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比作洋葱头，最核心是党的领袖，然後依次是领袖周围的小圈子、精英组织、党员，最外层则是党的追随者和同路人。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个等级结构，从天真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周围的小圈子、领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由轻信和犬儒等不同态度的奇特混合”，而“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轻信的情形”。也就是说，越是外层的人越是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这是不难理解的，譬如极权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圈外人或许信以为真，圈内人既是谎言的制造者，当然不是受欺骗。问题是，圈内人为什么会存心制造谎言?其他那些由於接近核心而了解到谎言是谎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维护谎言?下面一个例子或许有助於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而遭到失败。根据张国涛在回忆录中所讲，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新任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对革命失败後的局势进行讨论商议对策。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虽然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但如果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所以还不如把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则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英明领导的立场上反对机会主义路线，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这段故事透露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领袖们看来，要让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须让群众对领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须编造和维护领袖英明正确的神话。不错，神话就是谎言，但这是“高尚的谎言”(柏拉图语)。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这个神话，就必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於领袖，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就必须压制对领袖的批评，压制自由讨论。我们知道，谎言总是有漏洞的，因此，为了防止谎言破产，就必须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去补充，去圆谎。於是，单一的谎言就迅速发展成一套弥天大网。伴随着谎言系统的发展，在党内部也发展出一套强力禁制系统，一套铁血纪律。
在五六年底五七年初一段时间，毛泽东看来确实考虑过是否实行真自由真民主的问题。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号召“双百”方针，主张言者无罪。他甚至在和某些人个别谈话时讲到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说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见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可见在当年，虽然有许多人受惑於共产党宣传，把专制误认为民主，把不自由误认为“最大的自由”，但领袖们自己却一点不糊涂。当毛泽东发动鸣放整风时，越是圈内的人越是不当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当真，也就是说，越是圈内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轻信。
专制者的犬儒主义可以有两套不同的说词，第二套比第一套更犬儒。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这样理解党的专制权力的，他说：“党并非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权力，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权力，乃因为一般群众是脆弱的、怯懦的动物，他们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说不能认识真理，必须由那些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秩序地欺骗他们。人类只能在自由与快乐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们的永恒的守护神，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为了善才作恶，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快乐。”
可是，身为统治精英的奥布来恩却嘲笑史密斯的这番见解。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党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追求权力的，我们并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我们只关心权力。不为荣华富贵，不为福禄长寿，只是为了权力。...我们不同於以往任何寡头政治集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都是胆小鬼和伪君子。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自称甚至相信他们掌权并非出於自愿，只是暂时的勉为其难；他们自称甚至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自由平等的快乐天堂。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为了放弃权力才掌握权力。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专政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上述两种犬儒主义在实际上常常互相交织而难以分清。那些“为权力而权力”的犬儒主义者往往要把自己的立场加以合理化，要自己说服自己他们是在为着一个高尚的目标。许多以高尚的目标为由而把持权力的人，到头来很可能只是“为权力而权力”。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而遭到失败。根据张国涛在回忆录中所讲，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新任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对革命失败後的局势进行讨论商议对策。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虽然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但如果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所以还不如把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则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英明领导的立场上反对机会主义路线，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这段故事透露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领袖们看来，要让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须让群众对领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须编造和维护领袖英明正确的神话。不错，神话就是谎言，但这是“高尚的谎言”(柏拉图语)。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这个神话，就必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於领袖，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就必须压制对领袖的批评，压制自由讨论。我们知道，谎言总是有漏洞的，因此，为了防止谎言破产，就必须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去补充，去圆谎。於是，单一的谎言就迅速发展成一套弥天大网。伴随着谎言系统的发展，在党内部也发展出一套强力禁制系统，一套铁血纪律。
在五六年底五七年初一段时间，毛泽东看来确实考虑过是否实行真自由真民主的问题。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号召“双百”方针，主张言者无罪。他甚至在和某些人个别谈话时讲到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说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见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可见在当年，虽然有许多人受惑於共产党宣传，把专制误认为民主，把不自由误认为“最大的自由”，但领袖们自己却一点不糊涂。当毛泽东发动鸣放整风时，越是圈内的人越是不当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当真，也就是说，越是圈内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轻信。
专制者的犬儒主义可以有两套不同的说词，第二套比第一套更犬儒。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这样理解党的专制权力的，他说：“党并非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权力，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权力，乃因为一般群众是脆弱的、怯懦的动物，他们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说不能认识真理，必须由那些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秩序地欺骗他们。人类只能在自由与快乐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们的永恒的守护神，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为了善才作恶，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快乐。”
可是，身为统治精英的奥布来恩却嘲笑史密斯的这番见解。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党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追求权力的，我们并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我们只关心权力。不为荣华富贵，不为福禄长寿，只是为了权力。...我们不同於以往任何寡头政治集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都是胆小鬼和伪君子。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自称甚至相信他们掌权并非出於自愿，只是暂时的勉为其难；他们自称甚至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自由平等的快乐天堂。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为了放弃权力才掌握权力。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专政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上述两种犬儒主义在实际上常常互相交织而难以分清。那些“为权力而权力”的犬儒主义者往往要把自己的立场加以合理化，要自己说服自己他们是在为着一个高尚的目标。许多以高尚的目标为由而把持权力的人，到头来很可能只是“为权力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