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差距对社会有益

——与王东京先生商榷

吉林省珲春市委办公室  李世春

（2007年2月13日）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篇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先生的文章，题目是《过度渲染差距对社会有害》。文中说：

“……今天我们讨论扶贫，会不会一样缺乏理性。扶贫我当然赞成，也写过文章。但以国家现有的财力，究竟怎样做才能既帮助穷人，又促进社会和谐，是个重要问题，应冷静处理。遗憾的是，当下学界关注的重心，似乎只在收入差距方面。参加了几次学术沙龙，听学者谈“差距”，大开眼界，没想到的是，有人根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得出“两极分化”的结论。

相信这些学者的善意，也不否认他们的责任感。但我不明白，过度地张扬“差距”，对社会和谐的好处在哪里？中央提出“注重公平”，无论如何，是要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搞贫富对立。何况经济学说得清楚，幸福虽与收入有关，但不完全是一回事，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做过调查，美国人的收入与50年前比多了3倍，但今天美国人的幸福程度，却并不见得比以前高多少。

其实，幸福作为一种感受，不仅决定于收入，也来自人们比较的参照。说我个人的经验。早年在乡下种地，面土背天，煞是辛苦，但那时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会觉得幸福。为何？因为经常挨饥受饿，对比的是穷日子。改革开放后，人们丰衣足食，不承想，不满足的人反而多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何故？是比较的参照变了。我现在做教授，月入数千，比之从前心满意足；但若硬要我去跟那些日进斗金的明星大腕比，岂不郁闷得要跳楼？

……一帮躺在海滩上的朋友想喝啤酒，刚好切尼要去附近的杂货店办事，于是，他说可为大家去买啤酒，但不知多少钱一瓶可接受？经过合计，最后出价是1.5元。切尼又问，如果杂货店不卖，而去旁边的酒店买，各位肯出多少钱？又一番合计，出价竟是2.65元。想问读者，啤酒是标准品，从不同的地方买同样的啤酒，出价为何会有差异？答案是，人们对比的参照不同。

跟下来的试验，是切尼以两元的价格买回了啤酒。起初他告诉朋友，说啤酒是从酒店买来，大家听了很高兴，比预期的价格低，认为得了便宜，于是开怀畅饮；可没等大家喝完，切尼又道出真相，说啤酒是买自杂货店，结果大家垂头丧气，一个个都觉得吃亏。有趣吧，同样的啤酒，同样的花费，只要说不是买自酒店，人们的幸福感陡然消失。

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的例子。今天的年轻人不知，在我的中学时代，学校常有忆苦会。主讲人都是旧中国的穷人，苦大仇深，听他们讲日本人在中国如何烧杀抢夺，国民党如何横征暴敛，地主老财如何欺压百姓，辛酸的故事，曾令我泪流不止。于今回顾，当年的忆苦会，我受益良多。至少，在当时缺吃少穿的年代，感觉自己是幸福的。

今非昔比，社会在进步，当然不能教人安于贫困。写这篇文章，也无意为政府开脱。相反我的观点，扶贫助弱，政府责无旁贷，理当竭尽全力。但困难的是，政府不会点石成金，财力所限，脱困得有先后，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既如此，对暂时不能脱困的低收入者，学界应做的，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而不是过度渲染“差距”，助长不满。那样除了博得掌声，对社会和谐有害无益。……”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王先生认为：

第一，学者们指出当今社会存在“差距”就是在“过度渲染”，居心不良。

第二，政府并非不想解决社会“差距”，奈何“财力所限”。

第三，幸福从根本上讲是主观感觉，大多数人受苦是在为将来“忆苦思甜”积累资本。

这种见解令本人眼界大开，同时满腹狐疑。

首先，将正视差距、指出差距上纲上线为“过度渲染”是否站得住脚？举几个简单的例子。2005年，上海市人均GDP为6389美元，贵州省人均才608美元，这是不是差距？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的3.22倍，这是不是差距？年初以来，网上流行“晒工资”。一位“上海电力系统员工”2007年1月份的工资是22711.76元。靠！我们这里一个工龄12年的公务员月工资才1千出头。这是不是差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到搜狐财经频道“各行各业工资”专题去仔细看看。把这些事实摆出来，就是“渲染”差距吗？2006年6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明确指出：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垄断业收入过高。王先生认为楼部长也是在“渲染”差距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被王先生置于何地？

其次，政府真的“没有财力”解决贫困问题吗？一年3-4万亿的财政收入都干什么用了？去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三者相加，公款消费9000亿元。这还是几年前的水平。换句话说，我国财政收入至少有三分之一被挥霍掉了。如果用这些钱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不知能解决多少贫困学生就学、多少贫困人口就医、盖多少经济适用房、增加多少农民工工资。我们的财政收入连年以高于GDP两倍的速度增长，竟然“财力有限”，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这话怎么听怎么像“揣着明白装糊涂”。更重要的是，解决贫富差距并非仅仅靠掏几个钱这么简单。倘果然如此，在西方50来年的援助下，非洲早该消灭贫困了。贫富分化的根源是畸形的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制度问题不解决，贫富分化将有增无已。直到2006年为止，农村人均收入增速仍远远低于GDP增速、低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就是贫富差距仍在加剧，这就是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

再次，王先生把幸福完全归结为主观感受，未免太令人匪夷所思。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位、哪个是第二位，作为中央党校的学者不会弄混吧？倘真如王先生所说，那么当初马克思还号召无产者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干什么？都坐在家调整调整情绪，接受现实不就完了吗？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带领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搞改革开放干什么？安于现状好了，反正幸福不幸福是主观感受。穷人们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可爱的人不就万事大吉了吗？这倒让我想起了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来麻痹大众，让他们相信今生的一切是注定的，所有希望寄托于极乐世界。王先生的教诲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先生如今已然“月入数千”、“心满意足”，却让广大群众继续安心在贫困中挣扎，以他们的“苦”衬托别人的“甜”，似乎实在有失厚道。

我相信，王先生撰写此文是善意的，但其文中表达的观点实在让人无法苟同。仅以此文与王先生商榷，尚企不吝指教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