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自利人性，二是经济基础，三是腐败体制。自利人性是超人力量植入人体的，在世俗社会里，不管东方人、西方人，男人、女人，官僚、百姓，富人、穷人，他们的体内通通都含有自利人性。就是说任何人都有成为腐败分子的自利本性，因此这个共性条件可以撇开不谈。腐败体制是什么呢？就是缺乏有效监督而可以有效腐败的体制。经济基础是腐败的决定因素，没有经济基础这个土壤，腐败就扎不下根来，比如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地方，你如何能够腐败呢？

在腐败体制下，经济发展是腐败的温床，如北京、上海、广东、海南等经济迅猛发展的地方，都是能够出大贪官、大腐败分子的地方；在发展迅猛、可用钞票数量来表现发展指数的行业，也都是能够出大贪官、大腐败分子的地方。去年九月我站在上海外滩遥望浦东的时候，就感叹上海应该出一些大贪官、大腐败分子了；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得太好了！在腐败体制下，经济发展会导致腐败，而腐败又会反作用于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腐败体制下，看一个地方经济是否发展，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简单指标，就是看这个地方贪官多少及其腐败程度。不仅地方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腐败体制下，一个国家若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前述逻辑确立一个正确的着眼点，那就是——这个国家也是世界上发展得最好最快的国家

回首世纪之交“前腐后继”的贵州官场，十分令人欣慰；不是欣慰官场腐败，而是欣慰腐败带来的快速发展。比如一个重大的工程，老不见动工；如果有关官员中有腐败官员，就会很快动工了。因此腐败程度和发展速度是有直接联系的，并且是成正比关系的，前者会刺激后者，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动力。私下常听人说：当县太爷的不搞上一百万，说明他没有政绩，说明他没有掌握发展这个硬道理。政绩是什么呢？政绩就是发展经济，这说明发展与腐败是密切联系着的，并且已经形成良性循环的正比关系，这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规律。一个经济发展得很好的地方，让我这个关心国运的匹夫最为担心的，是它那里不出腐败分子；如果不出一些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就怕难以保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以前有个说法，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我想比较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发展是腐败的润滑剂。”因为腐败比发展更具有人性（自利人性），更符合人的特点；再说发展若不是为着人的需要，那发展有何价值、意义呢；更何况在腐败体制下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来推动的。对于腐败来讲，可以套用一句时髦官话，来概括腐败三个条件之间的关系：自利人性是动力，经济基础是条件，腐败体制是保障。

（陈嘉珉，2006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