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是中国在21世纪走向复兴的伟大战略。 和平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词令或是政治口号，而是中国在21世纪走向复兴的宏伟目标。 和平崛起要求有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和平是前提，崛起是目的。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和平崛起唯一实现途径。 自和平崛起的战略提出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和平崛起是21世纪大国复兴和崛起的合理选择，也是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的顺应潮流的选择。 自两次工业革命以来，凡大国之崛起，都不可避免的引起过世界格局的剧烈动荡，都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是一个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大国向世界做出的负责的承诺：中国的崛起在于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崛起的提出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最好回应。 两次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损失至今无法弥补，作为世界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中国选择和平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大国崛起方式的校正。即：向世界明确宣布中国要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崛起不是要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希望通过和平的政治和世界环境走自己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和平崛起口号的极大吸引力和引起的广泛关注，在于这一口号准确的描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富强的强烈愿望，也明确显示了中国谋求发展中的态度和自我定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令世界震惊，这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饱经沧桑的大国来说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的崛起必然要接受来自全球的注目礼，这个大国前进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曾经是悲壮的、苍凉的、蹒跚的，20年的改革开始让这个庞然大物加快了步伐，于是乎中国威胁论的各种版本不断出新，似乎全世界都担心这East Tiger会狂性大发。这种担心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不乏别有用心的污蔑和诽谤。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资源总是稀缺的。自然提供给人类社会的各种资源，相对于人类发展的过程和需要来讲是有限的，国与国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不同，资源的占有量存在巨大差别。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人口众多，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近六分之一，但国土面积占全球领土面积的比例远低于此，正如温家宝总理访美时谈到，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任何小问题都是大问题。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对资源的需求自然无法完全自我供给，必须依靠外部资源的补给。 从历史角度考察，这种满足发展需求的资源来源不外两种：一是提高国内资源开采的能力，而是从国外进口或是掠夺。在和平是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之前，人类历史基本就是一部强国掠夺弱国资源的掠夺史。然而在和平是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随着全球范围内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呼声的高涨，掠夺已经被世人所厌弃，任何掠夺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世界人民的声讨。此外，核武器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抑止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互之间制衡也使得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大规模战争不可能爆发。 中国做为一个人口大国，是典型的资源消耗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进一步扩大对资源的需求，这从资源稀缺的角度看对其他国家是一种威胁，但这不是绝对的，在国际贸易发达的今天，世界贸易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的利用国际贸易补给国内资源需求是唯一合理的途径，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战略道路正在于，明确的向世界宣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1世纪的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我们的目的在于谋求更广泛的合作，在于和而不同，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和平崛起做为一种战略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崛起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经济的崛起是一国崛起的第一步，离开经济发展谈崛起自然是空洞的。必须清晰的认识到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崛起。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主要存在一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加以解决： 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何保持的问题。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多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放弃公有制就会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蜕变。这一问题的存在并意味着理论界在公有制方面的研究没有进展。我国所有制改革的每一次进展都和理论界的研究是紧密联系的，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再到国有企业改革都和理论界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目前的问题是：公有制的主主体地位如何保持，理论界关于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形式的探索一直存在争论，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一种突破，但仍然存在矛盾。公有制分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但只作一定范围的股份化处理显然有失公允，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核定所有公民的股权，然后实行公有化，但国内理论界讳言私有化的毛病使得这种改革方案讳莫如深。将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只在一定范围内股份化实际上是对多数人的剥夺，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这一点必须明确，否则我们在改革中只会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公有制主体地位保持的第二个问题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现实表明，多数公有制企业是缺乏效率的，改革的方向也主要是在公有制垄断的领域逐步引入竞争，但一旦非公有制进入，该类企业由于具有明显的资本理性，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比公有制企业更大的灵活性而更加容易胜出，相反国有企业由于无法走出委托代理的困境，无法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困境，我认为主要根源于委托人的不具体和非法人化，这是导致公有制经济低效率的根本原因。要保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即必须有人对国有资产负责。 二、国内贫富差距拉大，两级分化严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本来是从实际出发的合理选择，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市场经济长期难以走出的收入分化陷阱，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但是必须明确：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不能默许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大陆31个数据可得的省区市中，当年价格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37382元/人、25300元/人和19986元/人。除去三大直辖市之外人均GDP最高的四个沿海省区浙江、广东、江苏和福建的水平分别为14550元/人、13612元/人、12925元/人和12375元/人。一些落后省区的情形则与这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省区市形成鲜明对比。2001年当年价格人均GDP最低的四个省区贵州、甘肃、广西和云南分别为2865元/人、4173元/人、4697元/人和4872元/人。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的13倍，浙江的人均GDP是贵州的5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从1998至2002年城镇居民与农民收入之比分别为，2.51∶1，2.65∶1，2.79∶1，2.9∶1，3.1∶1。城乡收入差距呈明显增大趋势。造成我国收入分化的原因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二重性，解决的途径在于：改变收入调节手段，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切实执行中西部和城乡间的转移支付，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城乡社会养老、失业、卫生、医疗等保障制度。 三、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结构失衡。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和失衡特征，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产业结构表现为东南沿海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结构表现为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产业居多。造成地区发展差距的因素也是多样的，有历史原因，也有改革后的原因。前者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赶超型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的地区差距；后者主要表现在中央政策倾斜造成地区差距；外商直接投资造成的地区差距；地区间封锁造成的地区差距等，此外还有地区的地理特征造成的自然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落后地区自身发展能力底下，政策需求明显。自从2001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通过财政拨款支持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大幅增加，积极财政政策成为西部开发的重要支柱，难以淡出。而东南部地区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失，发展速度趋缓。 四、需求启动困难，住房教育困扰。做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理论上正出于经济起飞阶段，但却意外出现产品剩余，需求不足。2000年以来中央连续调整政策希望拉动内需，刺激需求，几次调低银行利率，但仍然无法刺激需求，与此同时进行的改革包括住房改革和教育收费改革，但仍然无法改变需求不旺的局面。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需求不足，但很少有人认为是供给的原因。笔者的导师胡培兆教授对此作出的分析认为：当前经济需求不旺的原因在于供给不合理，无效供给过多，而有效供给不足。笔者以为切中要害。当然，需求难以启动的原因除了供给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例如：收入预期、社会养老失业医疗保障体制落后等因素。据中央银行统计：我国已发行货币现存于流通领域的不足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多位储蓄，这样一只庞大的纸老虎一旦放出经济动荡可想而知。但居民有钱不敢花原因何在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也是启动内需的根本所在。 以上问题的解决，是中国走向崛起的必须扫除的障碍。 无疑，和平崛起的关键仍然在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崛起是一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我们不应该片面的把和平崛起理解为一个政治目标，更应该将它看作一个经济目标，以经济崛起带动民族复兴。毕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大国，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