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不断地收到各种让我意想不到的信。其中一部分是来咨询的，比如，问我情感上的困惑、青春期的困惑的等；也有向我咨询职业方面的事情的。比如前两天，有人来信说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问我怎样才能让律师们都能买保险；我回信说：“目前，中国的保险业鱼龙混杂，一大帮在其它行当上找不到事情做的人，不得已，把做保险当成了自己的职业；为了那提成来的报酬，什么招数都用上了，围追堵截、死缠烂打地让人家买保险；结果，就像人家不太想吃，而硬让人家吃的道理一样，让人没吃先倒了胃口；见了来推销的，只想躲。有了这种普遍的心态，能自觉自愿地买保险吗？用杀鸡取蛋的方式来推销保险，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很正常了。”
以上这些咨询性的信，还不能算是怪。我前几天，写过一篇文章－《红教教主妖是怪，你是妖还是怪？》。一个自称创立了红教的教主，希望我能信他的教，可是，他满纸的荒唐言，让我想到的是他的一把辛酸泪；这就不能让我产生崇敬和敬仰的心理了，他的那套说法也就不可能打动我了。有人也太自不量力了，写一句话，可以挑出三个错别字来，逻辑上也是乱七八糟、颠三倒四的，就这文化程度，也想创立一门宗教，怡笑大方而已。
如果说这位红教教主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昨天，我又看到了一封信，觉得更是出乎我的意料，信是这样写的：
我是自由作家，在海内外有各类出版和资料收集的客户。如果你能写一些非同于公开出版物的内容，并提供一些统计资料，无论是否在你的研究范围，只要有价值，都欢迎，甚至是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凡带有政策性内容的、在GOOGLE上查不到的，我都要。不妨你先试试，在我们尚未面谈之前，你发给我你的作品，然后你将在你境外的亲友账户上得知你的报酬。先试试，成功之后，我们再作进一步联系。
刘大军
这位先说是作家，又说让我给他提供一些“非同于公开出版物的内容，并提供一些统计资料，甚至是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凡带有政策性内容的、在GOOGLE上查不到的”资料。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暗示我什么，尤其是那句“非同于公开出版物的内容”。光从他这几句话，感觉还不太明显，由于他的信，主题写的是“征稿”，这让我不想放弃一次投稿赚钱的机会，于是，我回了一封信：
你好：
你说征稿，我不是很明白，你需要什么样的稿，我给你一个链接：http://renhaiyong.vip.bokee.com/
这个网页上有我写的全部文章，你可以看一下，需要哪篇文章再给我说；或者说，你把哪篇文章的类型给我说一下。博客里的文章算不算是你说的没有公开的呢？另外，我还写了几十年的日记，这可是从来也没有公开过的，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和我联系。
任海勇
2007-08-17
信发出去之后，过了几个小时，刘大军就回信了：
海先生： 你好！ 我需要政府内部资料，若你可以提供，我会将稿费汇至你指定的账号。
刘大军
这下很明白了，刘大军希望我去搞政府内部的资料，提供给他；然后，他把稿费汇到我指定的账号上。这次，他没说是我海外亲戚的账号，好像任何账号都可以。
有人可能会想了，对此，我是怎么考虑的呢？我想先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一、我有时候在家里附近散步的时候，看到别人扔掉的空饮料瓶，我会顺手拣起来，因为，一个瓶子可以卖几毛钱。我虽然又是作培训师又是办公司的，可是，也许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曾经经历过数着分分钱过日子的时代，让我至今都很节俭。我不认为一个瓶子几毛钱，是可以舍弃的；在不费多少力气，顺手拣起来的情况下，我觉得拣瓶子卖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二、我曾经在前面的文章《三城岁月之皇城北京》里，讲过一件事情。1986年的时候，我们政法大学法律系双学位班的几个男同学，一起去北京和平门烤鸭店吃烤鸭。我们坐的那张大圆桌，正好同时也坐着有一对从四川来北京结婚的小夫妻。他们是当时的个体户，比我们带着基本工资来读书的学生要富裕多了；他们要了很多的菜，摊了大半个桌面。而我们五个同学只和着买了一只烤鸭；等了半天，鸭子还没有上来。看着人家小两口在尽情地吃着，又不认识人家；这时候，我们中间更活络一点的同学，就和人家聊上了。人家本来就要了太多的菜，也吃不了，所以就招呼我们也一起吃。他们四个早就急不可耐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没有动筷子。我也很饿，也很想吃，桌上的那些美味佳肴有些我见都没见过；在大食堂里吃了许多年，见了这样有名的餐厅里的菜，能没感觉吗？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认识人家，我们吃人家的东西，这算是怎么回事呢？我无论如何也拿不起筷子。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了，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那样做，是非常对的。人家有钱，人家能买得起好吃的，那是人家的事情；我用着自己的钱，吃着自己的东西，心里才更踏实。
三、我现在住的松江新城。刚搬来的时候，生活不太方便，比如订水，要打很多个电话，人家还不愿意来送。总算找到了一家，订了一桶水，是14元一桶的“水森活”水。送水的小伙可能生意比较淡吧，他来了之后，身上居然没有带找头，而我身上只有13元钱。他再三说，那就先给13元吧，还有一块钱下次再给。我断然说不行。因为如果少给了人家一块钱，我会觉得欠了人家什么，我会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直到下次把钱给他。为了这一块钱，让我这样牵挂着，我可不愿意这样受累。我让他等着，我拿着100元钱跑出去换零钱去了。找到旁边的一家小店，人家不换；又问了两个人，人家都很警惕，还以为我是用假钱来换真钱呢；没办法，我又去了我们小区的物业，好说歹说，人家犹豫着，钱总算给换了。虽然让送水的小伙多等了一会，可是，这样做大家都踏实，我们都不需要记着欠了一块钱的事。
我好象讲了三个和刘大军的信没有任何关系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很有关系。我非常在乎钱，但是，我有一个做人的原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许有人会想，现在有人为了钱，做什么的都有，卖什么的都有。关注时事的我，当然知道社会上现在弥漫着一股拜金风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但我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
刘大军让我为他们提供政府的机密情报，然后他给我钱，这是他在发展我成为间谍。那样的钱，能拿吗？那样的钱花着能踏实吗？我情愿拣一个瓶子卖一毛钱，那也是我的合法所得；我不想去做非法的事情，不管这样的报酬有多丰厚。比起一些利令智昏的人，我可能显得太谨小慎微了，也可能让别人觉得不像做大事情的人，没有办法，那是天生的，这辈子恐怕改不了了。不过我觉得，我生活得很充实、很快乐、也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