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说专制使人冷嘲，鲁迅说，在中国，专制使人麻木。冷嘲大概总比麻木好。可见我们也在进步。犬儒一词，许多人感到陌生，若说起“玩主”，大家就熟悉了。其实，玩主就是犬儒。

　　前些年，以王朔作品为代表的调侃文学风靡一时。我们知道，作家大於作品，作品大於观念，对作品的诠释又大於作品本身。这里，我们不讲王朔，也不讲王朔的作品，只集中讲王朔作品的走红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学者专家已经发表过许多意见，其中不乏破的之语。有学者指出，王朔作品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但是作为一种玩主思潮在北京走俏，有特定的背景，实际上反映了九十年代初弥漫於整个社会上下的玩世不恭的虚无感。有人提到了“弥漫社会底层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很明显，犬儒主义是在理想主义惨糟失败後发生的。玩世不恭的心态是在严肃的追求横糟蹂躏後发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会使人深感疲惫，摆脱疲惫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为什么要“躲避崇高”、“渴望堕落”呢?因为“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 (王朔小说语)。阿Q每遇挫败，要么精神胜利，要么自轻自贱，两法都有解脱之效。其实，不只是阿Q，就连一些执着的理想家在碰壁之後也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疗。若置身於旁观者的地位，要嘲笑别人的碰壁就更容易。因为庄严与可笑本来就只有一步之差。

　　玩主多刺。但刺有两种，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犬儒之刺，读後“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鲁迅语)。玩主的冷嘲热讽，是连澡盆带孩子。它使官方的说教显得可笑，同时也使严肃的抗争显得可笑。但是权势是不在乎你嘲笑的。这话看来费解：如果有了“笑骂由人笑骂”，这不是有了舆论监督了吗，怎么还能“好官我自为之”呢?罗素说：“自由思想与强烈批评的时期容易发展为暴力时期。”这话也费解。其实两句话都涉及到一个同样的背景，那就是犬儒主义流行病。当权力遭到自由批评从而失去传统信仰的支持，如果它不是转化为基於新信仰的权力，就变成赤裸裸的暴力。暴力统治意味着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着普遍的犬儒。在暴力统治下，即便有自由批评也不足以形成与论，即便有舆论也不足以形成政治力量。所以暴力不在乎有人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於人而并不需要人们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另一方面，澡盆经摔而孩子不经摔。犬儒嘲笑权势，於权势无甚大碍，犬儒嘲笑抗争，却对抗争有大伤害，因为抗争的力量端在於道义，端在於赢得人们的支持同情。

但是玩主惹不了权势——权势是更大的玩主，对之只有屈从，于是就欺凌更弱者。他们属于权势一边，在不同层次上，强词夺理，欺人欺世，巧取豪夺。说来说去他们还是权、势、利的追逐者，但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最近李敖在大陆诸大学的讲演典型地说明了这点。他骂了什么？迎奉了什么？他与权力什么关系？什么是他要的？需要警惕那些亵渎理想、道义、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他是说“我不是人，你别用人要求我”，因此他可以随便掠取践踏欺骗。当社会理想、道义、公德全盘颠覆之后，“得到”（中国传统是“得道”）就是真理；而要“得到”，要么你有权力，要么你得是玩主——是无赖、是流氓。一句话你什么也别信也别想，活着得像动物。可是，这个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力，都能当得了玩主和流氓。就是动物，多数也都是被吃的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