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季刊》2007年冬季号刊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朱云汉和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抓住台海变化的机会》，全文如下：

在台湾进入双重“全国性”选举——定于2008年1月12日举行的立法机构选举和定于2008年3月22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之际，台海两岸间的紧张局势看来愈演愈烈。事态发展包括，台湾申请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结果由于试图改变台湾的国际地位而遭到北京和华盛顿的谴责。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甚至发表讲话斥责台湾，从而在台北引起强烈反应。而华盛顿官员则就是否兑现关于向台湾出售某些武器的从前承诺问题进行辩论。走漏的消息称，台湾开发了能够袭击上海的导弹。台湾的两个政党就围绕着台湾今后应当在联合国组织中寻求的地位举行的公投形式问题进行辩论。执政的民进党的干事长在围绕着该党实现台独的最终目标的承诺问题展开的一场斗争中辞职。

尽管存在这种恐慌，但是更为深层的趋势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实际上，这些选举的最重要的结果几乎已经预先决定了：台湾的下届总统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将是相对而言的一位温和派。该岛竞争激烈的、往往还是充满拜占庭式阴谋诡计的内部政治，多年来一直本末倒置，左右着该地区的大国政治。在明年3月的选举中，两位主要政党候选人——民进党的谢长廷或国民党的马英九——当中的任意一位的当选，都会造成两岸关系的调门和轨迹发生转变的可能性。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机遇，即减少美国卷入与中国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的风险。

北京和华盛顿千万不要浪费一个机会，即让有关台海问题的这种三角关系走上使紧张局势不断减轻的道路。为了采取明智的举措，他们需要认识到，是什么造成了台湾情绪的转变，以及应当怎么做，才能确保这种仍然脆弱的转变不会逆转。

台湾的地位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议程中最难以把握的。中国对该岛提出主权要求。台湾政府说，它是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其与中国之间的未来关系只能通过平等谈判来解决。美国认为，和平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符合它的国家利益。

三方当中的每一方都施加政治压力，加强军事上的准备，以阻止他人单方面改变现状。按照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承诺，它把对台动武看作引起“严重关切”的事情。台湾正在进行武装和训练，以便在大陆的袭击面前进行自卫。据报道，它还开发了导弹，并制定了其它选择方案，以吓阻大陆。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反国家分裂法》。该法扬言，一旦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就会采用“非和平的手段”。为了即使是在美国可能的干预面前也使这一威胁具有可信性，北京稳步提升了其导弹、潜艇、电子战和两栖袭击的能力。

尽管如此，双方还是都发出了和解的信号。台湾的陈水扁总统保证不会宣布独立，更改国号，或者采取某些其它举措，只要中国没有对台动武的意图。中国已经同台湾反对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就双方领土之间的客运和货运包机问题与台湾当局指定的代表签订了协议，并调整了立场，不再要求统一，而是仅仅反对台独。华盛顿对双方施压，以使其言论降温，并找到会谈的途径。

其结果是，往往难以判断出，台海局势的危险性是正在加重还是减轻。在不同的程度上，三方经常故意地使问题的性质变得模糊。以“现状”概念为例。大家都反对单方面改变它，但它是什么？现状是台湾这个地理名称是独立的呢，还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宪法名称是独立的？是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呢，还是它不属于？

北京的立场是相当明确的：它对台湾提出主权要求。但这意味着什么？合理的策略是，北京把细节留待最终与台北谈判时澄清。但令人困惑的问题比这要严重。北京的各种行为主体尚未就他们在主权名义下所能接受的安排的范围达成内部的共识。虽然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拥有充分的权威，在1983年实行了“一国两制”方针——它也含有自身的模糊性——但这一对策已经被默默地放弃，因为它对台湾方面没有吸引力。邓时代以后，北京在主权方面应当给予台北多大自由度，以满足台湾的认同意识及其对安全的关切，在这一问题上，执政党内部，甚至还有公众，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美国政府在两岸关系政策问题上众说纷纭。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在3项公报和一项法案范围内运作的：1972年和1982年的上海公报、1979年的关系正常化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它通常受制于一系列口头警句，譬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支持（台独）”、“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及“三不（不独立和不采取与其相关的行动）”。

然而，这一框架却留出了余地，使政府的不同分支、行政当局内部的不同机构以及不同的行政当局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图加上疏忽大意，在不同的问题上，以不同的方式，在台北和北京之间从一方向另一方倾斜，有时则是在同一时刻。台北和北京的决策者们抱怨说，他们搞不清美国的政策是什么，与此同时，他们则利用美国政策的模糊性来断言，它已经发生了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变化。例如，在与欧盟官员的交谈中，北京利用美国官员有关华盛顿“反对台独”的口误来断言，美国的政策已经朝着北京的方向转变，而华盛顿的决策者则矢口否认。

台湾的政策是最难以破解的。与其它民主体系相比，台湾政治的特点是，两个主要政党内部在政策上都缺乏连贯性，此外，两个阵营之间竞争也比较激烈。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看来很大。但观察人士有时发现，很难说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这些特征的产生，是通过台湾目前的制度组合中的政治竞争方面的强大动力。这种令人困惑的局面掩盖着台湾选民当中的一种广泛共识，而最终控制着台湾政客行动的正是台湾选民。

由于台湾的民主化——始于1986年——台湾选民成为一场博弈中的第四个玩家。而这场博弈当时一直由这三国政府进行，选民们则完全不得要领。1992年，台湾选民得以选举整个立法院，1996年选举总统。于是，他们对于台北可能会考虑的对中国的任何让步或任何台独倡议都拥有有效的否决权。

台湾选民想要得到什么？普遍的共识是，选民们陷于严重的分裂，一方面是想要独立的人们，即“绿营”，另一方面是反对独立和/或赞成最终统一的人们，即“蓝营”。在2006年2月至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回答者被要求界定自己的认同。给出的3种可能的答案是：台湾人、中国人，或者两者都是。由于生活在台湾、自认为是台湾人的人们所占的百分比一直稳步增大，在民调中占44.9%，而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人所占百分比则不断减少，减少到5%，所以力量对比一直朝着独立的方向稳步倾斜。这一转变据说解释了民进党支持台独的候选人陈水扁2000年当选为总统，及其2004年以极其微弱的票数当选连任。

真实情况并非这样简单。首先，在最近的几次民调中，占最大百分比的回答者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此外，政策立场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密切。例如，在2006年12月的一项民调中，只有2.1%的回答者说，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实现统一，而且只有6.1%的人希望尽可能快地实现独立。其余的人（85.5%）选择了维持现状的不同版本，包括“目前维持现状，以后再做决定”（38.6%）、“无限期地维持现状”（16.9%）、“目前维持现状，以后独立”（17.5%）和“目前维持现状，以后统一”（12.5%）。当然，人们之所以宁肯维持现状，部分地是由于回答者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但一件事肯定是大家所认同的，这就是不要战争。

身份认同和政策立场之间联系的这种违背直觉的缺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大多数台湾选民来说，在独立的愿望和要求独立的意志之间，都掺杂着一种强烈的务实精神。台湾选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周游过世界，意识到该岛与大陆之间的日益相互依赖性，并认识到自己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依赖性。他们了解该岛所处的危险状况。因此，民意调查中的回答者很少有人坚持主张统一或独立，不论紧急情况如何。大多数人都对不同的结局持达观态度，具体要看什么情况是可以采用和平手段实现的。

因此，要对台湾的政治空间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就必须采用三维，而不是一维的思维方式。这些维度包括自我身份认同、偏好国家地位，以及偏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加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还是维护台湾的安全，使之摆脱大陆的经济压力。总的来说，单个选民在这三维问题上表达的偏好往往显得很表面化和自相矛盾，尽管这些偏好对有关的个人自己来说是合理的。例如，拥有可转移的技能或资本的人可能会赞成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同时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并希望台湾获得国家地位。

然而，选举却使这个三维的空间扁平化，形成政治家们必须阐明的、选民们必须从中选择的政策立场所构成的单一光谱。按照传统的看法，这一光谱的右端是某种形式的政治一体化或者与中国实现统一，左端则是全面的法理独立。这一光谱在台湾的名称是“统独”（统一相对于独立）。

虽然台湾的确存在着经典的社会经济学上的分为左右的政治光谱，但是在区分政党、动员选民或者采取其它方式构筑政治空间方面，社会经济光谱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多年来，一些政治家努力突出福利国家、劳工权利和经济上的再分配问题，以及妇女权利、政治廉洁与环境等物质至上主义终结后的问题，但是自从80年代民主化进程开始以来，两岸关系问题一直主导着选举和政党政治。

在这个扁平的光谱内，民意调查显示出位于两个极端的人数相当可观的群体。根据亚洲民主调查（Asian Barometer）研究组2006年的调查，30%的回答者说，他们支持独立，即使“大陆上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变得与台湾相当，”他们也无法接受统一，而15%的人说，他们支持统一，即使“台湾能够在宣布独立以后与中国大陆之间保持和平，”他们也无法接受台湾独立。

然而，相当大的多数则聚集在“统独”光谱务实的中心的周围。这个大多数不仅承认台湾生活方式的价值，而且承认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历史与文化联系的现实，想要在一种务实的意识之下实现最大限度的自治和安全，这就是中国很强大，而且近在咫尺。他们想要利用中国的经济机遇，而又不陷入依赖境地。这就是台湾选民对其政治家提出的一系列也许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要求。

像在任何政治制度下一样，台湾的政治阶层也有其纯粹派。但是，选民们很少报之以成功。在极右端，一些人物想要使台湾受制于中国大陆，以及时扭转台湾的国族主义潮流。一个例子就是作家、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立法院中支持邓小平一国两制方针的独立立委李敖。虽然李敖和与他相似的人们在大陆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他们在台湾却被边缘化。在极左端，一些国族主义立委和地方政治家想要现在就宣告独立，并愿意付出代价，无论代价多么沉重。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大事都是在冒着风险的情况下办到的，现在的时机的有利是空前绝后的。选民们看来乐于倾听集会上所表达的这些观点，但他们当中并没有许多人投票支持独立路线。

谋求国家权力的任何领导人都必须努力把政治光谱的中段包括在内。无论具有大陆血统的政治家，譬如马英九、宋楚瑜或胡志强，是真的想要坚持台湾认同，还是仅仅出于政治原因这样做，如果不称赞台湾的传统，并许诺要维护台湾决定自己前途的能力，他们在政治上都无法生存。

同理，无论具有台独背景的政治家，譬如陈水扁或民进党长期以来的战略家、现任行政院副院长邱义仁是真的想要与中国大陆达成一项暂时协议，还是仅仅假装愿意接受这样一项协议，以避免与美国之间的一场政治危机和与中国之间的一场军事危机，如果不倡导被认为起码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和务实色彩的政策立场，他们都无法在总统一级或许多地方上的选举中获胜。实际上，台湾本身所陷入的困境，即既不能宣布独立，也不能与中国统一，而又不危及自身安全，也使该岛的政治家们受到制约。

很难确切地弄清即将卸任的陈总统的立场，因为他频繁地做出策略性调整。无疑地，他希望看到台湾享有国际公认的、完全独立的国家地位。尽管如此，他既不相信，也没有在口头上尊重一种广泛的公众担忧，即现在迅速采取行动的风险太大。因此，作为总统，他的战略一直是宣称维护现状，在尽可能的时候稍作修改，以降低在长期里统一的可能性，并创造在长期里实现独立的条件。

陈水扁的一位有影响的顾问说：“我们在未来问题上实际上思想真的很开放。……有太多的美国专家用陈旧的眼光来看待民进党。经过10年的内部辩论，民进党现在心如明镜。现状就是如此，只有2300万（台湾居民）才能改变。……唯一一贯的立场就是坚持民主程序，尊重人民的选择，无论这种选择是什么，而不是由民进党来坚持一种结果。”

虽然陈水扁阵营阐明了这一立场，但是他们也实行了一项文化和教育计划，以消除中国认同的遗迹，并培养一种有关台湾主权的强烈的民众意识。尽管这一集团缓慢地开辟了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应对一些商界群体的压力，并表明按照它的看法，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它一直尽量减慢一体化的速度。

每当陈水扁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不安全的时候，他都采取了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挑衅性的行动，处心积虑地企图加强支持台独的政治基础对他的支持。当北京和华盛顿的反应是施加很大的压力，使陈水扁显得像是受害者的时候，这种策略尤其有效。在进入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的时候，陈水扁继续制造政治、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以阻止其继任人对北京做出让步，按照这样一项举措，陈水扁打算举行公投，与此同时围绕着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问题举行2008年的总统选举。

在中间偏右派当中，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前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接受了最先由前总统李登辉于1997年阐明的半独立的立场：中华民国已经是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岛内2300万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但是，他反对对宪法做出创建一个新的国家的修改，不仅是因为这种举措会挑起战争，而且因为他认为，国家应当尊重自己的宪法的连续性。马英九认为，现存的中华民国的性质既是中国的，也是台湾的。他反对民进党执政的7年来政府一直实施的“去中国化”运动，说台湾的中国根是历史的现实，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马英九像民进党一样，也不会接受在一国两制方案下听命于北京。他同意民进党的观点，即必须珍视和保护台湾的生活方式，但他并不认为，在与台湾海峡对岸的强大的表兄对抗的气氛中，台湾能够实现繁荣。不断加剧的对抗和日益加强的经济依赖性的有害的混合，只会损害台湾的利益，削弱其讨价还价的实力，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中国不断崛起的国力，马英九赞成长期共存和加强经济联系。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萧万长提议建立两岸之间的一个共同市场。

马英九赞成“一中”原则，即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北京和台北能够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一原则——所谓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按照这一方案，台湾可以把现存的“一中”看作是文化上的、联邦主义的，或者采取自己愿意采取的任何其它方式来看待。双方会同意不动用武力，并把最终地位问题搁置30年到50年。最终，马英九的国民党希望，大陆也许会愿意接受有中华民国参加的一个中华邦联。

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上。2000年在高雄市长任内，他提出要访问厦门，以讨论达成姊妹城市协议。但是这项建议遭到了陈水扁当局的否决。像马英九一样，他承认，现有的中华民国宪法建立在“一中”原则基础上。2005年在行政院长任上，他宣布了与反对台独的“泛蓝”阵营“和解与合作”的政策，但却再次遭到陈水扁的阻拦。谢长廷本来会希望台湾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得到承认，但他认为，中国太强大，美国的支持太捉摸不定，台湾的经济利益与大陆的联系太多，因而按照现实主义观点，无法争取独立。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放宽限制，因而今后作为某种统一形式下的合作伙伴可能会比较有吸引力。谢长廷声称，台湾“无法回避大陆的影响。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民族主义，必须进行对话和沟通。在与大陆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实现自己的希望。”其结果是，对台湾最为有利的将是抱着诚信的态度，在长期里致力于达成协议，也许是实现象征性的政治统一。这种统一将在大陆能够接受、因而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框架内维护台湾把握自己前途的能力。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谢长廷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台湾认同观念。像其他民进党领导人一样，他也想要培养台湾的子孙后代，使之了解自己的真实历史。谢长廷绝不会在高压下接受对中国的认同，仅仅为了找到及早解决与大陆之间的政治-军事紧张关系的办法。谢长廷的竞选搭档苏贞昌与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有联系。该派系近年来在两岸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务实的立场。在最近的行政院长短暂任内，苏贞昌试图设计对两岸经济交流限制的一定放宽，但却遭到行政当局内部的台独支持者的阻碍。

尽管主流参与者在风格和实质内容上有种种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台湾（或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时显示出迹象，表明他们愿意考虑把这个主权实体置于与中国之间的某种形式的联系之中的一种最终地位安排。

虽然两党都提名温和派竞选总统和副总统职位，但是台湾的政局仍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两极分化景象。台湾的5项政治制度使这一现象得以维持：选举频繁、选区制度、政党制度、半总统制的宪法和传媒。

首先是选举的频繁性。在台湾，选举不是每年发生一次，而是经常一年两次，因为地方和全国性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任期并非同时，每种公职也都有自己的选举日。正如一位政治家所说：“在选举中，必须使自己出众。并没有许多争论问题。……民调显示出一条钟形曲线。其中有两个极端，但人数却很少。但选举时，却变成一条U形曲线，人们的激情被刺激起来，意识形态得到加强。”由于选举几乎是不断的，所以党派斗争的情绪得到维持，而没有别国政党制度中的那种间歇。这种间歇为政治家们提供了机会和激励因素，使之转向中间立场，在国家利益方面承担风险。

其次是立法院选举方面的有若干立委的选区制度。这具体称为单一不可转让选票制度。它规定每个选区享有若干席位，每位选民给一个人投的票不得转让给本党的另一位候选人。在从1992年到2005年的立法院选举中，这项制度使政治家们在竞选期间转向政策光谱的边缘，因为这使候选人能够迎合具体选民集团的要求，从而以有时低达10%的微弱票数赢得选举。

第三，从2000年以来，台湾先是迈向一个由4个政党组成的制度，然后又摆脱了这一体制。这一进程由长期执政的一个单一的保护性政党国民党在民主化压力下的缓慢崩溃所形成。位于以马英九为典范的温和右翼立场右侧的是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两个派系，先是新党，后来又有亲民党。这两个政党都强调对中国的认同和与北京和解。位于温和的左翼立场左侧的是台湾团结联盟，也是由国民党原党员所领导。它阐明了一种强烈的台湾认同和明确的台独立场。在这些侧翼政党强大的情况下，譬如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就受到制约，无法向中间立场转移，因为他会冒一种风险，即自己的基础选民被侧翼的极端政党夺走，而又不大可能从另外一个政党那里争取到中间派选民。

第四，在两党竞争的条件下，台湾半总统制的宪法所给予总统的权力超过其它类型的民主制情况下的总统，从而维持了这种两极分化。半总统制是在最后一位国民党铁腕人物李登辉1992年到1997年执政期间实行的一系列宪法改革之中实行的。这一制度的设计考虑到了当时人们预测会继续存在的政治条件：一位铁腕领导人领导下的占居主导地位的政党的统治。它授予立法机构和内阁相当大的权力，但也允许总统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人从幕后控制这些政府机构。

不出所料，2000年的选举使台湾产生了多元性总统陈水扁。他缺乏如果是多数选民选举，本来会给予他的授权，从而面临着反对党主宰立法院的局面。其结果正如一位决策者所说：“在策略层次上岛内很难在任何事情上达成共识。政府必须同中国和反对党双方谈判，而它们彼此沟通。……任何涉及两岸关系的举措中的问题都是对协议功劳的瓜分。”

第五，寻求共识受到了传媒政治化的阻碍。9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的媒体曾经为国民党所拥有，或者受到其影响。民主化期间创建的新传媒则归民进党所有，或者受到其影响。印刷传媒和电子传媒两个领域中的激烈的生存竞争使政治新闻的戏剧化加剧。政治家们不得不采取戏剧性的姿态来获取曝光度。一位政治观察家说：“我们的国内政治就是围绕着个人在主流之中标新立异展开。”可以用来这样做的主要问题就是两岸关系。

结构性变革加上应急因素，使这一体制达到了目前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比较温和的总统候选人在两个阵营中都脱颖而出。然而，这一新的变化趋势是否会得到巩固却是一个未决问题。

从原则上讲，中间派舆论逐渐摆脱了陈水扁总统任期中政策失败与丑闻的磨难。陈水扁开辟更大国际空间的努力使北京的立场更加强硬，并造成台湾在华盛顿的支持的丧失，但却没有带来外交上的收获。台湾经济2001年经受了衰退，此后一直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回升。民进党高官和总统家庭陷入了一系列腐败丑闻。持续不断的选举和立法院中的僵持局面使选民精疲力竭。陈水扁在其第一任期开始时支持率超过70%，到第二任期即将结束的现在却只有20%多一点。这些事件促使政治空间向温和派政治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开放。

第二，少数派政党丧失了活力，主要由于选民转向中间立场。此外，从制度上讲，台湾行政机构的职位，从总统一直到市长和县长，都是通过简单多数选举当选的。在这种选举中，少数派政党能够搅局，却无法获胜。尽管少数派政党的声音也能够听到，偶尔也具有影响力，但是它们无法获得巩固自己的基础所需的赞助实力。

少数派政党的衰落使两党制度的起缓和作用的逻辑得以在今年总统候选人的题名过程中出现。马英九之所以赢得自己政党的题名，是因为人们普遍把他看作国民党最有实力的候选人。他所做出的学习和使用台湾方言的努力，以及他在台湾政治地位问题上的中间派立场都被看作宝贵财富，可以用来吸引无党派选民，甚至还有对陈水扁执政很差的记录幻想破灭的、曾经支持民进党的一些人。在民进党内部，谢长廷在与苏贞昌的竞争中赢得党内的初选。没有任何非温和派人士持有很大的异议。民进党的基础选民意识到，纯粹的族群/台独立场的吸引力从来都没有创造出对该党的多数派支持。

民进党在选举中的最高支持率是2004年总统选举中的48.8%。在这次选举前夕，一起离奇的枪击事件使陈水扁获得了出于同情的大量选票。在较为正常的情况下，譬如在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从未突破40%选民的限度。为了在与马英九这样一位强大候选人的竞争中获胜，民进党知道，它必须提名一位温和派作为候选人。虽然在竞选过程中，谢长廷将大肆宣扬族群和台湾认同问题，以鼓舞其基础选民，但是即使他获胜，他也很可能会坚持长期以来的温和派立场。

第三，立法院的选举制度的一项改革将在2008年1月的选举中开始生效。这项改革在一些方面强化了这一新的强大因素。取代选举多位立委的单一不可转让选票制度的是选举单一立委的、设有更多的较小选区的简单多数制度，从而使少数派政党加速灭亡。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亲民党很可能将被迫重新与国民党合并。台湾团结联盟在得到民进党容忍的情况下，可能会暂时维持生存，如果民进党不在少数深绿选区与之争夺席位的话。但是预计，该党将在立法院中与民进党合作。

然而，立法院改革的温和效应是保持沉默的，因为题名的立委候选人的政策立场必须通过两党的初选制度的筛选。在这一回合中，改革也涉及到裁减立委人数，这一事实促成了民进党初选中的争夺题名的激烈竞争。陈水扁的盟友们利用这场竞争提出了一系列持比较极端立场的候选人。因此，在今后4年中，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将会努力挫败下一届总统的和解计划。而且每当立法院和总统职位被不同的政党控制的时候，立法院改革对于矫正台湾政局所陷入的僵局总是无济于事。

政治制度的一些方面保持不变。一些变化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基本的难题依然存在：台湾人民想要获得对其成就和文化价值的承认，他们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想要获得和平与繁荣。而北京则一如既往地坚持其主权立场。此外，台湾仍然具有一种残酷无情的选举和传媒文化。因此，朝着温和立场的转变虽然是真实的，但也是脆弱的。为了得到巩固，这种转变必须在新总统任期的第1年里显示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如果北京和华盛顿处理得当，这些趋势可能会使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得到平息，起码恢复到1995年的台海危机时的状态。当时中国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导弹试验，以图阻止台湾政治家走向台独。为了巩固温和立场的潜能，华盛顿和北京应当让新的总统在政策方面及早获得收获。要想这样做，就必须尊重台湾认同立场以及台湾的安全需要，同时找到创造性的途径来回避台湾地位问题这一症结。

台湾的新一任总统将面临严重的国内政治困境。如果马英九获胜，他作为外省人的处境，以及立法院中民进党强大党团的存在，将会对他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议程构成障碍。如果谢长廷当选，他很可能会面临国民党控制的立法院的敌视。后者不会受到任何激励，要与他合作。（新的立法院选举制度对国民党很有利，因为它为人口稀薄的县和市提供了席位，而这些地方是国民党的堡垒。国民党还在基层拥有根深蒂固的组织机构。）谢长廷还会面临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的反对。后者很可能会被来自台南的持强硬路线的人们把持。陈水扁很可能将在幕后发挥影响。

台湾的新任总统可能会沿着两岸和解的道路都多远和多快，这取决于对3个问题的回答：北京是否准备抓住机遇，在重大问题上投桃报李？对于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及其长期的战略影响，华盛顿是否感到自在？两岸经济关系方面进一步采取的举措能否产生范围广泛的垂滴效应，并得到保障措施的补充，以补偿可能会遭受损失的人们，譬如农民和蓝领工人？

可以预料，台北与北京之间关系方面的进展将会使一些美国人惊慌失措。他们认为，应当使台海局势继续紧张下去，以此作为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国力的制衡。尽管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宣示性政策是正确的。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持台海局势的稳定，并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最终的结果，从而维护美国的一项由来已久的承诺的信誉。

要求北京做出的调整的难度会比较大。在象征性的层次上，北京需要对台湾人表明，它尊重他们对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在务实的层次上，它需要让台湾居民放心，它不会利用两岸关系的和解来侵害他们的安全。在这两条战线上，北京都需要克服台湾选民当中的在10年来的彼此恶言相向和强硬的外交活动期间形成的严重不信任。可以肯定，北京的强硬路线是其自身对台北的不信任的产物。在李登辉担任总统的早年（1988年-1994年），北京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立场，以便增进与台北之间的信任，但是后来，它感到李登辉利用了这些让步，使台湾逐渐走向台独。

现在，北京需要很大的忍耐，在新总统问题上承担一系列的风险。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最近的协议是2006年达成的关于双方之间某些类别的包机直航问题的协议。这项协议是通过双方的民航协会作为签字方达成的，因而回避了主权问题。被束之高阁的一些类似的想法提供了创造取得逐步进展的势头的机会：关于定期直航、游客交流、货币的汇兑和途经属于台湾的中国近海岛屿的直接的货运中转等。北京显示出慷慨大方的更重要的迹象可能包括放宽对仍然承认台北的少数国家目前实行的“全场紧逼”、缓和中国反对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的立场、放松中国对台湾高级官员参加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禁令，以及减缓瞄准台湾的中程导弹的部署，甚至将其封存。

甚至在注重增进信任的近期和较小问题的时候，有关会议座位安排和佩戴的名牌等考验人们心理的问题将使大家在主权问题上继续不断地神经过敏。为了使进展的这一早期阶段获得成功，中国可以对“一中”的概念进行创造性的再思考。只要北京对自己在台湾的最重要的利益——防止该岛被敌对势力用作战略资源来袭击或遏制大陆——保持关注，这就理应是可能的。这一目标主要涉及否定问题，因而可以在主权这一灵活概念的范围内实现。

要使台湾采取温和立场的脆弱转变得到巩固，就必须做出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这种结果符合北京和华盛顿双方的利益。即将浮现的台湾政坛中间力量所界定的立场是双方可能都会接受的，因而在台湾新总统的任期内，应及早地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回报予以鼓励。（尹宏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