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老师

一

大学毕业初，熊彼特并不想成为教师。虽然是一个假贵族，但他喜欢贵族奢侈的生活方式。他喜欢体面的穿着，昂贵的酒宴，豪华的住宅。这样的生活，教师的微薄收入是无法承受的。于是，游学英国之后，熊彼特去埃及从事律师业务，并担任埃及总督公主的财产管理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经济学家的梦想一直在诱惑着他。而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必须像他老师庞巴维克和他老师的老师门格尔那样，成为一名教授。1909年，熊彼特凭借他的第一部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概要》申请到教师资格。同奥地利的大多数学者一样，熊彼特渴望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师职位，但年轻的他过于张扬、傲慢和不检点。一个刚刚取得教师资格的26岁青年竟然以大师自居，这让人们感到厌烦。尽管有庞巴维克的努力，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执教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同年底，经过庞巴维克的推荐，熊彼特被距离维也纳1000多公里奥匈帝国最东边的捷尔诺维茨大学（今属于乌克兰）聘请为副教授，从此开始他的教师生涯。

作为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熊彼特是带着他惯常的傲慢来到这个偏远城市的，他期待着人们不仅将他当成一个成功者，而且当成他自以为是的贵族。一次法学院召开会议，全体教师等待很久熊彼特才出现，而且是一身打猎装扮。当院长告诫开会时应穿平常服装时，熊彼特建议以后开会时间应该推迟，这样他才有足够时间来换衣服。因为他对着装的要求非常严格！熊彼特的趾高气扬和肆无忌惮令人非常头疼。没办法，谁让他是上帝的宠儿呢！1910年春，学校图书馆管理员限制熊彼特的学生借书。熊彼特未加思考冲入图书馆指责管理员，声称管理员不称职。管理员认为受到侮辱，要求决斗。熊彼特答应了。依仗在特里萨学院的击剑训练，熊彼特以刺伤对方而获胜。学生取得自由借阅图书的权利。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位有骑士风度的人，当熊彼特第二年离开捷尔诺维茨时，他感激熊彼特接受他的挑战并与他决斗。这一次的成功可能使熊彼特萌发了成为“奥地利最杰出的骑士”的梦想。在捷尔诺维茨大学的两年，熊彼特似乎还没有真正进入教师的角色。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他平生最重要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此外就是享受生活。

二

捷尔诺维茨这个小水池显然容不下熊彼特这条大鱼。1911年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了，他希望借助于这块敲门砖进入维也纳大学。但维也纳大学的门已经对他关上了，他的傲慢和张扬让人厌恶和恐惧。退而求其次，经由时任帝国科学院院长的庞巴维克的推荐，在皇帝的干预下，熊彼特进入奥匈帝国仅次于维也纳大学的格拉茨大学，接替退休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理查德.希尔德布兰德（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之子）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熊彼特又完成了他成功道路上的一次飞跃，成为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成功是成功者骄傲的资本。熊彼特相信俾斯麦的名言——只有无赖才是谦虚的。但是，当熊彼特以他一贯的傲慢来到格拉茨大学时，他的傲慢给他带来了教学的失败。

熊彼特进入格拉茨大学，受到希尔德布兰德的强烈反对。熊彼特一贯主张经济学的理论性，而作为历史学派传人的希尔德布兰德则对经济理论持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在评价熊彼特的《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概要》时，这位老经济学家显得相当的不宽容：“除了空洞的一般原理和琐屑的细节之外一无所有。然而作者却自鸣得意，不断强调这些原理和细节，好像那是重大发现一样。”[i]熊彼特对希尔德布兰德的浅薄和无知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这在他私下的交谈和课堂上都有所表现。同时，在与他的新同事的交流中，熊彼特也经常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一切，使熊彼特在学校陷入孤立境地。当他遭到学生的罢课威胁时，不能得到同事的谅解和支持。

熊彼特在格拉茨大学开始上课时，就发现这里的学生对经济学兴趣不高，学习不努力而且目标不明确。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对学生的负责，熊彼特对教学提出严格要求，要求学生认真听讲，课外大量阅读，并严肃课程考试。这一切，与他前任的宽容形成鲜明对比，学生普遍不能接受。第一年，学生抱怨连连，到课率很低，但还是勉强维持下来。第二年一开学，学生就举行罢课，要求更换老师。其理由是熊彼特要求的阅读量太大，难度太高，考试太难太严格，还有就是熊彼特对他们的老教授缺乏应有的尊重。罢课持续了三个星期，成为奥地利历史上罕见的学生集体反对老师的事件。熊彼特最后还是留下来了。他同意降低考试难度，但阅读书目的长度和难度并没有改变。

经过这一事件，熊彼特突然明白，学生对他的反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缺乏对学生的理解和同情以及自己对教师职责认识的模糊。此后，熊彼特对待学生和教学的态度有了根本变化。熊彼特认识到，作为教师，教学活动的目的不是展示其才华，炫耀其风采，更不是诋毁其对手。作为一个教师，其职责就是给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 “他有一份特殊的职责，就是鼓励、引导那些好学的年轻学者，并为他们开启知识的大门。”[ii]教师的职责不是填鸭式的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引导学生自主地学习，培养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力。“他将指路开门，他将展示给学生在标着门格尔、马克思、瓦尔拉斯或马歇尔的门后所发现的知识的神奇魅力。”[iii]为学生开门成为他科研和教学活动的真正目标。他把学术贡献看成只是教学的一个愉快的副产品，对研究的努力只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同时，熊彼特强调，为了给学生开门，教师必须明了门内的秘密，因此需要广泛阅读。“他阅读了在过去三百年中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的，有关经济理论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文章。”[iv]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开门的人，教师需要不断地学习，他说：“大学是一个学习的场所，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学生，尤其是教授。”[v]

三

教学观念转变后，熊彼特与学生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事实上，自那之后，不论在格拉茨大学、波恩大学还是哈佛大学，熊彼特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学生对熊彼特的喜欢，固然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迷人的风采，更由于他独特的教学方式。

熊彼特上课从来不带课本，也不带讲义。上课前熊彼特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广泛搜集和阅读文献，拟定大纲并编写讲义。编写讲义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强记忆，讲义从来不带进教室。脱离课本和讲义使上课好像即兴演讲，从而保证教学过程的流畅。备完课讲义不再浏览，学期结束打包封存。第二次上课再从头备课。

熊彼特的课程从不指定和使用教科书。在熊彼特看来，指定教科书必然束缚教师的讲授，也束缚学生的学习。推荐阅读书目会有更好的作用。每学期开学，他都将需要阅读的资料详细列出，印成“阅读参考书目”发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阅读。书目往往很长，而且有一定难度，便于学生提高对课程的理解和把握程度。这一方法现在早已普及，在当时确是一个创举。

广博的学识，迷人的魅力，轻松的课堂气氛，不论到哪里，熊彼特的课堂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当时，仰慕熊彼特的风采，柏林大学教授赫尔曼.阿尔伯特.舒马赫将他儿子E.F.弗里茨.舒马赫送到波恩大学学习经济学。弗里茨.舒马赫在家信中这样向父亲汇报：“熊彼特是一个出色的人！我已经急切盼望他下周一的课了。他并非罗列枯燥的知识，而是讲述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动知识，你可以感受到在每一句话后面都有他这个完整的人。”[vi]弗里茨.舒马赫就是后来以“中间技术”理论和《小的是美好的》的著称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课堂上的迷人风采在他最得意的弟子萨缪尔森的回忆中有着最生动的描述：“他表情丰富，思维敏捷，这使他的课堂本身就带有一种诙谐；他妙语连珠，即使那些拉德克利夫最严肃的学生也觉得在经历一次美妙的旅行。他没有那些老教授常有的恶习：他从不重复他的故事……他的演讲并不是那种单调的欧洲式独角戏。他在课堂上经常调动大家的兴趣，他经常被他的听众打断。”[vii]

生性豪爽大方的熊彼特很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于是，咖啡馆、办公室、校园小径就成为熊彼特为学生“开门”的另一类课堂。当然，这个课堂要更加轻松活泼，也更加开放和民主。熊彼特经常通过这样的方式组织学生讨论，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引导学生思考，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看法。他从不期待别人同意他的观点，只是引导他们去寻求新的观点。实际上，自从格拉茨大学的学生罢课事件后，熊彼特就养成了组织学生课外讨论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教学生涯的最后。刚到哈佛的时候，是熊彼特最孤独落寞的时候，下午他经常呆在图书馆附近的咖啡馆，学生可以在这里与他交谈。在一定意义上，学生成了他的家人，成了他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所有较他年轻的人都向他寻求指导、建议和想法。……每次从校园和广场路过，他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好奇的人们。”[viii]很快，在熊彼特身边聚集了一批崇拜他的学生年轻教师。如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理查德.古德温、沃尔夫冈.施托尔普、保罗.斯威奇、加尔布雷斯等。这些年轻的经济学知识追求者，在熊彼特的引导下，后来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自己对科学研究持有严谨的态度，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也严格要求。但是，对于考试，——也许是受格拉茨大学学生罢课事件的影响，——则持有一种宽松的态度。关于熊彼特给学生打课程考试成绩，流行着这样一个笑话：熊彼特给所有的耶稣会会员的成绩打A；给所有女生打A；给除了耶稣会员和女生之外的所有学生打A。这样，对那些杰出的学生如斯密西斯就只好打A+，而给天才如萨缪尔森的这样的学生就只能打A++。不过，A++的成绩只有萨缪尔森一人得过。[ix]

四

熊彼特对学生及其他年轻学者的关心、热爱还表现在对他们的个别指导和关照上。在学术上，熊彼特是个胸怀广阔的学者。他将自己的职责确定为为学生进入经济学殿堂开门，这需要他有着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洞察力，更需要有高尚的无私奉献精神。正是在他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一大批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并取得世界声誉。

1927年，熊彼特读了里昂剔夫的一篇计量经济学论文后，对他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邀请他访问波恩大学。通过与这位比自己年轻22岁的青年学者的长谈，熊彼特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后来，熊彼特到哈佛大学，力劝校方引进里昂剔夫。在哈佛良好的环境里，里昂剔夫成长为世界一流的计量经济学家，1973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熊彼特在波恩大学期间，来自鹿特丹的弗里沙沃尔为自己的论文请教熊彼特，熊彼特在五个星期内每天花三个小时与其讨论和修改。后来，弗里沙沃尔也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厄利希.伦纳德原是中学数学教师，在波恩访问熊彼特之后，受其影响留下学习经济学，后成为战后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将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老师，一生都对熊彼特保持着敬意。

芝加哥大学教授哈里.约翰逊40年代在哈佛读研究生时，发现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存在一个计算错误，并向熊彼特请教。熊彼特督促他写出一篇短文，后几经讨论，发表在熊彼特担任编辑的《经济学季刊》上。约翰逊后来说，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一个无名小卒如此关心和提携，在其他人身上很难见到。

针对熊彼特对学生和年轻人的无私关怀，萨缪尔森感慨地说：“熊彼特身后没有留下致力于将他的理论和传统的经济理论相区分的追随者，但熊彼特确实留下了唯一一种与一个科学学科相符的派别——从他的教学中受益的一代经济理论家。”[x]

熊彼特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更关心他们事业的发展。

保罗.斯威奇是战后美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是熊彼特的学生和研究助手。1942年，斯威奇离开哈佛从军，1945年准备回到哈佛从事教学和研究。由于斯威奇的政治立场，哈佛对是否留用他有所犹豫。熊彼特强烈主张留下斯威奇。在他看来，尽管斯威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学者。留下斯威奇，至少有助于思想竞争。当斯威奇最终被哈佛抛弃时，熊彼特十分痛苦，一再公开指责哈佛缺乏学术兴趣。

1940年，萨缪尔森——熊彼特最宠爱最得意的弟子将从哈佛毕业。此前，萨缪尔森是该校“卓越学人联谊会”会员，地位超过一般教员。获得博士学位后，应该聘为助理教授。但萨缪尔森的天才遭人妒忌，有少数教员反对聘用他。此时，麻省理工学院向萨缪尔森提供助理教授职位，而哈佛没有采取挽留措施。对此，熊彼特非常生气，冲到办公大楼走廊上咆哮：“如果他们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不聘他，那我可以理解；但不是如此，他们不聘他是因为他比他们都强。”[xi]

此事让熊彼特对哈佛深感失望，当得到耶鲁大学的邀请后，他意欲转投过去。但熊彼特是多么受学生爱戴，而他又是多么在意学生的请求！一封学生的挽留信让他选择了留在哈佛。“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受到了您远见卓识的激励。与别人不同，您对我们遇到的不论何种领域的问题总是给予强烈的关注；我们有成千上万个理由对你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您为了我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您的有益批评和众多的鼓励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的研究。您在我们心目中已植入了对一种更精确、更客观的经济科学的重要性的信念，并激发我们献身于这样一种科学发展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您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位老师，我们一直为有您这样一位朋友而自豪。……”签名者大多后来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如保罗.萨缪尔森、亚伯拉罕.伯格森、约翰.威尔逊、詹姆斯.托宾、保罗.斯威齐等。

五

作为创新理论的提出和阐释者，熊彼特无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熊彼特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其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卓越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他作为一个经济学教师，作为青年学子进入经济学殿堂的“开门”者，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一贡献更加伟大。当然，熊彼特首先是由于其理论创新而成为卓越经济学家。但是，如果他后来没有作为一个杰出教师的经济学家，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就要大打折扣。

如果说理论研究意味着创新的话，这一工作是在“神圣十年”奠定基础的。当熊彼特感慨随着年龄增长的创造力衰减时，曾经说过：“如果有点理智，我们都会在40岁自杀。那时，我们或者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不需要活下去了；或者，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不需要活下去了。”[xii]但是，熊彼特这样的话不能当真。其实，他知道，在学者的创造力衰减的同时，知识和阅历在增长，对世界的认识会更加全面而深入。因此，学者的生命并不是在进入创造力衰减时期就没有意义。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对知识演进过程的理解为学生开门，可以使学者的生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熊彼特就是通过这种转变实现他作为经济学家的价值的。对此，他的学生洛林.艾伦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必须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最有思想的社会学家之一、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最深刻的评论家之一，也许更重要的，作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科学的教师之一而名垂青史。”[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