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圭 武
最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凯迪社区转贴了本人的一篇文章《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原文见附1。
紧接着在本帖的后面有一个自称作者是“青年的朋友”的人发帖写道：“楼主的这篇帖子写于何时?怎么与老夫的一篇帖子如此的相象?老夫的帖子在本坛子发表了近半年了(2007年2月9日发表),名为.请各位看看：《专制体制——中国创新力的暗礁》”。虽然该帖子作者声称该文的发表时间是2007年2月9日，但网站显示的发布时间是2007-8-24 6:56:50。
后经本人查证在ido社区-ido.3mt.com.cn → 社会军事 → 军事迷上，有《专制体制——中国创新力的暗礁》（见附4）一文的全文，发帖时间是在2007年5月20日，但作者不详。
由于《专制体制——中国创新力的暗礁》一文在网上已传播，为了减少一些误会，笔者不得不浪费时间声明如下：
一、《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一文虽是作者近期作品，但该文章的有关思想和内容已在我前几年的有关文章中有所体现。在2005年，作者写了一篇《中国问题之我见》（见附3），在2006年，作者写了一篇《封建专制集权与中国社会发展》（见附2）。《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主要引用了我上述两篇文章的内容，并且是该两篇文章有关思想的进一步深化。而上述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都早于2007年2月9日，并且我上述两篇文章的有关思想又是我以前一些文章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细心的读者可查阅我在〈〈博客中国〉〉中开设的博客以及在其它网站开设的博客和专栏，上面有文章发表的具体时间显示。其中《中国问题之我见》（见附3）一文在《博客中国》专栏中显示的发表时间是2005年8月11日21点16分，在《经济学家》网站显示的发表时间是2005年5月2日；《封建专制集权与中国社会发展》（见附2）一文在《博客中国》专栏中显示的发表时间是2006年8月27日21点58分。实际上我在博客上登出的文章大多已在发表前几个月或半年前就已写出，有时为了方便就集中发表。为了对比，现将该两篇文章附后。同时，由于〈〈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一文还体现了我在其它一些文章中所表述的思想，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我博客的一些其它文章。
二、显然是《专制体制——中国创新力的暗礁》（此文作者自称是2007年2月9日发表）一文的作者基本整篇照抄了我一年多前所写一篇文章《封建专制集权与中国社会发展》（2006年8月以前作）中的一些内容并做了一些十分不好的文字改动和扩充。至于《专制体制——中国创新力的暗礁》一文的作者是何许人也，本人在网上查也没有查清楚。至于该文是发帖人自己的作品？还是别人的作品？不得而知。如有可能，希望能与该文作者当面沟通。当然，本人也无意去难为该文作者，只是希望以后这种事少发生。如果该文不是发帖人自己的作品，那就有可能是误会。如果该文是发帖人自己的作品，这样事情性质就变得有些恶劣。明明是该文照抄了作者前期的文章，反过来认为是作者后期的文章照抄了他的文章，这样是十分不好的。
三、是不是有人恶搞？或是恶人先告状？或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或是误会？希望不是恶搞或恶人先告状或贼喊捉贼。
四、目前，我的一些文章在网上经转帖有的已经有些变形，如有将名字搞错的，有将单位搞错的，有将内容搞混的，等等，这种情况可能也会引起一些误会。
五、发生这些事对谁都没有好处，别的不说，浪费时间就不是好事。建议一些网友能严肃慎重上网，这样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好处，否则，既害人，又害己，既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
六、为了对比，现将我前两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及最近发的《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一文附后，供大家参考。同时，也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查阅我的一些博客与专栏，以辨事情的真伪。
七、国家应加大学术规范和网络规范的整顿力度。在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本来是甲抄袭乙，反倒成了乙抄袭甲。
声明人：宋圭武
2007年 9月18日
附1
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
宋 圭 武
所谓中国问题，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什么问题才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解决中国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找出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关键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穷”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但从历史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走的都是由“穷”而“富”的路子，只不过快慢不同而已。从短期来看，或者从某一个时间段来看，穷可能会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制约发展的因素，肯定在“穷”之外，还有着更为核心的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愚”是中国问题的实质。但从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的杰出表现，以及中国人在国外屡次获诺贝尔奖等各种国际大奖的事实看，说中国人“愚”实属无稽之谈。中国人在美国科技界的突出表现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一个杰出例证。有人说，中国人与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民族。可见中国人并不“愚”，自然那种认为“愚”是中国问题实质的命题也就不能成立。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人与世界各国人都一样，大家都是“上帝”聪明的“选民”，为什么有些“选民”先富了起来，而有些“选民”又迟迟脱不了贫呢？所以，结论是，制约长期发展的实质因素并不能用聪明与否作为主要解释因素，肯定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有的同志认为，人多地少是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因素。这也是一个假命题。如同是亚洲国家且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其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而且其它资源与中国相比，也是十分的贫乏。但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阻止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只能说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并不是影响发展的决定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曾一度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但为什么后来又变为落后？所以科学技术落后本身并不能成为主要原因。这里有的同志解释是封建的科举制度制约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解释也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为什么科举制能得以延续很长时间？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对社会发展的不良制度，只所以能长期存在，肯定存在着支撑因素，这个支撑因素应当是比不良制度本身更为深刻的因素。
有的同志认为，工业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此命题笼统地说是没有错的。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工业快速发展起来，因为历史上中国并没有产生强大的工业。所以，从深层次看，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有着比工业更为严重的背景。
有的同志认为，中国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但从现实看，农民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农民问题并不一定就能得到真正解决。
有的同志认为，文化是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但问题是中国会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文化结构，原因又是什么？是谁起了主导作用？
笔者认为，中国问题实质是民主问题。
纵观历史，专制集权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根源
首先，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缺乏创新的总根源。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成果。创新主要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科学创新是思想创新在科学上的扩展；而技术创新属于实务型创新，其深层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类型的创新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范畴。
专制集权制度本质上是阻碍创新的。第一，专制集权存在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专制制度下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其次，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发展不均衡的总根源。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经济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权力的不均衡。专制集权在权力结构上的表现是：一方权力的无限大与另一方权力的无限小。皇帝是无限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普通民众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权力的拥有者活着。一旦无权者的存在构成了对有权者的威胁，无权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经济不均衡的表现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垄断，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竞争。一方面，国家对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实行官方的完全垄断；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的生产结构不仅小，而且分散。这种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对统治者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方面，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持久化。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二是有强势无弱势。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三是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但“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再加上创新的缺乏，中国几千年专制集权社会的治乱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而且这种治乱循环使中国社会在艰难中生长出的一些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也遭到了不断的大破坏和大毁灭。
再次，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腐败问题深层次都是权力问题。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①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第四，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根源之一。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所谓的缺失信仰，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是缺乏对超越界的执着。但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要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是很难的。因为在集权制度下，民众崇拜的对象只能是权力的拥有者。若民众有了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对超越界的追求，这就意味着一种分离，一种制衡，这对集权统治的稳定性本质是不利的。所以，集权统治者总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既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只有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才能更有利于集权统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一方面，世俗世界的主导权为精神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物质支撑；另一方面，精神世界的主导权又为世俗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理论上的合法解释。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凡是在世俗权力之外能有一套独立信仰体系的，其发展的轨迹就容易走入民主制；凡是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的，其民主化的路就很难走。
第五，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首先，专制集权体制不利于人们爱国心的培养。在集权体制下，国家不是人民的，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人民的爱国心才能真正激发出来。其次，封建专制集权体制诱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一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当一个人有权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无权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无权者，对下级而言，他又是有权者；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二是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就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三是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弱势时，体制的因素会促使其加重一种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强势时，体制因素促使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四是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也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
第六，专制集权与法治社会建设背道而驰。法治不利于集权者自由意志的随意发挥，所以，法治是专制集权的天然敌人。而人治与专制集权是配套餐，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人治为集权者提供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集权者总是喜欢或有意要维护人治的环境。在集权体制下，集权者往往是法治的最大破坏者和带头破坏者。中国几千年的专制集权社会，皇帝往往就是最不守法和最无法无天的人。
立足现实，民主化是中国发展必须面对的艰难选择
从短期看，发展经济对解决中国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但从长期看，中国要想获得持久和稳定的发展，积极推进民主化是必然选择。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推进民主化又面临巨大困难。
首先，经济的不发达和不均衡是制约民主的基础因素。民主与经济是密切关联的。民主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当民主运行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时，民主未必就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由于社会能支付的成本是有限的，所以民主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支付成本的能力也将会提高，这也为民主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在小而分散且穷的条件下，选举、信息的交流、集会等都会成国民支付不起的奢侈品。而社会化大分工、城市化等则对民主既能有效减少供给成本，又能有效增加需求收益。所以，政治冷漠症的产生，经济条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民主体制的建立要受到传统体制巨大惯性的冲击。民主的推进要受到原有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民主的改革本质是权力的改革，而权力的本质是利益。所以，利益集团的阻力越大，民主化的难度就会越大。
再次，几千年集权专制社会沉淀的国民性是阻碍民主化厚重的文化屏障。其中诚信和理性的严重缺乏是制约民主健康发展的两大痼疾。
民主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民主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和民主制度运行的有效性。
理性是导致民主制度设计有效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民主要求国民要有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因为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实现社会正义和达成合理约定的必备条件。而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所以理性精神是实现民主精神的一个基本前提。
诚信是导致民主制度运行有效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民主要求国民一旦达成约定必须遵守，所以，诚信精神是实现民主制度运行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诚信的本质就是遵守约定。没有诚信，约定就只能是一纸空文，制度的运行也将是高成本和低效率的。
理性决定选择的合理性，诚信决定选择合理性的实现。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主制度有效性的基本条件。反之，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也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民主就会成为样子。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专制者利用的旗帜，就有可能成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的工具，也有可能成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的借口。
展望未来，应稳妥推进中国式民主进程
首先，要重视实现民主的实质，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追求。
民主是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实现形式的有机构成。民主的目的是要体现民主的实质，而不是仅仅套用民主的形式。
民主的实质应当体现：人本、正义、自由。
真正的民主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境界。这里以人为本不是以一部分人为本，而是以全体人民为本。民主既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也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民主既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也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利。民主所解决的重点对象是权力的划分问题。权力本身就是一块蛋糕，应当人人有份，合理分割。不能因为少数人有权分割就蛋糕全部归少数人，也不能因为多数人有权分割蛋糕就全部归多数人。民主应当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其中一部分人的权利。
民主应当追求正义。尽管正义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但如果社会不追求正义，社会就肯定是不正义的。所以，追求正义是社会发展理性的必然要求。
民主应当为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自由。自由是选择的前提。尊重自由就是尊重选择，从而也就是对权利的尊重。同时，自由也是创新的催化剂。而创新是支撑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所以，尊重自由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人本、正义、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是民主最基本的三个关键词。
其次，中国的民主之路只能是中国式的。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中国的民主制度选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因为中国的人文精神、经济水平和原有制度结构都不同于西方。否则，中国的民主化只会有形式而无实质。在发展民主方面，中国要更加注重研究和借鉴西方民主的实质，而不仅仅是照搬一些形式方面的东西。盲目借鉴只会导致东施效颦，只会弄巧成拙和适得其反。
再次，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须要稳妥进行，否则极有可能导致伪民主，导致内乱，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愚弄。
第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经济是民主的基础，政治是民主的关键，文化是民主的灵魂。政治、经济、文化必须协同推进。
第五，要防止民主成为少数人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而利用的工具。在推进民主的进程中，有些人是真心的，但有些人是假心的，其目的是别有用心的。有些人虽然从表面看是积极拥护民主的，但当个人目的或集团目的达到后，又暴露出其反民主的恶劣本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民主的实质也是利益，但它绝不仅仅是为了一少部分人或集团的利益，而是全社会利益的均衡，是所有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均衡。所以，如何有效防止民主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是民主建设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
注释：
①「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附2
封建专制集权与中国社会发展
宋 圭 武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社会的发展最终必须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推进。其中政治文明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物质文明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精神文明是制约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一、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问题的总根子
首先，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缺乏创新的总根源。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成果。创新主要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科学创新是思想创新在科学上的扩展；而技术创新属于实务型创新，其深层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类型的创新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范畴。
封建专制集权制度本质上是阻碍创新的。第一，封建专制集权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封建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其次，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发展不均衡的总根源。封建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经济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权力的不均衡。封建专制集权在权力上的表现是：一方权力的无限大与另一方权力的无限小。皇帝是无限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普通民众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权力的拥有者活着。一旦无权者的存在构成了对有权者的威胁，无权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经济不均衡的表现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垄断，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竞争。一方面，国家对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实行官方的完全垄断；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的生产结构不仅小，而且分散。这种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对统治者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方面，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持久化。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二是有强势无弱势。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三是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但“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再加上创新的缺乏，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治乱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而且这种治乱循环使中国社会在艰难中生长出的一些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也遭到了不断的大破坏和大毁灭。
再次，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腐败问题深层次都是权力问题。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①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第四，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根源之一。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所谓的缺失信仰，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是对超越界的执着。但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要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是很难的。因为在封建集权下，民众崇拜的对象只能是权力的拥有者。若民众有了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对超越界的追求，这就意味着一种分离，一种制衡，这对集权统治的稳定性本质是不利的。所以，集权统治者总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既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只有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才能更有利于集权统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一方面，世俗世界的主导权为精神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物质支撑；另一方面，精神世界的主导权又为世俗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理论上的合理解释。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凡是在世俗权力之外能有一套独立信仰体系的，其发展的轨迹就容易走入民主制；凡是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的，其民主化的路就很难走。
第五，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首先，专制集权体制不利于人们爱国心的培养。在集权体制下，国家不是人民的，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人民的爱国心才能真正激发出来。其次，封建专制集权体制诱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一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当一个人有权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无权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无权者，对下级而言，他又是有权者；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二是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就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三是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弱势时，体制的因素会促使其加重一种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强势时，体制因素促使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四是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也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
二、封建专制集权为什么会在中国产生并能持续几千年时间？
首先，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一种统一。历史的发展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中国封建集权体制的产生也不例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解释历史，既要重视偶然性，也要重视必然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历史的轨迹只能在这种整体性中得到最终解释。
其次，统治者历来喜欢集权，这为集权统治在中国的产生与延续提供了一种需求基础。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指出：“皇帝严禁任何对立的权威存在，也不放过任何可课税的盈收，以防其独揽的大权遭到挑战。”②恩格斯指出：“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而集权之不无道理正在于此。每个国家必然要力求实现集权，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起到共和政体止，都是集权的。美国是这样，俄国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要集权，联邦制国家需要集权，丝毫也不亚于已经发达的集权国家。”③
再次，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封建集权体制的产生提供经济基础。中国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产生中国封建集权体制的经济原因。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着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④
第四，战争体制的延伸。早在19世纪，斯宾塞就提出，战争所要求的组织能力、它的等级制和中央统帅机制最终从军事方面扩展到社会。这种对战争在国家进程中作用的说明，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赞同。有些历史发展的个案也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从中国的情况看，也不能排除战争因素对集权体制的形成所起的推动作用。
第五，中国的封建集权体制与血缘宗法制度紧密相联。血缘宗法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父权的神圣性。父祖是家中的主宰，家族中的所有人口，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所以，中国的封建集权体制，实质是中国家族权力结构的一种外推。
第六，文化的原因。由于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所以集权体制也就失去了一种文化上的制衡，这对消解集权体制是极为不利的。而儒家文化又是封建集权体制延续的卫道士。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子和老子只所以能存在，就在于，孔子在为“吃人者”服务，老子远离了“吃人者”；否则，二者就只能被“吃人者”所吃。为“吃人者”服务，最终只能使“吃人者”更有力和更强壮，让其活的更长，吃的人更多。
第七，地理环境的因素。集权体制的形成与特定的地理环境也有着极大的联系。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往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⑤在《东方专制政治》一书中，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对农业灌溉形式与社会组织机构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威特福格尔认为，在特定的环境资源条件下，“只有通过群体的劳动才能引入和积蓄大量的水。这种群体劳动必须是协调一致的，有纪律，有领导的。因此，大批农民要征服干燥的低地和平原，在没有机器技术的情况下，只得希望有一个能使其获得成功的组织机构：他们必须相互协作，服从统一的权威领导。”⑥并且他认为，这种灌溉型的政府本质上是专制暴政性的，而不是慈善性的。“水利化的国家是一个管理型的国家，管理确实对人民有利。但是由于这些统治者通过操纵它来维持自身的地位和富贵，他们的政治就不可能是慈善的。当一个海盗驾船去贩卖奴隶时，他的行动不会有仁慈的因素……他可以对被他控制的人偶尔略施小惠，但这不是主要目的。一旦要作出选择，他将扩充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⑦
三、封建专制集权体制的优势
封建专制集权体制虽然祸害无穷，但在一定条件下尤其在当政者优秀的情况下，也有其积极作用。一是在政治上，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一个强大国家的建立。二是在经济上，有利于建设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能较好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和优势。三是在文化上，有利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建立和维护，同时也有利于一些大型文化项目的建设。当然，上述优势的主要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收益。如果能有一些利民的作用，其最终目的仍是统治者收益的极大化。相反，如果当政者糟糕，上述优势就会走向它的反面，甚至情况会更差。
四、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最终必须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推进。其中政治文明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物质文明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精神文明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具体来看，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主要应体现以下原则。一是地方自治化。可考虑以县为自治单位，取消地级市，将省改为自治单位的联席单位并执行自治县与中央政府的中介职能。可考虑在现有行政区划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县的地域范围，同时也要考虑适当增加省的数目。二是政治民主化。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民主是自由的前提条件。恩格斯指出：“国家的范围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世界历史。集权则使双方都遭受到损害。如果国家把本来只归历史享有的权力攫为己有，它就消灭了个人自由。历史从来就有权而且将来也永远有权安排单个人的生活、幸福和自由，因为历史是全人类的事，是种族的生命，所以它本身是起主宰作用的；谁都不能对抗历史，因为历史是绝对权力。”⑧三是生活社区化。四是文化多元化。五是社会法治化。六是发展科学化。
注释：
①「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② 费正清著：《费正清论中国》，第25页。
③ 弗·恩格斯：集权与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96页，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页。
⑥《东方专制政治》耶鲁大学1957年版，第239页。
⑦《东方专制政治》耶鲁大学1957年版，第126页。
⑧ 弗·恩格斯：集权与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94页，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
附3
中 国 问 题 之 我 见
宋 圭 武
所谓中国问题，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什么问题才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解决中国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找出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关键因素。
一种观点认为，“穷”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但从历史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走的都是由“穷”而“富”的路子，只不过快慢不同而已。从短期来看，或者从某一个时间段来看，穷可能会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制约长期发展的因素，肯定在“穷”之外，还有着更为核心的因素。
一种观点认为，“愚”是中国问题的实质。但从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的杰出表现，以及中国人在国外屡次获诺贝尔奖等各种国际大奖的事实看，说中国人“愚”实属无稽之谈。中国人在美国科技界的突出表现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一个杰出例证。有人说，中国人与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民族。可见中国人并不“愚”，自然那种认为“愚”是中国问题实质的命题也就不能成立。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人与世界各国人都一样，大家都是“上帝”，聪明的“选民”，为什么有些“选民”先富了起来，而有些“选民”又迟迟脱不了贫呢？所以，结论是，制约长期发展的实质因素并不能用聪明与否作为主要解释因素，肯定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人多地少是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因素。这也是一个假命题。如同是亚洲国家且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其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而且其它资源与中国相比，也是十分的贫乏。但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阻止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只能说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并不是影响发展的决定因素。
一种观点认为，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曾一度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但为什么后来又变为落后？所以科学技术落后本身并不能成为主要原因。这里有的同志解释是封建的科举制度制约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解释也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为什么科举制能得以延续很长时间？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对社会发展的不良制度，只所以能长期存在，肯定存在着支撑因素，这个支撑因素应当是比不良制度本身更为深刻的因素。
一种观点认为，工业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此命题笼统地说是没有错的。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工业快速发展起来，因为历史上中国并没有产生强大的工业。所以，从深层次看，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有着比工业更为严重的背景。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但从我国发展的现实看，解放后，农民土地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农民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目前许多方面的情况表明，解决农民问题实质是一个总体发展的问题。而发展，就得解决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个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才是中国问题的实质所在。
总之，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始终是古今中外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许多研究成果显示了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里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因素是总体性的，但核心因素是缺乏创新的制度保障。
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成果。创新主要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科学创新是思想创新在科学上的扩展；而技术创新属于实务型创新，其深层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类型的创新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范畴。
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度来看，思想创新是灵魂，科学创新是主导，而技术创新则是工具。如果一个社会有思想创新，则肯定会有能力促进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反之，若一个社会没有思想创新，则科学创新就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时，技术创新可能会局部存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只能是局部的，而不能从根本和长期的方面影响社会的发展。从社会发展的长期和整体方面来看，思想创新是创新的根本，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思想创新，则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失去灵魂的发展，其发展会往往呈现出停滞性、盲目性、破坏性、循环性、腐败性等特征。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近代“世界科技中心”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接下来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大约在19世纪末的时候，转移到美国，美国一直保持到现在。把历史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国家都是思想解放在前，科技解放在后。意大利只所以能够成为科技活动中心，是和文艺复兴运动分不开的。文艺复兴批判旧事物，唤醒民众，促使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使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所以，思想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
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所以，思想创新以及科学创新的缺乏，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
创新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已被历史和现实所证实，问题是在中国，创新只所以成为稀缺要素，并不是中国没有创新的源泉，而主要是中国缺乏对创新的制度保障。
为什么在中国会缺乏创新的制度保障？原因是总体性的。
首先，封建等级官僚制度本质上是阻碍创新的。这种等级制分配财富的基本原则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反之，则反之。这种以级别分配财富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正式渠道，即按明文规定的分配原则，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级别越高，享受的待遇也就越高；另一条是非正式渠道，主要是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变相地占有财富。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另外，由于少数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人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占有优势地位，由于他们本身害怕创新，所以体现在社会制度层面，缺乏对创新的保障制度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其次，家庭本位式的伦理体系也不利于创新制度的建设。这种以血缘为中心的伦理原则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另一种财富分配的主要法则：以血缘为中心，接亲疏远近分配财富。当然，这种以血缘为中心的财富分配方式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序的表现，但在中国表现的更为严重。其结果是：由于血缘的作用，创新并不能保证财富的增加。处在血缘中心的人，可能有创新能力，但创新动力很弱，而处于血缘外围的人，可能对创新即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
再次，由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创新的收益就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
第四，由于统治者不喜欢创新，所以，科举制也就有了长期存在的现由。当然，问题不是出在科举制本身的形式上，而主要是考试内容的误导，总之，任何一项对社会发展的不好制度，只所以能长期存在，主要原因可能与强势利益集团的需要和支撑有关。科举制的存在，客观上加重了对创新精神的抑制。
第五，中国创新的缺乏，主要是思想创新的缺乏，同时导致科学的创新更为贫乏。技术创新相对科学创新而言，成果更多一些。但由于制度的缺陷，一方面，统治者严禁科学创新；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技术创新的利用也是有限的。另外，由于失去了科学精神的统领，技术创新的路径往往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并不能体现为社会最优服务的原则。
第六，政治上的人治传统混合经济上落后的小农经济结构再加上儒家文化的作用，整体上使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机会主义、平均主义、权威主义和血缘主义的四大氛围。这四大主义又使中国的法治化、民主化难上加难。而法治化与民主化的迟缓，又客观上严重制约了创新制度的建设。机会主义提高了中国的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从而使法治本身变的中国比西方更为昂贵；机会主义也使民主化容易陷入困境，最终使民主化本身仅仅成为形式。平均主义一方面直接不利于带来效率的创新；另一方面，平均主义不利于财产权利的有效保护，从而使法治的实现难上加难。同样，权威主义和血缘主义，都是民主化与法治的大敌。民主化与法治化本质上都是反权威和反血缘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坚持的都是平等原则，而权威主义与血缘主义坚持的是非平等原则。
第七，小农经济结构是制约中国科学和思想创新的经济因素。一是小农经济不能为创新提供足够的资金积累；二是就是有创新，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也使创新的扩散受到了极大限制；三是小农经济更偏好经验创新和技术层面的创新，而不利于影响宏观层面的科学和思想创新；四是由于缺乏交流，也使创新不能得到充足的知识供应；五是由于产业的特性，小农经济将更偏好于农业及相关产业方面的创新，而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创新。
第八，有人认为，中国缺乏创新，主要原因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其实这是一个不准确的判断。思维方式与创新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思维方式是创新的内容之一，思维方式不是根本，创新才是根本，创新决定思维方式的变革，而思维方式并不决定创新。当然，思维方式会影响创新的方向和速度，但并不是决定因素。思维方式本身是总体性原因的一个结果。解决思维方式的关键，仍是创新。正是由于中国缺乏创新的内在机理，所以思维方式的禁锢和片面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激活创新，尤其是要大力提倡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1、要提倡更加自由的创新环境，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性，这是必然的逻辑。2、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3、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解决创新问题，政府应突破利益集团的约束，应力促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考虑问题。4、要认识到在中国，要构建保障创新的机制是要付出成本的。但这种成本只是一种短期成本和局部成本，而整个中国将赢得长期收益和整体收益。5、打破中国的等级性财富分配原则，实现真正按贡献分配的原则。6、积极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7、构建中国发展的新型文化模式。
附4（全文粘贴）（作者不详）
专制体制——中国创新力的暗礁
如果说20世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生产能力，那么21世纪就是智力竞赛。
上世纪日本能在模仿和追随西方技术下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本世纪的中国要想继续模仿“日本经验”难以富强。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有赖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技术扶植，以对付“东方阵营”；那么，中国现今的形式正好相反，在科学技术上美、日千方百计四面围堵我们。我们自己不创新就等死！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犹如一个在屋顶上，一个在地面上。发达国家为了避免后来者居上，就用知识产权的名义拆掉通向屋顶的“梯子”，以维护科技差距。由此产生产业型国家的没落，拉美国家就是个典型例证。创造与发明为核心的智力竞赛成为国力较量的主旋律。用通俗的话讲：“心灵、手巧”远比“吃苦、耐劳”更为重要。
然而，智力竞赛不仅仅表现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也包括人文社科上的创新和发现。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全方位的。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1世纪国力竞争主旋律的变奏，是基于经济活动全球化和经济发展和人文创造一体化两个重要变化之上的。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使得企业的投资、生产、采购、销售甚至研发不再有国界的概念，谁的创新能力强谁就当老板。美国世界经济首富地位多年不动摇，在于其收容了全世界最有创造力的脑袋。与此同时，经济、文化、科技、政治已完全融合在一起。美、日、欧、韩都把智力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人文创造）作为基本战略。
可喜的是，2006年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把“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办公室”。这都意味着中国终于认识到“智力竞赛”的重要性。
不过，中国提出的创新，更强调科技和产业上面的自主创新，而不是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创新。创新总是全方位的，你不可能让孩子的四肢发达而不让脑力发育。余英时说：“中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光靠爆发户发财而缺少其他的文化，恐怕只会更糟糕”。
没有思想解放的民众就不可能有活跃的科技发明和人文创新，没有能让民众思想自由的社会体制就不可能有思想解放的民众。那么阻碍中国这艘巨轮航行的暗礁在哪里呢？几千年来我们的科技发展为什么总是走走停停？为什么总是没有进入快车道？为什么总是没有紧跟世界科技前沿？我们那引以为豪的专制体制扼制了我们中国人的聪明头脑。专制体制即是阻碍中国这艘巨轮航行的暗礁。
为什么这么说呢？
社会的发展最终必须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推进。其中政治文明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物质文明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精神文明是制约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
首先，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缺乏创新的总根源。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成果。创新主要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科学创新是思想创新在科学上的扩展；而技术创新属于实务型创新，其深层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类型的创新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范畴。
封建专制集权制度本质上是阻碍创新的。第一，封建专制集权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上层建筑必须为统治者服务。我们只要看看儒学、佛教、道教是怎样一步一步地的变为封建专制集团的奴婢，就知道科学技术在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奴婢不如的地位了。否则，就没有儒学、佛教、道教存在的余地，更哪堪科学技术。在这种形式下奴婢的奴婢——科学技术的尴尬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印刷术”的主要作用是繁荣和传播“经”“史”“子”“集”、年画等，极少用繁荣和传播科学技术；纸张的发明除了用来印刷“经”“史”“子”“集”和年画外就是画“神符”，卷炮仗，糊窗户，其他作用甚是寥寥；指南针除了郑和为朱棣下西洋用过几回外，主要就是风水先生用来测测风水；做炮仗用的火药就不多说了。至于天文学，那是给帝王观天象、卜凶吉的。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焚书坑儒”、“文字狱”就是最好的例证。第二，封建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顶多就是少数有着科技发明爱好的儒士在闲暇之余搞搞“圆周率”，而真正象郭守敬之流的科学家少之又少。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鲜有创新的能力。象李时珍之类亦少之又少。第三，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旧社会有句俗语“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以及“传子不传女”的家训、行规，就是这个道理。第四，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既然权力的收益最大，就必然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没必要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历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这是多么可悲呀！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其次，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发展不均衡的总根源。封建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经济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权力的不均衡。封建专制集权在权力上的表现是：一方权力的无限大与另一方权力的无限小。皇帝是无限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普通民众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权力的拥有者活着。一旦无权者的存在构成了对有权者的威胁，无权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经济不均衡的表现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垄断，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竞争。一方面，国家对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实行官方的完全垄断；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的生产结构不仅小，而且分散。这种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对统治者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方面，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持久化。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二是有强势无弱势。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三是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 但“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再加上创新的缺乏，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治乱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而且这种治乱循环使中国社会在艰难中生长出的一些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也遭到了不断的大破坏和大毁灭。
再次，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腐 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 败。一切腐 败问题深层次都是权力问题。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①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第四，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根源之一。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所谓的缺失信仰，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是对超越界的执着。但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要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是很难的。因为在封建集权下，民众崇拜的对象只能是权力的拥有者。若民众有了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对超越界的追求，这就意味着一种分离，一种制??集权统治者总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既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只有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才能更有利于集权统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一方面，世俗世界的主导权为精神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物质支撑；另一方面，精神世界的主导权又为世俗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理论上的合理解释。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凡是在世俗权力之外能有一套独立信仰体系的，其发展的轨迹就容易走入民主制；凡是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的，其民主化的路就很难走。
第五，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首先，专制集权体制不利于人们爱国心的培养。在集权体制下，国家不是人民的，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人民的爱国心才能真正激发出来。其次，封建专制集权体制诱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一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当一个人有权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无权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无权者，对下级而言，他又是有权者；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二是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就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三是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弱势时，体制的因素会促使其加重一种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强势时，体制因素促使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四是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也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进入了21世纪，但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的余毒还没有完全肃清。所幸的是胡温体制高瞻远瞩，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适合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体制建设正在探索中前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社会必然进入一个“政通人和”的繁荣盛世。毛主席解放了我们被压迫的身体，邓小平解放了我们被束缚的双手，胡、温必将解放我们被禁锢的头脑！我们中华民族有十三亿拥有聪明头脑的勤劳人民，我们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
阻碍中国这艘巨轮航行的暗礁必将被彻底清除！
文中许多地方引用了网友“小小于”的引文，在此对“小小于”表示真挚的感谢！
也希望广大网友狠狠地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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