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约瑟·奥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在他的《艺术的非人化及其它关于艺术、文化和文学的论文》一书中，严肃地预言小说就要死了：“我认为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如果尚未无可挽救地枯竭，肯定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可用题材的严重贫乏迫使作家们不得不用构成小说本体其它成分的精美质量来弥补。” 尽管有如此权威的宣告，但自1948年以来，小库尔特·冯内古特、贝娄、马拉默德、品钦、纳博科夫、霍克斯、库弗、巴思等小说家还是为读者们提供了大量优秀的小说作品。小说的“最后阶段” 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且仍未见有已死的征象。然而，这并不是说当代文学的景观就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冯内古特、品钦、纳博科夫、霍克斯、库弗、巴思等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一直在忙于挑战小说的传统观念、挑战关于艺术家、艺术品和读者三者之间关系的传统观念。他们意识到文学可能会枯竭，但同时又坚持恢复“枯竭文学”的活力。
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冯内古特认为，小说的题材将永远不会枯竭。因为他深深地关心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所以社会的不公正，经济的不平等，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和军事上的穷凶极恶的暴行，都成为他持久的小说主题。
冯内古特的小说否定和消解掩盖现实阴暗面的元话语，暴露了一个混乱且危险的人类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机器取代了贫困工人的劳动并使他们变得无用无目的; 科技被用来威胁和毁灭人类; 资本主义通过肮脏手段去赚钱并破坏环境与文化。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冯内古特主张变革，重构一个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他认为这是作家的责任。为了恢复人的尊严，他消解机械化观念；为了防止战争，他呼吁停止制造杀人机器，建立大家庭；他向人们提供各种办法如黑色幽默、精神分裂症和新宗教等来对付暂时不能改变的混乱和严酷的现实。
冯内古特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不再能表现后现代的人类经验。于是他消解传统的小说形式和叙事本身，在小说中揭示了世界的多元性、叙事的非连续性和去中心性；任意地组织、拼凑或割裂小说文本；颠覆、消解所有原则与权威，玩语言游戏。在他的小说中，人失去了自我，这个世界已变成一个物与物的世界。他的小说寻找边缘，接受枯竭，描写难以表现的卑琐题材。同时，冯内古特更多地关注随意性，并且对客观规律与社会标准的可行性与可靠性表示更多的怀疑。他所创作的小说是各种文学体裁的变异与模仿的大杂烩，高级语言与低级语言的混合。冯内古特的小说文本邀请读者的行动与参与。冯内古特经常运用科幻小说来暗示智力对于自然与文化、社会关系与高科技的不断介入。冯内古特构筑的符号系统不仅指示语言与文本自身，而且暗示外部世界的虚构性。
冯内古特并不追求为形式而形式的创新，并不停留在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平面上。与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同，冯内古特不忽视艺术与生活、文本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只把眼睛盯在文本的内部结构和语言技巧上，他创作新历史主义的小说文本来反思历史并揭示文本与历史同样是虚构的这种真实。
研究这样一位既有人道主义思想又有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和新历史主义倾向的特殊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我们也必须用特殊的研究方法——历史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这样才能正确地、全面地表现处于后现代、后工业时期的冯内古特的进步思想、艺术创新和他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
作为一位富于人道主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作家，冯内古特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一系列给人类世界留下严重影响的事件：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40年代的二次大战、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霸权主义的肆虐、资本主义的疯狂与贪婪，等等。这些事件使冯内古特意识到，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后现代世界是荒诞的、危险的、无中心的、零散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剥夺了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使人类具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资本主义在不断地破坏人类环境与文化。冯内古特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真实地揭示历史与现实的虚构本质，给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对付和改变现实的新思想，鼓舞人们为自己创造一个适于生存的世界。
笔者认为，冯内古特在两个方面否定、颠覆、批判并解构了现实世界：1）在他的小说中，后工业社会的更先进的机器剥夺了贫穷工人的劳动权利，使他们变得无用、无目的、失去了人的尊严，从而导致了人类的孤独与精神痛苦。被用来制造杀人武器的科学技术造成了战争中人们的大批死亡，因而成为人类自我毁灭的根源。这样，冯内古特解构了科技在后现代社会的作用。2）他在小说中无情地揭露，资本家的钱是通过贪婪、欺骗、贿赂等肮脏的手段赚来的；这个社会的法律只保护资本主义的美国，处死任何有损资本家利益的人和反对这个制度的持不同政见者；资本主义破坏了环境与文化，使这个社会变成一片精神的荒漠。这样，冯内古特就又解构了被美化为理想之窗的最民主、最公正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冯内古特的小说暴露了一个荒诞的、危险的、混乱的现实世界。
冯内古特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履行作家的责任，在小说中表达了他重构现实世界的建议：1）冯内古特呼吁消解机械化意识，恢复人的尊严，学会关怀与爱护那些贫困且无用的人们，把美国还给普通人民；2）他主张把资本主义的不义之财还给贫穷的人们；3）他号召人们要有道德，要善良，不要制造杀人武器，不去杀人，不参加或不发动战争；4）冯内古特主张不断地扩大家庭，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成为若干个大家庭的成员，这样在家庭之间就不会有战争了，人民也就不会再忍受孤独之苦了；5）考虑到智力或大脑是做坏事的根源，他暗示具有自我毁灭能力的人类可以通过不再是完全的人的进化而实现幸存，这可能是一个为荒诞的人类世界提出的一个黑色幽默的建议；6）在现实世界暂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冯内古特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使自己适应混乱的方法，如用黑色幽默缓解自己在荒诞世界中的精神和肉体痛苦，用精神分裂症的办法使自己置世界的恐怖于度外，创造被认为是人性与博爱基础的新宗教，以重新建立人们代与代之间的持续关系并使人类摆脱生存的困境。
现实主义的线性叙事模式认为，一部作品应该叙述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塑造一个或几个经常陷入某种心理的或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之中的人物，伴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些矛盾和冲突最后总是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现代主义小说深入人的下意识和无意识，探寻人的内心秘密，强调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人的内省，人对于世界、现实、人生、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反思，建立一种仅属于内部世界的时空。后现代主义小说抛弃了现实主义的线性叙述，破坏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形而上常规，打破了它封闭的自满自足的审美形式，主张思维模式、写作技巧、艺术体裁和语言游戏的多元化。
谈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后现代主义的小说范式——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小说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这两种过程在形式上紧密结合，从而打破了“创作”与“批评”的明显界限，使它们合并为“阐释”和“分解” 的概念。为了探索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元小说有系统地注重其作为人工制品的地位, 在叙述故事的同时, 不但检视叙述作品本身的基本结构，而且还探索文学外部世界的可能的虚构性。元小说向我们展示文学作品是如何构筑想象的世界的，以此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现实是同样“构筑”、同样“写下”的。元小说还可细分为：关于这部小说如何成为小说的小说，关于先前小说的小说，类文本元小说。
有着以上的分析，我们就来看下冯内古特的元小说创作。《五号屠场》是一部关于怎样写这部小说的小说。《冠军牌早餐》是一部反小说——另外一种有系统地注重其作为人工制品地位的元小说，它不仅在印刷上有意安排如不整齐字行、空白位置等，还有反复出现的各种英文书法、中文书法、乐谱、语言学与逻辑公式等。非小说文体如具体诗、时间表、单子、和其它表格亦到处可见。反小说作者所要强调的是：这是文本，是语言创造物，不是对“现实”的中性的手写复制品；技巧有其自己的生命，而且能创造生命，无须依靠事先存在的内容。《神枪手狄克》（Deadeye Dick, 1982）包含一些元小说式的戏中戏。
冯内古特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性审美特征：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化、无我性与无深度性、卑琐性与不可表现性。冯内古特的意义不确定的小说文本表明，包括影响社会和认识的各种模糊性、断裂性和移置的不确定性，已经渗透到了后现代社会人们的所有行动和思想中，并构成人们实际面对的世界的最基本状况。他的分裂的文本折射了一个破碎的后现代外部世界，它是由片断构成的，但片断之和不能构成一个整体，而且片断也不围绕一个中心或一个整体聚集。冯内古特用小型叙事宣告元话语、元叙事的失效，颠覆和消解所有的原则和一切权威惯例，并表明人的活动已不再是围绕特殊的主题、中心、原则或秩序而进行的活动，而成为像游戏一样的没有终极目的的任意活动。他的小说表现了一个物与物的后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作为主体已经失去了他的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因而也就丧失了自我和深度。冯内古特的小说也反身向内，去表现自身中难以表现或不可能表现的东西如卑琐、低级、虚无、死寂的题材，喜欢表现人性中卑微的方面。
冯内古特小说所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重构性审美特征有：反讽、种类混杂、狂欢、行动与参与、构成主义、内在性。随着原则或范式的失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冯内古特以反讽的态度来对待游戏、对话、会话、寓言及自我反省，以展示他所面对的所有话题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多重性、散漫性、或然性、甚至荒诞性。冯内古特的小说以体裁的变异，包括滑稽性模仿诗文、谐摹诗文、仿作杂烩等，借助陈腐或剽窃的题材、拙劣的模仿与拼凑、时序的交错与颠倒、地点与空间的置换、高级话语与低级话语的杂处、严肃题材与大众题材的交汇，丰富了创作的内涵和外延，增强了原有文本的生命力。冯内古特的小说愉快地接受不确定性、零散化、无我性，进一步指涉“一符多音” 的荒诞气质、一种语言的离心力所游离出来的支离破碎感、透视与行动、对极混乱生活的参与、大笑的内在性。冯内古特小说的不确定性诱使读者参与创作因为鸿沟必须填平，他的小说文本邀请读者行动因为它要求被书写、被修改、被回答、被演出。冯内古特的小说表明，文学文本和现实都是虚构而成的；因为科学技术对思想和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像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冯内古特也在作品中将科技作为创作灵感的激发物，并运用科技的一切成果为自己提供新的艺术创作素材。冯内古特借助各种话语和符号进行实现自我扩充、自我增长、自我繁衍的努力，并强调自然、社会、世界和知识的符号性方面。
新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对历史性和意识形态的回归。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是一种能够清晰地揭示历史本来面目的生动而有意义的存在形式，文学是一个较大的赋予一个特定历史时刻中的事件以意义的象征符号系统，对历史的文学解释和对历史文学的解释之间有着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学并非消极地反映历史事件，而是加入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甚至通过对这一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解释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操纵、等级秩序的重新检视。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像小说一样，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含有虚构成分，历史学家所处理的并非都是事实，而小说家所写的也并非都是“想象的” 事件。我们必须首先把对历史的认识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一结构我们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所以，冯内古特在小说《五号屠场》中，将德累斯顿轰炸这一历史事件置入一个任意的循环的语言结构，将历史与想象结合，终于讲出了那个难以言说的历史事实；又在小说《欺骗》(Hocus Pocus, 1990)中，像其他历史学家们一样，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挪用历史事件来服务于某种特殊兴趣或目的，以此揭示历史的真实本质。
笔者认为，库尔特·冯内古特是这样一位特殊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他不仅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的文学形式，而且运用这些新形式来表现他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对文学创作的革命，而且在于他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冯内古特通过他在20世纪后半叶创新的文学实践，为世界进步文学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于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冯内古特认为，小说的题材将永远不会枯竭。因为他深深地关心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所以社会的不公正，经济的不平等，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和军事上的穷凶极恶的暴行，都成为他持久的小说主题。
冯内古特的小说否定和消解掩盖现实阴暗面的元话语，暴露了一个混乱且危险的人类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机器取代了贫困工人的劳动并使他们变得无用无目的; 科技被用来威胁和毁灭人类; 资本主义通过肮脏手段去赚钱并破坏环境与文化。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冯内古特主张变革，重构一个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他认为这是作家的责任。为了恢复人的尊严，他消解机械化观念；为了防止战争，他呼吁停止制造杀人机器，建立大家庭；他向人们提供各种办法如黑色幽默、精神分裂症和新宗教等来对付暂时不能改变的混乱和严酷的现实。
冯内古特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不再能表现后现代的人类经验。于是他消解传统的小说形式和叙事本身，在小说中揭示了世界的多元性、叙事的非连续性和去中心性；任意地组织、拼凑或割裂小说文本；颠覆、消解所有原则与权威，玩语言游戏。在他的小说中，人失去了自我，这个世界已变成一个物与物的世界。他的小说寻找边缘，接受枯竭，描写难以表现的卑琐题材。同时，冯内古特更多地关注随意性，并且对客观规律与社会标准的可行性与可靠性表示更多的怀疑。他所创作的小说是各种文学体裁的变异与模仿的大杂烩，高级语言与低级语言的混合。冯内古特的小说文本邀请读者的行动与参与。冯内古特经常运用科幻小说来暗示智力对于自然与文化、社会关系与高科技的不断介入。冯内古特构筑的符号系统不仅指示语言与文本自身，而且暗示外部世界的虚构性。
冯内古特并不追求为形式而形式的创新，并不停留在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平面上。与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同，冯内古特不忽视艺术与生活、文本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只把眼睛盯在文本的内部结构和语言技巧上，他创作新历史主义的小说文本来反思历史并揭示文本与历史同样是虚构的这种真实。
研究这样一位既有人道主义思想又有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和新历史主义倾向的特殊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我们也必须用特殊的研究方法——历史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这样才能正确地、全面地表现处于后现代、后工业时期的冯内古特的进步思想、艺术创新和他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
作为一位富于人道主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作家，冯内古特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一系列给人类世界留下严重影响的事件：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40年代的二次大战、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霸权主义的肆虐、资本主义的疯狂与贪婪，等等。这些事件使冯内古特意识到，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后现代世界是荒诞的、危险的、无中心的、零散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剥夺了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使人类具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资本主义在不断地破坏人类环境与文化。冯内古特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真实地揭示历史与现实的虚构本质，给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对付和改变现实的新思想，鼓舞人们为自己创造一个适于生存的世界。
笔者认为，冯内古特在两个方面否定、颠覆、批判并解构了现实世界：1）在他的小说中，后工业社会的更先进的机器剥夺了贫穷工人的劳动权利，使他们变得无用、无目的、失去了人的尊严，从而导致了人类的孤独与精神痛苦。被用来制造杀人武器的科学技术造成了战争中人们的大批死亡，因而成为人类自我毁灭的根源。这样，冯内古特解构了科技在后现代社会的作用。2）他在小说中无情地揭露，资本家的钱是通过贪婪、欺骗、贿赂等肮脏的手段赚来的；这个社会的法律只保护资本主义的美国，处死任何有损资本家利益的人和反对这个制度的持不同政见者；资本主义破坏了环境与文化，使这个社会变成一片精神的荒漠。这样，冯内古特就又解构了被美化为理想之窗的最民主、最公正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冯内古特的小说暴露了一个荒诞的、危险的、混乱的现实世界。
冯内古特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履行作家的责任，在小说中表达了他重构现实世界的建议：1）冯内古特呼吁消解机械化意识，恢复人的尊严，学会关怀与爱护那些贫困且无用的人们，把美国还给普通人民；2）他主张把资本主义的不义之财还给贫穷的人们；3）他号召人们要有道德，要善良，不要制造杀人武器，不去杀人，不参加或不发动战争；4）冯内古特主张不断地扩大家庭，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成为若干个大家庭的成员，这样在家庭之间就不会有战争了，人民也就不会再忍受孤独之苦了；5）考虑到智力或大脑是做坏事的根源，他暗示具有自我毁灭能力的人类可以通过不再是完全的人的进化而实现幸存，这可能是一个为荒诞的人类世界提出的一个黑色幽默的建议；6）在现实世界暂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冯内古特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使自己适应混乱的方法，如用黑色幽默缓解自己在荒诞世界中的精神和肉体痛苦，用精神分裂症的办法使自己置世界的恐怖于度外，创造被认为是人性与博爱基础的新宗教，以重新建立人们代与代之间的持续关系并使人类摆脱生存的困境。
现实主义的线性叙事模式认为，一部作品应该叙述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塑造一个或几个经常陷入某种心理的或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之中的人物，伴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些矛盾和冲突最后总是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现代主义小说深入人的下意识和无意识，探寻人的内心秘密，强调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人的内省，人对于世界、现实、人生、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反思，建立一种仅属于内部世界的时空。后现代主义小说抛弃了现实主义的线性叙述，破坏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形而上常规，打破了它封闭的自满自足的审美形式，主张思维模式、写作技巧、艺术体裁和语言游戏的多元化。
谈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后现代主义的小说范式——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小说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这两种过程在形式上紧密结合，从而打破了“创作”与“批评”的明显界限，使它们合并为“阐释”和“分解” 的概念。为了探索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元小说有系统地注重其作为人工制品的地位, 在叙述故事的同时, 不但检视叙述作品本身的基本结构，而且还探索文学外部世界的可能的虚构性。元小说向我们展示文学作品是如何构筑想象的世界的，以此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现实是同样“构筑”、同样“写下”的。元小说还可细分为：关于这部小说如何成为小说的小说，关于先前小说的小说，类文本元小说。
有着以上的分析，我们就来看下冯内古特的元小说创作。《五号屠场》是一部关于怎样写这部小说的小说。《冠军牌早餐》是一部反小说——另外一种有系统地注重其作为人工制品地位的元小说，它不仅在印刷上有意安排如不整齐字行、空白位置等，还有反复出现的各种英文书法、中文书法、乐谱、语言学与逻辑公式等。非小说文体如具体诗、时间表、单子、和其它表格亦到处可见。反小说作者所要强调的是：这是文本，是语言创造物，不是对“现实”的中性的手写复制品；技巧有其自己的生命，而且能创造生命，无须依靠事先存在的内容。《神枪手狄克》（Deadeye Dick, 1982）包含一些元小说式的戏中戏。
冯内古特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性审美特征：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化、无我性与无深度性、卑琐性与不可表现性。冯内古特的意义不确定的小说文本表明，包括影响社会和认识的各种模糊性、断裂性和移置的不确定性，已经渗透到了后现代社会人们的所有行动和思想中，并构成人们实际面对的世界的最基本状况。他的分裂的文本折射了一个破碎的后现代外部世界，它是由片断构成的，但片断之和不能构成一个整体，而且片断也不围绕一个中心或一个整体聚集。冯内古特用小型叙事宣告元话语、元叙事的失效，颠覆和消解所有的原则和一切权威惯例，并表明人的活动已不再是围绕特殊的主题、中心、原则或秩序而进行的活动，而成为像游戏一样的没有终极目的的任意活动。他的小说表现了一个物与物的后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作为主体已经失去了他的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因而也就丧失了自我和深度。冯内古特的小说也反身向内，去表现自身中难以表现或不可能表现的东西如卑琐、低级、虚无、死寂的题材，喜欢表现人性中卑微的方面。
冯内古特小说所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重构性审美特征有：反讽、种类混杂、狂欢、行动与参与、构成主义、内在性。随着原则或范式的失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冯内古特以反讽的态度来对待游戏、对话、会话、寓言及自我反省，以展示他所面对的所有话题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多重性、散漫性、或然性、甚至荒诞性。冯内古特的小说以体裁的变异，包括滑稽性模仿诗文、谐摹诗文、仿作杂烩等，借助陈腐或剽窃的题材、拙劣的模仿与拼凑、时序的交错与颠倒、地点与空间的置换、高级话语与低级话语的杂处、严肃题材与大众题材的交汇，丰富了创作的内涵和外延，增强了原有文本的生命力。冯内古特的小说愉快地接受不确定性、零散化、无我性，进一步指涉“一符多音” 的荒诞气质、一种语言的离心力所游离出来的支离破碎感、透视与行动、对极混乱生活的参与、大笑的内在性。冯内古特小说的不确定性诱使读者参与创作因为鸿沟必须填平，他的小说文本邀请读者行动因为它要求被书写、被修改、被回答、被演出。冯内古特的小说表明，文学文本和现实都是虚构而成的；因为科学技术对思想和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像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冯内古特也在作品中将科技作为创作灵感的激发物，并运用科技的一切成果为自己提供新的艺术创作素材。冯内古特借助各种话语和符号进行实现自我扩充、自我增长、自我繁衍的努力，并强调自然、社会、世界和知识的符号性方面。
新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对历史性和意识形态的回归。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是一种能够清晰地揭示历史本来面目的生动而有意义的存在形式，文学是一个较大的赋予一个特定历史时刻中的事件以意义的象征符号系统，对历史的文学解释和对历史文学的解释之间有着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学并非消极地反映历史事件，而是加入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甚至通过对这一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解释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操纵、等级秩序的重新检视。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像小说一样，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含有虚构成分，历史学家所处理的并非都是事实，而小说家所写的也并非都是“想象的” 事件。我们必须首先把对历史的认识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一结构我们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所以，冯内古特在小说《五号屠场》中，将德累斯顿轰炸这一历史事件置入一个任意的循环的语言结构，将历史与想象结合，终于讲出了那个难以言说的历史事实；又在小说《欺骗》(Hocus Pocus, 1990)中，像其他历史学家们一样，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挪用历史事件来服务于某种特殊兴趣或目的，以此揭示历史的真实本质。
笔者认为，库尔特·冯内古特是这样一位特殊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他不仅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的文学形式，而且运用这些新形式来表现他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对文学创作的革命，而且在于他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冯内古特通过他在20世纪后半叶创新的文学实践，为世界进步文学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于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