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回忆录》，想起广府古城里高耸的十字架。
去邯郸采风，吸引我的不是古老的成语故事，也不是古代赵国的过去云烟，而是广府古城的十字架。
那天，我随名作家名记者名摄影家采风团参观邯郸，来到广府古城脚下，看到了宽阔的护城河和正在修葺中的古城墙。河水是静止的，城墙也是静止的；河水中倒映着姹紫嫣红蓝天白云，城墙上除了一片灰色，看不见任何历史的弹痕；河水软得会从指缝间漏走，而城墙坚硬得让人无从下手。面对城墙，我在想，任何可能的入侵者前进至此，恐怕都会放下武器吧，但触动他们心灵的很可能不是城墙的坚不可摧，而是河水的万千柔情。站在护城河边，我们看到的古城，就像一个从水里升起来的流动堡垒。就把可能的入侵者挡在了城外，同时也把这座城市的不同凡响烘托出来；一条河，一道墙，既过滤掉了尘世的喧嚣，又遮蔽去了城里活生生的人间烟火。事实上，城里城外住的是一样的人，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只是一道墙把他们隔开了，城里城外的生活才显出了分别，以致城外的人想进城，城里的人想出城。
我的老家原来也是有城的，但从我懂事起，我就只知道有环城马路，不知道马路上原是有城的。这两年，老家发展一日千里，于是有人动议重修城墙。老家的古城，有十里青山半入城的美誉，如今早已是数十里新城抱老城，而老城也已旧貌换了新颜，可想而知，新修的城墙缚在一个大胖子身上，该显得怎样的局促，怎样的浑身不自在。
从老家出来，我在南京呆过几年，那是人尽皆知的六朝古都，有三国时期的古城，也有明朝的古城，最完整的当然要数明城。从现存的墙体来看，明城规制宏大，广府古城自然无法与其齐肩。我们从广府古城的东门进城，城门及其简陋，墙体也很单薄，真有入侵者攻城，恐怕不堪一击，而南京的明城显然固若金汤，站在中华门的瓮城里，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城墙居然也有被破的一天。但破败的是南京的明城，巍然屹立的倒是不太起眼的广府古城。明城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败下去了，并且还将一如既往地破败下去，以致有人倡议为了过城方便，不妨在城墙上架设电梯。因此，我想，广府古城能幸存下来，并且保存如此完整，是有原因的。
等我进到北京，定居在唯一的一段明城墙边时，我已无缘目睹北京城墙的风光。但北京古城的命运也是注定的，就像南京古城一样，因为它曾经是个都城，因此，每逢新朝兴起，改朝换代的最主要标志就是推倒重来。在北京，就像在南京，你可以看到几个朝代的城墙，但都早已雨打风摧去，留下的只是断垣残壁。这么一想，拆除北京古城也就没有必要后悔了。
与广府古城命运相似的是我见过的柬埔寨吴哥古城，其规模比广府大，其坚固更胜广府一筹，其外观也比广府宏伟，其完整不亚于广府，也是历经风雨保存至今。像广府古城一样，吴哥古城也被宽阔的护城河包围。站在护城河边看吴哥，古城好像近在咫尺而又遥不可及，河水清澈宁静荷花清新娇艳一如广府古城。
广府古城无疑比南京城、北京城还要坚固些，作为物质的城，它不仅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摧毁，而且从隋末起，历朝历代还多有修建，但作为精神家园的城是否也如古城墙那么坚不可摧呢？当我一眼瞥见广府古城城墙上探出头来的一个十字架时，我的心被蛰了一下，古城十字架的形象再也无法从我的脑海里抹去。这就是我问题的由来，而当我翻开《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回忆录》时，我仿佛找到了答案。
李提摩太，对当今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大名鼎鼎。不妨简单抄录一下回忆录对他的介绍：他在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45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不辞劳苦，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晚清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具体来说，他结交的权贵有山东巡抚丁宝桢、山西巡抚曾国荃、张之洞，有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他主办过天津《时报》，担任过广学会会长，参加过强学会，主张中国应设新政部，将外交、军事、改革大权交给四个英美人士掌管，义和团之后，他勒索赔款，创办山西大学堂。
我学过历史，知道李提摩太其人，也知道近代以来，有很多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其间发生过很多教案，但真正了解一个传教士的历史，还是看了他的回忆录。他的使命感，和他的优越感同样深深地震撼了我。在他看来，中国发生的革命和暴政都是由于没有信奉主的教义，“传教士给中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带来了福音”，将把中国人民从无知和恶习中解放出来。我无意评价他的信仰，但他以救世主自居的优越感还是刺伤了我。在大学受教育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传教士是西方侵略势力的急先锋，也是文化侵略的主力军，在后来的教育中，我几乎已经改变了这种看法，甚至认为，他们做的好事远胜于坏事。但李提摩太的回忆又使我想起了过去所受的教育。
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了解到，驱使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挖空心思拼命扩大主的领地的正是这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从他的书里，而不是从教科书里，我看到当时中国很多的穷乡僻壤，竟然到处活跃着西方传教士的身影，驱使这些传教士来中国的也正是李提摩太那样的使命感，因此，在广府古城看到高耸的十字架，实际是不值得奇怪的。
我究竟为何还要那么感慨万千呢？是什么拨动了我的心弦？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各有各的理由，世界上更有很多种文化，各有各的渊源，有谁能说又敢说自己最优越，别人都应皈依到自己的门下，如果真的那么想，恐怕就难免陷入宗教间的血雨腥风了。而李提摩太们正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宗教像李提摩太们所信仰的那样，曾经组织过那么庞大的传教团体到异国异教的土地上去推销自己的宗教，也没有哪个宗教像李提摩太们所信仰的宗教那样发动过历史上最惨烈的宗教战争和宗教裁判。
应该说，李提摩太们深入别国领土传教，更多的来自于宗教文化的优越感，与殖民主义者以掠夺资源为目的发动的侵略战争还不是一回事，但他们鄙视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企图凌驾于这些国家的原有宗教之上，又深深地卷入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的做法，怎么能不同当地的文化发生深刻的冲突呢？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李提摩太在奔走于烟台附近的农村时，有几次因为天气的原因，车队的马车车轮坏了，他们把马车赶进了农民的麦田里，麦田的主人自然要同他交涉，但他不仅没有道歉，更没有赔偿，相反还威胁村民中的长老，如果他们不能约束自己的村民，就“难于避免严重的后果”，他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要我们原路返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我们有一辆车的轮子已经断裂了，你们不会希望我们所有的车轮子都坏掉吧？那样的话，倘若外人听到了，对你们的村可没什么好处。让马车从这干燥的地方通过吧，而我，作为分内之事，将把那辆损坏的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谁能想到这个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人会有如此傲慢无礼的态度！他之所以会有这么强硬的态度，已经同宗教优越感无关了，而是因为他身后站着持枪的保护者。这也难怪他到处奔走，都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他。
再来看一下李提摩太给张之洞开的治疗中国病的药方：（1）在一定年限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2）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3）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4）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5）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给中国政府。不用我再说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已是一目了然。
李提摩太的宗教，其扩张性侵略性显然胜过其它两个世界性宗教，而凑巧的是，他们所在的国家又都曾发动过侵略战争，因此，所谓的近代化，实际只不过是西方化，也就是西方向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强销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宗教意识形态的过程，而处在非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教和佛教显然处于不利的守势，放眼今天的世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进程的继续，只不过这一次轮到了以美国为首向世界输出福音，取代李提摩太的是美国的商品和文化，以及迫不得已时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迄今为止，东方还是既无抵抗的力量，更无可以向西方输出的“软件和硬件”。相反地，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田间地头，正不时冒出一些新的十字架，只不过这一次它们是伴随着麦当娜麦当劳悄悄进村的。
吴哥古城之所以保存至今，得益于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的衰落，广府古城逃过了数百年来战火的洗劫，但没有逃过亨廷顿所说的文化冲突，所不同的是，发生冲突的角色正好相反，而且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而至今还屹立在广府古城这样的地方，说明胜利的一方并不是我们。从这个意义上，你能说广府古城从来就没被征服过摧毁过？面对耸立在古城里的十字架，再好再结实的城墙又有何用呢？莫非广府古城的十字架正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