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德鸿   《财富时报》首席记者 财经人物报道部主任　　

嘉　宾：　

　　黄　鸣　山东皇明太阳能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于保法　　山东保法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理事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脱傻ＶＳ保傻

　　记者：两位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的地方。于教授从国外回来，感觉不适应，用他的话说是在忙着“脱傻”；而黄总在做企业时，又总是在努力坚持着一些东西。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首先是企业与所处的成长环境不能适应，产生一种错位；另外，作为企业家，你们的社会价值观可能与环境不适应，接茬接不上。那么就请两位从企业家的价值观来谈谈，你们的“傻”由何而来。
　　黄鸣：说起来我们都是书生，这些年没有脱了书生气，这种书生气中那些理想主义的完美主义成份，其实就是“傻气”的根源所在。下海之前，我在国营研究所工作。那时候，面对着单位、社会上的各种纷繁芜杂的各种关系网，我感到无所适从十分困惑。后来我“发明”了一个“跳出圈子”理论，就是从单位众多的派系中挣脱出来，做一个逍遥派。当我跳出来之后，又发现了人际交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往往对另类的人比较宽容。下海后，我觉得我不但不应该“脱傻”，反倒应该“保傻”。如何理解呢？做了商人就得用商人的“实用主义”来权衡你的个性与企业命运之间的关系。商业竞争中最讲究个性化，只有有个性的东西才突出，才容易被传播和被接受。我的判断是，只有有个性的企业家，才能带出一个特色鲜明的企业。
　　在人际交往上，我用商人的眼光来算账，如果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到人际关系里，我就没有时间、精力做企业。做事情总是有得有失，算一下，还是专心做企业就好。传统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学无非就是喝酒、送礼、拉关系那一套，其实很多人已经感到厌倦，只是大多数人无心去改变这种状况罢了。当你突然迈出了改变现状的第一步而且发现也没有多大问题时，别人就会从开始的吃惊到后来的认同，最后是尊敬。
　　于保法：适者生存，人总是要适应环境的。留学生到海外，外表装做很坚强，到国外什么都不怕，其实内心很惶恐。虽然国外的物质生活和各种条件都很好，但是找不到家的感觉，回国创业也是出于这一点。但是回来后发现很不适应，摸索的过程很费劲。我回来创业时，征地、盖房子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但是办医药执照用的时间比这个还长。那时候年轻，不懂得处理一些关系，感觉留学留傻了。现在大部分留学生回国创业，成功率不如国内的企业家，所谓的“海龟不如土鳖”，这很说明问题。这就要求海归人士脱傻气、去洋气、增才气、长志气。
　　记者：很有意思，于教授在忙着脱“傻”，黄总却在拼命保“傻”。其实说到家，大家都在找一个中间的点，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生存的最佳状态。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适应环境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不对环境做任何妥协的企业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做强者才能制订规则

　　记者：从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你们作为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已经拥有了足够高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们两位均是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又时常成为媒体追逐和关注的对象，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你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左右了话语权。作为一种新崛起的力量，已经开始成为给这个社会制定某些规则的人。你们又是如何看待这种身份和地位的变迁呢？
　　于保法：我觉得这几年的变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一个人的力量，它是大势所趋，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应该用全球通用的规则来做游戏了。这一点，我们从国外归来的人还是感受颇深的。
　　黄鸣：以现有的力量，我们是能够提倡一种新规则的，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国家、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都希望朝着一个更符合游戏规则的方向发展。我们的“傻”让我们当初能够率先脱颖而出，在别人还没有动或者还不知道该怎么动的时候成功了。现在社会在大踏步地前进，我想我们的“傻”还是要保下去的，因为这种“傻”最符合市场规律和市场精神。
记者：市场是强者的乐园，当你们从市场上冲杀出来，进而成为社会中坚的时候，你们所倡导的一些东西就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新规则，进而形成新的经济环境。
　　黄鸣：好像还没有那么乐观吧！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骨子里有着某些被称作“傻”的叛逆性的东西，而恰巧是这些东西与国际流行的市场规则相符合，所以在市场开放之后，社会强烈要求进步时，我们脱颖而出了，成了所谓的“社会精英”，而其实只不过我们一直在以书生本色做人做事而已。
　　于保法：海归派中许多人在感叹环境不好，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有些失落是因为中外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的，而与市场规则无关。所以我的“脱傻”就是先脱掉那些与中国文化不相适应的洋气，努力地学会像一个中国人那样去做事。我相信，只要社会在进步，我们就能尽快地寻找到那个与社会环境相符合的最佳点。今天我和黄总坐到一起，虽然两个人的背景不同，但是能够感到我们心态和状态已经区别不大，这说明我们的“脱傻”是有成绩的。这种接近，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讲同一种市场经济的国际语言，这种“傻”是万万脱不得的。

　　让企业有所担当

　　记者：两位在做企业的时候都在坚持一种东西，比如善良、责任。现在有一种提法叫做企业的公民意识，个人对社会要承担一种责任，那么在做企业的时候，也要赋予企业一种品格，或者叫企业文化。两位的产品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都在向社会提供一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特点的产品。
　　黄鸣：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过去大家都穷怕了，都想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发展经济成了不容分说的理由，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选择带来很多后遗症，比如污染问题。过度追求ＧＤＰ的增长，致使一些企业陷于过度竞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结果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到最后为了保住表面上的一点钱，就只能采取一种办法：向大自然拼命攫取。这样做的结果，从账面上是有那么点利润，而如果按照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匡算却得不偿失。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反思，怎么做企业？我在大学期间听一位老师说过常规能源即将枯竭，而太阳能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环保能源，２０多年来，我一直在铭记着这段话，做太阳能产品的追求一直没有放弃，而且现在我越发无法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得起子孙后代的产业。
　　《三字经》里有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一法则在整个自然界都是适用的，这一法则让自然界的动物相互依存，个体的行为都以不破坏群体为前提。我就很不理解，这什么如此浅显道理，竟然没有被中国的众多企业所接受呢？
　　于保法：这恐怕就要从机制的层面考虑问题了。我创办我的肿瘤医院之初确立的目标是，用中国人的智慧建立一套以保护生命为前提的癌症治疗理论。我发明的“缓释库疗法”就是只针对肿瘤细胞用药，在不像化疗、放疗那样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对正常人体的健康组织造成损害，从头至尾贯彻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我想，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在以人为本这一点上，道理应该是一致的。我们国家从去年开始推出的一系列亲民政策，一些体现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政策也相继出台，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
　　记者：今天下午，我正好看到一篇关于ＧＤＰ的文章，深受启发。我感觉，机制非常重要，在好的机制下，会产生出科学的考评体系，好人不会变坏，坏人不会、不敢或者难以做坏事；而在一个坏的机制下，考评标准就有可能变得荒诞不经，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好人不会或者无法做成做好事。

　　一代人的激情与梦想

　　记者：在查看两位的“底细”时我发现，你们都是７７级的大学生，现在很多成功的人好像都是你们这一代的。有时我想可能是时代赶着你们这代人到了收获的季节，但你们的成功中显然是得益于你们那一代人的某些时代感特征。不知道两位是否有这种发现？
　　于保法：我们两个人很相似，都是理想主义者。有了理想，就要想办法去实现，而且又是踏踏实实，非常稳健地去实现。说实话，创业的路子是逼出来的，比如我，假如有个好的环境，可能也不会去下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不幸运同时也很幸运的一代，不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们那样有系统而正规的中小学教育，但是我们又因为赶上了恢复高考一下子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黄鸣：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一个好处一是认命，二是平和。在我们这代人中学毕业前夕的１９７０年代中前期，上学、上进的路已经堵死了。当时我想，能不让我下乡，当个工人就很不错了。而当一个可以继续学习的机会来到面前时，我们突然觉得前途一片光明，我的技术、我的想法能让别人用，别人认可，我就很满足了。正是以这种心态看人看事，才让我们后来看待别人的“下海大潮”、“倒爷大潮”时，能够心静如水，安心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比如我做太阳能热水器，比如于教授研究“缓释库疗法”。
　　记者：学术界曾经有个判断，说由你们“新老三届”开创的中国大学生的“理想主义时代”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０年代末，这中间跨越了十二三年，涉及的人数以百万计。而到目前来看，你们“新老三届”似乎是这一代“理想主义者”中最成功的一群。我想，这可能与你们都有过最基层生活的经历有关，那段经历让你们拥有了比后来的几代人更强的承受厄运撞击的能力。
　　黄鸣：我所说的不幸之中的幸运还有一点。那时候中国没有心理医生，但社会却是一所最好的心理医院，当我们把正面的、反面的、苦的、乐的、枯燥的、无奈的都领教过了之后，就会感觉天下没有无法忍受的痛苦了，这就是心态能够平和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拙”，不懂得“以小搏大”，但我们懂得“大认命小不认命”，当拥有一个哪怕不大的机会时，就会借助它去最大限度地实现梦想。这就是我时常说的一句话：力所不及之事，泰然处之；力所能及之事，全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