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飞
180年前，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占世界的3%~4%；180年后，中国的GDP只有世界的6%~7%，而美国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大国复兴是不是刚刚开始？
中国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过去有闯荡南洋的福建渔民，今天有在欧洲闯荡的温州老板。谁也没有能力去阻挡13亿人追求幸福生活。全民都有对财富的渴望，激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很难有力量能够抑制住中国的这种冲动
万科、招商银行（爱股,行情,资讯）、平安保险、中兴通讯（爱股,行情,资讯）、华为、中集集团（爱股,行情,资讯）……年轻的深圳诞生了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群。与这群优秀企业一起成长的，还有一个私募基金经理“部落”。作为董事总经理的但斌，和他在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东方港湾”)的合伙人，在这一“部落”中显得更具理想主义色彩。
上证指数经历了一年半的狂躁之后，从去年四季度起反复震荡。指数涨跌总是牵动市场“脆弱”的神经，而在但斌看来，漫长投资生涯中，如此考验稀松平常。投资需要智慧与常识去判断和决策，更需要耐心和毅力去坚守。
去年10月，但斌出版了自己的投资札记《时间的玫瑰》。他以此说明时间之于投资的弥足珍贵，和长期价值投资者所担负的责任和应有的谦卑。
近日，但斌接受了第一财经频道《会见财经界》和《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分享他多年来对价值投资的思考，和对中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展望。
1价值投资是更好的方法
《第一财经日报》：你从1992年起投身证券市场，经过12年的摸爬滚打，2004年你开始做私募，成立东方港湾。你投资的哲学、原则在那时是否已经形成？
但斌：从1992年到现在，差不多16年了，2004年时我也已经有12年的从业经历。那12年中我做技术分析，做短线投资，但慢慢我发现，实际上价值投资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赚钱方法。
《第一财经日报》：技术分析，看图形、看图表，也曾经帮助一些人赚过很多钱。为什么你放弃了技术分析，而选择了价值投资？
但斌：虽说做技术分析也有赚很多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做技术分析有时赚很多钱，也可能亏很多钱，不确定性很高。1992年我曾经用技术分析赚了很多，到1993年大跌时又亏了回去。我写过一篇文章《技术分析的眼光兼评中国历史》，发现技术分析可以着眼于很长期的岁月；但实际上，将它用作短线的实战操作就很难预测，并且做的次数越多，出错概率越大。
但是价值投资者一旦慎重选择了一个企业后，可以5年做一次决定，甚至10年。决定做出后，他可以多年坚持执行。技术分析随时需要根据图形、图表和数据的变化进行抉择，选择次数不断增多，失误的概率也随之增大。
这里并不是说投资方法孰优孰劣，更重要的是适合选择哪种方法，更多的是与人性有关。不妨比较一下巴菲特和索罗斯。
索罗斯的方法是寻找社会的漏洞，这可能与他少年时的经历可能有关。他是犹太人，幼年直至少年一家人生活在匈牙利。当时匈牙利的很多犹太人认为德国不会入侵匈牙利，但他父亲很有远见，认为德国入侵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整个家族换了身份、变卖了房产，德国入侵后全家移居到美国。少年的索罗斯，经历了如此极端的社会变化，不可能不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我们说“三岁看到老”嘛。
巴菲特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议员。他身上有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特点，如乐观、积极、比较理想主义。
我觉得理想主义对投资很重要，特别是对长期投资。因为只有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才有投资的信仰，有信仰才会坚定，在碰到大的挫折甚至是社会大的变化时，才能坚持下去。
所以，选择什么样的投资方法，完全基于自我的本性与人性。索罗斯与巴菲特经历的完全不一样，如果巴菲特选择索罗斯的方法，我想那肯定会失败；索罗斯选择巴菲特的方法，也会失败。
从我的本性出发，我发现价值投资更适合自己。当然，这不是排斥其他投资方法，因为我身边也有做短线从2万元做到几十亿元的，他们也很出色。
2投资不是一代人的事业
《第一财经日报》：2003年、2004年，市场仍然是漫漫熊市，那时做价值投资会不会感到很孤独？
但斌：从我们的回报看，2003年到2005年的熊市里也是赚钱的。在100多年历史中，道琼斯指数用10%~20%的时间涨了90%的幅度。剩下80%~90%的时间需要做什么？需要忍耐，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市场整体看是盘整或下跌。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投资者应该有一个比较乐观主义的心态，因为投身资本市场注定要用孤独忍耐很多东西。
过去两年牛市，在A股历史中也不是很长的时间，A股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是调整。去年也同样是一个不容易的年份：1月31日跌了100多点，2月有一天差一点大盘跌停，然后还有“5·30”。如果不能忍受这些波动，很难赚到钱。忍耐力本身可能是少数人才会有的品格和心态。
《第一财经日报》：投资者总是希望能在低位买进、高位卖出。对此你怎么看？
但斌：问题是永远无法预测明天的涨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有一段时间40元买入贵州茅台（爱股,行情,资讯），到50元就卖出。那段时间茅台在40~50元的价位波动了三次，他也来回倒腾了三次。最后当他第三次在50元卖出茅台并以为它还会再下跌后，茅台接连几个涨停板，一下子涨到90多元。
一般的投资者都有这样的心态：一个股票10元不愿意买，到了8元就愿意买，当涨到15元时他虽然认为自己错了，但就是不愿意买。另一种毛病是，大盘开始调整时，他一定是先卖出赚钱的股票，而把亏钱的股票留下来。正确的做法恰恰是应该把赚钱的股票留下来——最好的股票都不愿意拿，怎么能赚到很多钱呢？
回到茅台的问题上。一些股民以为自己能在170元买入，在200元卖出，但一旦市场真有大的调整，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开始质疑170元是不是调整的底部，会不会调整到160元甚至更低，是不是要再等一等。而实际情况恰恰是茅台上了180元，甚至涨到了200元。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有反复的大势调整，但都比当初的170元要高。而投资者则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入。所以说，人们往往都想得太简单了。
一个人如果短线做得很出色，不用成功太多次，只要50次，每次赚19.8%，那么100万元的本金到了第50次就变成了83亿元。有这样的人吗？很少很少。做对50次，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现实的赚钱方法。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会问，按你的观点长期持有，什么时候是个头？
但斌：做投资，很多人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利益。如今年赚多少，明年赚多少，最多是看两三年之后的事情。实际上，投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它不是这一代人的事业，它可能是几代人的归宿。
我见过一个境外同行，管理着一只基金。他的基金有两类客户：一类是基金中的基金，就是自己不做直接的管理，而是把钱拿给别人去管；另一类是欧美的家族基金会。在他的运作过程中，遇到市场涨跌，基金中的基金的那些客户就要问我的朋友，跌这么多怎么办，他们很担心；而欧洲的家族基金，他们的钱交给我的朋友后根本问也不问。他们着眼的是未来10年甚至20年；是着眼于他们投资的国家的现状、将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和能选择到最好的行业、最好的企业进行投资。这位同行告诉我，真正在他那里赚到大钱的是这些欧洲的投资者。
事实上，以欧洲这些家族基金着眼长期的眼光，想亏钱都不容易。
3寻找穿越周期的行业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要概括你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的投资哲学，可以用哪句话？
但斌：就是这本书的题目——时间的玫瑰。
这几年，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证券市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时间的魅力。投资也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用时间、用生命在换取财富。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时间面前，都会黯淡无光。
在过去100年中，如果一个美国家庭把家庭财产投资到黄金、票据、债券和股票这几类资产中，那么100年后这个家庭的状况会大不一样。但是，如果把钱放在箱底，那么1930年1美元的购买力，到了2000年就只剩7美分了。时间在投资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巴菲特是一个赢得了时间的人。你去过他的股东大会现场，还专门踏访了他的家乡。这些经历使你对他的理解有变化吗？
但斌：那倒没有。到了我这样的年龄，40岁了，不太会因为某一样东西就改变价值观和对人的判断。
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巴菲特，他的知名度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而在中国，一般做投资的人甚至是普通百姓都知道巴菲特是个成功的投资家。
我也请教过在哈佛大学的一些朋友，他说除非是商科、投资专业里的很多人知道巴菲特，稍微“偏”一些的学科如社会学就不知道他了。在美国一般人的眼里，其实巴菲特仅仅是个富人而已。我去巴菲特的家乡，到他生活的小镇，差不多问了10个人左右，其中甚至有人都没听说过巴菲特。真的无法想象。如果是在中国一个镇上，有全世界第二富豪在那儿住着，可能全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算方圆多少里也都知道。
最后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邮局的人，才问到巴菲特家的门牌号码，我这才找到巴菲特的家。按中国人的想法，全世界第二富豪应该住在深宅大院里，但他的家就在路边，很普通的房子，而且是社区中最差的房子。这对我的震撼力是非常大的。
《第一财经日报》：也许再过30年回头看，我们更能体会长期投资的重要性。那么，哪些公司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且在时间的长河里越来越璀璨？这涉及到什么样的公司值得投资的问题。你的感受是什么？
但斌：我们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的行业，或选择穿越周期的公司。美国过去50年中胜出的行业基本上是这几个：一个是消费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只要人类存在，这些行业都存在；还有制药业和石油采掘。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优势行业还包括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和保险、房地产、教育和生物化学等。
巴菲特选择的行业，是在消费行业、保险业和连锁零售这些跟人类代代繁衍密切相关的行业中选。在这些行业中，容易出现能够比较久地穿越整个人类社会周期的行业。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应该大体相同，但在中国的这个历史阶段投资实际上更为容易。中国现在的历史阶段，各行各业如银行、保险和地产都在赚钱，这在美国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的银行业、保险业成长非常缓慢。我这次参加平安保险的年会，他们给的2008年到2019年新业务的增长率是10.15%，长期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增长。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各个行业都发展很快，很容易选择一些大行业进行长期投资。而不必像在美国那样费力地从一大堆行业和企业中选择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跑得快的企业，这种选择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
4全民财富渴望之力
《第一财经日报》：过往两年的股市总体上是一波大牛市，但是大家觉得今年至少盘整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最近的各种投资报告也比较谨慎。各种国内外宏观因素给整个经济的前景和证券市场走势带来了太多不确定性。你会关注这些问题吗？
但斌：说老实话，我们并不很关心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更关心的是“支撑”，即有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如探究去年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到今后比较久远的岁月，构成长期影响而不是短期的波动。过了10年、20年再回头看去年留下了什么，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影响到了2027年甚至2037年。
去年，“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出，就是一个能长远并且深刻影响资本市场的政策。
另外，国有股减持的前提——股权分置改革去年基本上告一段落，国有股获得流通权，这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当一个企业完成了股改、国有股进入资本市场，特别是管理层实行IPO后，它的意义类似于1978年的包产到户。1978年包产到户时，原来属于公社只能打200斤粮食的土地，包给农民后能打1000斤。一家国有企业股改前差不多1000多亿元的市值，经过前年和去年，它就达到七八千亿元的市值。国有企业高管只需要把这个企业不断做大，专心致志做大，同时通过股权激励的安排，就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很大。这些国企高管是十亿、几十亿、上百亿元甚至更多资产的管理者，他们对社会、对企业和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国企改制上市以及国有股减持和管理层的IPO可能是影响久远的事情。
我们20年后再说去年什么样的事情更加重要，可能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事情。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股指期货和“港股直通车”都不重要吗？你怎么看待今年的市场发展？
但斌：股指期货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很多衍生产品的基础性工具。有了它，就能推进很多新的产品，给交易所和券商都提供很多新的业务。深沪交易所在硬件设备上比破破烂烂的纽约交易所强得多，但水平不如人家。为什么？就是因为市场深度不够，产品不够丰富。所以股指期货一定是会有深远影响的。“港股直通车”同样重要。因为只要能买到便宜的东西，我们肯定选择去更便宜的市场——长期投资嘛。不过，这两件事情还没有真正在去年掀开第一页。还有人民币升值，去年是一个加速升值的过程，这对中国的长远影响也很大。
经历连续两年的牛市，今年中国证券市场出现调整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赞同奥运会后中国牛市就结束的说法。奥运会是一个国家走上世界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没有理由说我们刚上舞台就掉下来。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所以要“卖出”；有的说现在的中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所以要“买进”。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180年前，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占世界的3%~４%；180年后，中国的GDP只有世界的6%~7%，而美国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大国复兴是不是刚刚开始？
中国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过去有闯荡南洋的福建渔民，今天有在欧洲闯荡的温州老板。谁也没有能力去阻挡13亿人追求幸福生活。全民都有对财富的渴望，激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很难有力量能够抑制住中国的这种冲动。
180年前，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占世界的3%~4%；180年后，中国的GDP只有世界的6%~7%，而美国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大国复兴是不是刚刚开始？
中国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过去有闯荡南洋的福建渔民，今天有在欧洲闯荡的温州老板。谁也没有能力去阻挡13亿人追求幸福生活。全民都有对财富的渴望，激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很难有力量能够抑制住中国的这种冲动
万科、招商银行（爱股,行情,资讯）、平安保险、中兴通讯（爱股,行情,资讯）、华为、中集集团（爱股,行情,资讯）……年轻的深圳诞生了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群。与这群优秀企业一起成长的，还有一个私募基金经理“部落”。作为董事总经理的但斌，和他在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东方港湾”)的合伙人，在这一“部落”中显得更具理想主义色彩。
上证指数经历了一年半的狂躁之后，从去年四季度起反复震荡。指数涨跌总是牵动市场“脆弱”的神经，而在但斌看来，漫长投资生涯中，如此考验稀松平常。投资需要智慧与常识去判断和决策，更需要耐心和毅力去坚守。
去年10月，但斌出版了自己的投资札记《时间的玫瑰》。他以此说明时间之于投资的弥足珍贵，和长期价值投资者所担负的责任和应有的谦卑。
近日，但斌接受了第一财经频道《会见财经界》和《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分享他多年来对价值投资的思考，和对中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展望。
1价值投资是更好的方法
《第一财经日报》：你从1992年起投身证券市场，经过12年的摸爬滚打，2004年你开始做私募，成立东方港湾。你投资的哲学、原则在那时是否已经形成？
但斌：从1992年到现在，差不多16年了，2004年时我也已经有12年的从业经历。那12年中我做技术分析，做短线投资，但慢慢我发现，实际上价值投资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赚钱方法。
《第一财经日报》：技术分析，看图形、看图表，也曾经帮助一些人赚过很多钱。为什么你放弃了技术分析，而选择了价值投资？
但斌：虽说做技术分析也有赚很多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做技术分析有时赚很多钱，也可能亏很多钱，不确定性很高。1992年我曾经用技术分析赚了很多，到1993年大跌时又亏了回去。我写过一篇文章《技术分析的眼光兼评中国历史》，发现技术分析可以着眼于很长期的岁月；但实际上，将它用作短线的实战操作就很难预测，并且做的次数越多，出错概率越大。
但是价值投资者一旦慎重选择了一个企业后，可以5年做一次决定，甚至10年。决定做出后，他可以多年坚持执行。技术分析随时需要根据图形、图表和数据的变化进行抉择，选择次数不断增多，失误的概率也随之增大。
这里并不是说投资方法孰优孰劣，更重要的是适合选择哪种方法，更多的是与人性有关。不妨比较一下巴菲特和索罗斯。
索罗斯的方法是寻找社会的漏洞，这可能与他少年时的经历可能有关。他是犹太人，幼年直至少年一家人生活在匈牙利。当时匈牙利的很多犹太人认为德国不会入侵匈牙利，但他父亲很有远见，认为德国入侵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整个家族换了身份、变卖了房产，德国入侵后全家移居到美国。少年的索罗斯，经历了如此极端的社会变化，不可能不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我们说“三岁看到老”嘛。
巴菲特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议员。他身上有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特点，如乐观、积极、比较理想主义。
我觉得理想主义对投资很重要，特别是对长期投资。因为只有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才有投资的信仰，有信仰才会坚定，在碰到大的挫折甚至是社会大的变化时，才能坚持下去。
所以，选择什么样的投资方法，完全基于自我的本性与人性。索罗斯与巴菲特经历的完全不一样，如果巴菲特选择索罗斯的方法，我想那肯定会失败；索罗斯选择巴菲特的方法，也会失败。
从我的本性出发，我发现价值投资更适合自己。当然，这不是排斥其他投资方法，因为我身边也有做短线从2万元做到几十亿元的，他们也很出色。
2投资不是一代人的事业
《第一财经日报》：2003年、2004年，市场仍然是漫漫熊市，那时做价值投资会不会感到很孤独？
但斌：从我们的回报看，2003年到2005年的熊市里也是赚钱的。在100多年历史中，道琼斯指数用10%~20%的时间涨了90%的幅度。剩下80%~90%的时间需要做什么？需要忍耐，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市场整体看是盘整或下跌。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投资者应该有一个比较乐观主义的心态，因为投身资本市场注定要用孤独忍耐很多东西。
过去两年牛市，在A股历史中也不是很长的时间，A股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是调整。去年也同样是一个不容易的年份：1月31日跌了100多点，2月有一天差一点大盘跌停，然后还有“5·30”。如果不能忍受这些波动，很难赚到钱。忍耐力本身可能是少数人才会有的品格和心态。
《第一财经日报》：投资者总是希望能在低位买进、高位卖出。对此你怎么看？
但斌：问题是永远无法预测明天的涨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有一段时间40元买入贵州茅台（爱股,行情,资讯），到50元就卖出。那段时间茅台在40~50元的价位波动了三次，他也来回倒腾了三次。最后当他第三次在50元卖出茅台并以为它还会再下跌后，茅台接连几个涨停板，一下子涨到90多元。
一般的投资者都有这样的心态：一个股票10元不愿意买，到了8元就愿意买，当涨到15元时他虽然认为自己错了，但就是不愿意买。另一种毛病是，大盘开始调整时，他一定是先卖出赚钱的股票，而把亏钱的股票留下来。正确的做法恰恰是应该把赚钱的股票留下来——最好的股票都不愿意拿，怎么能赚到很多钱呢？
回到茅台的问题上。一些股民以为自己能在170元买入，在200元卖出，但一旦市场真有大的调整，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开始质疑170元是不是调整的底部，会不会调整到160元甚至更低，是不是要再等一等。而实际情况恰恰是茅台上了180元，甚至涨到了200元。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有反复的大势调整，但都比当初的170元要高。而投资者则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入。所以说，人们往往都想得太简单了。
一个人如果短线做得很出色，不用成功太多次，只要50次，每次赚19.8%，那么100万元的本金到了第50次就变成了83亿元。有这样的人吗？很少很少。做对50次，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现实的赚钱方法。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会问，按你的观点长期持有，什么时候是个头？
但斌：做投资，很多人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利益。如今年赚多少，明年赚多少，最多是看两三年之后的事情。实际上，投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它不是这一代人的事业，它可能是几代人的归宿。
我见过一个境外同行，管理着一只基金。他的基金有两类客户：一类是基金中的基金，就是自己不做直接的管理，而是把钱拿给别人去管；另一类是欧美的家族基金会。在他的运作过程中，遇到市场涨跌，基金中的基金的那些客户就要问我的朋友，跌这么多怎么办，他们很担心；而欧洲的家族基金，他们的钱交给我的朋友后根本问也不问。他们着眼的是未来10年甚至20年；是着眼于他们投资的国家的现状、将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和能选择到最好的行业、最好的企业进行投资。这位同行告诉我，真正在他那里赚到大钱的是这些欧洲的投资者。
事实上，以欧洲这些家族基金着眼长期的眼光，想亏钱都不容易。
3寻找穿越周期的行业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要概括你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的投资哲学，可以用哪句话？
但斌：就是这本书的题目——时间的玫瑰。
这几年，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证券市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时间的魅力。投资也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用时间、用生命在换取财富。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时间面前，都会黯淡无光。
在过去100年中，如果一个美国家庭把家庭财产投资到黄金、票据、债券和股票这几类资产中，那么100年后这个家庭的状况会大不一样。但是，如果把钱放在箱底，那么1930年1美元的购买力，到了2000年就只剩7美分了。时间在投资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巴菲特是一个赢得了时间的人。你去过他的股东大会现场，还专门踏访了他的家乡。这些经历使你对他的理解有变化吗？
但斌：那倒没有。到了我这样的年龄，40岁了，不太会因为某一样东西就改变价值观和对人的判断。
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巴菲特，他的知名度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而在中国，一般做投资的人甚至是普通百姓都知道巴菲特是个成功的投资家。
我也请教过在哈佛大学的一些朋友，他说除非是商科、投资专业里的很多人知道巴菲特，稍微“偏”一些的学科如社会学就不知道他了。在美国一般人的眼里，其实巴菲特仅仅是个富人而已。我去巴菲特的家乡，到他生活的小镇，差不多问了10个人左右，其中甚至有人都没听说过巴菲特。真的无法想象。如果是在中国一个镇上，有全世界第二富豪在那儿住着，可能全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算方圆多少里也都知道。
最后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邮局的人，才问到巴菲特家的门牌号码，我这才找到巴菲特的家。按中国人的想法，全世界第二富豪应该住在深宅大院里，但他的家就在路边，很普通的房子，而且是社区中最差的房子。这对我的震撼力是非常大的。
《第一财经日报》：也许再过30年回头看，我们更能体会长期投资的重要性。那么，哪些公司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且在时间的长河里越来越璀璨？这涉及到什么样的公司值得投资的问题。你的感受是什么？
但斌：我们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的行业，或选择穿越周期的公司。美国过去50年中胜出的行业基本上是这几个：一个是消费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只要人类存在，这些行业都存在；还有制药业和石油采掘。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优势行业还包括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和保险、房地产、教育和生物化学等。
巴菲特选择的行业，是在消费行业、保险业和连锁零售这些跟人类代代繁衍密切相关的行业中选。在这些行业中，容易出现能够比较久地穿越整个人类社会周期的行业。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应该大体相同，但在中国的这个历史阶段投资实际上更为容易。中国现在的历史阶段，各行各业如银行、保险和地产都在赚钱，这在美国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的银行业、保险业成长非常缓慢。我这次参加平安保险的年会，他们给的2008年到2019年新业务的增长率是10.15%，长期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增长。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各个行业都发展很快，很容易选择一些大行业进行长期投资。而不必像在美国那样费力地从一大堆行业和企业中选择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跑得快的企业，这种选择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
4全民财富渴望之力
《第一财经日报》：过往两年的股市总体上是一波大牛市，但是大家觉得今年至少盘整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最近的各种投资报告也比较谨慎。各种国内外宏观因素给整个经济的前景和证券市场走势带来了太多不确定性。你会关注这些问题吗？
但斌：说老实话，我们并不很关心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更关心的是“支撑”，即有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如探究去年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到今后比较久远的岁月，构成长期影响而不是短期的波动。过了10年、20年再回头看去年留下了什么，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影响到了2027年甚至2037年。
去年，“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出，就是一个能长远并且深刻影响资本市场的政策。
另外，国有股减持的前提——股权分置改革去年基本上告一段落，国有股获得流通权，这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当一个企业完成了股改、国有股进入资本市场，特别是管理层实行IPO后，它的意义类似于1978年的包产到户。1978年包产到户时，原来属于公社只能打200斤粮食的土地，包给农民后能打1000斤。一家国有企业股改前差不多1000多亿元的市值，经过前年和去年，它就达到七八千亿元的市值。国有企业高管只需要把这个企业不断做大，专心致志做大，同时通过股权激励的安排，就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很大。这些国企高管是十亿、几十亿、上百亿元甚至更多资产的管理者，他们对社会、对企业和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国企改制上市以及国有股减持和管理层的IPO可能是影响久远的事情。
我们20年后再说去年什么样的事情更加重要，可能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事情。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股指期货和“港股直通车”都不重要吗？你怎么看待今年的市场发展？
但斌：股指期货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很多衍生产品的基础性工具。有了它，就能推进很多新的产品，给交易所和券商都提供很多新的业务。深沪交易所在硬件设备上比破破烂烂的纽约交易所强得多，但水平不如人家。为什么？就是因为市场深度不够，产品不够丰富。所以股指期货一定是会有深远影响的。“港股直通车”同样重要。因为只要能买到便宜的东西，我们肯定选择去更便宜的市场——长期投资嘛。不过，这两件事情还没有真正在去年掀开第一页。还有人民币升值，去年是一个加速升值的过程，这对中国的长远影响也很大。
经历连续两年的牛市，今年中国证券市场出现调整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赞同奥运会后中国牛市就结束的说法。奥运会是一个国家走上世界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没有理由说我们刚上舞台就掉下来。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所以要“卖出”；有的说现在的中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所以要“买进”。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180年前，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占世界的3%~４%；180年后，中国的GDP只有世界的6%~7%，而美国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大国复兴是不是刚刚开始？
中国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过去有闯荡南洋的福建渔民，今天有在欧洲闯荡的温州老板。谁也没有能力去阻挡13亿人追求幸福生活。全民都有对财富的渴望，激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很难有力量能够抑制住中国的这种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