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和列宁曾严厉谴责书报检查制度；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曾遭受书报检查之害。由国内战争转变为国内和平，实现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言禁”的文化思想管理体制严重阻碍文化的发展，障碍国家进步。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应该逐步改革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管理体制，而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有赖于政治体制得到合理的改革。
【关键词】书报检查；言论自由；管理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郑异凡，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A8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4）04-0056-07
文化体制，准确点说，文化管理体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对过渡时期的文化，当局最担心出现混乱，造成舆论失控。几年前我在莫斯科时，莫斯科大学有位教授针对俄国出现的混乱（虚假信息、色情泛滥等等），认为应当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我问是不是回到斯大林时期的书报检查？回答说当然不是，是要对坏的、胡编乱造、造谣诬蔑、宣扬暴力色情的书报进行检查。我问，如果实行书报检查制度，那么由谁去检查，按照什么标准检查，能不能保障好的作品不被有关当局当作坏作品封杀？
据路透社莫斯科2004年1月13日电，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俄国人认为媒体审查制度很有必要，因为媒体上充斥了太多的性和暴力。她回答说，无法保障。确实，只要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就无法提供这样的保障。
文化管理体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言论自由还是言禁。在言禁中，公开或者隐蔽的书报检查制度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它历来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借助这种制度，统治阶级扼杀先进文化、革命思想以及一切不利于其制度巩固的言论，制止它所不喜欢的创新和改革等等。书报检查制度是扼杀文化发展，妨碍人的自由发展的制度。言禁的极端是因言治罪，文字狱，直至肉体消灭。然而思想文化有其特殊性，人不在，思想犹存，甚至还可能发扬光大。教会至今没有为伽利略平反，但是伽利略的最后一句话：“它(地球)仍然在转动”，仍在世间回响。
马克思是书报检查制度的受害者，他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深恶痛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的开篇文章就是抨击书报检查制度的，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办的报纸，他和恩格斯的著作都遭受过书报检查当局的封杀和删改。如果普鲁士当局把书报检查制度进行到底，或者在马克思侨居的英国也有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那么后人就难以见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或者只能看到残缺不全的马恩著作，就不会知道马克思主义。
在沙俄时代，列宁深受书报检查制度之害。他说过，俄国的报刊是“戴上笼嘴”的［1］（p440），人们不得不用“伊索式语言”、“奴隶的”语言写作。1917年4月列宁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的序言通篇都是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控诉。他说：“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其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害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作‘合法’著作时不得不采用的那种伊索式的——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重读小册子里这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像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我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2］（pp323-324）。他把书报检查机关叫做“可耻的机构”，是“令人发指的蒙蔽国民的政策，是令人发指的地主企图使国家倒退的政策。”［3］（p282）
顺便说，即使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后，由于没有根本取消书报检查制度，从列宁因病退出政坛起到他逝世以后，他本人的著作也遭受了书报检查之灾——他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在《真理报》发表的时候就被作了删节。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当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4］（p377）由于这里几乎指名道姓地提及总书记斯大林，所以《真理报》发表时有关总书记的字样被删去。须知当时列宁还活着！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所以列宁著作中凡是和他的理论相悖的论断在出版时都被删去或者作了改写。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就作了大量的“技术处理”。
高尔基当年曾经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政策在《新生活报》上写道：“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的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不相称的。”他指出，“委员先生们在消灭言论自由的同时并不能以此来为自己获取好处,反倒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害处。”他预言：“工人阶级将因自己的领袖的错误和罪行付出成千上万条生命和河流般的鲜血。”［5］（p98、122、99）
书报检查是一种强权政治，是掌权者对无权者的统治方式之一，谁有权谁就掌握真理，就有权决定真理的命运。赫鲁晓夫在担任苏共第一书记的时候是拥有书报检查大权的，他可以直接干预某一本书能否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因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才得以问世。但当赫鲁晓夫本人被解职之后，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时就受到监控，不得不到树林里去录音，而他口授的录音带和文稿不得不秘密送往国外，只能在国外出版。不仅如此，国外出书之后，赫氏本人还不得不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苏联官方不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1980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都只介绍西方国家和沙俄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不承认苏联存在这种制度。《苏联大百科全书》写道：“为人民利益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宪法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建立国家监督是为了防止构成国家秘密的信息以及其他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信息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公布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6］（pp489-490）直到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回答法国《人道报》的提问时才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迫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取消出版自由，这在斗争极其激烈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那时的管理比较混乱，每一个机关（报刊革命法庭、军事革命书报检查局、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局，等等）都想在书报检查中充当主要的和唯一的角色。
内战结束，由国内战争转变为国内和平，逐步实现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应当像革命之初许诺的，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就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
应当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虽然对社会上的言论自由作了严格限制，但在党内生活中还是比较讲民主自由的。重大政治问题大都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对有分歧的问题甚至展开全党争论，最后做出结论。例如，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工会问题，都进行过公开的争论，争论各方可以敞开表述自己的看法。即使在列宁逝世前后，党内不同派别在争论中还是能够在党的会议或者《真理报》的“争论专页”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公布自己的纲领——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也曾受到种种限制。
新经济政策时期，允许成立私人的和合作的出版社，与此同时 “为了联合各种形式的书报检查”，于1922年6月6日成立俄联邦国家出版事业总管理局。1923年11月1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立，它接管了流放、逮捕、搜查和调查等任务。其权力越来越大，1923年以后它的任务还包括书报检查、审查话剧和电影，管理边境地区，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书报检查逐步退居第二位，而党的意识形态机关以及国家安全机关逐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在20年代事情还有另一面。1925年俄共（布）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决议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通过竞争，通过作品来赢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按照官方的指定、庇护，而是通过竞争、竞赛获得领导权，这是一条重要的文化管理原则。20年代的苏联文坛流派纷呈，复杂多样，无产阶级文化派、打铁场、岗位派、瓦普、莫普等等各种文学团体并存，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立体主义、先锋主义、抽象派等等各种主义争雄，可以说是贯彻这一方针的结果。这时期苏联出现了一批闻名世界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
当时颇有影响的《经济生活报》副主编瓦连廷诺夫（沃尔斯基）对这一阶段有过描写。他说，1925年对知识分子来说被看作是 “希望和乐观的一年”。追随苏维埃制度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产生一种希望，不久“将出现哪怕是微小的自由的萌芽”。他们在一些文学著作中，例如皮尼亚克的著作中，看到了这种萌芽。“在新经济政策时代文学艺术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但是，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到1927年，已经“仿佛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时代”［7］（pp326-327）。
在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时期。1957年3月毛泽东提出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让各种学派展开广泛的争论，让各种文艺作品都得到出版，孰优孰劣让读者、专家去做出判断，而不是由某一个领导者、某一个领导机关根据自己的口味或者所谓意识形态的需要去指定。
然而良好的方针在苏联和中国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很快就遭到歪曲和扼杀。
20年代下半期，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越来越关注报刊这个强大的宣传工具。报刊必须贯彻官方的意识形态。引用反对派分子的言论是危险的，特别是沙赫特案件（1928年3—7月）之后，不仅引用非党人士，而且引用共产党员（反对派）的言论也都存在危险。一般人员被禁止阅读外国报刊。有一个“关于同国外的联系”的专门法令，格伯乌可以对国外报刊反苏文章的阅读者进行追究。
到20年代末，当斯大林打倒了所有的对手，取得了完全胜利之后，立即在意识形态领域刮起了清洗的旋风。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布哈林、恰亚诺夫这样的专家。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并发表讲话，认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重要的任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他开出的批判名单中有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德波林等等。他提出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打击过的地方。黑格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普列汉诺夫应当揭露，他总是傲视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8］（pp443-445）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大批判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批判布哈林、恰亚诺夫、巴扎诺夫、鲁宾、格罗曼、泰奥多罗维奇等等；哲学领域批判德波林、斯特恩等人；历史学领域批判波克罗夫斯基、斯卢茨基、斯切克洛夫、卢金等等……甚至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
恩格斯的著作也成了斯大林书报检查的牺牲品，他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因为揭露了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而被禁止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登。
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唯一的创作方法和指导原则。此后五彩缤纷的文坛不见了，生动活泼的争论场面消失了，出现的作品是对领袖言论的诠释，对领袖的吹捧和颂扬。领袖的爱好、口味和理论成了审美和评判作品的唯一标准。到30年代末，“异己分子”不仅受到批判，而且被消灭殆尽，意识形态领域终于形成斯大林主义的大一统天下。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和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是斯大林的文化思想管理体制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人文社科以至自然科学都要以《简明教程》为指导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军打出国门，许多红军战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他们看到，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不像苏联的宣传机器所说的那样腐朽落后，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自己的国家，这引起当局的极大不安。战后不久“日丹诺夫主义”即文化专制主义大行其道，新一轮的大批判浪潮席卷整个文坛——从1946年开始，联共（布）接连发布了4个有关文学艺术的决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1946年8月14日），《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进办法》（1946年8月26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1946年9月4日），《关于瓦·木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1948年2月10日），在文学、戏剧和电影界开展大批判。1947年围绕《西欧哲学史》开展了哲学领域的批判；1948年在文艺界开展反对所谓“世界主义”的运动；在大树李森科“生物学”的同时，批判西方摩尔根遗传学。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后，又在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展开批判。这一轮大批判浪潮的结果自然是在偌大的苏联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文化”，一种“主义”。
斯大林逝世之后有过短暂的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但勃列日涅夫通过宫廷政变上台后不久，便实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在国内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特殊现象，不被官方认同的著作无法出版，于是出现了广泛流传的地下出版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苏联有一批颇受欢迎的著作、电影问世，其中就有不少系解禁作品。
中国建国不久就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发动运动。1955年发生“胡风事件”。胡风因1954年向中共中央提出“30万言书”而致祸，终被加以莫须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并被捕入狱。胡风案株连2100人，其中92人被捕。1980至1988年胡风等恢复名誉，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反革命。这是一个完全以言定罪的案子。由于涉案人员都是文化人，在遭受诬陷的同时，他们的著作全都被禁止再版、出售和借阅，其中包括他们翻译的著作。有许多著作被查禁不是因为内容，而只是因为其作者和译者是“胡风分子”。被查禁的译作中就有恩格斯的《住宅问题》，《列宁论作家》，高尔基的《人与文学》，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等等。规定如需出版这些著作必须另行组织翻译［9］。这是一个个案，但是非常典型，以后出现的类似案件大体都是照此处理的。
如果说在苏联从提出竞争的口号到取消还有几年的时间的话，那么，在中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自提出之后立即在事实上被废除了。“百家”被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所谓“无产阶级一家”无非是一些理论界、文化界的官方代表，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对作品做出否定和肯定的“判决”，而被看作“资产阶级一家”的作品、言论自然只能当作“毒草”铲除。“鸣”和“放”变成了“引蛇出洞”的“诱饵”。在这种政策下，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
1957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坦率地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10］。鲁迅都可能遭受这样的命运，其他知识分子的命运可想而知。事实上，30年代同鲁迅关系密切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如胡风、冯雪峰等都在不同的运动中遭到迫害。
60年代初曾经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在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做法，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元帅更是在会上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毛泽东不肯就这一问题表态［11］（pp389-391）。数月之后，1962年8-9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从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累及文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等各个学术领域，并逐步由报刊上的批判发展为群众性的社会运动。这样，“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都遭受了沉重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中国文化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有一批此前被当作“毒草”批判的电影、小说、理论著作重见天日，许多遭受批判的作家得到平反。事实证明，这些著作不仅不是“毒草”，有的还很有创新精神，有作者的独到的见解。
苏联在30年代有过禁书焚书的做法，许多反对派的著作（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著作）、所谓资产阶级著作家的著作、同斯大林的观点相左的著作，甚至列宁的“遗嘱”等都被收缴存入“特别书库”以至焚毁。50年代我在列宁格勒为写论文曾查找过反对派的著作，只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位于列宁格勒）的“特别书库”找到此类禁书。顺便说，1937-1938年布哈林入狱，在狱中写了三本书——长篇自传体小说《时代》、哲学著作《哲学短篇集》和《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这三本著作长期被密封在斯大林档案库内，半个多世纪不见天日。在20-30年代有的图书被打上“坏书书库”的印章而入库冷藏。
如果说在苏联禁书还有一定的目标的话，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破四旧”口号下焚毁砸烂的图书、文物、珍品则是没有任何标准和尺度的！只要戴上“封资修”、“四旧”的帽子，就在“横扫”之列。
出现这种情况对苏联、对中国都不是偶然的。
中苏两国在革命前都是落后的农民国家，无产阶级在这里仅占居民的少数，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国家里的统治必须借助于专政的力量。正如卢森堡所说的，在统治阶级占多数的国家里是无需专政的，只有处于少数的情况下，才需要专政。这个少数特别担心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遭到异己阶级的侵蚀，担心自己的处于弱势的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征服和同化，因此最便利的办法就是采取专政的压制的办法，压制“敌对”文化，强制推行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一些领袖人物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群众的关系，在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之后，自认为是真理的化身，要求人们的吹捧、歌颂，甚至神化。理论家的任务只是诠释领袖的言论，艺术家的任务则是对领袖歌功颂德！殊不知，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什么歌颂领袖的传世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或者绘画！
什么是异端，怎么界定？就是说，怎么分清“鲜花”和“毒草”，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相当难以确定的问题。中国曾有六条标准，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言论和想法就是评定鲜花毒草的唯一标准。其恶果在苏联是20年代末以来的大批判和大清洗，在中国则是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两国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混淆是非，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把“鲜花”当作“毒草”的教训。一个共同的例子就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离不开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并不是矛盾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p373）。
得出这个结论并不容易，这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探索找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至少在中国只有走这条道路才有出路。
一个理论，一种主张在提出的时候也许并不成熟，还不完善，但不一定是谬误，这就需要给以时间，通过实践来检验。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哪怕是领导人的认识和判断，并不是评价的标准。自然科学允许试验，也允许失败，社会科学也应如此。历史上，与主流思想不同的思想往往被当作异端受到排斥。但是也正是被看作异端的东西往往蕴藏着真理，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言禁”的文化思想管理体制严重阻碍文化思想的发展，障碍国家进步。世上的事物是复杂多样的，很难用一个“姓资”“姓社”来分类。列宁说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综合中产生出来的”［13］（p284），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2］（p373），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如果说，列宁的话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那么，邓小平的话则是从苏联和中国的政策错误中总结出的教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丰富多彩的，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14］（p7）。
查禁的办法其实是一种愚蠢的做法。读者早已学会从字里行间读书，根据禁书目录来找书，他们认为，越是被骂得厉害的、被禁止的图书越值得一读。所以费德里科·菲利尼说，“书报检查是国家出钱做的广告。”越是被查禁的书，地下销售量越大，读者越多，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高尔基说得对，言论的力量是不能被机械地消灭的，“被压制的言论会获得特殊的说服力”，“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动的思想，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激起人们的同情”［5］（p122）。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提一下马克思当年开出的药方，他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14］（p31）。
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取以往的教训，逐步改革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是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深化，只有政治体制得到合理的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8卷，莫斯科1978年版。
［7］瓦连廷诺夫：《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转引自ВШишкин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С-Петербург 1997，с
［8］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另见http://trstnarodru/t2。
［9］《炎黄春秋》杂志2003年第8期；《黄河》杂志2003年第1期。
［10］见周海婴《鲁迅与我70年》；《炎黄春秋》2002年12期黄宗英的回忆文章。
［1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1995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责任编辑：王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