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坐标
孙津
人们在探究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人成绩的原因时，至少有两点少有异议，即中国在发展经济时不去争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实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其中就蕴含着这样两个问题：不去争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并作出取舍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含义又将作何解释呢？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又如何分析呢？显然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坐标问题。就当今世界来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对这两方面的回答不仅足最真实的也足做得最成功的。
（一）学理与宪法
学理和宪法不足一回事的道理说出来很明白，但做起来却很少有人白觉意识到这一点。坚持社会主义足宪法规定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当然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必须遵守。然而从学理上讲，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这种复杂性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从实践上看，一个人只能在言论白由的真实限度之内保留和表达某此看法和意见，却不允许付诸于违宪的行为，比如反对政府、破坏稳定、蛊惑人心等等。从理论卜看，有关社会主义的儿乎所有问题在学理卜都足可以有争议的，而且事实上历来也就足如此。
因此，“不争论”其实可以看作为了保持学理和宪法之间尽可能一致的一种发明。不争论“姓资姓社”并不足要禁锢思想、统一观点，而足说不要因为这种争论而妨碍经济建设。这种权宜本身具有丰富的学理内涵。首先，不争论的真实性，正在于存在着互不相同的可争论的见解。其次，之所以可以不争论，在于不同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第三，这些问题可以和别的问题（比如发展经济）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区分开来。第四，不争论的实施并且能够行得通这一事实揭示出一种可能，即引起争论的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讲并不确定，或者说有待于实践来明确。
上面讲的四点学理内涵，固然都很紧要，而且可以讨论，但它们已表明一点，即社会主义从其概念含义到运行实态都是不断发展的，正是这种不断发展，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真实性和可能性，同时也说明“中国特色”的实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历史与现状
从历史来看，社会主义以国家实体的方式存在已经快有100年了，这个基本事实说明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空想。从现状来看，社会主义以阵营形式的存在中断了，苏联作为实体形态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几乎所有仍保持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在进厅了改革。这此现状至少表明，社会主义在概念和实体两个方面都起了变化，而这种变化表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则必须联系社会主义的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概念，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阶段上的一场社会革命。然而事实上，远非这么简单和容易。如果说东欧某此国家（比如捷克）在建立社会主义之前可以算是资本主义，那么另一个重要事实也许更具有意义，即那些国家几乎是作为二战之后苏联的胜利成果而出现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不管是经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改良。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在学理上是一种虚幻，更不否认社会主义作为学说和国家实体的历史存在，而是表明，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开始，社会主义就是变化的、发展的。就20世纪的世界文明来讲，事实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在封建社会这个基础上出现的，这些选择最主要的真实含义就是指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其实，这此道理只不过是对历史和现状所做的一点逻辑分析，这个道理长期以来不被人理解，只在于我们的革命目标先定了非此即彼的对立区分，以及后者在文明演进意义上比前者的优越或高级。然而就现状来讲，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其资本主义性质也足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概念规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有与社会主义相同或类似的制度和政策方面，比如1996年美国在农业政策上决定实行改革，规定限期逐渐停止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式的”补贴，并同时有计划地在这个限期内将农业经济“转向市场化”。其他诸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种福利政策，在其价值观上完全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历史和现状都表明，不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一样也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自觉做出的某些调整或选择。
（三）规律与规则
规律就其使用最多的含义来讲，是指一种必然性，叫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然而规则却是人定的，尽管规则与实际情况的相符或适应与否，以及规则的有效程度并不总是可以由人来把握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明确突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自己确立有效规则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在规则的制定和运用中的确有许多误解是和对规律的迷信有关的，这里只讲两点最主要的。
其一是生怕导入资本主义。确实，在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近20年中，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在讲和世界“接轨”。认真想来，这个“世界”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或者说其游戏规则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定的。这种情况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命定要碰到的。无论从时间先后还是实际能力来讲，中国所要去“接轨”的世界都是一个别人已经先定并在实力和技巧上远比自己强人和熟练的游戏场所，不向这个场所的基本规则认同，就无从进入，更谈不上参与分享利益。但由此就害怕导入（包括引进和被拉入两方面含义）资本主义，却是片面的。因此，消除这种担心，仅仅从道理上认清两种主义的真实含义和实际状况还不够，更重要的还在于自己有能力尽快掌握既定规则并且对这此规则加以修改乃至重新制定。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发达不起来，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也没有意义。
其二的误解也许更具有育目性，这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迷信。毫无疑问，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如何使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具有真实含义，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所谓对市场的迷信，并不是指对资本主义的推崇和对社会主义的放弃，恰恰相反，是把市场当成了发展经济的“规律”，叫做按经济规律办事。事实上，市场固然真的是西方人的创造（中国商品经济的历史比西方更古老，但却没有市场经济），然而唯其如此，它才是一个可以被掌握，并且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规则。从“市场”的历史生成来讲，它所表示的是一种法律含义指主体用平等的方式所获得的平等的权利之间的交易与让渡。和法制治国一样，市场经济是在人类充分认识到白身的弱点时所采取的一种非人类博爱性质的利益制衡方式，只不过法治的规范更多有否定的方式特征，而市场的交易更多有肯定的方式特征。我们在赞成和实行了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公平交易时，是为了使经济建设回到经济本身（这也足“不争论”的现实背景和要求），相对来说，过去的计划经济的真实含义则是用政治目标来计划（这里的计划足动词）经济建设。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规律来迷信，是既不明白市场经济的本义也不明白中国过去计划经济的真实含义。
规则也有可变性。就拿市场经济来讲，西方很长一段时间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30年代强调国家干预的理论和措施被称之为激进主义。然而现在正好反过来，国家干预成了保守主义，再次申张自由经济的却成了激进派。中国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是很不完善和发育不充分的，由此，“接轨”的工作还很多，但是之所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既定的并仍要坚持的价值理念之外，实际意义正式要求中国尽快有能力参与制定规则，并且也只能由这种参与的实际方式和效力来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填充真实含义。
（四）预言与价值
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等变化都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伴随着冷战结束而出现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近10年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和结束冷战互为因果或互为表里的，但是，“冷战结束’的真实含义远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清楚的。
事实上，当社会主义不再能以国家阵营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对抗时，冷战必然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方式；但是，尽管今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再愿意让意识形态壁垒阻碍各自的经济发展，形成这种壁垒的不同价值观却依然如故。美国前国务卿黑格认为，“造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不是西方的行动，而是苏联这个马列主义典范的内部矛盾。”“西方并没有看到民主价值观的胜利。在这方面沾沾自喜和错误地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可能会危害我们影响个全球事件的基本能力——还可能使我们失去和平”。
黑格的观点可以说极为准确地代表了资本主义对其与社会主义不同价值观的理解：资本主义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专制的；与此相一致，美国并不是要争霸，而是坚持在全世界实现民主，并随时防范社会主义破坏和平的扩张行为。西方不仅这样认为，也的确在这样做：美国以人权为由在经济上制裁中国；瓦瑟纳尔协定取代“巴黎统筹委员会”后继续全力遏制俄罗斯出售武器；北约在华约解散后公开加快东扩步伐；为了阴止俄罗斯共产党人掌权，不仅美国派专家直接帮助叶利钦策划竞选，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协议以在2002年以前不要叶利钦偿还400亿美元债务来支持他。除了如此等等重大行动之外，美国批准建立针对向中国宣传西方民主的“亚太广播网”（APN），日本国内在一些右翼集团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又有人主张用经济手段来“遏制争端”，乃至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 BC）评论员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指责中国“存在人权问题”以及对中国游泳运动员在药物检验上采用双重标准，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表明，不同价值观所支撑的新冷战仍在继续。
指出这此事实并不是主张社会主义应该继续打冷战，而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尽管有了很多变化但两种主义决不仅仅只是无关价值观的一种话语区别。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如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又不为这种坚持所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被自身成员所认同并有效坚持的价值观，就不可能独立自主、发达强盛。在这个意义上讲，主义是植根于人作为有自由意识的类所需要的群体凝聚力和目标设计。不为价值观所累，就是不使这种凝聚力和目标设计发生矛盾，其最为常规的表现，就是所谓使意识形态不致阻碍，并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如何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操作问题，这里要说的，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在什么意义上具有现实性的。对这个问题缺乏自觉性，就可能在社会主义的变化发展中育目失措（比如死抱住教条不放，或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出路就是资本主义）。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在预言（ prophet）的意义上具有现实性的。预言，也叫先知，它所提出的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价值，但却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更不是算命。正是这种预言性，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一本打开的书。人们不能从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甚至书中的各种规范也不旨在要求人们如此去做，全书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人们不断地生成着意义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可说是一位伟大先知。
在预言的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然是一种方法论，但是这种理解的现实性，还是在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指个体的人和类的人的自由实现）。正因为如此，结构方式不尽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具有共同的性质（比如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是作为国体性质相同的国家对待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某此方面，甚至某届政府会采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这种情况也才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再进一步讲，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等之所以可能和有益，表面上看当然有操作上的利益需要，但是更加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不同价值观所共同具有的维系底蕴。这里讲的并不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趋同论，而是说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只能来自它对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包容和坚持。预言使这种包容和坚持成为可能，如若不然，只把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取得成功的做法都在“好”的意义上归之于社会主义（或者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社会主义反而会被弄成一种空洞的、缺乏定性的宣传了。
（五）理想与现实
作为一本打开的书，社会主义不断向我们宣示的一个永恒价值观，就是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判断其社会主义的标准当然有若干方面，但这此方面所服务的共同的目的和所体现的共同的价值，却是共同富裕。在这个意义上讲，共同富裕是在作为理想的同时不断地兑现为现实的。
共同富裕的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不仅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尤其在于当今世界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了。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中上人的就业率在下降，造成了所谓“失业型”的经济回升。
贫富差距的严重事实可以认为是由于制度不合理造成的，也就足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长期殖民剥削造成了占人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经济发展方面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穷国与富国以及穷人与富人的矛盾。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又由于生活方式的不断现代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想达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或程度，困难是极为重大的。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体现或达到的共同富裕，无疑是延缓发达国家的再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对发达国家经济优势的剥夺。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合乎正义地要求发达国家尽义务，并且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看成前者对其过去殖民扩张行为的一种道义补偿，但是毫无疑问，发达国家不会自行放弃它在资源配置和技术手段上的优势，更不会用降低（哪怕足延缓再发展）白己生活水平的方式去听任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对于共同富裕的坚持不仅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尤其具有操作实效上的迫切性和示范性。然而，理想能否并且在多人程度上成为现实，这的确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中国的确不仅在价值观上坚持共同富裕，而且也在实践上为此做出种种努力。比如，当东部和沿海地区的经济率先发展起来之后，现在政府正在有计划地利用这些地方的资金和技术帮助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又比如，持续不断的扶贫已经成为一项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和常规上作。然而，所有这些做法相对世界经济来讲都有一个自身的限度，即中国资源并不丰富而人口却极为众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加快发展自己、增强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最终要切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从经济建设的意义上讲的，而就人类生存、尤其是共同富裕来讲，却必须采取在人与自然共处的意义上限制发展水平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只在于中国必须有能力证实自己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有特色的，而且是有效的。中国已经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并同时进行环境综合治理。
共同富裕和改变生活方式，这两者都在理想与现实如何取得一致的意义上对社会主义提出了要求，或者说，社会主义作为一本打开的书所生成的各种意义都将对此负有责任和义务，而如何履行这种责任和义务，使理想与现实尽可能得到统一，则是社会主义实践所要完成的最根本任务。
综上所讨论的诸问题，既是在世界背景下具有真实含义的，同时本身也都是世界性课题。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才更具有普遍意义，也才可能成为一本打开的巨著。事实上，由于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由于近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关社会主义变化发展的种种问题很可能都将有赖于中国的实践给出回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必将在世界范围的不范意义上得到明晰。
〔作者简介〕孙津，当时在中国农业人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