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和新闻周刊前总编钟诚见了一次面，吃饭聊天，这是他去法国两年半后的再次相聚。年后他又要孤身返回法国，继续他一年半的剩余任期了。

　　三年前，就在新闻周刊遭遇重大变故，钟诚刚被免掉总编时，我们也曾在同一家酒楼吃过饭。十分凑巧的是，这次我们竟然坐到了同一张桌子，当我有些兴奋地告诉钟诚时，他也微微地笑起来。

　　尽管才40出头，钟诚却明显地有些变老了，双鬓的白发竟然连成一小片了，他说这是遗传，但现在明显比三年前在新闻周刊时多了许多。

　　我的脑海中，还鲜活地存留着2002年3月新闻周刊刚复刊时钟诚的样子，那股经历挫折后更加成熟勇敢的气概，使这个小个子男人充满大气和魅力。

　　他并不是一个善谈的人，或者可以说他的性格有些沉闷，但一旦他说起话来，那一定是很简练有力的，让倾听的人不由地在心里叹服。

　　当时新闻周刊刚经历一次资方撤资风波，人员四散，新进来的记者素质参差不齐，我来自《南风窗》，为钟诚他们所看重。复刊初期，我一个人连续操作了好几个封面报道，基本上都是在路上度过。

　　记得第一次出差，是去调查湖北三地国企领导人被杀事件，走之前，钟诚在出差申请表上写道：这是周刊复刊后的第一次出差，务必做好报道。

　　短短一周时间，我在湖北转辗于黄冈、咸宁、襄樊三地，终于在元宵节的晚上12点完成了整个采访，后来撰写的《改革之殇》，不负钟诚期望。

　　在新闻周刊期间，可能由于志向相投的缘故吧，我和钟诚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每次出差前，我都会去他办公室坐坐，和他谈谈我的想法，也听听他的想法，相互磨砺，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火花崩溅出来。采访归来后，我也会去他办公室坐坐，谈谈一行采访见闻，他总是很高兴地听，不时提一些问题。

　　复刊的2002年，新闻周刊成绩不错，销量大增，经营顺利，当年就盈亏相抵。可惜好景不长，2003年3月两会期间，新闻周刊终因一句话险遭闭门之灾，钟诚等人遭贬。

　　以37岁的盛年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造的事业，离开凝聚了其毕生理想的新闻周刊，对于钟诚而言，这是何等惨烈的惩罚！

　　闲置半年后，他被派往法国驻站，一个人，又不懂法语，整天混在异国的华人圈子里，我不知道他都在干些什么，又在想些什么，但我敢肯定一点：他一定难以舒怀，被迫离开新闻周刊给他造成的伤害，不会被时间之河冲刷的。

　　果不其然。那天见面，我带了最新一期《环球》给他，纯粹是想让他知道我现在所服务的媒体的样子，没想到他很感兴趣，吃饭期间，几乎不停地在翻看，还好几次和我说，“嗯，你们这个杂志很成熟，内容和版式都很不错。”

　　由于喝啤酒的缘故，我两次去洗手间返回时，都远远看到他在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杂志，我的心中顿时难受起来。《环球》是一本国际新闻刊物，很少关注国内时政，远不像新闻周刊那样，但还是引起了钟诚的极大兴趣，并用新闻刊物的语言去评析。

　　由此可见，那个当年想要办中国《NEWSWEEK》的梦想，还存留在钟诚的心底，遭贬后的他只能尽力地去压抑，但终究不能消灭它，于是这个不能实现的梦想成了他不能克服的痛苦。

　　这是第二种忠诚，本质还是忠诚，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的爱。正是因为矢志不渝地保持这忠诚、这爱，才会给自己带来磨难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