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眼前的众多问题没解决，岂能用讲大话来体现政绩，政府必须认真贯彻三个代表理论，仍需扎扎实实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一）
温州无模式
摘2000年12月9日《温州日报》
温州无模式
冯雁军在《暸望》新闻周刊以《温州无模式》为题，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没有模式套路的不断改革与创新。
文章写到，全国都知道有个温州模式。可温州市长钱兴中却说，温州无模式，也拒绝模式，模式是一种套路，如果有了模式，温州的发展就有了限制，社会放慢发展的脚步，温州人的创业之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所谓模式，辞书上的诠解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不可否认，模式为我国当今经济发展起了许多积极作用，但一些负面作用也不可忽视——苏南乡镇企业模式使各地的乡镇不切实际的兴办企业，深圳缩微景观和超高建筑模式成为城市克隆的时髦项目……一句话，形形式式的模式在成为样板的同时，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樊篱或羁绊。
（二）
辨驳“温州无模式”论点
1、报社不敢发表反对市长的文章，已形成一种套路和模式，只不过是不好的模式
温州日报发表《温州无模式》的这篇文章，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没有模式套路的不断改革与创新。话虽如此说，但是我们的思想上仍然存在着套路，你这报社也是深陷其中，你发表了钱兴中市长的言论，那么以后是否敢发表与市长不同的言论呢？如果不敢发表，这也就存在着报社刊登文章的模式套路。眼下各地的报纸成了领导的专用工具，老是发表某某领导这么说，做了那些指示，讲了那些话，但就不见某某人发表不同于某某领导讲话的高见。中国人已形成了一种模式习惯和套路，似乎助长了权威即是真理的观点，于是乎彭德怀写了八万言的长信便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的总司令；胡风向中央递交了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报告，详细陈述了他的文艺理论主张和对党的文艺政策的一些看法，1955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对胡风思想进行批判，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罪，直到1988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所以我们报社和一些其它人，思想上根本不及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当时春秋战国时期不是提倡诸子百家的争鸣吗？所以说现在的报社发表文章还存在一个不敢发表与领导讲话相抵触言论的模式，只还过这个模式是不好的模式，是必须要改革的模式。如果这个模式是好模式的话，发扬光大百利而无一害有何不可？
2、温州模式是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简称，请不要把“发展”两字丢进垃圾堆里
温州模式是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简称，其实这简称有点与原来的意思有所不同，只说温州模式从字面上来讲，是指什么模式，是关于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亦或是某种民俗文化的，等等，其实温州模式是指温州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与其它地区很大差别或称为有其独特特点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现在省便图简而称为温州模式。于是温州模式便是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代名词，如果今后出现了温州在文化上的什么模式，那么就只能称为温州文化发展模式，因为温州模式已主要归于温州经济发展方面的专有名词。当然也有人笼统地把温州有关政治、经济、民俗或是文化的一些特点一概都纳入温州模式的范畴内。我想只要有特点亦无不可，但是不能把发展两字忘记了，省掉发展两字并不等于没有发展两字。理解了温州模式是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简称，我们便不会断章取义，只谈模式，而把“发展”两字丢进垃圾堆里。发展模式就说明了模式是在发展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发展也说明以前是没有的而是在发展中才出现的，所以我们不能以静态来看模式问题。《温州无模式》一文只谈模式，认为是一种套路而不谈发展显然是对温州模式的曲解。“温州模式”随着时间而出现也将随着时间而发展，这应是马克思主义对“模式”的辨证观，那种对温州模式认为是静止的不会发展的将保持不变的，是形而上学的一种不正确的说法而已。
3、温州模式是经济特有规律的体现，是从发展中而来，也将因发展而创新
温州模式的出现是一种特有的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是不随着人们的意识而展现出来的，你欢迎也吧，你讨厌也吧，但是它的出现在我们这种宏观政策下对温州地区来讲是势不可挡的必然结果。不是你想要就要，想拒绝就拒绝的。我们不否认经济发展模式有政府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也就是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引导或直接发挥作用，使本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一种正确的模式或一种发展的态势、特点。但温州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温州模式的出现是伟大温州人民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它不是温州政府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而出现的必然结果。通俗地称“温州的无为之治”应该包含这方面的意思，而不能一味地强调它——“无为之治”的反话正说的意思。突出温州模式是由人民创造的一种模式并不是否定政府所起的任何作用，而是认为温州政府对这种经济发展趋势起着推波助浪的作用，也是对这种发展趋势出现的必然结果。温州模式的出现，政府不能把它说成是温州政府的伟大功绩或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所做的这一点工作是最起码的，也是应该的，否则要你这个政府干什么？综上所述，温州模式的出现是不能被拒绝的，今后的发展的趋势也是不能被拒绝的。历史告诉我们，拒绝正确事物的出现是一种类似伤天害理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祸国殃民的行为，这种行为的人和事最终将会被世人扫进垃圾堆里。
4、经济发展有模式套路的改革和创新有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冯雁军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没有模式套路的不断改革与创新。我认为经济发展有模式套路的改革和创新有时在一定区域内或在一定时间里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由于模式套路是一种规律和经验，如果这种规律和经验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那我们按照它实施便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果，这又有何不可呢？一个正确的振兴经济措施或模式套路如能实施的话，在一个地方每年如能比不实施时人均增加1000元，那么一个700万人口的市每年便增加70亿元的收入，如果只增加一百元，那这个地区至少也增加7亿元，难道这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吗。另一方面来说模式套路的出现也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智慧结晶，是有重大价值的，是能够马上投入实施的。打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的体育锻炼，如气功是一种模式套路，太极拳也能搞出一套模式套路，而这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按照这一套路，既省时又方便又能健身体，那我们何必要拒之于门外呢？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各地出现的经济发展模式套路，不能在全国各地实施，如能在全国各地实施的话，这难道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吗？也就是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还没搞出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套路，此才是真正问题的关键，由于中国几乎所有的各地经济模式不可能或很难在全国广大地区推广，所以全国广大地区如何走出一条振兴经济的道路便成了各地领导的心头之患，所有的大措施大方法均能登上大雅之堂，什么科教兴县了，什么组建企业集团了，什么调整产业结构了，结果在很多地区均不见到振兴效果，你说这急人不急人！！！
5、温州模式是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结果，所以拒绝模式的话是没有道理的
温州当时在交通如此不便，没有铁路、没有飞机场，又不是地理位置中心，旁边也无大城市，人均耕地不足，国家投资很少，资源也不丰富；在当时文革期间又是一个闹革命而对生产破坏很厉害的地方（注：闹革命越厉害往往是对生产破坏越厉害），记得小时候我们洞头县两派，有一派可能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对另一派进行炮战，造成的损失很大；改革开放后，温州与全国一样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此时温州的经济实力比其它地区的实力是很差的，但是现在它的经济实力已超过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平均值至少是三倍的数值。温州经济的发展是人民大有作为的结果，这股来自人民的力量推动温州整体的经济发展和推动政府的改革朝前迈进，从而显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这是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温州模式初级状态的特点是大力发展家庭工业、开展挂户经营、有一支庞大的供销员大军，并且初步建立专业市场，其中最主要特点是大力发展家庭工业。
供销员大军各自独立作战，南征北战跑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这支供销员大军的形成和发展，温州政府可以说是莫之奈何，供销员大军是政府无法操纵的。这个供销员大军就把自己或所挂企业生产的产品推向全国各地，以全国大市场的需求来不断推动温州家庭工业的生产和发展，从而使温州的整体上赢得了经济效益。
温州刚开始起步时，由于家底薄，拥有资金少，因而无法办大厂，于是大家花小钱，互相分工配合，形成一个多分工大生产的局面，这也是温州人民的伟大创造。所以温州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它使弱者通过大联合成为强者。这个模式的产生是任何人无法拒绝的，是一种客观规律在温州区域内的具体体现，也是温州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最佳抉择。
接下来，大家有了一点资本后，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通过股分联合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并且建立了要素市场，在这个时候，各级政府才做了一些服务工作，主要是当后勤队员，建立专业市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由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生意场上坑蒙拐骗较多，温州经常发生运出外的一些货物被骗而且有的单位和独立作战的业务员被长期欠着货款，所以温州企业干脆来个连锁经营，在外设点，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大企业公司。随着温州经济发展，现在温州至少有五六十家企业已具备上市条件，因此可以预料接下来便是一些股份公司或集团公司要上市；今后温州的生产要素市场将进一步完善，并且随着今后大家的资金富余必然会出现在外大量办厂或投资的情况，这些新的发展特点的出现就意味着温州模式在不断发展，有的特点是人们无法抗拒的，所以说拒绝模式的话是没有道理的。
6、温州要拒绝模式，无非是更上一层楼，这是一种说大话的需要
有的领导很会说大话，也很会做表面文章，最糟糕的是那些披着羊皮的贪官污吏，台上的讲话很飘亮，但在暗底里却是一个严重贪钱贪色的人，他们大肆挥霍或侵吞国家财产，中饱私囊；但是也有一类在台上讲话很动听的人，也许可能也愿意在其位谋其职，也愿意为人民做点事情，可是呢？却是无所作为或是小有作为，为了掩盖他们的不足之处，只能在文章或讲话上，或甚至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做文章。如提出什么科教兴县了，什么是改革创新了，什么是加大改革力度了，也许可能讲出包括类似于没有模式套路改革的话，等等。
温州模式这个名词的诞生和传播，应是当时温州领导所喜欢的，因为温州毕竟全国出名了，作为这个地方的政府主要领导，也认为自己脸上的有光彩，我想这是人之常情，无可置疑的。模式带有点典范或标准或特点的意思，不管它是什么特点，首先一点是被称为模式的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是不错的，否则，别人宣扬你这个特点有何屁用！所以宣扬“模式”，也就是在宣扬成绩。但是有些人却忘乎所以了，开大了啦叭，加重了讲话的力度，不仅说温州没有模式，而且说温州要拒绝模式，无非是更上一层楼。但有一点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那就是政府以前所做的经济工作或与经济工作有关的司法、社会等工作方面的问题很多，甚至是阻碍着温州人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连以前出现的大多数问题都无法解决，那么还怎么谈得上政府工作的更上一层楼呢？
（三）
摆在眼前的众多问题没解决，岂能用讲大话来体现政绩
为了更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现在我把政府工作对促进生产力发展做得很不够的地方谈点自己所掌握的几点情况：
1、科技专利不让查，政府“科教”成空叫之一
2000年，我去温州市科委查一个关于合成液化气的专利，有一位女同志说要40元钱，我认为这个价格明显偏贵。合成液化气的专利很多，如要多了解几个，岂不是要几百元钱。我认为我们创办企业是对区域经济做贡献，在企业未创办前就如此收高的服务费，这将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也为那些经济实力不足的创业者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后来我又改口说我要查一下专利，看看有什么产品适合我开发，她说我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其实查专利对科委来说，提供这方面服务是举手之劳。如此的科技兴市，科委在袖手旁观，真是在其位不谋其职。现在群众创办企业很难，这种打游击战的创办企业方式，首先碰到的是信息不灵，不知道搞什么好，也不知道有什么技术比较成熟，那么查一下专利是很符合逻辑的想法，作为科委部门理应为群众着想，不过至于查阅时根据时间多少收点费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科委拒创业者于门外，说明我们政府部门在科技兴市或兴县方面是光打雷不下雨，这种空喊口号的做法说重了也是害民误国的行为。难怪在2000年的报道中说温州有400亿元的资金静卧银行无法贷出去。你看看，我们温州人民是面临着如此的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才取得了今天的举世震惊的成绩，说明温州人民是大有作为的，那些想把人民的功劳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是对人民的亵渎。
2．科技产品不鉴定，政府“科教”成空叫之二
发展温州经济不能光讲大道理，政府部门还需扎扎实实做好一些服务工作，如果一些基本的工作都做不好，科教兴县兴市战略会是一句空话，假如它能实现的话，也不是政府的主要功劳，而是温州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量发挥的结果。我看有些政府部门不能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反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象这样的政府部门不如不要或不让它管还好。举例说明如下，我弟弟原意提供资金叫我去搞“合成液化气”项目，我们先避开“合成液化气”是真是假不论，那就当它是真的来说，我打电话问洞头县工商事务所所长的审批情况，所长说：“办合成液化气要先取得消防部门的鉴定才行，前次有一家厂发生爆炸，结果工商局有两个人被公安局抓走了，所以没有消防部门的许可证，我们工商部门是不敢发经营许可证的。”我又打电话问洞头县消防队队长，队长说：“新型燃料我们不鉴定，就是不管的意思。”后来我又打电话询问工商所的所长，他说：“他们不管，叫谁来管，我们又不懂消防鉴定，如不管，万一出了事，象前次那样，我们可能被公安部门抓进，所以打死我们也不敢给你发证。”假如新型燃料确实是真的，消防部门不鉴定，岂不是使科教变空叫。
3．后勤服务跟不上，政府“科教”成空叫之三
摘录2001年2月19日温州晚报经济新闻版面：
四次突然停电、一家工厂损失十万元，企业恳求：
“电大哥”，请打个招呼
温州瓯海黄屿工业区本月以来遭受的4次未有事先通知的停电，给该地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今天上午，代表该区部分企业前来投诉的温州绿苑特种玻璃公司有关人士痛心地说，仅其一家的损失就高达近10万元。
“绿苑”是生产钢化玻璃的企业。每逢突然停电，为了保护钢化炉，每次都要忍痛将已高温软化的半成品排出炉外。并且，每次紧急出炉后，此炉要经60个小时的冷却才能重新工作。“此外，每次紧急出炉，除了会损失这个价值1000万元的钢化设备外，还会延误企业交货时间。”“绿苑”负责人显得很无奈：企业实在不堪其苦。“绿苑”曾找当地的供电所，望能事先告知停电时间，以调整作业计划。但该所有的工作人员如是答复：他们只管收费，其它不知道。……
我认为电力部门是为工业服务，它是促进科技发展的有力保障，应属于政府加强科技工作的范畴和促进工业生产的服务体系内，因此抓好电力部门为企业的服务工作是政府的本份之一，电老虎如此发威是政府领导无方，是政府科教成空叫的具体表现。
4．后勤保障跟不上，科技开发打乱战
温州的科技开发一直是人民的自觉行为，政府可以是不闻不问敲起二郎腿，人民去扑汤蹈火也吧！前赴后继也吧！凡正它是不操这个心。如前几年以至到现在，有关报社、电视台乱报道“合成液化气”的事，政府就根本没有对此事重视，你看温州有这么多人抓住这一商机，结果陆续有很多的人被外地科技推广的公司诈骗，购买一个专利约8000元，据乐清柳市镇从事新型燃料的同志说：“温州出外购买力合成液化气的项目的总损失的金额就不下二百万元。”温州政府如果认为自己工作做得好，政府应该是落实有关部门把想搞某项开发的群众联合起来去考察一下，或者政府出面去考察一下。可是人民群众要看到这一点是比登天还难。你说你政府工作做得好，真正要做得好的，就必须形成一种只要是有钱出钱开发科技产品，那么就应该被认为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贡献，那么你就应该给予奖赏。不能把奖赏只理解为这个企业赚了很多钱后所以政府要给予奖赏，这种理解我认为是错的，只要群众愿意拿出钱，从事这一方面的科技工作，你政府就应该做好一些服务工作，这就是对人民最好的奖赏，而人民把钱大把大把赚来的时候要你政府奖赏有何必要呢？你看现在全国各地是多么的乱，乱到报社电视台也为诈骗分子提供活动场所，而且诈骗项目是搞科技开发，所以现在科技开发的风险很大，除了它科技开发本身的风险外，还有一个是社会的诈骗风险，弄不好就要把这笔辛苦积攒的钱打水漂，那么温州政府就应该为群众着想，来一个联合创业的做法，只要群众愿意出钱的，先到科委等有关部门登记一下，然后组织一下看有多少人，政府有关专家再出面一下，这样就能减少很多风险，最后可以以政府名义出去，联合考察，这样子有了政府做后盾，外地的人恐怕也不敢骗你。因为现在是到处骗的社会，人民是很担心自己的钱出问题的，并不是群众告诉你这一科技信息，泄露了商机，致使自己没有抓住先机捷足先登就不好，因为现代的社会变了，以前是叫做抓住商业信息，捷足先登先下手为强创造赢利，而现在是你捷足先登就有可能被诈骗。这个后勤保障跟不上，科技开发打乱战的情况就说明了我们的政府工作远远还没有做好。没有做好基本的一些工作，作为一个领导不要到处讲大话，而且非要把这个大话上报纸不可，这也是一种耍弄人民的行为。
5、洞头县科教兴县光打雷不下雨事例一则
我挂职北沙乡乡长助理，原先是叫我抓“土地管理和农林业”的，可能是我的政绩突出（我一下子就破了山林被一把火不知谁烧掉的三个案件），或者我是抓土地管理得罪了某厂长（他违章建房我制止，他早样我行我素，我只得去县土地局报案。），结果我变成了去抓科技，其实乡政府这样子的安排是架空我，结果是让我一事无成，我变成了没有任何一点实权，无权无钱我怎么抓，后来我私下有怨言发了牢骚，乡长说你拿出项目来。你们说：我怎么拿？一无信息，二无考察，三无经费寸步难行，四是领导不支持不重视，五是党委会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如果真的是乡党委会开了会议大抓科技，今后我出了名，他们的位置可能是变成了我的，所以说他们也绝对不会叫我抓出真正的成绩来，因此也不会开这样子的会议。所以象北沙县政府这样子没有谋略思路去抓科技，能抓出什么科技来。他们的抓科技是讲在嘴上，走在路上，派在人上，但就是光打雷不向雨，时下的很多政府部门就是这样子。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我认为“好的谋略思路”也是改造自然的能力，所以它也是生产力，而且是很重要的生产力。
6、国营企业一败涂地，一个接一个地倒闭或破产、不景气
我认为体现政府工作成绩的主要方面之一是看国营企业搞得这么样。因为国营企业是公有制企业，是人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企业，但人民不可能作为一个群体参与每个企业具体的经营，因而只能有一部分人代表人民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我们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这样子说，人民把自己对国家管理的权力通过人民代表来实施其自己的权力。因而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大会对国营企业的管理具有参与权和表决权，决策权。但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可能由整个代表大会去具体管理众多的国营企业，怎么办呢？只能由人民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国家政府机关来管理。
国营企业是人人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因此每个人便是国营企业的股东，由于无法召开由全体人民参加的股东代表大会，那么每个人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人民代表大会便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说人民代表大会换一句话说也是国营企业的股东代表大会，但在实际上人民代表大会也无法由这么多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大会来具体对企业进行管理，那么可以换一句话说人民代表大会对国营企业的管理权只能交给由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政府机构来管理。也可以说人民大会所确定的政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便可以组成国营企业的董事会，一市之长，或县长便是这个董事会的董事长。
但是对国营企业拥有权力的问题牵涉到如何正确摆放党的位置。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党，在实际操作中应该说共产党好象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这就要修正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有关规定。中国到底谁是最高权力机构的问题，我现在还搞不明白，我想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所必须要修正或必须明确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权力机构也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也罢，或者是两者不同的权力机构联合起来共同决策也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是市由市长或副市长组成，县由县长或副县长组成，乡由乡长副乡长组成。在我们实际的操作中，地方首要领导是由共产党直接提名，并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且各行政单位的行政长官也由党的常委会决定并交由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通过。不管怎么说政府的首要领导可以组成一个国营企业的董事会。至于这个董事会如何去管理这么多的国营企业，应该说这个董事会负有主要责任。所以说体现政府的主要工作成绩之一是看国营企业搞得好不好。而私营企业搞得好不好，与政府首要领导的相关程度不是很大，而只能说区域首要领导对私营等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尽义务和做贡献的责任，因为人民选举你当政府首要领导，对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承担责任和尽自己的义务。但是由于国营企业与政府的相关程度最大，所以说国营企业搞得好不好，政府必须承担完全责任。如果一个地方的大多数国营企业或几个主要的国营企业搞不好，你还有什么可以说你政府工作的成绩很好呢？
7、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和村级经济发展缓慢，这是各级政府甚感头痛的问题
（1）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Ⅰ、村里一些富起来往外跑的人很多，致使这些村的经济仍旧发展不起来
村里的富人搬迁到城镇或到外地经商不回来，这是大势所趋，匹夫不可夺志也。如该村能更好地帮助能人寻找好的就业项目，就会减少这种流失的速度，但是现在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的最主要方面表现是在这些村看不到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的行业或提供好的投资信息，所以富人只能往外跑。
Ⅱ、大多数乡党委和政府对解决贫困户的脱贫致富问题仍然束手无策
有的地方对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束手无策，采取你的贫不管我的事的态度；有的地方采取送扶贫款的方法，虽然能解决贫困户的燃眉之急，或许有个别的地方也因此脱贫致富，但大多数地方过后不久还是昙花一献，仍然回归贫困。现在许多政府做起报告来说，帮助多少的村、户脱贫致富，如不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话，那最多也说明是他们对贫困户做了多少工作或只是暂时脱贫而已，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脱贫，因为这种“送人以鱼”的方法，只不过是让人享受点口福，最后还是不能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如果我们搞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能帮助贫困户脱贫，仍然是河山不改，面貌依旧，那要这样的乡党委和政府又有什么用呢？贫困户如不能脱贫致富，那就说明“振兴经济”是一句空话而已，如果我们能使贫困户脱贫致富，那就说明我们的方法和思路对头，而这种方法和思路也一定能使富者更富，果如其言，中国定能称雄于世界。
Ⅲ、村干部发展经济的思想观念守旧，制约着村级经济的发展
对村干部发展经济的思想观念陈旧的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1992年我下派洞头县北沙乡挂职乡长助理，乡党委书记安排我的驻点村是柴岙村。该村是洞头县的四个贫困村之一，当时村支部书记叫我和乡政府的另一个蹲点女干部去开会，讨论一笔扶贫款的使用问题，我说：“贫困之所以贫困是我们的村仍然沿着老思路来解决问题，用老的思路，老的方法不能使我们的村富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改变一些方法，首先是调查一些情况，洞头的有一句俗话是：‘情况不了解，机枪扫下海（用洞头的方言讲起来很顺）。’所以应该调查一下那些事情好，是有效益的，通过对比后再来决定我们的资金投入。最后村支部书记讲话：“这笔钱一部分是支持养猪，另一部分是养几亩紫菜等，还再贷给某人5000元进行船的修理。”我们只是蹲点，没有任何权力，他说这么干，谁也奈何不了他。养猪和养紫菜仍是该村的老传统，这种没有新思维新观念的发展村级经济的方法，怎么能把农村搞富起来，到了现在为止，柴岙村早样是一副老面孔。
Ⅳ、没有耐心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激化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对抗
为了解决村级公务费收不上来的问题，洞头县北沙乡党委政府决定在鸽尾礁村开展收公务费试点，我发现他们没有耐心做好思想工作，一帮人去收费就是要钱，好象地主的狗腿子来收租一样，对钉子户和困难户采取一视同仁的办法，规定在什么时间内缴，如超过此规定时间的，一律上家拿掉电表，对这种粗暴的做法，我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提出对三个难缴的钉子户让我去缴，当时有一位管渔业的林副乡长训斥我说：“我是这里的渔头（管渔业），我缴不上来，你这么能缴得上来，而且别人不熟悉你，不会买你的帐，而且他们的家你也不知道怎么走。”我只不过是出于好心，即使缴不上来，也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失，如能缴得上来，那我们政府就减少一个与我们对立面的群众，结果我去了，经过我耐心的思想工作，结果钉子户看在我的面子上（不是认识的面子，而是做群众思想工作的面子），缴了两人，有一人碰不到。
村公务费试点的最后结果是不知为何那天傍晚发生了几个领头的群众来闹事，旁边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也发生了激起群愤与派出所的斗欧事件（据我所知，是派出所的一位同志先动了手），也是我尽力把他们拉开，你可想象到几个人舍身不顾敢与派出所斗，可见他们对我们是如何的不满，由于群众也不敢把派出所怎么样，派出所见群集激愤，也不敢把群众怎么样，再加上我死命解围，所以这个事就这样平息下来了。
Ⅴ、村积累因腐败的原因，造成了相当多富村的积累与穷村一样是空，村级积累很难发展壮大
在我的调查了解过的影响中，洞头县北沙乡九厅村是一个富村，村级积累已达到60多万元，由于书记、村长把钱都贷给供销员，结果许多供销员一跑了之，或亏本，或故意，这些钱最后不能拿回来，从而使村积累由富变贫。据有关情况的逻辑分析，这完全是腐败的行为所造成的：
一是村干部就是再往上升也升不到那里去，他们的思想中并不考虑今后的政治地位，而且任期届满，今后是否当干部还不知道，所以他们所考虑的是经济利益问题。
二是对村级积累如何使用，上级部门未加明确规定，也未加任何监督。
三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以他们可贷给亲戚或贷给朋友，可能暗中有自己的股份，结果就造成了村级集体资金一去不复返。
四是村党支部书记不管政绩如何，村书记还是他当着。
为何村党支部书记能当得牢呢？首先是排斥不是自己亲信的人入党；其次，乡党委领导怕重新定一个人，如不是自己的亲信，那就失去了这个村的选票，同时村支部书记也没有什么把柄给乡党委的人真正抓住。你说不准贷款吧，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你说贷款拿不回来吧？村党支部书记会说：“被贷人做生意亏本没钱还我，我又什么办法，总不能把他人抓来吧，人跑走了更加没办法，又不是我叫他跑走的”。腐败可以说是到处都有，制度严的地方，腐败会少一些。农村的群众一般也不会去管村里的事，再加上制度不严，腐败是不少的，除了乱用资金贷款外，乱吃乱喝也是很严重，而且有的地方帐目不公开。
我认为为了防止腐败问题的出现，必须首先建立一套防腐败机制，把腐败挡在门外，好象电脑一样，先建立防火墙，使病毒难以入侵，如果不建立防腐败机制，当一旦腐败侵入的时侯，要么是查不到腐败，要么是已经造成了破坏，那时我们已是后悔莫及。
总之，建立一套防腐败机制防止类似村级积累消失的腐败现象出现的这一方面工作，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Ⅵ、农村的能人和闲散劳力未能得充分利用
农村的闲散劳力仍然不能得到安置，尤其是高中生和职业高中生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高中毕业这一部分人员应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他们却有很多人找不到门路，成为社会的失业者或闲散人员，有的从事低效益的手工业，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必将使农村经济举步不前受到影响。
Ⅶ、村级产业结构仍然难于优化
村里的人大多数仍然从事低效益的产业，有的行业风险大，但因找不到好门路，也不得不去干。村级产业结构难于优化也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农村毕竟是信息不灵通的地方，再加上人们的知识水平和资金实力有限；另外政府及其他外力对他们的帮助不大，所以他们不得不按部就班，这样就出现了产业结构难于调整和优化。我认为村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靠他们自身的力量难于办到时，必须靠内力的爆发或借助外力加以推动，但我们仍然找不到定能产生推动村级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内力和外力。
Ⅷ、组织部门下派干部锻炼对农村经济起不到很好的作用
因下派干部是挂副职或乡长助理，他们没有实权，这是一；二是乡里的领导也不会让他们大显身手，如他们政绩突出，对其他副职和正职的位置就会造成冲击；三是下派干部不一定对搞活经济内行；四是下派干部为了取得下面的好评以便今后组织考察时让乡里的领导讲他好话，不得不与下面的干部打成一片，喝酒打扑克无不连在一起，从而也不可能起到发展农村经济的作用。
Ⅸ、有的农村人民生活仍然很穷
当年我在北沙乡挂职锻炼时，我与乡领导一起去桐桥村收缴公务费，有的人实在拿不出来，但乡政府还是把他们家里的电表拆下来，我看她们哭哭啼啼，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去借钱，借了老半天，借不到，最后电表还是被拿走了。不知道乡政府这些人心理是否知道“人民的这么艰苦与他自己的无能是有关的”，后来这个乡党委书记调到县物资总公司当总经理，结果败了几百万，最后摇身一变又调到了县规划局当局长。
Ⅹ、对村干部的监督机制不行
我看到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鹿城区洪殿村干部违法乱纪的事。洪殿村有很多亩的地被征用，国家答应给每户人家一套优惠房子，并按户数发了优惠票。但是村干部自己所得的房子很大。而那此优惠购买房子的票证都给村干部买给亲戚朋友。
而且村干部乱公布帐目，报假帐欺骗人民群众，自己所开的工资对外公布是每月1500元，而实际上是每月7000元，这样一算村干部的工资一年可达十几万元。
这就是中国任命干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缺乏对村干部监督机制的表现。
（2）为什么说政府搞不好农村经济说明了政府的政绩不行呢？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些地区经济发展快但并不等于政府有政绩，这是因为这些经济发展的成绩主要归功于人民大有作为和宏观政策等因素的，不能算到政府大有作为的身上。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缓慢，那就说明了政府工作没有政绩。
村级政府是所有组织都可以管得上，因为下级服从上级，有些管并不一定通过法就可管，有时上级领导一个电话，虽然这个领导与他们的村并不是现管的关系，但村领导也很配合，所以农村工作搞不好，群众的贫困户解决不了，这就说明了我们政府工作的成绩不大。这么多的领导都在管，但我们为什么我们管不好农村经济的发展呢？
政府领导搞不好农村经济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说明了我们政府的政绩不行。
农村经济发展如何，农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如何与政府工作的关联度很强、政府是否有政绩可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是看集体经济如何。我认为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上级政府的工作成绩，原因与国营企业搞得好不好能反映政府的工作成绩的原理差不多。因为农村集体经济不可能由每个村民来管理，只能由村的主要负责人来管理，因此村的领导选拨如何，是否把那些开拓创新，真心实意为民办事的人选上来，直接反映了乡政府和乡党委领导的能力和成绩如何。
第二是看解决脱贫致富问题如何。脱贫致富为何能体现政府的主要政绩呢，因为贫困户已无能把自己搞富起来，所以当人民无能为力的，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
综上所述，农村的脱贫致富和集体经济搞不好说明了我们的乡党委和乡政府的领导难辞其咎，也是无能的表现，而乡党委的领导表现不好，说明了我们的县政府的领导有问题，至少是说明你任命干部的水平不行。而县政府的领导有问题，也说明了我们的上一级领导有问题。
总之，根据体现政府工作政绩的理论，政府的政绩可从好几个方面反映出来，但是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水平是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农村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了还是那么穷，这说明了我们的政府的工作政绩不行。
8．对主要干部进行错位安排，致使没有出现或很少出现干部成为英雄的
一个好的干部为官一任必能富民一方，如果没有出现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英雄干部，说明了我们政府工作必是大有问题。
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英雄干部呢？
我认为这跟主要干部的错位安排有关。
所谓的主要干部是指那些有可能被提升到主要位置和重要位置的干部。如是乡镇主要干部，很有可能被选任县级干部；如是县级干部，很可能被调到市级干部的主要位置上。
乡镇一级的主要干部，现在这些主要干部都分布在主要经济发达的城镇，或是城关镇，而这些经济发达的城镇主要是人民大有作为致使经济发展很快的，作为一个领导跷起二郎腿的话，这个城镇早样发展很快。县级重要干部也是类似于乡级主要干部，他们都被分派到主要县、区、市（县级）等等。这些主要的县、区、市对温州来说有鹿城区，乐清市、瑞安市，我认为这些市都是人民大有作为的城市，也是重点企业的密集地，象这些县、区、市是人民大有作为致使经济发展较快的，你就是派一个县的局长去当县长的话，它早样也会发展得很快，因为政府只要稍微做一点工作，人民早样会把这个地区的经济搞得很好。
我认为领导的能力的真正体现是能不能把一个那些可能因客观原因等因素而致使人民不能把自己所在的穷县搞富起来。也就是说当人民不能把自己穷县的经济发展起来的，再加上一些干部也无能为力时，象这样的地区，就看你第一把手有没有本事，因为它是要靠我们第一把手干部的真功底、真能力、真政绩才能把它搞富起来，如能搞富起来，为官一任富民一方说明你确实有真本事，象这样的干部我们今后就要把它提拨到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提拨到市长或省一级的干部位置上。
而我们现在把一些主要干部安排到主要的乡镇上或主要的县市区，因为这些县市区是大家愿意去的，其中有一些确实是能力强的干部，但另一些人之所以能安排到这些位置上来，可能是因为他的交道很好或其它背景因而很被领导看重而把他调任这些富裕地区的，如果让他在这些主要乡镇或主要县市区里工作，就不可能出很大的成绩，因为这些区域本身就很好。
正是由于如此我认为那些贫困地区不能振兴是因为干部的错位安排，能力弱的干部到这些地方上来，就很难把它振兴。而能力强的干部到好的乡镇由于没有赶鸭子上架的动力，所以可以躺在人民的功劳簿上睡安稳觉。
我认为那些中国经济发达的主要乡镇或主要县市区的首要领导没有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可能来自这四大方面的因素：一是这些首要领导可能是通过社交活动跑来的，所以这些人往往真能力不足；二是首要领导的这些干部可能不是经济方面的专才有关系；三是反正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快，所以放松了努力有关系；四是有一些人大捞油水，太腐败之缘故。
现在举例说明这个问题，就以温州市洞头县为例吧！为何洞头县的首要领导没能振兴洞头经济，而且政府工作政绩体现不出来呢？
根据体现政府工作成绩的理论，洞头县政府工作成绩不明显具体表现在：
一是没有出现一个经济发展方面有政绩的英雄干部；
二是没有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很多工作搞一陈风。
如开展合理化建议征文，一陈风过去，就没有再搞，如再搞的话，恐怕也没有人再写了。这一点就不如温州市平阳县政府搞得好，平阳县是搞千人诺诺 不如一士谔谔的诤言活动。平阳县政府对6条被评为2000年县政府工作诤言奖的9位领衔人进行通报表彰，并给予每条诤言5000元的奖励。设立“政府工作诤言奖”，可以说是“花钱买金点子”，也可以说是“花钱买批评”。其好处就在于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使政府工作能更加完善、科学，更加合乎民意。古人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里所说的“谔谔”者，即直言也。一千个人的唯唯诺诺，还不如一个人提出有见解的诤言，可见诤言是何等可贵！
三是国营企业搞不好，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四是农村集体经济不行。
工作政绩不明显，我认为这与上级派来的首要领导可能是暗箱操作出来的干部有关，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是他如何当书记的还是县长的，评定他的成绩如何只看一条，看能否把洞头经济振兴。洞头经济不能振兴，我认为人们背后评说这个干部是暗箱操作出来的干部也无不可。
现在来分析我从大学毕业后到2000年之间几位曾任过洞头县长、县委书记的干部的政绩如何。
这当中有两位曾任过团市委书记后派来洞头当县长书记的（先是县长后是书记），我认为派团市委书记干部来的人为何不能振兴洞头经济呢？
一是年纪轻，经验不足。我认为提倡干部的四化之一是年轻化不是很妥当。你象古代的姜太公是八十岁才当周文王的相国，他并辅助周文王典定了周室天下；而秦国在春秋时代任命一位名叫百里奚的人当宰相时是七十岁，当时秦穆公嫌他老，奚说：“使奚逐飞鸟，捕猛兽，则臣已老。若使臣坐而策国事，臣尚少也。昔吕尚年八十，钓于渭滨，文王载之以归，拜为尚父，卒定周鼎。臣今日遇君，较吕尚不更早十年乎？”，所以秦穆公最后拜他为左相。而这两个人都是从平民百姓直接提拨到国之栋梁的位置。所以我认为只提倡了年轻化而否定提拨干部的年老化并不十分正确，俗话说得好：“姜还是老的辣”。同时又有人说：“长江后浪胜前浪”、“年轻有为”等等，我认为既不能提倡年老化也不能提倡年轻化，关键是要实用化。谁有老资格，但不能起作用的，就要他把位置让出来，不能老占着茅坑不拉屎。谁年纪大的，因为可能是以前怀才不遇的，那也要把他提上来，让他老当益壮。
二是对经济方面不十分内行。搞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懂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规律才行。打一个比方说，不是医生你怎能医病。我认为搞经济发展就象治病的一样，特别是我们海岛经济的发展，有诸多不便的条件，这就必须除了建立商品经济发展机制外还不够而且还要建立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机制，而探索这个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机制就象治病一样，需要找出药方才行。但是这个药方既是懂经济方面的专家教授也不一定能找出这个药方。你比如说治疗秃头的药方以前很多专家教授找不出来，结果是让一位乐清的土医生赵章光把它找出来，称为赵章光101头发再生精。所以找出振兴区域经济的药方也并不一定在这么多人中就落实到你这两位派来当县长书记的领导身上，打一个比方说，你摸彩奖，一定让你会摸到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没有竞选的政治是不十分好的。
还有两位的前任是乐清市的重要城镇任书记，为什么他们不能把洞头经济振兴呢？
第一、他们并不一定有真才实学。根据体现首要干部的能力是看它能否把穷的乡镇搞好，如真有本事搞好的，那么象这样地方派来的干部，如果他们到洞头来就有可能把洞头经济搞得很好。而那些在经济发达城镇本身是人民搞得很好的，就不能体现他有什么真才实学。
第二、再往上分析，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发达的城镇为官呢？这是否与他们有什么背景有关，据了解有一位他的丈人在省里为官。另一位是再当乐成镇书记的时候，下面的干将抓赌博把没收来的钱都给予私分，这难道和他作为一城镇的书记都没什么关系吗？那位干将后来判刑坐牢，本来省纪委或者说温州市纪委要立案查他，结果没把它查着，反而摇身一变变成了跳级提拨为洞头县的县长（再当乐成镇书记已是名声不行，因为下属出了大坏事，你一镇之书记难避嫌疑）。你说这后面到底是什么暗箱操作呢？
第三、他们搞经济的能力不行。如后一位姓林的县长说：要大力养殖蛤贝，结果竟然使北沙乡一乡于2000年养蛤贝的损失就达700万元左右。我今年春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我说我以前在这里工作的，现在我写了一本振兴区域经济的书，以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当时领导不重视，后来发现有一个地方思路跟我完全一样，这个地方获得了快速发展，如果你有时间给你看一下。”他说：“我现在很忙，马上要开会，你留一个电话给叶志强，我要看的时候再通知你。”你看看，象这样摆如此官架子的人，不会搞洞头经济，又不重视合理化建议，象我当时写了有42万字左右的书，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既是我写的是废话，放在那里稍微看一下，如不行你可以放一边，而你投入的时间只不过几分钟，而我却要十几年思考一个问题，让大家来说，连花如此低成本的时间都不愿意去溜览十几年时间思考一个问题而又花了好长时间才写成的一本书，还摆官架子说留电话给叶志强，我要看的时候通知你送过来，难道我没有任何一点狗屁利益，会没事情呆在家里等你电话，象这样的人我看文化程度也不高，最多是长一个可以当县长的脑袋而已。我可以肯定地说不善于接受合理化建议的人，肯定不能把洞头经济振兴，这样子会苦了人民，所以我们体制上就不如日本的首相多变、俄罗斯总理多变的好，因为他没有思路振兴经济或者说竟选演讲时向全国人民畅谈的原来振兴经济的思路不行，不行那就下来，让其他人来搞。而我们的领导不行却要呆上好几年，这可害苦了我们的老百姓了！你说是不是呢？
恳请上级领导为温州市洞头县选拨一个出色的领导干部，再也不要派那些团市委书记的人来洞头当头，也拒绝派那些经济发达城镇的干部来当头，我们要的是真才实学，勇于创新，敢于开拓，具有经济发展谋略思路的人担任，同时来担任时要把他的老婆也调来洞头工作，让他安心于海岛，并指令他如果搞不好洞头经济今后不能调离洞头或降职外调，并同时要求他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通过前发表如何发展和振兴洞头经济的演说，立下誓词。
9、从我的人生经历来谈政府的工作政绩问题
这本书有一册是写“从我的人生经历谈振兴区域经济问题”的这一问题的。从自己的经历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这是研究经济的一个角度也是一种新思维。这种研究新思维，避免了研究方面的过于理论化，且有真实感，是一种情真意切的表述。从经历研究振兴区域经济，必然牵涉到研究政府工作的政绩如何的问题。因为能否振兴区域经济与政府关系很密切。
对政府工作政绩的评定，应如何理解什么是政府的问题。
（1）什么叫政府呢？
这里谈一下关于一些名词定义的事，我认为名词定义要有通俗化，群众化。那些把名词定义一定要学术化、理论化、概念化的观点，我认为在实践上行不通，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学过的名词定义及词组理解不下上万个，但是现在真正叫你讲的与书本上完全一样的几乎没有一个，所以说我们要把名词定义通俗化，群众化，简单化，使群众能理解就行。
对“政府”一词的理解在书上所写的表达并不包括村民自治委员会，也不包括党委，如县委县政府是有区分的。而我这里对政府的通俗化理解是对群众（老百姓）的领导、管理、服务组织。按照这一种定义法，由于执政党也是对群众的管理组织，村级组织也是一个群众的的管理组织，所以把党委和村级组织也算在政府组织的范围内。村级工作搞不好的，也可说我们的村级政府工作政绩不行。
（2）我一个人亲身碰到的所有纠纷，没有一件是能得到公正处理的，在我的思想头脑里，司法部门是很腐败之场所，我认为一个人碰到纠纷的事情，结果是没有一件得到司法部门公正处理的，你能叫我得出我们的司法部门是主持正义的结论吗？你能说我们的政府是很有政绩的吗？
Ⅰ、某执法人员野蛮地拿走三轮车车轮，引起群众公愤
一、关于群众的言论自由问题
这里谈一下个人言论自由问题，不管是那个执政党，执政的时候虽然说能对大部分人有好处，所以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万岁这是自然的。但是共产党的某些人对一些人的利益没有照顾到，或者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些组织机构对个别的一些人和事的处理不当，俗话说：“将军杀人，罪归万岁。”这一部分的人们就会说共产党腐败，我认为这就是言论自由。因为这些人无法去证实每一个人对共产党的评价，只能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判断一个组织的好坏，因为他每件事都得不到公正处理，他不仅说法院是腐败的，也会说现在的共产党是腐败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很符合人之常情的。即使是他们所说的话是错话，我认为说错话是常有的事，毛泽东说允许别人犯错误吗？
二、某执法人员野蛮地拿走三轮车车轮，引起群众公愤，议论纷纷
我曾经碰到这么一件群众骂共产党或是共产党（或省略某某的干部，或省略的这些干部）会断子绝孙的事。俗话说：“一颗鼠粪坏了一锅汤”，2000年10月8日，我去乐清市通井街时，发现一帮人围在那里，议论一辆黄包车，散着架子，发现车轮子是被一交警野蛮地拿走了，周围群众议论纷纷，其中一个老大娘说：“人没有吃，骑三轮车赚一点是应该的，抢、偷不行，骑三轮车又不行，是不是想把人逼上绝路。现在的共产党（注：或是共产党×××），你看看是多少坏，共产党（注：或是共产党×××）以后会断子绝孙。”其实她的这种讲话有很大的问题：一是一个交警并不等于共产党；假如他能代表共产党的话，共产党也做了很多益于人民的事情，做了一件坏事也并不等于共产党坏。但是这些群众也犯了偏面的认识误差。但是她已经说了，你怎么办呢？难道要定她是反党行为，要把它抓来坐牢。如果有这种话说过的人都要定他的罪的话，那简直是多如牛毛（我发现个别人谈论问题有一个毛病，说一件腐败事情，最后是发一句你看看现在的共产党是有多少坏的牢骚话）。我们不能搞清朝的那种文字狱的做法，凭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就把人抓来坐牢判其死刑。如果我们也去这样做的话，那么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是很厉害的。
三、如何正确看待群众的议论问题
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碰到社会群众对它的议论问题，你说国民党执政时也一样，我们说它是反动派，但是也有一些人说它很好，并且死心踏地跟着它走。我个人认为我们共产党对私下议论的处理是要有让人私下议论的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宰相肚量，不能象文革那样，把毛泽东像章踩一下，就说他是反革命，然后就抓去坐牢和判刑。粉碎四人帮后，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在温州永嘉县税务局工作的何培甫在看电视上放映华国锋主持毛泽东追悼会的时候，别人问他华国锋有几年皇帝坐，他认真从电视上看了华国锋的相，然后说是有三年半左右。结果这句话传出去了，可能是因为这种事别人喜欢传之缘故，于是他被永嘉县法院抓起来，开了三万人的批判大会，判他是以谈相为名诬蔑攻击华主席的反革命罪，并定他十五年罪行，结果华国锋真的是坐了三年半左右就下台了，于是不得不提前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时，法院判他的人还说：“你以后讲话要注意点”。
四、我关于群众对组织、政府私下议论敏感话题的言论自由的理论依据
我认为对组织、政府私下议论敏感话题的言论自由的理论依据是：
1、他只是说话，并无具体行为上构成对我党组织的破坏行为；
2、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并不等于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说错话这也是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之一；
3、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督促政府改变某种行为或者对某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处理；
4、言论自由并不能危害我们的正确结论，如共产党给大多数的人影响是好的，共产党的好也并不能对每一个人都照顾到，难免有人说一句坏话，并不能推翻我们的正确结论。
确定了言论自由的理论依据，这样我们就可对待类似言论自由的个人写作自由问题，如彭德怀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八万言的建议信、胡风写了三十多万言的文艺理论的书，由于他们的这些文章和书，既使写错了，因为他没有私自出版印刷，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所以不能乱定他们为反革命罪，何况我认为他们所写的书和文章是正确的呢？所以这也是中国当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结果。
Ⅱ、父亲原先所在的木工社房产纠纷，以综合社人多而判赢方
我刚跨出校门，首先碰到的一件事情是关于父亲原先所在的木工社房产纠纷问题，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在文革期间，当时是搞手工业综合社，这个综合社分成好多分社，每个分社独立核算，其中我父亲在木工社，由于木工社当时要造房子，从综合社借了一笔钱，在借条上没有写借，但是有写着今后还。确定这是借条的依据的理由：一是每个分社是独立核算；二是写着还，有还所以才认定他为借。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法院还是判定这房子归综合社和镇集体共同所有。大概是因为综合社人多，木工社人少，这也许是法不制众吧。但是我认为法律的判决就是是与非的事情。不能一边有五六十人，另一边是十几个人，就因而判定人多的这一方赢。
Ⅲ、隔壁邻居造房子挖墙脚所引起危及我家房屋的纠纷，告状无门之一
我碰到的第一起告状无门的事是我家房子纠纷问题。隔壁邻居造房子挖墙脚所引起危及我家房屋的事情，因我家房子与隔壁邻居的房子当中有一条道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当中的道路是不能破坏的，他们造房时不仅侵占了房中的道路而且墙脚离我家墙脚30公分挖，挖到底下只剩十几公分。而我家的房屋包括岸脚有五层楼高，这样子一旦把我家的房脚挖出问题岂不是会使这座房屋倒塌，但这个案件结果是告状无门，告民事官司说你要找县政府处理，告县规划局（它是县政府的职能部门，代表县政府）打行政官司，判决说县政府处理，而县政府不处理，我们打行政官司，行政判决说由民事官司打，结果弄得是告状无门，从一审打到二审，最后结果是没法立案。其实这是一起民事纠纷的事，因造房者侵害了我家的房子。
Ⅳ、邮电局乱投递造成我生意上重大损失案件 告状无门之二
我碰到的第二起告状无门的是邮电局乱投递案件的事，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天平华园颗粒饲料厂1993年5月26日与我签定了一份鱼粉合同。发货时间为5月1日至5月15 日，故我即回洞组织生产。不料，该厂在签合同的几天后因村干部内斗而变更企业体制，最后由斗赢的书记这边的人（大概是会计吧）承包该企业，为此，该厂原合同签定人李德财（是该村的村长）给我拍了一封电报。电报中的收报人是写“洞头县海洋资源加工厂 余荣星”，电报的内容是“我厂已由外地人承包请停止送鱼粉，今后再议李德才。”这封电报于6月4日17.54时被洞头邮电局接受。最后这封电报被北岙叶元金签收，在邮电局的签收单上写上与收报人的关系是工友。这纯粹是胡乱编造，而且这封如此重要的电报被签收人叶元金搁在一边置之不理，视如儿戏。结果，我们蒙在鼓里，不知情况有变。而按原订货合同生产鱼粉（8.15吨，总金额22525元）并发往需方单位，后来给我造成了损失近2万元。为此我上访县邮电局，被拒绝赔偿。聘请律师上诉法院，但不知道收报人是谁，无明确被告案件不能成立。要求县邮电局复印电报给我们，但遭拒绝，说只有法院、公案局才能查询。去公安局，公安局说这是检查院管的案件，我去检查院，大概是检查科吧，他们也收了我的案件，说有空去查，结果却是杳无音信。最后结果是不了了之，而且检查院的检查长，后来官职升到纪委书记。你看象这样的司法部门腐败不腐败。
Ⅴ、检举一个人临时工转正考试的偷漏卷行为 告状无门之三
我的第三起告状无门的案件是检举一个人临时工转正考试的偷漏卷行为，结果被检举人组织一班人晚上来闯进我房里进行恐吓，说要把我脚手打断掉，我这个人也是很硬的，士可杀不可辱，于是我打110报案，110说我打电话给所在地派出所，于是我第二天去报案，最后我按照他们的要求也详细地写了一份报告，办案人陈朝晖说有空马上去查，结果过了好几个月，他们那有去查，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他们打一个电话警告犯案人就行了，可这是我们老百姓求之不得的，好象是天上太阳要从西边出来才行。
Ⅵ、我搬迁联系运输车辆时被车匪恶霸无理欧打 告状无门之四
我的第四起告状无门的案件是我搬迁联系运输车辆时被无理欧打。2001年3月22日，我拟从温州搬迁到上海，先去温州市将军桥的停车场去联系外地车，一到车场门口发现有很多人站在那里，我以为是司机站在那里，问他们运到上海一车货要多少钱×，最后讲定是1200元，最后我要去看他们的车，但是他们说没车，我说没车你运什么，于是我就不找他们运，当我去找外地车的司机，一找一问的时候，他们这些路霸（刚才谈的人）就围上来，推着我说：“你怎么能开玩笑呢”。接下来就推推搡搡准备要打你，我没有办法，只得到其它地方看看，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找车了，我在前边闲逛的时候有一人跑来跟我联系车辆，让我去看看，我于是就去了，那个人领我到温州市瓯海荣达托运部请我与托运部的李志伟谈。我说我跟车主谈，他们说叫托运部跟我谈，我说你们晚上来运就好了，包括搬运加在一起可以给你们1200元，他们说一定要放定金200元，我说这搬运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晚上搬运好给你们250元，运到的时候再给你们1000元，我又警告地说，签合同是双方自愿的事，采取强迫签合同是触犯法律的行为，后来他们说我是在开玩笑，我说我开玩笑我这么如此认真地跟你们谈吗？后来过了一会儿，他们推着我走，当时叫我来的那个人一拳狠狠地打在我的太阳穴上，记住这是非常重的一豢，是我一身中从来没有受过的一拳，戴在我脸上的眼镜因这一拳打而掉在了较远的地方，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做生意怎么采用这种打的方法呢？”过了一会儿，我打110报警，结果我走到了景山派出所的地方，该派出所的人也因为110台通知他们来碰我，后来我乘上警车，警员陪我到将军桥车场转了一圈，找不到打我的那个人，那一帮路霸的人也作鸟兽散，后来警员叫原来跟我谈的托运部的人与他们的负责人到派出所来，跟我谈的托运部的人（名叫李志伟），他说打我的这个人的姐妹住在什么地方。最后景山派出所给我一张景山派出所电话号码的字条，说什么时候看见打我的这个人打电话给他们。
当时做笔录的时候，我反映了将军桥车场的这一批人的欺行霸市的问题，警员说：“你要有证据，没有证据不能随便乱说”。我想我不可能带录相把他们那些路霸讲的话与所做的违法动作都把他录下来，我认为你派出所不认为我所说的话是证据的话，那么你警员不会去找，不会去了解这些事吗？难道对群众提供的犯罪线索竟然如此无动于衷。
最后，有一位派出所的同志（可能是个小头目）对我说：“看见打你那个人以后打电话叫给我们派出所，我想我不是派出所工作人员，难道叫我扮演派出所的同志的角色守在那里等那个人吗？跟我谈的那个人不是已经知道打我这个人的姐妹在家里吗？最后是警察不出面，让我去扮演警察的角色。你说这个世道的天理何在？
这里还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将军桥车场这批人站在门外堵拦我们直接跟外地车辆司机联系的行为为何不抓一下？
我后来又打电话给了好几家报社，又挂了市长热线电话（不是市长亲自接），结果是根本没反应。苍天在上，我们自从建国至今已有五十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会出现跟国民党时代土匪横行霸道一样的事呢？我们温州日报等报纸不是经常报道温州的文明建设如何如何抓得好，这种行为算不算政府的诈骗行为，所以恳请我们中央等上级有关部门要很好整顿治理一些下级部门光做表面文章的不良行为，切实加强社会秩序管理。
最后的结局是我的告状又是无门，又是有冤无处诉。我认为依法治国有两大问题存在：一是有冤无处告，告状无门，还怎么谈得上什么依法治国呢？二是法律再多如果有法不依等于废纸一堆。然而我们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仍然连这些最起码的事情都没有办好，我想这是很不应该的！！！！！！
我所碰到的象这样的不公平的事情很多，在我《漫谈我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工程思路》一书里有专们的一册，是写我上书中央等有关部门的公开信（上书信）文集，把我历年中所碰到的腐败行为的人和事汇集在一起。在我的前半生中碰到的腐败事情很多：温州政府领导的不讲科学；温州政府部门搞白色恐怖主义落实到我头上；工商部门的行刑逼供、敲诈勒索、恶意侮辱；法院办案判错案、判对了没有写拒付款项的利息、办案办事拖拉、千呼万唤不执行而且还被穷凶极恶地训了一顿；与县职业高中打官司副县长直接插手案件；温州晚报记者、温州有线电视台上分别公开在报纸上、有线电视节目上对我进行侮辱、还碰到鹿城区工商部门的落井下石没有依德治国的事。
还有一点是办案，报案时，没有对报案材料给群众打条子，这是不对的，如我给检查院报案送给他们的材料他们根本没有给我们一个收条，我想这道理很简单，是为自己的官僚腐败作风留条后路，如果有了条子，是什么时间收到我的报案材料，那我就有根据说这个检查院是如何如何的腐败，你看是什么时间收到我的案件，到现在都还没处理。现在我没有检查院的收案条子，我的理之确确凿凿就显得力度不够。
我一个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难道就会只是我一个人的偶然现象吗，据我了解绝不是我这个人特别倒霉，全国人民都不会倒霉，根本不是这一回事，这就说明了这是一种必然性问题，是一种较普遍的反映。
10．在我的头脑里温州是政府领导思想最不开放的地方
如全国其他地区都有周易八卦研究会，温州人有一个周易研究会最后会被领导取缔了。所谓的八卦周易研究会，实质是通过卜卦、命理、相术来研究人生吉凶祸福，我认为既不能神化这门科学，也不能说它一无是处，我认为这在实践中有80%的可行的准确性就行，由于预测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未雨碉缪的这句话，所以全国周易研究会成立之目的就是搞预测，否则把周易研究会成立起来干什么。只要预测才是周易的最大功能也是最能产生很大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地方。周易研究与法轮功的乱吹乱骗乱瞎说预测不一样，它是一门实证科学，通过它先判定以前的事情说得准与不准，这与法轮功只说后面的预测不一样，因为对后面的预测是三岁小孩都会说，因为事情没有发生过，所以最好说，而说前面的难度很大，因为前面的事情人们都经历过，所以你要说准那几年破财或生病，而且有时要说出病的部位等等，因此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周易科学的预测水准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全国都有温州没有，说明了温州是思想观念最不开放的城市。比如说，湖北咸宁市、广州、海南、安微宿州，还有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全国性的易经预测机构，可以直接经营看相算命的业务，并且还可搞预测培训班等等，温州就不行了，有一个研究机构也把你搞掉，同时也有一个信息预测机构被拿掉。你们说温州的思想难道是开放的吗？温州不仅不开放也是打击看相算命最历害的地方，我前面已说过此事，当年一位研究相术多年的人说一句华国锋只有三年半时间的皇帝位置坐也要被抓去判刑坐牢，结果预测准确也只得把他放出来了。我认为温州政府的思想开放也有点是瞎吹的，温州也是最不讲科学和真理的地方，明明有人预测准确，相术算命是科学。如果算命相术是骗术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找他们预测，难道温州人是傻瓜。温州之所以思想开放，主要是人民的思想开放，是人们思想开放后，推着政府也不得不开放，如挂户经营出现，势不可挡，政府没办法也只得承认它并搞一个挂户经营管理条例，如温州出现了很多股份合作企业，政府没办法也只得搞一个股分合作企业的规范化工作。我认为判断温州政府思想是否开放，要跟全国各地比，要有可比性项目才行，上述所讲的就是可比性的事情，比的结果是温州甚至比不过一些不发达城市的政府的思想开放。由于本册书不是重点讲述这些问题，留待以后有关的分册里来详细论述。
11、温州政府是只会在人民身上揩油的政府
温州地区经济发展促使相当一部分人民致富了，有很大一部分人想买摩托车，但是温州政府可能是因为无能的缘故，借故加强车辆管理的理由，实行牌照投标，结果有的投标高的二三万元，温州市民朱定中为此举行游行示威。我认为本身买摩托车的钱也是比较贵的，如再加什么牌照费这样子对群众的负担就会加重，这是很不合理的。应该来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之一是出现个人交通工具摩托化和汽车化，这是肯定的，当我们才刚刚这样做的时候，西方国家早已是普及化了，所以我国应该奋起直追都来不及，因为个人交通工具的改善既是经济发展的标志，由于它能提高办事效率所以应该尽量普及化，而温州政府却要来个牌照高价化，在牌照身上做文章，想方没法从人民身上多捞点钱，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错的。如果你要加强对摩托车排废的管理，也只能根据通过另外的方法来改进，而且摩托车牌照供应的低价化也有利于郊区房地产中的低价房的促销，因为人民交通改善，购买远一点的房子无所谓，因为这远一点的房子的价格低，也是人们喜欢买的。我认为政府不能很好的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能体现政府工作主要政绩的国营企业和农村集体企业搞不起来，而只得想方设法从人民身上多捞点钱，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你说这是不是无能的表现的吗？
12、温州政府连小事都做不好何能做大事
你就看一下对厕所和自行车停车场所的管理，一是好多厕所和停车场没挂收费牌；二是乱收费现象严重。你政府所领导的工商管理部门和物价部门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它对政府收益少就不管了。我认为上厕和停车是事关全体人民利益的日常小事，你作为一个政府连这些小事都管不了不会管管不好，你还有脸说高举改革旗帜，实行无模式套路的改革。
13、我赞同《谋事在人——王志纲策划实录》一书对温州的写法
对温州政府的这些没有为民办事的不良行为及种种之弊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谭启泰在《谋事在人——王志纲策划实录》一书中写到：
王志纲说：“这次我在温州看到政府行为滞后，宏观调节滞后的弊端已表现得相当充分了。所以一边是暴发的温州人，一边是沦落的文化道德和基础设施，‘穷’得只剩下钱了。”
……
综上所述，我们政府要脚踏实地，认真为人民做好本职工作，在此基础上，尽全力实行改革创新不断探索，不能只会空喊口号。我认为经济发展应该要有模式套路，没有模式套路想方设法也要搞出一个好的模式套路，因为模式套路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和经验的结晶，更不能拒绝好的模式套路。有旧的模式套路也要想办法创造出或闯出一个新的模式套路。同时我们要脚踏实地认认做好一些基本工作，摒弃空喊口号的不务实的做法。
（四）
我对解决温州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振兴温州经济做到了胸有成竹
如何解决温州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振兴温州经济，我的不重大改革和重大改革的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对此有很好的应对之策。我认为经济发展应该要有模式套路，没有模式套路想方设法也要搞出一个好的模式套路，因为模式套路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和经验的结晶，更不能拒绝好的模式套路。有旧的模式套路也要想办法创造出或闯出一个新的模式套路。我的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为中国所有区域的发展提供一种模式套路。它对于解决温州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已形成一套综合的系统工程思路，可以说是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