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与海洛因一样是舶来品，花花公子称其为“爱死”病，百姓称它为“碍事”病。1981年美国加州发现世界上第一例爱滋病，整个世界为之恐慌，短短的20余年间，全球爱滋病毒感染者已达四千万，几乎每百余人中就有一名染上爱滋病毒的。四年后的1985年我国自发现首例病例迄今，已有近百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特别近年来增长幅度超过了30%，大大高于国家制定的百分之十的控制目标。

十几年前，国人将AIDS仅限于一个外来词，拿“老艾”说事，嘲笑老外不检点，从动物身上染来病毒活该他们报应。后来又转而骂某些同胞不要脸，从老外身上进口风流病，比淋病、尖锐湿疣、杨梅大疮厉害万千倍。直至今日，艾滋使得人人自危，个个变成了契可夫笔下的套种人，安全套销路一路看旺，碰到搞免费派送时，男女老幼趋之若鹜，别太热闹噢。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安全套不叫安全套，叫避孕套，原本是为减少出生率而设计的，因此物套用在羞耻器官上，不免被羞答答地引入中国人的家庭。那会儿工资少，便少有人会去药店购买，也丢不起那个人。然而每逢春节之前，各单位的工会、妇联总会给女同胞们发放一次避孕套，每人一盒十只，已婚妇女一个个涨红着老脸像做贼似地把这尤物揣入裤兜。“省着用啊，用完了洗洗干净，抹些滑石粉可以反复用好几次呢”，妇女主任总会婆婆妈妈地反复嚷，“套上之前先吹吹，千万别忘了检查漏不漏，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今儿个快活了，明儿个可就有你苦的”。女人们窃喜，你推我搡地挤眉弄眼，总算可以放心地回家过个好年了。

再往前追述，没发明安全套、节育器那会儿，女人们那个惨呀。如果你有心就会发现，我们父母辈以上的人，四十岁上下就开始分床分房而卧了，为的是躲啊。年纪轻轻膝下已五、六个，再生下去不要了老命才怪。据说延长哺乳期是那时的惟一避孕方法，但此法因人而异，不太靠谱，不少妇女，怀里抱着叼奶的，肚里又怀要命的。能忍住的男人大多面如菜色，而女人则不少像是孩子爹他娘。真正要命的是那些忍不住的男女，事后用醋灌，用碱水冲，埋入肥皂块，为了消受一刻的欢愉，把那玩意儿浸泡腐蚀的一塌胡涂，俨然臭河沟里的死河蚌形象。男人爽了，可苦了女人……

自有了AIDS，避孕套遂改叫安全套、保险套了，以往的羞答答被“防范”措施一扫而光，药店、超市随处有售，怜大街小巷都钉满了自动售套机，特别是宾馆客房，除了床，套子恐怕是标准配置。如今套套的品种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色彩之艳丽不亚于儿童玩具。过去的安全套普遍气味难闻，口感较差，有心人就发明了带各种香味的，据说口味如同香口胶，甜甜的，糯糯的，别太好吃噢。而男士动口时，台湾学者建议使用牙科类胶膜，然美中不足是眼下这种胶膜太厚，希望厂家能生产超薄型的，想象中是否像食物保鲜膜。如今避孕套渐渐背离了它原有的意义，成为把AIDS装入安全套中的“防毒面具”。

“食色、性也”，AIDS从性中来，又回到性中去，很难控制，世上恐怕再没有比这更二律背反的事了。人之性，不同于动物之性，他体现在人身上，其行为是全方位的，可谓防不胜防。虽说我国已将AIDS从甲级病降至乙级病防治，这不等于说它可以像乙肝这种国病那样“随行就市”，相反，更要严肃地防范与未然，不要再宣传“握手、接吻不会导致传染”的“国际主义精神”，谁敢保证彼此的牙龈不出血、口腔没有溃疡？只要在思想和行动上不歧视艾滋病人，给他们以关爱，就别再从偏激的歧视走向偏激的愚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