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终究还是“精英”阶层

赵志疆

“吴老，您这样说，可能会挨骂。”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的小组讨论上，一位委员对在记者包围下大胆直言的吴敬琏委员如此善意地提醒。但吴敬琏说：“如果当政协委员就怕挨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当了，可以回家了。”（3月5日 中国青年报）

吴敬琏老先生的坦诚无疑令人敬佩。然而，尽管已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当我看到吴敬琏的观点时，还是禁不住大跌眼镜。他认为，春运火车票不涨价是一种价格扭曲，其结果是导致资源的人为稀缺，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排队成本增高；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权利凸显，“批条子”现象严重。进而表示，“其实对于春运不涨价的提案，多数经济学家不赞同。”

“一票难求”绝非不涨价后才得以体现。实际上，早在前几年春运票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购票难和通宵排长队的现象就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过携带纸尿裤挤火车的闹剧。其中原因人人心里都很清楚，铁路运输能力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出行需要造就了独特的“壮观景象”。在出行人数基本没有多大变化的前提下，如果铁路运输能力不能得以提高，这样的难题基本无解。

吴敬琏提出“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只要有竞争存在，价格是靠供求决定的”。不过铁路运输部门并不存在竞争，因此价格并不能简单由供求决定。铁路部门不仅是高度垄断的企业，而且是政企合一的体制。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铁路客运不能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更应具有公益性和福利性特点。吴敬琏批评不涨价是一种价格扭曲，实际上是在延续以往的“涨价分流”之说。然而实际情况是，无论票价是否上涨，人流都在涨。今年铁道部在强调不再上涨的同时，已经明确承认了“涨价分流”的失败，吴敬琏又何必旧话重提、急欲为此“翻案”呢？

打击票贩子每年都是春运重点，票贩子的存在本身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供需不平衡的软肋，进而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只要车票依然稀缺，票贩子就会有可乘之机，这与车票本身的价格显然没有太大的联系。即使一定要将此联系在一起，应该看到的是，涨价过后的车票显然对票贩子更有吸引力。道理很简单，票贩子是依据票面价格收取加价，票价越高自然就会有更大的利益空间。两相对比，究竟是不涨价更容易引起票贩子的注意呢，还是涨价的诱惑力更大？

至于“批条子”现象，则更是彻头彻尾的腐败行为，其根源依旧是“一票难求”的困境。因为车票“难求”，旅客只好忍受票贩子的盘剥，或者费尽心思寻求“条子”。这是每年春运期间多数旅客不得不面对的窘境，只不过这些不公以往被掩盖在春运涨价这个更大的不公之下，而春运不再涨价之后变得更为醒目了一些而已。不涨价并不意味着就会滋生腐败，而腐败也绝非只有借助不涨价才得以体现。

不涨价只是化解春运困局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解决供需不平衡的现状，而铁道部门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久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明确表示：买票难问题将在三五年内得到基本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在铁路运能与运量的供求矛盾，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吴敬琏说多数经济学家不赞同春运不涨价，相信此言非虚──此前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除此之外，茅于轼还表达了另外一层意思──增加铁路运输能力未必是一条出路。因为如果能够满足春运时的运输，平时一定是能力过剩的。平衡供求矛盾不仅会使买票变得更简单，而且票贩子与“批条子”也将没有“用武之地”，这为什么不能算是“一条出路”呢？

包括铁路部门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的设置，是为人民群众的最大需求提供保证，因此必然要以国家意志为出发点，而不是计算个人成本。换言之，即使计算其中成本，最有发言权的也应该是广大纳税人，而不是少数经济学家。当吴敬琏炮轰春运不涨价的做法至少是“五百年以前的事情”时，不知道是普通民众的感觉依旧停留在“五百年前”，还是经济学家习惯于为民代言的思维依旧停留在“五百年前”？

普通民众或许讲不出经济学家那样高深的理论，但他们基于个人经历可以很轻易地对一项政策做出判断。就在普通民众纷纷为不涨价新政而欢欣鼓舞之际，大牌经济学家争相站出来居高临下地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不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对同样的新鲜事物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理解。这样的场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吴敬琏不久之前对划分“精英、草根”的担忧──比划分称谓更令人担忧的是，精英群体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主动将自己与草根阶层划分出泾渭分明的界限。

不是民众要刻意孤立精英，而是身处庙堂之高的精英时常会忽略民众最真实的生活体验。由是观之，吴敬琏终究还只是“精英”阶层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