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仙友创新思想之
外脑商务策划机构首席策划师阮仙友
经营企业和经营城市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可能就在于管理人的“经营”或“管理”观念。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经营一个大企业比经营一个城市在具体事务上并不多多少的前提下，城市发展的高度应该取决于管理者潜意识里的“经营”观念多一些，还是“管理”观念多一些。可能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思维现状接近于后者。
传统的城市管理系统、思维和结果是，城市政府往往就是其唯一的管理主体，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表现为部门林立、权力控制、行政命令、制度约束，并且“以罚代管”的现象相当突出；在决策和管理涉及的范围上，十分偏重于经济或建设领域中较为外象的成就，而较少顾及法规与人情、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内在的均衡与协调，其结果是导致城市民众向心力和凝聚力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差，公共管理成本过高，管理效率低下，不能对外界变化和市民需求作出灵活的反应等问题。
严格地说，小到治安、环卫，大到引进投资、规划发展之路等事务，都由政府设置的相应部门来制订和实施计划，其本身并没有对或错。依照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
所谓政府决策顾问，是指利用研究成果或实践知识，以科学性、适应性、创新性和前瞻性为适用标准，为国家或城市政府提供用于国家或城市发展的决策性观点，或对已经形成的政府决策作出必要修正的专业人士。通俗地理解，政府决策顾问就是一个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参谋。
在西方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政府决策顾问早已根植于各级政府之中，他们的决策意见也常常体现在各级政府的施政行为中，如美国洛杉矶森林大火事件，在确知大火无法短期内扑灭时，采纳政府决策顾问的观点，将救灾重点放在抢救和安置市民上，从而赢得高度赞誉。再如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政府贸然采取武装解救措施，致使335人死亡，其中多数为儿童。事后调查发现，解救中遭到歹徒开枪时，警方别无选择下“被迫”还击，显然这是个没有精心策划的解救行动，使得俄罗斯政府备受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指责。
回顾国内，赫赫有名的徽州在1987年改名黄山市后，引起全国上下强烈关注和不满，至今已有900多人次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连续7年对徽州改为黄山市提出严厉批评、纠正等建议和提案；全国已有90多家媒体(不包括网站)连续9年发表200多篇批评文章；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舆论，一致要求恢复徽州。显然这可能是一个政府部分管理者个人主观思维体现的产物，是一个没有经过严谨论证和征求意见过程的结果。在上海，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就开始让国内外专家来参与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引智”工作。在整个“九五”期间，上海共聘请了约15万人次各个领域的专家，在沪长期或短期工作。检阅上海近几年城市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处处都有政府决策顾问的“金点子”在闪光。浦东国际机场大厅的空调节能改造；上海工业缝纫机厂改进技术，重新打开国际销路；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的规划；世纪大道的设计；隧道盾构技术和地铁建设、高架磁悬浮和跨江造桥等重大城市建设和发展工程等，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各个环节，处处都活跃着政府决策顾问的身影。可以说，小到企业改制，大到城市规划，高层次、决策型的政府决策顾问，已成为上海市政府的座上宾。
尽管政府决策顾问在国内还属于新生事物，也尽管许多城市管理者才智超群，只要城市管理者秉持依照民众需要来发展的经营原则，那么决策的民主性将不能仅仅体现在政府内部简单意义上的程序过场，所有重大决策理应依照“特别惯例”，先由政府决策顾问进行例行的中立调查后，或者将已经形成的政府决策交由政府决策顾问做调查、论证后才能付诸实施。
有一种可能已经在城市管理者当中形成共识的观点就是，当经过“程序”，并已经体现“民主性”的决策在实施失败后，往往把责任归咎于外部客观原因，而很少在事后去检验决策本身的科学、合理或创新，甚至摆出一种自己也是无辜者的姿态，企望民众和媒体能够慰恤、体谅。这从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质角度而言，并无过错，但问题恰恰是，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在领取人民给予的薪俸时，需要为人民付出辛勤，因此这是一份责任和义务。基于这样的理解，决策取得实施成功只能是我们职责中的必要要求，而失败了就必须要去承担责任。许多事实证明，任何将责任推卸给客观的做法，都只能使更多的民众反感。由此可见，政府决策顾问虽然并不承担决策失败的责任，但有调查依据显示，经过政府决策顾问“顾问”的决策，其失败的概率要远远小于那些形式主义下的决策，而这样的结果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笔者系WBSA国际高级商务策划师，国内知名的企业战略和营销顾问，外脑商务策划机构首席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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