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难”之痛
蒲城县椿林乡护难村位于县城东南方向8公里，辖10个村民小组，近4000口人。相传一次刘秀兵败后为王莽部将追杀，逃至此处避难躲过一劫。刘秀称帝后,专门在当年避难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寺庙——护难寺以示纪念。多少年来，信徒们在此祈求身体安康和家人平安，据说颇为灵验，护难村也因此得名。就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子里，如今疾病和贫困却成为许多农民的心头之痛，使他们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赵玉虎的肺结核
赵玉虎1965年出生于护难村三组，由于母亲患有肺结核病，因此这份令人心悸的病魔就不幸遗传给了这个家庭的后代。玉虎的妹妹玉凤出嫁后家境较好，治愈了肺结核，而玉虎却在病魔的折磨下，痛苦地挣扎了十多年，最后只能眼睁睁地亲手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
玉虎生性聪明，勤劳朴实，至今被村中的朋辈们称为“能人”。他中等身材，壮实有力，务种的庄稼总比别人长势好，产量高。农村多种经营调整产业结构，玉虎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栽种了四亩富士苹果和砀山酥梨。他勤奋学技术，精心搞管理，吃住在果园。辛勤换来大丰收，他的果子长得又大又甜，在全村拔了梢儿，头两年卖了些钱，将父母送终后，他雄心勃勃，计划着再挣些钱翻盖新房，供两个女儿上大学。
玉虎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媳妇翠萍贤慧而勤劳，种庄稼、务果园赛过男子汉，持家理财节俭朴素，井井有条。大女儿敏敏，小女儿莎莎，长得活泼可爱，聪明伶俐，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村里是个好娃娃，玉虎多少次下定决心，要供娃好好上学，将来大学毕业，到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可恶的肺结核，使这个充满笑声的家庭蒙上了阴影，并最终走上了毁灭。1995年，玉虎因为经常咳嗽，到县城医院检查后，诊断为肺结核。他专程去过陕西省结核病医院、山西省肺结核病研究所进行过检查咨询。在山西看病时，他在医院门口遇见“医托”，被骗了4500元。这些钱可都是家里辛苦攒下来的救命钱！身处异乡的赵玉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辗转回来后病情就加剧恶化了。
结核药曾经是耸人听闻的传染病，夺走了不少人的生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就能得到扼制，在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今，结核病已算不上什么疑难病症，完全可以治愈。然而，玉虎家庭经济来源的大背景发生了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果业面积、产量的增加，苹果、梨的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逐渐陷入了丰产不丰收的怪圈，果农出现了“卖果难”。
玉虎也不例外，从山西受骗回来后，他原指望果园的果子能卖个好价钱，好凑够医疗费，但因果品市场疲软，卖不上好价钱，4亩地只收入了两三千元，除过孩子上学，家庭日常花费外，基本上所剩无几，家里又哪有钱再为他看病呢？因为没有钱，他连县城的大医院也不敢再去，多在乡村医生那里买点低价位的药，或者一而再，再二三地往江湖游医那里扔点钱，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偏方做着治疗，期望出现奇迹，身体康复，为女儿、家庭挣回更多的钱。
玉虎的期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了，他的肺结核在无休止的咳嗽声中逐渐发展到了晚期。2001年初冬，随着渭北高原寒冷冬季的一天天逼近，面色青灰，身材佝偻的赵玉虎再也无法承受越来越严重的咳嗽带来的疼痛。面对死神他表现出惊人的无奈之举：先用最低廉的价格，为自己买了一幅最低档的桐木棺材，又置办了一身最廉价的新衣。一天凌晨，媳妇翠萍和女儿敏敏、莎莎都在沉睡，赵玉虎穿好自己的新衣服，躺在棺材里，喝下了半瓶剧毒农药，结束了年仅36岁的生命。
记者了解到，护难村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一直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学点，当年农业上搞的万亩喷灌在全省都有影响；西农的畜牧系曾在此办起了养马场，引进了许多国家的名马饲养，村上都驻有师生，最多时达上百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村上开始搞农村合作医疗，一直坚持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相对周边村讲，护难村原来的医疗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护难村现有3个诊所，其中40多岁的井台礼大夫就是在村上的合作医疗不搞后，从村卫生院退下来在自己家里开的诊所。村里人评价他的医术、医德还不错，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看一下，效果不错，收费还不贵。其余两家，一个从卫校毕业，另一个没有经过专门培训，据说曾经发生过医疗事故。
井大夫告诉记者，由于受医疗条件所限，对许多病他都告诉患者到大医院去诊治，“咱不能误了人家，但大医院收费确实太高了，”他有些感慨，“实际上，这些年对疾病缺乏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的积极措施，农村人因为贫穷耽误治病进而丧命的事太多了！农民生病没人管，我也只能是尽力而为。”
赵玉虎自杀后，他的两个女儿先后辍学，半年后媳妇翠萍改嫁，15岁的敏敏和13岁的莎莎也随同母亲迁走他乡。护难村3组如今只剩下那所破旧的、曾经充满笑声的空院子。
王氏家族的惨剧
2005年4月中旬，当蒲城县紫荆塬上无边无际的小麦正在透穗时，当雪白的梨花铺天盖地般形成蒲城最壮丽的盛春景观时，39岁的残疾人王彦春吊死在家中的牛棚里。他65岁的母亲一边呼天抢地般哭泣，一边悲愤地控诉——这是一种无名的血液病夺去家族中的第十三条生命。
王彦春家住护难村7组，祖籍山东。他的爷爷40多岁时即死于一种无名的血液病。这种病初发时先是下肢瘫痪，随后周身神经出现麻痹，最后全身机能衰竭死亡，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事情。王彦春的父亲王玉林兄弟三个，姊妹七个，其中五个人都先后在40岁左右发病，症状相似，先后早亡。王彦春的大伯王立林有5个儿子，其中3个都在30岁左右发病死去，老五死因不明，老四暂时无恙。王彦春的二伯王新江的儿子因在县氮肥厂工作，经济条件较好，10多年前做过一次换血治疗，疗效巩固至今。王彦春的父亲王立民排行老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彦龙，42岁，已瘫痪6年，无法直立行走，只能爬行。小儿子王彦春瘫痪3年后，无钱医治，选择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王彦春的两个姑母，三个表兄表妹，也都是因患此病而丧生，最年轻的尚不满20岁。
“我俩是1987年结婚的，成家两年后就发现他身体有问题，手脚晃动，随后就下不了地干活。再往后，腿脚变硬，上部身体也变僵了，拄着拐杖都经常摔倒，身上总是伤疤不断，晚上睡觉经常发惊。到县医院看过，查不出原因，找到附近的苏半仙算了一卦，说是得的筋骨风。前些年，我娘家兄弟到西安打听了一下，说是要换骨髓和血液，得花十几万块钱，我们哪有这些钱。当时想养牛致富，可养了5头牛，3年多没有赚还赔了几千块，现在还欠着外债没还。”12年前，不知情的李会芳从陕北洛川县老家嫁给了王彦龙，“原指望能在平川地方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落个这下场！”
为了家庭的幸福，李会芳操尽了心，几十年来含心茹苦地照顾丈夫，养育孩子。由于长期劳累，患上了胆结石，肝脏上也有问题，她都一直硬扛着。两个孩子受到影响，思想压力很大，大儿子王雪斌读完初中后死活不愿再上学，现在独自一人在外打工；小女儿王明星今年16岁，正在乡中读初二，原来学习很好,可最近下滑得很厉害,也闹着不愿上学。
即便如这样的困难家庭，也成了一些江湖游医、半仙骗子们眼中盯着的美餐。由于贫困，许多农民得病后不能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诊治,这帮人就打着救死扶伤的幌子，在农村从事着非法勾当。李会芳告诉记者，村里经常来一些打着红十字会招牌或某医院招牌的人，有西安的、有北京的，还有河南、安徽的，他们来了都说是送医下乡，为农民服务，可最后不是推销医疗设备就是推销药品，她还上过一次当。
王氏家庭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瘫痪后的患病人员，完全丧失了生存能力，只能手脚并用，在村道上艰难地爬行，挨家挨户地沿街乞讨，以度余生，或者像王彦春那样以非正常手段结束自己残缺的生命。悲苦之情，令人落泪。特别是此病在该家族为害已达半个世纪，但至今未得到过任何组织的医疗救助，一代又一代的该家族成员，只能在无助无奈的凄苦中悲惨地死去。王彦春刚刚死去，王彦龙难道会是第14个牺牲品？他们仅存的第四代的四个年轻生命，难道会再次重蹈祖辈父辈们的苦难覆辙？！
闫建奎的恶瘤
闫建奎1976年出生于护难村5组，父亲当时是乡农机站的乡办职工，外有工资，家有土地，算是农村的好家庭。建奎自幼娇生惯养，吃穿不愁，有过十分美好的童年。上学后，他和许多同伴一样，过分贪玩，不爱学习，所以学习成绩差，上完初中后就辍学了。这时他家已在镇街道上盖了一院子楼房，此时，虽然因为父亲的失业带来一些困难，但家里有5亩梨园，日子还算殷实。
建奎的两次婚姻，使家庭彻底滑入了贫困的境地。建奎22岁时，娶了一位面容姣好，标致漂亮的本乡姑娘。老闫为儿子办婚事，几乎花完了多年的积蓄。谁知道这是一场女方设计的骗局婚姻。闫建奎结婚不到10天，女方就提出了离婚，而且一去不返。老闫欲哭无泪，又四处借贷，为儿子筹办了第二次婚姻。这个媳妇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小俩口开了一家纸花店，生意还算兴隆，但沉重的债务已压得老闫喘不过气来。第二年建奎做了父亲，小女儿的出生给家里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老闫整日抱着孙女在小镇上转悠，享受着温馨的天伦之乐。
灾祸降临时总是无声无息的，谁也没有料到它的严重后果。一开始，建奎感觉整天乏困无力，稍一干活就大发脾气，口出怨言，村里人都说小伙子生性太懒，成了家、当了父亲还不知道勤快过日子。继而建奎的屁股上就长出一些疮疔，十分疼痛。这时依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只是搽抹些消炎药膏，心想着过几天就会好起来。柏杨先生说的很尖刻，国人不太讲究卫生，不太注重对疾病的预防，所谓“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疮疔并未溃烂，渐渐已长到馒头大小，疼痛异常，瘦小的闫建奎走起路来已经感到十分困难。家里人这才慌了神，老闫借钱把儿子送到省城，经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后，确诊为恶性肿瘤，如果动手术，仅手术费就需要两万多元，而且不能一次治愈，一两年内很可能复发，需要再次动手术。
严酷的现实击碎了闫建奎脆弱的承受能力，两万多元的手术费使得家人束手无策。老闫老两口把亲属们召集到一起，流着泪通报了病情，商讨着对策。老闫家的亲戚都很穷，他们有心却无力资助。商议的结果是：建奎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弱妻幼女，如果继续借贷进行手术，已不可能。无奈的选择是为了家人的生存，只能放弃手术。
当肿瘤长到5公斤左右的时候，闫建奎已完全丧失了行走能力，他躺在家中病床上疼痛难忍、昼夜呼喊，只能用花大价走后门买来的杜冷丁来麻醉神经，以求得一时解脱。2004年麦收前，肿瘤的癌细胞迅速扩散，闫建奎病死家中，卒年28岁。
周凤婉的苦难生活
严格说，今年42岁的周凤婉已不是护难村人。她的娘家在护难村1组，20年前嫁给了邻村东杨乡三光村的黄根信，从此她就过上了苦难的生活。黄根信自幼患风湿病，体质很差，干不了力气活，稍有劳累，就腰腿疼痛、不能走路。繁重的农活和繁杂的家务活一古脑儿压在了凤婉身上，家里穷得一无所有。17年前，她的儿子黄伟5个月大时，患重病发起了高烧，因为没能及时治疗，导致孩子成为聋哑残疾人，苦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2003年夏天，15岁的黄伟已长成半大小孩，瘦高个子，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渭南市某聋哑学校的工作人员到村里招收学生，黄伟兴奋得手舞足蹈，当即照着工作人员带来的课本，写下了一行字迹工整的汉字，围观者无不拍手称奇。聋哑学校的人员测试后十分高兴，说黄伟经培养学习后，一定能学有成就，当时就要把他带走，黄伟激动地一再请求父母让他去学习。凤婉多想让儿子成为有用之材，可她没有钱交两千元的学费，黄伟只好流着泪把聋哑学校的人送走了。
凤婉的女儿黄静如今已长到19岁，她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高中，面对弟弟痴心上学的情景，面对父母相对而泣的窘境，黄静断然决定辍学到南方打工挣钱，以自己的收入来圆弟弟的上学梦。黄静到苏州打工后省吃俭用，当年底就给家里寄回了2000元钱，叮咛母亲一定要用这钱送弟弟去上学，让弟弟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击倒了黄根信，再一次使黄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凤婉又一次深陷欲哭无泪的悲痛深渊。起初，黄根信浑身长满了针尖大小的小红点，奇痒难耐，到乡镇医院治疗时，医生说可能是皮炎湿疹一类的病，让买了些消炎药膏，并结合针剂注射治疗。也许是医生给他用了假药，也许是用药不当引起了不良反应，黄根信的病症突然间加重，浑身的小红点开始溃烂。十多天后，遍及全身，溃烂的皮肤结成了一层硬痂，把整个人包裹其中，黄根信面目全非，疼痒钻心，痛不欲生。
周凤婉把黄根信送到蒲城县医院皮肤科，经过医生们的会诊检查，确诊为银屑病，也就是俗称的牛皮癣。县医院的医生建议黄根信到省城西安的专科医院去治疗，但一打听专科医院的检查费用需要两三千元，加上治疗费用总共需两万多元。这样高的医疗费让黄根信夫妇自然无法承受，他们只好到县城红旗路上一家个体诊所治疗。第一个星期，就花去了医药费1200元，20多天后，女儿黄静所寄的2000元已花销殆尽。在长达8个月的治疗中，黄根信用于治疗的费用共计8000元，除过女儿寄回的5000多元外，其余全部为借贷来的。农业生产的浇地费、农药、化肥钱数千元，全部都是赊欠的。
牛皮癣是一种很难彻底治愈的顽症，丧失劳动能力1年多的黄根信经过个体诊所的治疗，仅仅取得了脱痂的疗效，虽然每次治疗后都能取得一定效果，但过不了多久，牛皮癣就会再次复发，而且病情越发严重。因为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2005年，黄根信只好到医疗费用较低的另一家民间医生处，采取熏洗的方法治疗。
2005年6月18日下午，记者在黄根信、周凤婉夫妇破烂不堪的农舍里采访了他们。黄根信浑身布满了牛皮癣病斑，病情时有复发，只能拄着双拐慢慢挪动，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周凤婉全身浮肿，行动迟缓，言语间只有对生活的叹息和无奈。聪明的哑巴十分热情地倒水招呼，一遍又一遍地拿出自己从书店买的“看图识字”课本，拿出自己写得整齐而秀美的文字让我们欣赏。凤婉悲哀地说：“他最近硬要去上学哩！写的字谁看谁都夸好。但我到哪里去给他寻学费呢？”
因为不懂医疗知识，大人们害苦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可恶的牛皮癣顽症，正值壮年的父亲丧失了劳动能力，坚强的母亲默默地支撑着这个被病魔害苦了家庭，辍学打工的姐姐挣回了钱，但却未能圆弟弟的上学梦。哑巴黄伟黑亮的眼睛里流露出强烈的上学渴望就像锥子一样，刺痛着每一个接触过这个家庭的人们。
县长的决心与隐忧
蒲城县是陕西省渭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农业大县，人口大县，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辖14镇10乡，373个行政村，1280个自然村，总面积1584平方公里，总人口73.7万人，农业人口64.17万人，占全县人口的87.1%。从经济总量上来讲蒲城虽然比较大，但用人均标准来衡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用国家关于评定县城经济综合实力的8大指标体系33个具体指标来分析，蒲城农村社会还是很落后的。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近几年县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00万元以上，目前县财政负债总额已超过5亿元。
“农民看病难绝不简单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对县级政府层面讲，当前最现实、最关键的是解决好农民脱贫问题，”鱼茂胜坦言，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进化发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的发展也是与自身、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建国初期，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人均寿命已达到了65岁。与此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已降低到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广大农村建立起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为广大农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当时的医疗水平与现在相比却是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2004年7月，鱼茂胜上任县长后不久，即用了近1个月时间，带领县上有关部门领导，深入全县18个乡镇，41个行政村，接触群众1000多人，调查农村贫困状况，他在所写的《蒲城县农村贫困状况调查》一文中，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当地农民面临的病魔之痛。这篇文章在当地市级媒体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县上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他讲的太现实了，有损蒲城的形象，但这位出身农家、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曾长期从事乡镇、县域农村工作的新县长不以为然。
“共产党人就要实事求是，农民是最富有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中国的改革最早就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现在他们的日子虽然一天天好起来了，但城乡差距加大确是不争的事实。在蒲城农村，有的农民还处在相当贫困的境地，刚富裕起来却因病返贫的农民也为数不少，而贫困与病魔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成为压在农民头上的两座大山。”
抱着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鱼茂胜坚定而悲壮地表示，挑战贫困就是向病魔宣战，无论再困难，都要解决好全县农民因病返贫的问题。当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全县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坚持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坚持自力更生与国家扶持相结合，全面协调地开展扶贫工作。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蒲城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000余万元，对3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进行全面建设，搬迁特困人口582户，2608人，5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施条件得到了不同程度地改善，完成了一批以粮油加工业项目为主的技改扩建，增强了贫困地区的经济自我造血功能。
然而，对于如何彻底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鱼茂胜表现出了隐忧：中央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使农民负担大大减轻，收入进一步增多，但农民受疾病所困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西部贫困地区尤甚。各大医院竞相添置先进医疗设备，昂贵的检查费用让农民望而却步；特别是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超出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加之极少数医疗人员医德低下，医风不正，索要红包现象时有发生；虚假医疗广告泛滥成灾，农民受自身文化条件所限，看病如雾里看花，上当受骗事件屡见不鲜。近年来，试点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其积极意义，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难、尤其是看大病难的问题。
“目前，蒲城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在病魔肆无忌惮的肆虐下，孤立无援，无力面对昂贵的医疗费用，只能悲惨无奈地选择硬扛或不予治疗的路子，痛苦挣扎，直至结束生命；这是当前农村突出存在的社会问题，存在着体制、制度、资金、人员等种种困难，需要从上到下的全面改革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鱼茂胜说。
窥一斑而知全貌。在护难村，像赵玉虎、闫建奎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记者亲身感受到了病魔猛于虎，农民苦难言的农村医疗现状，心中阵阵隐痛，至今挥之不去。他们承载的痛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保障农民生命安生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全国上下正在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医疗科学的甘霖一定会播撒到护难村的角角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