忽然一群工宣队员、造反教师冲进门来一阵喧嚣，绑走了我的父亲。女朋友小彭只有1 8岁，却比我还镇定。她的出身也不好，四清期间父亲就挨过斗,说“没关系，这种斗争斗得厉害，处理得轻……”。然而我仍感到极度紧张，精神几近崩溃。恰在此时，有几个红五类子女在小彭面前反复做“思想工作”：“你出身不好，嫁给他，岂不黑在了一起?你要想想自己的前途，要嫁，也要嫁给工人阶级子女……"

　　    女朋友终于在革命阶级与反革命阶级之间作出了抉择，她有一天悄悄搬走了准备下乡的行李，不辞而别，投靠她在乡下的姐姐去了。这对我不啻是睛天霹雳，父母被打倒、关押，兄弟姐妹四散，唯一的感情依托也化为乌有，于是，这个世界对我仿佛已不存在，已毫无意义。我在床上整整睡了三个月，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每天望着天花板，无言无语……几年前前程还是如花似锦，如今竞落到这种对生活、生命感到绝望的地步，反差是这样巨大，实在难以接受。那一年，我2 1岁。

　　    终于有了一次活过来的机会。那年夏天，一位高一同学冯忠碧特地来邀约我去江津参加宣传队，说急需一名男高音歌手。我上高中时唱歌便有了名气，文革中在重庆建工学院组织的《红卫兵战歌》宣传队里混了两年，直到上山下乡已成定局才散伙。一至江津，我便成了县宣传队(九·七派)的主力队员，主演了《井冈山的道路》一剧，扮演一号主角江代表。这出戏使我在江津一炮走红，到处都有人在“传颂”重庆来了一位“高干子弟”，把江代表演神了。于是我便成了小城里的明星，我的歌喉，我的演技，甚至我那身从叔叔那儿讨来的校官服都成了小城里人们的话题，一句话，绝了!

　　    我活过来了。我这时方才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原来我在这充满纷争与险恶的世界上居然还有一席之地；没有小彭，我也可以活得有滋有味，受人膜拜!每当我在舞台上扮演无产阶级革命人物江代表时，每当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人物高唱“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受到“井冈山军民”拥戴时，我总要想到在学校、城市里受到的屈辱，得意之中时时会掠过一丝战栗与不快。于是我想，人生真是一台戏!天无绝人之路，这是那位大圣贤的话呀，真真是绝对真理!

　　    而后，我又被选人江津地区革命样板戏代表队，去省川剧学校参加四川省样板戏学习班，学习整整一套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尽管当年我已经21岁，还得每天起来象小孩子一样练压腿，学什么蹦子、平转等等。那时候，阶级斗争就像一根绷紧了的弦，但仍让我这个“狗崽子”钻了空子，像孙悟空一样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岂不让人窃笑?

　　    正因为我在江津声名大噪的缘故，当l969年秋达县地区武斗暂停，知青安置重新开始，戴罪于身的父母忙不迭地催我返渝准备随队去宣汉时，我却在江津县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一日，宣传队头头将我引见给李市区区长李某，李区长早闻我名，次日即带我去了李市公社。我只好回重庆托一位工宣队员将户口上的“迁往宣汉”改为“迁往江津”，于是便避免了再去大巴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

　　    也正因为我在江津演了几出革命剧的原因。我在那儿受到的几乎是礼遇而不是再教育。我当过区、县宣传队员，公社革委会主任秘书，区再教育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区革委主任、知青办主任和我)等等。尽管后来听说原学校曾三次发函让公社和区不要重用我，但贫下中农只认表现不认人，或者说只认本事不认出身。此后，我数次招工均因政审不合格而不能回城，但贫下中农却不嫌弃我，让我这个回城扫大街都不行的“狗崽子"去当他们革命后代的老师，真令人感激涕零。江津县的领导也颇瞧得起我，让我两次去上海，为县、公社广播站、县化肥厂采购器材，使我从彻底绝望中站了起来。如今，当“贫下中农”几个字已经从文字中消失的时候，我却常常品味着它的份量，作为中国农民的主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关照、帮助和哺育。

　　    与许多知青朋友不同的是，无论是在生产队，还是在学校、公社和宣传队，我没有吃多少苦。即使晒过几天太阳，啃过几天红苕，但与在大巴山相比，我是掉在了福窝里。人生的确无常，但只要你奋斗，你不屈不挠，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顶点。爱情的失去，有时也会变成一种动力，我要让离我而去的人看看，让历史来看看，许大立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住事如烟。当我写成这篇粗陋的小稿时，我心中依然对几十年中帮助我的人充满感激之情。历史没有亏待我，历史是一笔财富。这便是我心中的真话。

                                                                           （此文系为重庆知青文集《知哥知妹》所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