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桂阳作为湖南省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县之一，在实施过程中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截至2004年11月中旬，桂阳县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为23.8万人，覆盖率仅为34.5%，成为湖南省5个合作医疗试点县覆盖率最低的县。”（见经济参考报11月22日报道 作者：周青梅 明星）
    应该说对于这项政策，试点政府还是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心血的。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惠民工程”，作为真正的受益者，广大农民却出人意料的表现出冷漠和麻木，以至于“七成农民不领情”。除了政府在执行政策工作中某些环节有所欠缺外，是否还有潜在的深层原因呢？笔者认为，信任缺失是造成这项工作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任，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与真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信任之邦。信任也是构建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信任也一度变得脆弱。如若不然，也就不会在秦朝就发生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利己主义”也危及到了社会信任，引起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制假贩假似乎并不是反常的现象，正像有人说的“这个社会除了假东西不是假的外,其他的都是假的！”一些药店打着免费体检的幌子，欺骗消费者；一些不法商贩把假种子卖给农民，致使农民颗粒无收；病人不信任医生，所以在手术前还要打个红包“求安心”；考生考试通过了，还要拉关系、找熟人“求保险”；连买菜的消费者也不信任种菜的农民，特意要买被虫子吃过的小菜，还美其名曰“真正的绿色食品”。
不就前，我国社会学研究专家郑也夫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中国的信任危机》的讲演，郑教授在结构上把信任分为三类：人格信任、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郑教授指出，中国在这三种信任结构中都出现了危机，因此才导致“以熟相欺”（或称“杀熟”）、“借而不还”和“专家评议系统失范”等现象的发生。
    同时，政府在维护信任的过程中，也是有着消极作用的。正如桂阳县副县长蒋利民所说“过往以来实行的几次‘合作’（指合作社、合作基金会）制度的失效”，使群众无形中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阴影。在富山的书中也阐释了政府的这种消极作用：“政府是没有能力建立信任的，我说的是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长期的文明、文化养育出来的东西，是无价之宝。政府是没有能力建立信任的，就像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该民族的文明一样。反过来说，政府都有能力摧毁该民族的信任，政府的一些不好的措施会对信任有害。”
    就连郑也夫教授对中国信任的重建似乎都并不乐观，信任的缺失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种难以言状的痛。尽管如此，重构以“人格信任”为基石的信任结构是全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信任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科问题”。

             2004－12－12于桂阳县

    ［说明］ 来自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县——湖南桂阳的公共政策调查及其评论，政策调查人员为斯为盛学社成员：秦勃、周湘智、覃晓辉、唐贤衡、曲娜、胡孟霞。该评论作者秦勃，原为桂阳县清河乡办公室主任，现为湖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