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差距对社会有益


 

 

正视差距对社会有益

——与王东京先生商榷

 

吉林省珲春市委办公室  李世春

2007213日)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篇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先生的文章,题目是《过度渲染差距对社会有害》。文中说:

“……今天我们讨论扶贫,会不会一样缺乏理性。扶贫我当然赞成,也写过文章。但以国家现有的财力,究竟怎样做才能既帮助穷人,又促进社会和谐,是个重要问题,应冷静处理。遗憾的是,当下学界关注的重心,似乎只在收入差距方面。参加了几次学术沙龙,听学者谈“差距”,大开眼界,没想到的是,有人根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得出“两极分化”的结论。

相信这些学者的善意,也不否认他们的责任感。但我不明白,过度地张扬“差距”,对社会和谐的好处在哪里?中央提出“注重公平”,无论如何,是要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搞贫富对立。何况经济学说得清楚,幸福虽与收入有关,但不完全是一回事,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做过调查,美国人的收入与50年前比多了3倍,但今天美国人的幸福程度,却并不见得比以前高多少。

其实,幸福作为一种感受,不仅决定于收入,也来自人们比较的参照。说我个人的经验。早年在乡下种地,面土背天,煞是辛苦,但那时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会觉得幸福。为何?因为经常挨饥受饿,对比的是穷日子。改革开放后,人们丰衣足食,不承想,不满足的人反而多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何故?是比较的参照变了。我现在做教授,月入数千,比之从前心满意足;但若硬要我去跟那些日进斗金的明星大腕比,岂不郁闷得要跳楼?

……一帮躺在海滩上的朋友想喝啤酒,刚好切尼要去附近的杂货店办事,于是,他说可为大家去买啤酒,但不知多少钱一瓶可接受?经过合计,最后出价是1.5元。切尼又问,如果杂货店不卖,而去旁边的酒店买,各位肯出多少钱?又一番合计,出价竟是2.65元。想问读者,啤酒是标准品,从不同的地方买同样的啤酒,出价为何会有差异?答案是,人们对比的参照不同。

跟下来的试验,是切尼以两元的价格买回了啤酒。起初他告诉朋友,说啤酒是从酒店买来,大家听了很高兴,比预期的价格低,认为得了便宜,于是开怀畅饮;可没等大家喝完,切尼又道出真相,说啤酒是买自杂货店,结果大家垂头丧气,一个个都觉得吃亏。有趣吧,同样的啤酒,同样的花费,只要说不是买自酒店,人们的幸福感陡然消失。

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的例子。今天的年轻人不知,在我的中学时代,学校常有忆苦会。主讲人都是旧中国的穷人,苦大仇深,听他们讲日本人在中国如何烧杀抢夺,国民党如何横征暴敛,地主老财如何欺压百姓,辛酸的故事,曾令我泪流不止。于今回顾,当年的忆苦会,我受益良多。至少,在当时缺吃少穿的年代,感觉自己是幸福的。

今非昔比,社会在进步,当然不能教人安于贫困。写这篇文章,也无意为政府开脱。相反我的观点,扶贫助弱,政府责无旁贷,理当竭尽全力。但困难的是,政府不会点石成金,财力所限,脱困得有先后,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既如此,对暂时不能脱困的低收入者,学界应做的,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而不是过度渲染“差距”,助长不满。那样除了博得掌声,对社会和谐有害无益。……”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先生认为:

第一,学者们指出当今社会存在“差距”就是在“过度渲染”,居心不良。

第二,政府并非不想解决社会“差距”,奈何“财力所限”。

第三,幸福从根本上讲是主观感觉,大多数人受苦是在为将来“忆苦思甜”积累资本。

这种见解令本人眼界大开,同时满腹狐疑。

首先,将正视差距、指出差距上纲上线为“过度渲染”是否站得住脚?举几个简单的例子。2005年,上海市人均GDP6389美元,贵州省人均才608美元,这是不是差距?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的3.22倍,这是不是差距?年初以来,网上流行“晒工资”。一位“上海电力系统员工”20071月份的工资是22711.76元。靠!我们这里一个工龄12年的公务员月工资才1千出头。这是不是差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到搜狐财经频道“各行各业工资”专题去仔细看看。把这些事实摆出来,就是“渲染”差距吗?20066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明确指出: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垄断业收入过高。先生认为楼部长也是在“渲染”差距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被先生置于何地?

其次,政府真的“没有财力”解决贫困问题吗?一年3-4万亿的财政收入都干什么用了?去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竹立教授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三者相加,公款消费9000亿元。这还是几年前的水平。换句话说,我国财政收入至少有三分之一被挥霍掉了。如果用这些钱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不知能解决多少贫困学生就学、多少贫困人口就医、盖多少经济适用房、增加多少农民工工资。我们的财政收入连年以高于GDP两倍的速度增长,竟然“财力有限”,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这话怎么听怎么像“揣着明白装糊涂”。更重要的是,解决贫富差距并非仅仅靠掏几个钱这么简单。倘果然如此,在西方50来年的援助下,非洲早该消灭贫困了。贫富分化的根源是畸形的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制度问题不解决,贫富分化将有增无已。直到2006年为止,农村人均收入增速仍远远低于GDP增速、低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就是贫富差距仍在加剧,这就是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

再次,先生把幸福完全归结为主观感受,未免太令人匪夷所思。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位、哪个是第二位,作为中央党校的学者不会弄混吧?倘真如先生所说,那么当初马克思还号召无产者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干什么?都坐在家调整调整情绪,接受现实不就完了吗?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带领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搞改革开放干什么?安于现状好了,反正幸福不幸福是主观感受。穷人们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可爱的人不就万事大吉了吗?这倒让我想起了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来麻痹大众,让他们相信今生的一切是注定的,所有希望寄托于极乐世界。先生的教诲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生如今已然“月入数千”、“心满意足”,却让广大群众继续安心在贫困中挣扎,以他们的“苦”衬托别人的“甜”,似乎实在有失厚道。

我相信,先生撰写此文是善意的,但其文中表达的观点实在让人无法苟同。仅以此文与王先生商榷,尚企不吝指教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