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成长发展历程，这一百年是丰富又曲折的，既有艰难更有辉煌。我们纪念中国话剧百年，少不了要回顾这一百年中的艰难和辉煌，也肯定要总结这一百年中的丰富和曲折，不过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回顾和总结，反思今天话剧艺术的现状，推动今天的话剧创作向前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文艺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的轮子。”
我们今天的话剧创作向前发展的推动力，我认为就在于“创新”和“继承”，而且在于对“创新”和“继承”这两个看起来是老生长谈的话题的深入研究体认和积极付诸实践。
一、“创新”的根本在于回归戏剧艺术的本体
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戏剧”大潮的中国戏剧人来说，“创新”这个概念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新时期戏剧”所有的讨论、争辩、反思、探索，其焦点就是一个——“创新”。
“新时期戏剧”的社会政治背景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这个背景下讨论戏剧创新有两个重要话题：
一是反思中国话剧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长期影响下积累而成的创作思维公式化、概念化的垢弊，探讨戏剧到底应该写什么。如果说戏剧是“写人”的，那么它应该如何写人，写人什么样的内在精神活动和表现人什么样的生命体验。这其实就是研究戏剧艺术的本体意义。
另一个话题是在国外各种各样的演剧流派、演剧方法被介绍进来以后引发的，中国话剧长期以来以写实主义为剧本创作和舞台创作的正统创作方法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这种观念当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各种以导演和舞美设计为主导的试验探索异常活跃，目的都是为了打破独尊写实的一统天下，寻求戏剧艺术更宽更广的天地。
这两个话题分别涉及到对关于内容的模式思维和关于形式的模式思维的双重突破，这本来是戏剧创作中的“创新”问题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但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和局限，大多数的研讨焦点和创作努力渐渐偏重、集中到演出形式的实验探索上，反而忽视、淡忘了“创新”问题的源起也既对戏剧本体意义的重新体认。这样的结果是戏剧演出的形式创新渐成气候并得以蓬勃发展，对剧作内涵的反思和创新却举步维艰，对戏剧艺术如何表现人生、人性的探索，对如何表现生命的深刻性、丰富性、复杂性的探索，对如何表现如卡西尔所说的“人的灵魂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的探索，没能更深入地继续下去，没能形成更大范围的共识，也没能在更多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
我有时说，“新时期戏剧”突破创作思维模式化的创新目的未能全面、完整地达成，这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二十年以后的“新世纪戏剧”，“创新”再次成了的关键词。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创新的课题肯定要比当年多得多也广泛得多，譬如院团管理机制的创新、优质资源整合的创新、社会合作乃至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以现代理念进行宣传推广和市场开拓的创新、持之以恒的观众教育培养计划等方方面面的创新。但是戏剧的问题根本还是创作问题，如果只从创作层面上讲，我们需要面对的就是和二十年前那个“历史遗留问题”非常接近的问题：突破在创作中妨碍我们更好地表现人的深刻性、复杂性、独特性的模式思维，以争取创作中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
在今天的现实题材创作中仍然需要突破各种的旧的和新的模式思维，我们需要创作中的“个性”或者说“独特性”或者说“不同寻常”，我们应该追求创作中的性格形象、人生境遇、情感历程、生命体验的不同寻常，而更重要的是要在不同寻常的人生处境中开掘不同寻常的、深刻的生命感悟，并从中透射出有感染力、震撼力的人生哲理，这当然还包括对这感悟和哲思的不同寻常的表达。
这个“独特性”不是靠“猎奇”来达到而是在看似普通中看到、挖掘出、领悟到的。这其实是一种对戏剧创作者的考验，它考验我们到底对人的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对人的生命价值观、对从人生困境中开掘人的生命意义的可能性有多少领悟和思考。
如果每个创作都在这个意义上有了自觉的追求和深刻的开掘，就可以说每个创作都是独辟蹊径的，就可以说每个作品都有了“创新”精神。近些年全国话剧舞台上的原创作品的确不少，但像《黄土谣》、《父亲》、《凌河影人》、《立秋》、《矸子山》这样的上乘之作却为数不多，但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上乘之作、包括那些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有特点有新意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着我的上述观点。
二、用切实继承经典来有效地促进“创新”
探讨创作的“创新”必然要联系到对传统的“继承”。我之所以要在现实题材创作的讨论会中强调提出“继承”，是因为我们的新创作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是可以在经典名著中找到答案的，如果真正解决好了“继承”的问题，也许可以对“创新”有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这有点像中医诊病，解决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要养胃先平肝，讲究辩证治疗。
“继承”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古今中外的戏剧经典对于我们今天创作的实际意义。是将传统经典只看作是一种与我们相隔遥远的、静态的、纸面上的文化遗产，一般性地做学习经典的概念讨论，一般性地谈从中“汲取营养”，还是将那些中外戏剧经典名著看作是能够与现代社会、现代人建立深刻沟通的传统，看作是能够成为我们当代戏剧创作的丰厚底蕴、坚实基础的传统，特别是看作具有鲜活舞台生命力的、真正对观众有意义的戏剧艺术传统。
我注意到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提到：“不朽的文艺经典，往往既渗透着历史的体验和哲理、又蕴含着时代孕育的理想和精神，既延续着传统艺术的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胡锦涛同志的这段句话说到了艺术经典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话剧艺术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带给人们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这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常常启发着人们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感悟。然而就像金字塔不是一天之内建成的，话剧艺术的这种感染力和震撼力也不是一天之内积累而成的。绵延了两千五百多年的话剧艺术，在延续、记忆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深刻久远的追问、困顿、挣扎、搏斗的同时，又表达、传递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新的震荡和最新的感悟。从古希腊悲剧中强烈表达出的对命运的困惑和感悟，到莎士比亚笔下对深刻而又丰富的人性矛盾、情感困境的表达；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世界思想文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哲学、主义在戏剧艺术中引起的回响，到当代西方戏剧舞台上层出不穷的深入探究人性的“新经典”，他们无一不是力图从不同层面探究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力图以不同方式表达人类灵魂深处的困惑。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种文化背景下的戏剧艺术家们，对戏剧能够如何地表达人的深刻复杂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戏剧能够如何地表达自己对人、对人生、对生命的感悟，曾经持续不懈地进行了探索和实验，所有这些探索和实验都积淀在一代又一代的戏剧艺术家的创作成果中，而这种深厚的积淀形成了数不胜数的戏剧艺术经典的宝库。我们一百年的话剧历史毫无疑问地应该是这两千五百年深厚传统的延续，我们今天的创作同样毫无疑问地应该在这些无数的探索实验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只有这样我们今天的新创作才有可能也积淀在这丰厚的经典宝库中而成为将来的历史。
但是艺术经典只存在于书斋里或者只停留于概念里是完不成这个延续和积淀的任务的！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经典戏剧的优秀传统要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戏剧创作真正有效地起到促进作用，它就必须要充满生机地活在舞台上！要让话剧院团、导演演员从中学习，也让话剧观众从中学习。这对话剧院团是开阔创作眼界、锻炼创作能力，而对话剧观众则是丰富观剧经验、提高艺术鉴赏力。我近几年的创作实践和从观众那里得到的强烈反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体会到这一点，《死亡与少女》、《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以及即将问世的《失明的城市》，包括我排过的中国的戏剧经典《雷雨》和《荒原与人》，无一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让我领悟到经典作品对创作人员和对观众群体的深远影响力。
我认为应该努力让这种影响对创作人员和观众群在更大范围里扩展并且经常性地持续，简单地说就是要让更多的剧团不但经常有戏演而且经常演高水平的戏，让更多的观众不但经常有戏看而且经常看高水平的戏。在这样的演出、观赏、创作、批评的大环境、大氛围里，鲜活的戏剧经典对我们的新剧目创作的启迪、促进肯定会是潜移默化而且是扎实久远的。
徐晓钟老师在学习胡锦涛同志讲话的座谈会上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一部分戏剧工作者和戏剧创作组织者有忽视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现象。……剧院、团普遍不重视或根本不上演中外经典，这对戏剧的创造与革新实际上是拆除了一个轮子……不仅戏剧工作者需要经典，广大观众和人民群众也需要经典。”我理解晓钟老师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中外戏剧经典能够在演出实践和观赏实践的层面上实现对我国话剧创作的真正有实际推动力的促进。
意欲解决创作实践中“创新”的课题，有必要将我们曾经有过的对戏剧艺术本体的反思和研究延续并深入下去，这其实是在根本意义上回归戏剧的“传统”；对经典名著不是仅在书面上研究，而要在演出创作实践中积极地学习、继承、传播，也许能更有效地促进我们的“创新”，这就是我目前对现实题材剧目创作问题在观念上的辩证思考。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文艺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的轮子。”
我们今天的话剧创作向前发展的推动力，我认为就在于“创新”和“继承”，而且在于对“创新”和“继承”这两个看起来是老生长谈的话题的深入研究体认和积极付诸实践。
一、“创新”的根本在于回归戏剧艺术的本体
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戏剧”大潮的中国戏剧人来说，“创新”这个概念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新时期戏剧”所有的讨论、争辩、反思、探索，其焦点就是一个——“创新”。
“新时期戏剧”的社会政治背景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这个背景下讨论戏剧创新有两个重要话题：
一是反思中国话剧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长期影响下积累而成的创作思维公式化、概念化的垢弊，探讨戏剧到底应该写什么。如果说戏剧是“写人”的，那么它应该如何写人，写人什么样的内在精神活动和表现人什么样的生命体验。这其实就是研究戏剧艺术的本体意义。
另一个话题是在国外各种各样的演剧流派、演剧方法被介绍进来以后引发的，中国话剧长期以来以写实主义为剧本创作和舞台创作的正统创作方法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这种观念当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各种以导演和舞美设计为主导的试验探索异常活跃，目的都是为了打破独尊写实的一统天下，寻求戏剧艺术更宽更广的天地。
这两个话题分别涉及到对关于内容的模式思维和关于形式的模式思维的双重突破，这本来是戏剧创作中的“创新”问题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但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和局限，大多数的研讨焦点和创作努力渐渐偏重、集中到演出形式的实验探索上，反而忽视、淡忘了“创新”问题的源起也既对戏剧本体意义的重新体认。这样的结果是戏剧演出的形式创新渐成气候并得以蓬勃发展，对剧作内涵的反思和创新却举步维艰，对戏剧艺术如何表现人生、人性的探索，对如何表现生命的深刻性、丰富性、复杂性的探索，对如何表现如卡西尔所说的“人的灵魂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的探索，没能更深入地继续下去，没能形成更大范围的共识，也没能在更多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
我有时说，“新时期戏剧”突破创作思维模式化的创新目的未能全面、完整地达成，这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二十年以后的“新世纪戏剧”，“创新”再次成了的关键词。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创新的课题肯定要比当年多得多也广泛得多，譬如院团管理机制的创新、优质资源整合的创新、社会合作乃至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以现代理念进行宣传推广和市场开拓的创新、持之以恒的观众教育培养计划等方方面面的创新。但是戏剧的问题根本还是创作问题，如果只从创作层面上讲，我们需要面对的就是和二十年前那个“历史遗留问题”非常接近的问题：突破在创作中妨碍我们更好地表现人的深刻性、复杂性、独特性的模式思维，以争取创作中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
在今天的现实题材创作中仍然需要突破各种的旧的和新的模式思维，我们需要创作中的“个性”或者说“独特性”或者说“不同寻常”，我们应该追求创作中的性格形象、人生境遇、情感历程、生命体验的不同寻常，而更重要的是要在不同寻常的人生处境中开掘不同寻常的、深刻的生命感悟，并从中透射出有感染力、震撼力的人生哲理，这当然还包括对这感悟和哲思的不同寻常的表达。
这个“独特性”不是靠“猎奇”来达到而是在看似普通中看到、挖掘出、领悟到的。这其实是一种对戏剧创作者的考验，它考验我们到底对人的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对人的生命价值观、对从人生困境中开掘人的生命意义的可能性有多少领悟和思考。
如果每个创作都在这个意义上有了自觉的追求和深刻的开掘，就可以说每个创作都是独辟蹊径的，就可以说每个作品都有了“创新”精神。近些年全国话剧舞台上的原创作品的确不少，但像《黄土谣》、《父亲》、《凌河影人》、《立秋》、《矸子山》这样的上乘之作却为数不多，但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上乘之作、包括那些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有特点有新意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着我的上述观点。
二、用切实继承经典来有效地促进“创新”
探讨创作的“创新”必然要联系到对传统的“继承”。我之所以要在现实题材创作的讨论会中强调提出“继承”，是因为我们的新创作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是可以在经典名著中找到答案的，如果真正解决好了“继承”的问题，也许可以对“创新”有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这有点像中医诊病，解决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要养胃先平肝，讲究辩证治疗。
“继承”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古今中外的戏剧经典对于我们今天创作的实际意义。是将传统经典只看作是一种与我们相隔遥远的、静态的、纸面上的文化遗产，一般性地做学习经典的概念讨论，一般性地谈从中“汲取营养”，还是将那些中外戏剧经典名著看作是能够与现代社会、现代人建立深刻沟通的传统，看作是能够成为我们当代戏剧创作的丰厚底蕴、坚实基础的传统，特别是看作具有鲜活舞台生命力的、真正对观众有意义的戏剧艺术传统。
我注意到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提到：“不朽的文艺经典，往往既渗透着历史的体验和哲理、又蕴含着时代孕育的理想和精神，既延续着传统艺术的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胡锦涛同志的这段句话说到了艺术经典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话剧艺术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带给人们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这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常常启发着人们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感悟。然而就像金字塔不是一天之内建成的，话剧艺术的这种感染力和震撼力也不是一天之内积累而成的。绵延了两千五百多年的话剧艺术，在延续、记忆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深刻久远的追问、困顿、挣扎、搏斗的同时，又表达、传递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新的震荡和最新的感悟。从古希腊悲剧中强烈表达出的对命运的困惑和感悟，到莎士比亚笔下对深刻而又丰富的人性矛盾、情感困境的表达；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世界思想文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哲学、主义在戏剧艺术中引起的回响，到当代西方戏剧舞台上层出不穷的深入探究人性的“新经典”，他们无一不是力图从不同层面探究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力图以不同方式表达人类灵魂深处的困惑。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种文化背景下的戏剧艺术家们，对戏剧能够如何地表达人的深刻复杂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戏剧能够如何地表达自己对人、对人生、对生命的感悟，曾经持续不懈地进行了探索和实验，所有这些探索和实验都积淀在一代又一代的戏剧艺术家的创作成果中，而这种深厚的积淀形成了数不胜数的戏剧艺术经典的宝库。我们一百年的话剧历史毫无疑问地应该是这两千五百年深厚传统的延续，我们今天的创作同样毫无疑问地应该在这些无数的探索实验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只有这样我们今天的新创作才有可能也积淀在这丰厚的经典宝库中而成为将来的历史。
但是艺术经典只存在于书斋里或者只停留于概念里是完不成这个延续和积淀的任务的！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经典戏剧的优秀传统要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戏剧创作真正有效地起到促进作用，它就必须要充满生机地活在舞台上！要让话剧院团、导演演员从中学习，也让话剧观众从中学习。这对话剧院团是开阔创作眼界、锻炼创作能力，而对话剧观众则是丰富观剧经验、提高艺术鉴赏力。我近几年的创作实践和从观众那里得到的强烈反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体会到这一点，《死亡与少女》、《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以及即将问世的《失明的城市》，包括我排过的中国的戏剧经典《雷雨》和《荒原与人》，无一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让我领悟到经典作品对创作人员和对观众群体的深远影响力。
我认为应该努力让这种影响对创作人员和观众群在更大范围里扩展并且经常性地持续，简单地说就是要让更多的剧团不但经常有戏演而且经常演高水平的戏，让更多的观众不但经常有戏看而且经常看高水平的戏。在这样的演出、观赏、创作、批评的大环境、大氛围里，鲜活的戏剧经典对我们的新剧目创作的启迪、促进肯定会是潜移默化而且是扎实久远的。
徐晓钟老师在学习胡锦涛同志讲话的座谈会上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一部分戏剧工作者和戏剧创作组织者有忽视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现象。……剧院、团普遍不重视或根本不上演中外经典，这对戏剧的创造与革新实际上是拆除了一个轮子……不仅戏剧工作者需要经典，广大观众和人民群众也需要经典。”我理解晓钟老师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中外戏剧经典能够在演出实践和观赏实践的层面上实现对我国话剧创作的真正有实际推动力的促进。
意欲解决创作实践中“创新”的课题，有必要将我们曾经有过的对戏剧艺术本体的反思和研究延续并深入下去，这其实是在根本意义上回归戏剧的“传统”；对经典名著不是仅在书面上研究，而要在演出创作实践中积极地学习、继承、传播，也许能更有效地促进我们的“创新”，这就是我目前对现实题材剧目创作问题在观念上的辩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