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肖六亿 师亚红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日益深化的对外开放。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成功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是巨大的市场规模，大量廉价劳动力，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正确的政治、经济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非常显著，除了扩大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创造和培育了充满活力的出口部门。加入WTO加速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更高。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 经济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经济转型。1978年以来，实际GDP年均增长9.5%，人均收入增长了5倍，非国有企业产值达到GDP的60%。经济出现罕见业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上的开放，尤其是在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上的开放。实际上，引进外资已成为中国开放政策的关键部分。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特征和趋势
国家中的第一大直接引资国。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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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率（1984—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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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989 90年代 1990—1994 1995—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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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额（10亿美元） 2.3 28.3 16.1 40.6 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百分比 0.7 4.4 3.7 4.7 外商直接投资占流入发展中 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百分比 12.7 24.3 27.1 23.3 年均GDP增长率 9.7 10.1 12.2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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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国际金融统计》 |
外资的来源分布。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是中国大陆传统上的主要外资来源地（见表2）。90年代，由于欧洲、日本和美国的资金大量进入中国，香港和台湾的进入资金相对有所减少，但仍占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半。
作者简介：肖六亿（1972—），男，湖北黄冈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在读研究生（湖北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外资的投入产业分布。外资中的大部分投向了制造业，约占合同总金额的60%；其次是房地产业，约占24%；再次是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业，约占6%（见图2）。在制造业中，
表2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的百分比（199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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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时间 |
外商总体直接投资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日本 |
台湾 |
美国 |
欧盟 |
新加坡 |
韩国 |
其他国家和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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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
100 |
55.3 |
13.1 |
10.1 |
7.1 |
5.7 |
1.2 |
0.0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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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
100 |
53.4 |
8.5 |
8.4 |
8.2 |
5.7 |
4.9 |
2.8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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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
100 |
41.0 |
7.2 |
6.5 |
9.9 |
11.0 |
6.2 |
3.0 |
15.1 |
大约有一半的直接投资投向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和家具生产）；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医疗器械和药品、电动机具和设备、电子产品）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各占剩下的外资的50%。这表明外资公司是在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外资的投入地区分布。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区投入分布的差异很大。东部地区大约占了直接投资总量的88%，中部地区约占9%，西部地区约占2%（见图3）。这种外资分布模式根源于中国政府的外资政策，也反映了中国改革过程中吸引外资的自然规律。早期是有选择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开放试点，70年代末期在广东和福建设立四个经济特区；紧接着是80年代开辟了海南经济区和开放了10个省的共14个沿海港口城市。因此，外资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直到90年代，开放继续向内地深入，外资才开始投入到内地各省。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相对封闭的农业国，人口众多，收入水平低，引进的外资较少，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吸引外资的特别优势。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被极大地改变，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印度的人均GDP在1978年到2000年间翻了一番，中国的人均GDP在此期间翻了两番。现在尽管中国正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但仍然相对比较封闭。
从外资的快速增长中可以看到中国日益加深的对外开放。商品进出口总量占GDP的比例在2000年达到近25%；平均关税税率从80年代初期的50%的高水平下降到现在的15%，比印度税率的一半还低。由于豁免了一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并且很大一部分高关税的商品被非法进口，因此实际征收关税比应征关税要低很多。进口关税的实际征收率在中国只有3%，印度是23%。2000年外资的净流入量比实际征收关税的15倍还多。
一、 中国成功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在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的作用下，外商直接投资容易进入东道国。市场导向的外资流入主要由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来决定，出口导向的外资流入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生产成本的竞争力。中国成功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可分为三类：经济因素，开放度和优惠政策，文化和法律环境。
（一）经济因素
1、市场规模。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进入的外资在各种途径上促进经济增长[1]。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巨额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抢占市场。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利用大陆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而后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直接投资。
2、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尽管实证分析考察的是综合要素对经济的影响，但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明显在中国吸引外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分析家认为，低工资成本在吸引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出口导向性的直接投资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本地区和其他经济区的劳动力成本很高[2]。这些促使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然而，很多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的质量并没有成为吸引外资的决定性因素，外国投资者普遍认为中国缺少高质量的人才。当然，随着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这种状况会得到改变。
3、基础设施。有研究表明，在中国基础设施越发达的省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3]。经济开放区政府为了迅速发展当地经济，狠抓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投资环境。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所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3%用于政府投资电力、天然气、公共用水、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因此，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集中了大量的外资。
4、规模效应。许多研究发现，近几年来不仅全国性的外商直接投资量在增加，而且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量也迅速增加[4]。沿海省份，尤其是南方的与香港、台湾临近的广东与福建，已经成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地。因为一旦某省吸引的外资量达到一个临界值，那么投资者将其视作投资进入的积极信号，结果这样的省份越来越容易吸引到更多的外资。另外，规模经济更有利于外商在同一地区投资，因为规模经济有利于信息和设施共享，例如学校和医疗设施等。
（二）克服引资障碍和正确使用优惠政策。
减少引资障碍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关键。因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并有利于出口部门的发展，因此，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就将引进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但是屈辱的近代史始终笼罩在中国人民心上，故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不得不克服思想和意识上的障碍。同时外资过度进入可能引起失控的风险。这些都阻碍着中国招商引资政策的发展。开始，法律和政策趋于保守，外商投资者经常遇到政治和法律障碍。外资进入的速度很慢，中国政府不得不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实行差别政策，放松政府控制，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政治及法律上的保证。到90年代这种做法从初期在部分地区和部门的试点已推广到全国。
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优惠政策集中表现在建立经济特区、税收减免和给予外资企业特权上。通过免税或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刺激外商投资，适用于经济特区内的所有内、外资企业和非经济特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此外，经济特区内的企业享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拥有商品的自由流动和自由进出口的权利；经济特区内企业劳资关系灵活，土地自由使用权限较大；出口导向型和高技术性外资企业可享受利润汇款的税收减免、利润投资收益的附加税减免和土地使用费大幅度减免。
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初期，经济特区与非特区的区别在于特区之内的投资决策可以不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特区内的地方政府可以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尽管经济特区提供了合适的经营环境，但是改革之初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瓶颈依然存在。80年代后期随着瓶颈的消失，外国投资者逐渐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优惠政策提供了一种能被政治制度容纳的经济试点改革。改革开始限定在一些地区和外资企业，并逐渐扩大范围。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意味着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增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没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外资相当的少。因此可以断定优惠政策产生了净经济收益，通过改革吸引外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推移，优惠政策被扭曲且不平等，结果导致不公平的税收体系和地区收入差距。
（三）文化和法律环境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影响甚广，共同的文化传统为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创造了条件。来自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外资占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半，这说明在吸引外资上共同的文化背景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大量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并不能说明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增加了西方投资者的投资成本，妨碍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
腐败程度和法律环境在解释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一国时具有极大的意义[5]。外商认为中国法律较模糊，法律争端往往依据法院要求的个人合同而非正式合同解决。法律的模糊性促进了腐败的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欧洲和美国外资的进入。熟悉中国文化和法律环境有助于克服腐败造成的投资障碍，因此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总是要找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一份研究发现，如果不是官僚腐败的隐性征税，中国将会从欧洲和美国吸引到更多的直接投资[6]。
二、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0.4%。从吸引外资较多的省份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在各种因素中是最高的，在广东省贡献率每年达到4%。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经济增长率。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每年提高全要素增长率达2.5%，并且获得外资多的省份这种作用更大。总起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潜在GDP增长率的贡献达到近3%。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建立外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中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在中国经济中，外资企业是最有效率和最具活力的企业。从1994—1997年，在工业企业部门中，外资企业的产量已经扩展到其他企业的四倍；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是公共部门企业的2倍。另外，实证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增加销售量还是积极的溢出效应，中资企业都从外资企业的存在中受益。溢出效应来自外资企业带来新技术和管理技能。从90年代开始，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这种影响越来越大。
（二）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外资创造的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是外资对中国经济的突出贡献。从直接影响来看，从1991——1999年间，城镇地区外资企业的就业增加了四倍，占城镇地区总就业的3%，总就业量600万人。这对于缓解因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的失业压力十分重要。在沿海省份，外资企业是特别重要的就业部门，1999年在广东、福建、上海和天津四省、市的外资企业就业占总就业的10%。
（三）外商直接投资建立了一批具有高度竞争力和活力的制造业出口部门
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达到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4.5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由1978年的0.9%上升到2000年的3.7%，增长了4倍，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当然外资企业起了关键作用。从1985——1999年间，外资企业所占的出口份额从1%上升到45%；外资企业出口占全部出口的1/2，进口占全部进口的1/3。
三、 结论
纵观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尝试性地得出一些结论。中国能成功地引进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拥有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并辅之以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建立。但是，如果中国进一步改善管理，并且增强法律在处理纠纷时的效果，那么将会有更多的直接投资进入。
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是，中国具有来自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具有活力经济区的大量投资者。尽管来自这些地区的直接投资在减少，但是加上来自新加坡的直接投资，一共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一半。
除了经济环境外，政治使命也是中国成功引进外资的重要保证。事实表明，印度和中国都具有一些吸引外资的共同条件，如市场规模、丰富的劳动力和大量的外籍印度人，如果印度采取更开放的政策，那么他没有理由不成为外资涌向的地方。当然两国在政策选择上不同，中国关注经济增长和国家的发展，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但由于思想上和意识上的障碍，初期开放的领域受到限制。即使到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将经济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在计划的指导下搞市场经济。尽管分权带来很多问题，但可以刺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初始试验的成功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由此获得了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支持。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改革开放产生累累硕果，经济的发展支持更深入的改革开放。
事实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果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联系更紧密，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超过仅仅是外资企业的作用，总体效果会更好。
外商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加入TWO后中国获得的直接投资进一步增加，尤其是服务业部门，如金融、通信、批发和零售等，因此外资对经济的作用将继续。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有助于补偿潜在产出的损失和增加就业。如果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处理也向外商投资者放开，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
发表于《现代企业》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