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
孙立平
转变增长模式的必然性是在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记者：“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是增长模式的转换。对于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扩大内需在这种转变中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孙：对于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人们通常是这样解说的：过去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在20多年时间里的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种种的问题，如与粗放型增长相伴随的低效益，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片面追求GDP，贫富差距扩大等，所以要转变增长模式。这样的解说是有道理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我们愿意忍受过去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和代价，这种增长模式也无法继续走下去了，因为支撑这种增长模式的一些必需条件开始丧失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其内在的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要使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必须将其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前年和去年发生的“两荒”，即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象征性标志。
“油荒”所表明的是旧的发展模式的资源限制。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仅2003年，我国便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曾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2000年至2004年间的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40%。还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也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15.5倍。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涉及许多其它变数，但从大的方面来判断，上述数字表明，以目前的发展模式来实现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对于资源的限制，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个因素，就是这次起飞的不是我们一个国家。不久前，著名的高盛公司提出了“金砖四国”的概念，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按它们的国名的英文字头Ｂｒａｚｉｌ、Ｒｕｓｓｉａ、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简称为ＢＲＩＣ）这四个处于起飞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这四个国家的规模都很大，人口加起来占整个全球人口的比重超过40%。这么大的几个国家，经济处于起飞中，人民的生活方式处在改变中，其对资源的需求是极为巨大的。这样，就会使得我们过去以为还很遥远的资源和能源危机提前到来。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背景。
而“民工荒”所表明的则是旧的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局限。民工荒似乎是发生在劳资之间，包括资方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有关方面对此也难辞其咎，因此，人们在讨论“民工荒”的时候，经常把谴责的矛头指向资方和地方政府。尽管这方面的原因是不容否认的，但客观地说，民工荒的发生实际上也是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关系的。过去20多年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但人们很少去注意，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具有一种怎样的社会效应的。这种社会效应具体体现为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增加对外出口就要低价竞销，低价竞销的结果是企业利润的低下，在企业利润低下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结果是劳动者收入水平低下和国内购买力与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则更进一步加重对对外出口的依赖。可见，“民工荒”问题和这种增长模式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要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这种转变是困难的，甚至需要较长的时间（一位日本专家告诉我，日本完成这种转变差不多用了15年的时间），但这种转变是必需的。而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扩大内需无疑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恶性循环是否能转变成良性循环，关键要看扩大内需的问题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历史地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必然性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脉络之中：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即能够将大批的产品迅速制造出来，甚至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品质也并非难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始终没有解决的，就是如何将这些产品卖出去，将这些产品卖给谁，即需求和市场的问题。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需求的有限，不得不将产品的出口放在国际市场上，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于外需。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发展模式的负面经济社会效应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继续将出口的增长速度保持在前些年的水平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去年夏天，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的一份报告表明，中国出口高速增长难以持续，预计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将出现转折性变化。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限制，已经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过讨论，我们这里就不说了。
总结起来说，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的基础，就是内需。但解决内需的问题要比解决外需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内需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个收入和购买力的问题，但这个收入和购买力是与社会中的利益格局、社会结构和种种制度安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没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没有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没有相关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够支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就不可能出现。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调整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含义，才能改变将追求社会公正与追求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才能使构建利益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成为一种自觉。
扩大内需不是一味地赶储蓄出笼
记者：内需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显露出来，从1998年开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刺激需求。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更加严重和突出的迹象？
其实，在9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就开始显现了。记得有一次开会，我们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记得当时还是产权改革是热门话题的时候。在讨论到“微观不好宏观好”等现象的时候，一些学者坚持用产权来解释这个现象。我当时的看法是，产权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当时不但国有企业不景气，就是私营企业也不景气，这说明不完全是产权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企业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满大街的“拆迁价”、“吐血价”、“跳楼价”。这说明是需求有问题。但记得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内需不足的问题还是一个不能公开谈论的敏感问题，有的专家在会上甚至用花色品种的因素将这个问题搪塞过去。后来，我曾经写了《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一文，特别强调了城市化、社会保障和收入结构（贫富差别、常规性收入和偶得性收入的比例等）三个因素对于内需的影响。
结果，在90年代中后期，内需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正如你所说，在90年代中后期，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概括起来说，当时的刺激内需的措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降利率、削福利、涨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二是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有公务员加薪等措施。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包括其短期的效果和长期的效果。就短期来说，这些政策措施对刺激消费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从更长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些政策措施从整体上来说收效甚微，在此后若干年中，最终消费率进一步降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就是明证。比如，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2000年为73%，2001年下降到48%，2003年下降到40%，2004年降至37%。不仅如此，其中的一些政策措施还导致了一系列的弊端。
我们先看以降利率、削福利、涨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的政策脉络。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学者，都将眼睛紧紧盯住当时只有几万亿的居民储蓄上。逻辑是很清楚的：不是内需不足吗？不是大量产品剩余和积压吗？而你还有那么多的钱存在银行里，哪怕拿出来一半，内需不足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降利率、削福利、涨物价。目的就是赶储蓄出笼。利率和物价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说，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住房、教育、医疗这所谓“三项改革”。在“三项改革”中，虽然住房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获得了自己拥有的住房，但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热几乎吸干了城市居民仅有的一点消费潜能，出现了“一业繁荣百业衰”的局面。以产业化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的即时支出，更重要的是严重恶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人形象地将其概括为：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更不敢花钱消费，内需更加疲软。
回顾这一段的历史是为了说明，以降利率、削福利、涨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的扩大内需的政策脉络是有问题的。而总结这个教训对于形成新的扩大内需的思路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慎待目前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
根据央行的数据，截至2005年12月，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14万亿。从表面上看，14万亿是个很大的数字，而且居民储蓄的增长速度确实也很快。于是，现在一些人又将眼睛盯上了这14万亿。提倡鼓励居民多消费少储蓄者有之，想乘机用削减福利的方式增加民众消费者有之，欲借此机会涨价以增加垄断部门高额利润者也有之。这种迹象是很值得警惕的。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14万亿的储蓄。我们必须看到这当中的两个问题。第一，14万亿储蓄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刘洪波先生在《14万亿储蓄何其少》的文章中写到：14万亿也许确实是一个让人看了就吃惊的数字，但平均到13亿人头上，也不过每人1万元多一点，对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来说，1万元又能够做得了什么呢？而且更进一步看，一个数据是，80％的城乡居民储蓄由20％的人拥有。也就是说，有2.6亿人拥有存款11.2亿元，人均4.3万元。另外的10.4亿人拥有存款2.8万亿元，人均不到2700元。还有一个数据是，１０％的富人持有银行存款的６６％。如果按照这个比例，10%的富人拥有目前14万亿存款中的9万多亿，而其余的近12亿人只拥有14万亿存款中的不到5万亿。也就是说，每个人不到5千元。这个数字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甚至买不来1平方米的房子。第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有的那一点储蓄，相当一部分是他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最近的一则报道指，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对于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是家庭负担中最主要的部分，目前存款中的相当部分是为此而准备的。特别是，我国已经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养老保险不仅覆盖面很窄，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现有的储蓄，对于逐步老龄化的人口，无论是在保障老年生活的意义上还是在医疗的意义上都是至关重要的。鉴于由于计划生育导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养老负担加大等因素，一味强调将这些钱赶出来，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我们接着再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的思路。应当说，这是一种世界各国相当普遍采用的一种刺激需求的办法。这种方法在我国未来的经济生活中无疑还将继续使用。但反思90年代末期的相关政策和实施，有两点教训是值得汲取的。首先，在大量资金投入的同时，没有形成一种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和体制，结果是效益低下，甚至腐败丛生，有的建设项目几乎血本无归。其次，投入的方向过分向城市倾斜。农村问题专家韩俊用下述数字说明了这种倾斜的问题：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小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尚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有些人批评的近些年来城市越来越像欧洲，农村越来越像非洲的现象，与此有直接关系。从这个角度说，最近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特别是由各级政府筹措资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这当中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就是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问题。有调查表明，一些针对农村基层的政府拨款，落实到村庄的时候，往往只有15%到30%。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四个并存”：蹊跷的内需不足
记者：您上面的分析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网平们不能将“内需不足”当作一个抽象、笼统的现象来看待，而是应当深入进去发现它的特征和逻辑。
是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内需不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简单地理解为人们有钱但不花钱的问题，就象有人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结为东方人的储蓄习惯一样。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内需不足”，是在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现象。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它的特征与逻辑。
我想用“四个并存”来概括我国目前内需不足的特征。
首先，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最近一段时间，学者们在争论一个问题，即物价低迷为何与经济高增长并存？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够采取合适的政策，一年后中国经济将面临通货紧缩的严重危机。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一贯性特征。在2000年之前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终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这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人们也同时注意到，作为宏观经济景气指标之一的物价却回升乏力，长期处在低迷状态。导致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的原因，尽管其说不一，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两条。一是从供给的角度说，林毅夫曾指出，我国从１９９８年以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二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则是需求明显不足。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在这一点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倒比一些学者说的更直截了当：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物价低迷。比如，2005年，中国GDP在实现9.9%的增长时，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实际增长为9.6%，虽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经济增长水平。农民的收入情况就更不乐观。2005年，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146亿公斤(4840亿公斤)，增长3.1%，但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实际增长了6.2%，不仅远低于GDP增长水平，其增幅还比上年回落了0.6个百分点。
其次，是物价低迷与负担沉重并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我国，一些学者依据宏观数据做出的分析与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往往有很大的距离，有的时候甚至是南辕北辙。物价的问题就是如此。按照一般的道理，物价低迷虽然就经济本身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在直接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可以享受到物价低迷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生活负担的减轻，因为低迷的物价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同样的消费品支付更少的货币。但实际上，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却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在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的是生活负担的沉重。因为有几类大宗且大家都要消费的商品的价格有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市场物价连续下降的同时，垄断行业的价格却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涨。在物价低迷的时候感受到生活负担的沉重，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收入的下降或是增长缓慢。另一种可能就是物价低迷的现象可能是假性的，即在统计上的物价低迷的同时，生活中的物价是快速上升的。依据宏观数据得出的结论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也许不是由于民众的感觉错了，而是由于宏观数据的计量方法出现了问题。易宪容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国通货紧缩是用错误标尺得出的错误结论。CPI统计标准是20多年前制定的。2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结构与消费产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食品在CPI中的权重达三分之一，而目前所占比重十分微小；卫生医药用品、教育、电信等消费所占权重，与实际消费情况完全不成比例。住房消费更不用说，在增加投资时，就把住房消费看作是扩大内需动力，但计算CPI时，却说什么国际惯例不包括在内。而目前上升幅度很大的资源价格也很难在CPI中充分反映出来。
第三，是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尽管14万亿的储蓄平摊到13亿人的头上每个人的储蓄额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否定我国经济生活中高储蓄现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1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如2000年居民储蓄年增速为7.9%,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为7.3%。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当时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只有新加坡(1992年为47%)，我国国民总储蓄率高居世界第二位。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存在一种“超储蓄”，即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来自居民减少当前消费和投资。有人习惯用东方文化来解释我国高储蓄现象的存在。但这种解释经常是软弱无力的。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高储蓄的现象，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高储蓄现象形成的独特原因。特别是要看到这种高储蓄率是与生活负担的沉重感并存的。从表面的逻辑看，既然生活负担沉重就应当更多花钱减少储蓄，或者说有较多的储蓄就会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两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种合力。在生活负担沉重背景下发生的高储蓄，无疑来自两个重要的体制因素，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一个是垄断部门高企的物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而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为了应付这两个因素，高储蓄无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第四，是高储蓄与高负债并存。与高储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开始出现的居民高负债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2003年的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消费疲软”与“消费过度”并存的现象。二是储蓄和负债的主体可能会有很大的不重叠。后一点的含义我们以后还会分析。
上面分析的“四个并存”现象，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启动内需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并存”现象告诉我们，现在的高储蓄和内需不足现象已经与80年代甚至90年代有很大不同，采取的政策也要对症下药。
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
记者：这说明，对于内需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解决方式，为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指导思想，不但不能真正解决我国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问题，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需要形成解决内需问题的新思路。
孙：在新的一轮启动内需政策实施之际，有必要在汲取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内需不足”，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人还生活在一种相当低的生活水准上，甚至有些人的基本需求还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应当将扩大内需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特别是改善社会中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联系起来，而不是让人们为花钱而花钱，不能多花了钱但生活的质量没有提高，甚至出现前些年为了扩大内需而使人们的生活受到损害的情形。
因此，我们应当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的角度来考虑扩大内需的问题，明确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明确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双重目标。对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些战略构想的具体内容，人们在理解上可能还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基本的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增进人民的福祉，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离开这个基本目标，扩大内需就有可能偏离方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脱离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措施，也是可以扩大内需的，但那样的扩大内需往往不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比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时，就有人提出的自然灾害可以刺激内需的说法。再比如，浪费和重复建设也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这种需求的扩大不仅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有害的。所以，在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上，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满足内需，满足需求，第一位的是如何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需求。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还有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属于相对贫困。668元是个什么概念？月均不到60元，日均不到2元。而城镇居民中的贫困人口，估计数量约为2200万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而在我们过去传统的扩大内需的思路中，这些人的需求是没有什么位置的，因为他们没有像样的购买力。相反，我们过去扩大内需的措施，还往往对这部分人造成伤害。因为过去刺激内需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提高物价，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但是越是贫困的人，生活必需品消费在其整个消费中占的比重就越大，生活必需品涨价对其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这样，他们就往往成为在扩大内需中受到损害的群体。在北京就有这样的家庭，需要仔细安排每天只能烧7块蜂窝煤。不是说烧8块就倾家荡产了，但确实负担就会明显加重。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不能让扩大内需成为对他们有害的事情，而是要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提高他们基本需求满足的水平。当然，靠他们自己来增加消费是不现实的。这个费用有相当一部分要由政府来支付，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必要的福利。更关键的是增加其当期收入。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
说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决不意味着要将穷人的问题绝对化，也不意味着这是政策唯一的出发点。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明显社会分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其需求是不同的，在扩大内需中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穷人有穷人的问题，富人有富人的问题。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一个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就是富人消费的问题。一般来说，富人的消费系数要低于穷人，基本需求的消费处于饱和状态。因此，扩大内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富人的消费问题，其中包括奢侈品的消费。现在各种媒体上，对富人阶层奢侈性消费的抨击之声不绝于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性态度。应当看到，奢侈品消费是社会中正当消费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奢侈品消费能够真正利国利民。这至少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目前中国社会上层所消费的奢侈品，主要来自进口，对国内相关产业拉动作用并不大。第二，有关奢侈性消费的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奢侈品消费本应起到的财富转移的作用无法发挥。第三，如何使奢侈性消费不走向畸形，还需要完善制度上的安排。
将满足内需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在政策的层面上还需要防止下面的几种倾向。
一是防止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扩大内需。多少年来，一说到刺激消费，就是想让人们掏腰包。而掏腰包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涨价。最近一系列的迹象表明，资源价格的改革将会大规模展开，有人将其称之为“第二轮价格改革”，甚至称为“闯关”。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是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与此同时，以去福利化为目标的诸如福利供暖等体制改革也在一些城市展开。资源价格改革对于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当然是必要的，对于扩大内需也不无好处。但对此必需有两点清醒认识。第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去福利化的改革，将恶化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强化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畸形储蓄倾向。近几年来，汽油、天然气等价格一路飙升，而我们知道，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只是物价全面上升的前奏。福利化采暖制度的改革，无疑也会增加居民的支出。有报道说，南京、重庆等地许多居民在去年冬天被迫改用煤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未来的不确定感将会进一步增加，人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更多地存钱。第二，在目前我国的情况下，资源的生产和经营，大多处在垄断行业。如果只有价格的改革而不触动垄断体制，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强化垄断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从而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到头来会使社会财富流向少数垄断部门，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
二是防止用赶储蓄出笼的方式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重复了。
三是防止用造成未来产能过剩的方式来刺激内需。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而现在的产能过剩，有一部分就是上一轮扩大内需的结果。大上项目可以在短期内扩大需求，但形成的产能又会成为进一步过剩的原因。因此，在这次的扩大内需中，无疑是须要汲取这个教训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真正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需要放弃原来那种“掏腰包式”的扩大内需方式，转而实行一种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的模式。
以利益关系调整和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
记者：既然过去赶储蓄出笼式的刺激内需的方式存在种种问题，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对内需的扩大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扩大内需的根本在富民，在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是在于鼓励人们花钱消费。尽管通过这些措施来扩大内需将比较缓慢，但这种内需的扩大将会是根本性的，有实质性意义的。这是一种文火慢炖的方式。
具体说来，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数字，在我国，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为4.7%，而占总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限制了有效市场需求的形成。多次调查的结果都表明，我国社会中20%的人拥有整个社会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现在的问题是，拥有80%财富的那20%的富人，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然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第二，培育社会消费的主体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无疑是扩大内需潜力最大的群体。在发达国家，巨大的消费能力实际上主要是由中产阶层来支撑的。在我国，中产阶层也开始成为在市场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消费主体。要使中产阶层成为消费的主要群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问题。按现在最乐观的估计，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人数也仅占总人口的20%。实际上，这里使用的标准是很低的，是将城市中除困难群体之外的居民几乎全部计入中产阶层。按照稍高一点的标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要小得多，而且可能最主要的不分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发育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过于不均衡，上层挤占了中层发育的空间。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在近些年来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和房地产泡沫中，规模很有限的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往往成为强势集团掠夺的对象。去年我就提出要警惕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问题。这两年流行的诸如“负翁”、“负债一族”、“负产阶级”等说法，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一项调查表明，北京中产群体中拥有自购房者有近八成的人在还房款。南京市2004年人均负债达到5511元，欠债大头也是买房。有人也许会说，在西发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成员也往往是一辈子供一套房子。这是不错的。但要看到，我国目前的中产阶层比起国外的同类人群，工作和收入的稳定性更差，能享受的社会保障更不健全。而且在最近几年中，由于高等教育扩招的效应已经显现，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求职者数量成倍增加，白领职业中的竞争更加激烈，在一些地方不断传来白领阶层收入不增反降的消息。这个阶层目前的状态是很脆弱的。
第三，是健全社会保障的问题。要改变对社会保障的两种传统看法。一是将社会保障仅仅看作是人道主义的措施。实际上，即使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支撑需求和消费，从而成为支撑市场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是认为社会保障是要花钱的，因此只有在经济状况很好，政府有充足的财力的时候才有条件搞社会保障。实际上，美国是在1935年确立福利国家的框架的。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为什么在那种背景下搞福利国家？原因很简单，没有这种社会保障，就形不成消费能力，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尽管现在人们可以有各种理由批评福利国家的弊病，但在当时，没有社会保障，美国包括西方就无法走出危机。因此，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新的发展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为这方面的开支本身就可以创造需求，同时也会通过强化居民对于未来的稳定预期而促进居民的消费。
第四，要解决劳动报酬在GDP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的问题，扭转“繁荣而不富裕”的局面，改变国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GDP增长的局面。有专家计算，20世纪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中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和城市居民3．7万亿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这当中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规范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关系失衡的问题。
第五，增加就业，特别是为那些对GDP和税收做不了太大贡献，但可以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保留生存空间，甚至提供某些优惠政策。就业是普通劳动者获得收入的基本途径，也是调整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事实上，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竞争能力比较差，对宏观经济增长率做出的贡献不大，但其在就业上的作用却不可小视。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应当看作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应当改变目前实际上是歧视中小企业的做法，尤其是要取消以收费的方式加给中小企业的负担。
第六，促进城市化，缓解城乡断裂的问题。人们经常说中国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实际上，这个巨大的市场是理论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因为大多数农民实际不是这个市场的组成部分，这既与农民的收入水平有关，也与农民的生活方式有关。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来。而在我国，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且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6倍之巨，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实际上是将绝大多数农民排斥在了工业化的过程之外，也就是排斥在了当今时代的消费市场之外。因此，如果不能通过快速的城市化解决农村人口进城以及农民的收入问题，充沛的内需是不可能形成的。
第七，启动农村市场。虽然这方面有一些令人乐观的消息，如这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一些超市开始向农村扩张，但总体的挑战无疑是严峻的。一个国际机构2005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消除贫困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英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一份报告则指出，从美国进口有政府补贴的廉价棉花，在2005年将导致中国棉农损失2.08亿美元收入和72万人失业。客观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农民自身收入提高来增强农民的购买力，潜力是相当有限的。但在建设新农村中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会是扩展农村市场的一个重要契机。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应当对于中小城市居民的消费给予足够的关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真正的购买行动将发生在中国沿海城市以外，即内地一些规模较小城市。“一些产品实际上列在农村和中等城市而不是大城市的采购单上，因为大城市的市场正变得饱和起来。”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过去城乡的两分法有些过于简单，而需要注意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的阶梯式推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