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出家的隋唐东都净土寺为什么不受保护？

    河南洛阳伊川县净土寺，又名净土道场，位于洛阳南二十多公里，伊川县白元乡水牛沟村内，名列《中国历史文物图集•河南分册》。
  《河南佛教胜迹》记载伊川县的佛寺有：净土寺、皇觉寺、龙驹寺、周佛寺、慧光寺、复兴寺、斑竹寺、法华寺、圣水寺、佛泉寺、罗汉寺、龙兴寺、佛兴寺、吉祥寺、演法坪寺、大觉佛寺。净土寺位列伊川县域诸寺之首。

  七十年代初期，净土寺曾出土有精美绝伦的隋唐时代的文物，有祭祀用法器和唐三彩器物等，文物虽已流失，然而由此表明，当年的净土寺是有相当显赫地位的，属皇家一级寺院。
  《旧唐书》记载：“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于東都淨土道场。”
  唐太宗亲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的佛经,译成后,请唐太宗作序文,太子李治作述记，及玄奘的谢表。此碑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唐太宗写到：“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威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警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种寒暑，蹑霜露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 文中所说“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指的就是玄奘法师少年在净土寺出家，后来到西域取经的历史事实。

         大唐三藏玄奘法师像  

            
   《洛阳市志》记载：“玄奘，俗姓陈，本名袆，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境）人。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６００年）。少时因为家境困难，跟着他二兄长捷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十一岁（６1０）就熟习《法华》、《维摩》。十三岁时（６1２）洛阳度僧，破格入选。”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四十九冊  《釋氏稽古略》载：“（唐高宗）七月詔迎玄奘法師入居西明寺。四年十月。帝以玉華宮為寺。追崇先帝。詔玄奘法師居之。五年帝幸東都。敕召僧義褒慧立等赴洛京，見帝于合壁殿。敘論稱旨。留住東都淨土寺。”
  净土寺出土有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净土禅寺记》石碑，碑文记载“寺剏自（北魏）天賜延和間，歷乎宋 沿乎金元”。该寺曾由当时的“布政司、县政府、以及伊阳、嵩县的僧会，会同洛阳乾明寺、汝州风穴寺、洛阳龙泉寺、嵩县龙泉寺等众多的寺院主持 ---大明嘉靖十一年岁在壬辰孟冬望日后十日立碑”。表明伊川白元乡的净土寺就是历史上东都洛阳净土寺。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伊阳净土梵宇佛像记并颂》碑，记载净土寺位于“洛阳管子休官林下订盟泉右……时则予方逆旅伊洛---见净土之祠宇--出自西方而南无者也--伊涯俯仰，陶情梵刹--瞻彼水峪寺曰净土，蜿蜒青龙训伏、白虎玄武垂头、朱雀翔舞—万世上祀，宫墙庙貌---嘉靖二十一岁次壬寅”。证实此净土寺属洛阳管内的著名寺院，是东都洛阳唯一的净土寺。
  清人张文德有《春日游净土、清凉、金山诸寺》诗：“晚来汲露煮茗芽，古寺无人犬护家。座上真文余贝叶，阶前云气绕昙花。蒲团半纳随藜枝，舍利多珠隐木瓜。为问老僧何处去，白云深锁众峰斜”。
  伊川县净土寺现存的五间正殿，大殿的基本建筑，按玄奘法师大业末在此出家算，已有近一千四百年的历史了。历代对净土寺多有修缮，《净土寺大补修中佛六祖伽藍殿、天王殿金刚殿碑》，就是古代维修净土寺的记录，最近一次是清道光二十年对大殿屋面的翻瓦维修。由于年代久远。山墙上部前檐墙体走形，出现较大裂缝，梁檩发现脱榫开裂，石质廊柱明显向前倾斜。以上险情有日益加大趋势，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大殿前倾倒塌的严重事故，不仅千年古刹净土寺将毁于一旦，而且有可能危及游人香客的安全。
  洛阳伊川净土寺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有广阔前景。首先该寺历史久远，是著名佛学大师玄奘首次剃度出家之处，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中所写：“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概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

  文内“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是说净土寺的松、水和风光条件，虽不足以比得上陕西的华清池，但其独特的仙露，却培育出了像玄奘法师这样的明珠。“翘心净土”，是对佛学大师玄奘首次在净土寺剃度出家之处的赞誉和肯定，使净土寺永远在历史的典籍中留下闪光的名字，这是中国所有的寺院所难有的最有意义的品牌价值。

 “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概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太宗皇帝对玄奘大师在净土寺精研佛学情景的精彩描述，为后世留下了当年玄奘大师在净土寺出家行时的珍贵史料。

 “翘心净土，往游西域”。道出了玄奘大师由净土寺出发到西域求法去经的历史真相。以上这些是净土寺最有开发价值的坚实基础，连天下闻名的少林寺，也没有如此能有唐太宗亲撰碑文提到“翘心净土”的荣耀。

  净土寺交通便利，东距洛南（二广）高速公路内埠出口仅十几里，转少洛高速公路到少林寺约四十分钟即可到达。洛阳到汝阳或酒后的扶贫水泥公路在寺门口通过，西距洛栾快速公路仅三公里，北距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约十九公里。

  玄奘取经的真正起点究竟在哪里？应从洛阳的净土寺出发。

  唐贞观元年玄奘就陈表唐太宗请求允许西行取经，但当时却未获太宗批准。然而此时玄奘决心已定，于是趁关中遭灾，李世民颁布灾民可以随丰就食，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清代末期，有一个名叫徐松的人，写有《唐两京城坊考》，说净土寺原在北魏洛阳故城，隋大业初迁到隋东都建阳门内。徐松将此说法，还写入到他辑录的《元 河南府志》。但此说既没有考古发掘材料证实，由于他说的地点在洛河中，具体地点根本不能确定。更重要的是北魏{洛阳伽篮记}没有关于北魏洛阳城区域内有净土寺的记录，就是说北魏洛阳故城压根就没有净土寺，如何会在隋大业，隋东都城会初冒出来一个来自北魏“故城”的净土寺呢？这种只有小说中才出现的戏说情节，出现在清末的书籍中，不足为奇。

  例如，长安温国寺创建于隋，原名实际寺，后改名为温国寺，在长安区黄良乡湖村小学校内。明朝重修碑尚在。但清代徐在其所写的《唐两京城坊考》书中，好像是考订性质，但其所写大部分已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根据多种材料审择，经过处理过再采用的。在这些资料中,很多是出自当时的小说笔记,作者根据传闻写成，并不完全确凿。徐松对温国寺的记述就明显有讹误。在清嘉庆《长安县志•寺观志》记载“温国寺，在城南四十里水岸。本隋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置，名实际寺。唐开元十五年，建塔改今寺。明……年修，……有记。嘉靖……重修，有记。清朝雍正十年复加修葺”。   温国寺在今陕西西安长安区黄良乡西湖村。但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中却说：“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本实际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所立。景龙元年，殇帝为温王，改为温国寺”。此说温国寺在今西北大学内，与长安区黄良乡湖村小学校内温国寺不一回事。导致创建于隋，原名实际寺，后改名为温国寺长安区黄良乡湖村小学校内的温国寺不被承认，沦为无主管的隋代寺院，这是否属于徐松的罪过呢，还是当今政府主管部门不求甚解，不负责任，为没钱盖学校，占着寺院古迹不愿腾出而找的借口吧？
  据伊川县净土寺当地老人讲，还有大量碑刻被拉到伊河滩沉入大堤下“治水”了。有人不愿承认伊川县净土寺就是隋唐时期洛阳東都淨土道场，非要逼文物局在洛阳市区内再“寻出”一个“洛阳东都净土寺”，是今天洛阳伊川净土寺得不到保护的重要原因。

  再看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所说的会昌寺位于长安城北金城坊。

  但唐代辩机所在的会昌寺在长安城南郊，原为隋朝王公贺望谊的家宅，于唐初时被其家人舍作佛寺。是唐初长安城中香火最为鼎盛的寺院之一。长安城的两个会昌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同样是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述误导所致。

  清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很多他个人附加的“史料”，其实大都是根据传闻，喜欢把别处比较有名气的事情例如这些原本在城市以外山青水秀、远离尘嚣、利于修行的洛阳净土寺、长安温国寺、长安会昌寺改在城市内。

  这样以来，有实物的洛阳净土寺、长安温国寺、长安会昌寺，因与《唐两京城坊考》所记地点不一致而被判为“非正统”寺院。但《唐两京城坊考》所记的洛阳净土寺、长安温国寺、长安会昌寺，仅是虚无缥缈的“纸上谈兵”罢了。

  还有长安的玄都观，在长安崇业坊内。《唐会要》卷五，玄都观条：
“玄都观本名通达观。周大象三年，于故城中置。隋开皇二年，移至安善坊。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门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
 《长安志》：“玄都观。”《注》：“隋开皇二年（582年），自长安故城徙《通道观》于此，改名玄都观，东与大兴善寺相比。”

  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照录《长安志》注后，又加注：“按《会要》言，移玄都观至安善坊，疑安善为此坊之旧名。”
 《唐两京城坊考》照录的“玄都观隋开皇二年移至安善坊”对不对呢？

  玄都观从隋开皇二年宇文恺置玄都观就在靖善坊，因隋唐长安城内有六条高坡，九五置寺、观以镇之，这条高坡就是东西向的高地。如果玄都观迁至朱雀街东第二街靖安坊之南的安善坊，则玄都观与大兴善寺就不在一个九五高位之上了。否则不能东西相直。

  所以，《唐两京城坊考》崇业坊中标注的“按会要移玄都观至安善坊，疑安善为此坊（崇业）之旧名”也是人云亦云的错误记载。

  洛阳伊川净土寺出土的明代嘉靖十一年《净土禅寺记》，是明代洛阳众多寺院及汝州风穴寺等主持共同为净土寺立的碑。但这通石碑早已被埋入地下，1987年才出土，碑刻时间比徐松早三百年，徐松自然就没有看到，也不可能记录采用，以致今天《洛阳市志》和《伊川县志》均按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说法，说唐洛阳净土寺在毓财坊，认定伊川净土寺建于清代，是“现代建的”，因此伊川净土寺就变得好像不可信，不被列在文物法调整保护范围内而失去保护。

  明代洛阳众多寺院及汝州风穴寺等主持共同为净土寺立的碑，就充分说明伊川净土寺不是现代建的。即使是一栋明代的古建寺院，也不应该任其毁坏。 不把该寺列为文物法调整保护范围内，而使之失去保护，任其成危房建筑，开裂即将倒塌而无动于衷，是文物保护部门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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