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共陕西宜君县委书记熊晖在宿舍大门上张贴了一张“告示”坦言：要官别找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想保护我的道德底线，维护好我的精神家园”。

很遗憾，他只想守住他的道德底线，虽然目前这种道德资源比较稀缺。作为“学者”（2001年4月前，他是陕西省委党校的一名副教授），首先想要守住的“道德”，而不是捍卫“制度（法律之类）”，使其“要官别找我”的壮举之意弱化了许多。

按说，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道德”。泱泱中华大国，上下几千年统治靠的就是“道德”。自古就有的道德怎么会缺呢？历史上，比如明朝，庞大的文官集团，在宪政缺失（即不依靠制度）之下，也是依靠道德的维系。但道德纵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习惯，也不应夸大它的功用。还是明朝，道德成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利器，成为官员得以晋升的利器之后，逐渐沦落成伪道德。表面上的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成了其谋取私利的工具。应该说，这里“以德治国”之“德”已经到了最高境界。物极必反。从“明朝文官沦为最道德的伪道德者”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不应成为治国首选。

借助守住道德底线来做好人民的公仆，同样不应成为首选，尤其对于一个具有相当知识素养的高学历者。之所以首选了“道德”，说明目前“依法治国”的“依法”之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要走。因为借助“道德”治国，就永远避免不了重蹈明朝的道德统治的覆辙的可能，“道德”想要发挥（极致）作用，就仍然要给遵从道德者以高官厚禄之类物质精神的鼓励，而一旦可以为社会个体攫取私利，道德沦陷为伪道德就不会太远了。依靠伪道德治国，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

而制度，却永远成就不了伪制度者（即假装遵从制度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因为它本身决定了其执行与个人素质或道德之类无多大关系。哪怕不道德者，如果制度是刚性的，那他（她）也只有（也只能）遵从制度行事。也就是说，制度社会制造不出“伪制度”之人，而道德却能造就伪道德之人。这就是他“想要守住道德底线”让人遗憾的地方，也是依法治国的悲哀。“依法”了这么长时间，公众（何况一个有学者官员）尚不能在道德和制度之间很好的抉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而他中秋节、春节可能还要贴安民告示，如果仍为了守住道德底线，而不是为了捍卫制度底线，显示出他的道德素养以外，再无其他。当然，“依法治国”的“依法”，对公众对社会而言，仍将是一个等待证明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