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科斯（Coase,1910-2013）是美国经济学家、法学家，1991年81岁获得诺奖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著名的关于产权的“科斯定理”。今年是这个美国学者去世第十年。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许多现实问题，都能从科斯学术理论中找到近似答案。
科斯在世对中国比较友好，经常给中国提意见。科斯说：国企在中国特权必须取消，应当和私企一样自由竞争——我们没有听科斯意见，相反，我们加大了对国企重点支持。科斯说：经济发达国家一个家庭应当生两三个孩子，一个孩子不行，劳动力数量和质量都不符合天道自然规律——我们没听，至少科斯活着时候我们没听，科斯去世几年后，我国陆续放开了二胎生育政策；科斯对中国经济学界喊话，希望从黑板经济学和论文经济学回归到真实世界——但没人听他的，不发表论文怎么面对每年考核，考核表怎么填？科斯大声呼吁经济学家要走向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制度结构，说分工中有效率增长的秘密，并希望中国年轻学者深入一线考察——也没有人听他的，年轻学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教书岗位，还需要3+3考核，既要教学，又有科研指标和论文指标，“非升即走”压力巨大，吃饭比理想重要，这可是马克思说的，人得首先衣食住行。
总之，科斯在世，给中国提过许多好的发展建议，基本没有被采纳。
一、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核心就是产权。产权清晰是经济发展根本制度基础。教科书上说：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乔治·斯蒂格勒将罗纳德·哈里·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以科斯专著《社会成本问题》出版为标志产生的，时间是1960年。那时中国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还威胁中国要给中国扔原子弹，中苏珍宝岛发生冲突，当时中美还不来往。
可是，一流人才的思维总有相似的地方。太平洋彼岸的科斯思考这些社会成本问题时候，新中国开国领袖也思考这些问题，并展开调研工作。
1962年，开国领袖安排秘书田家英到湖南湘潭、湖南宁乡等地调查研究，调查人民公社生产情况。湘潭是开国领袖家乡，宁乡是刘-少-奇家乡。田家英调研下来，村民给出的结论是：人民公社不如单干效益好。田家英如实回报调研结果，结果引发了领袖大怒。田家英在特殊年代受到整肃，领袖坚持人民公社化，直到过不下去了，总设计师才拨乱反正。
总设计师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核心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产权明确，谁家几亩地就是谁家种，非常清晰。清晰产权把农村干部打回了农民原型——不劳动就没饭吃，不再是人民公社时候能拿工分了，必须劳动才有饭吃。可以是，总设计师在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产权清晰，破除了人民公社产权不清、干的干、转的转、转的还给干的提意见的所有制结构和分工结构状态，恢复了产权清晰生产方式。包产到户几年时间，不但中国人民能吃饱了，并且还出现了粮食剩余，以至于这种剩余出现了对应价格双轨制，诞生了1983-1986年之间一批经济人才，包括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经济学家张维迎等。
但城市改革就没有那么简单，城市改革依靠的是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的干部群体驱动。干部群体说掌握的生产资料是国家所有，而国家是个空的概念，具体不到个人，加上干部手中有权利，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产权不明、权利寻租，形成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现象。尽管几十年来抓了一批又一批贪腐官员干部，但越抓越多，官员贪腐的经济金额数量也越来越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从治理架构上进行改革，强化国资委职权同时，还成立了国家监委。国家监委会同中央纪委共同监督官员贪腐，形成高压态势，有力扭转了政治风气，但贪腐者仍络绎不绝，从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网站去看，每周每月都有厅级部级贪腐官员落马。说到底，城市改革几十年并没有像农村那样，干脆利落地解决产权清晰问题。
所以，从几十年中国社会治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看，科斯理论是有道理的。
我们之所以没有同意科斯的诸多建议，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美国经济学家。前苏联是怎么灭亡的？就是听信华盛顿共识，在美国高喊自由主义的钢琴曲中解体了苏共政权。鉴于前苏联灭亡几十年的教训，我们对美国经济学家从意识形态上还是具有一定警惕性。
二、产权和制度经济学
产权是个核心概念。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1）论文中指出，交易成本和企业规模之间关系密切。科斯在1960年出版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科斯定理，给出了完整的产权理论基石。科斯强调分工是社会财富增长的秘密，分工和制度结构成为经济发展最关键的部分。
科斯思考经济问题，擅长从社会法角度出发，其诸多论文都是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上，因此，科斯也同时是一名社会法学家。
科斯提出希望中国经济学界从黑板经济学向真实世界转变的建议，今天看来，是有前瞻性的。经济学必须面对现实世界。黑板经济学最大的讽刺在于，经济学专家是靠财政发工资养活的，一旦财政不发工资，经济学专家将面临饿肚子——论文经济学和黑板经济学和现实经济世界脱钩十万八千里。这种情况在知识传播方面也是，学经济学的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比比皆是，那么经济学到底学到了什么本领？都不能谋生吃饭吗？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和各省财政厅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家财政养活各种研究所，人均年费用20万到30万，也就是说，一个50人到60人的研究所，财政每年要拨工资1000万到1800万之间（根据级别不同，费用水平高低不同），这是平均数，当然这里面有高工资，也有低工资。但是，根据经济学发展看，理论经济学属于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国家财政供养；而应用经济学和实践经济学就应当学以致用，真知识变成真本事，是能换饭吃的。目前，从应用经济学范畴看，学习和实践中间还是横隔着一条黄浦江。在高质量发展主题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对内大一统市场部署，还是对外继续推进一带一路贸易发展，都需要更为实用的当代经济学理论指引。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学学以致用重要性尤为突出。
三、结束语
科斯逝世十年了。前苏联解体也三十二年了。前苏联解体之前，政权腐败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政权之所以腐败，与国家产权是一个虚拟概念和官员手中权利寻租这两个条件密切相关。我们在新时代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更好国企治理方法，当前采用国资委监管、国家监委和中央纪委监督、巡视等制度，有用也符合民心，但从逻辑根源看，还是扬汤止沸，并非釜底抽薪。彻底解决方法应当是产权明晰，就像农村联产承包一样。虽然过去几十年在国企治理方面有过抓大放小试点，但结果是国有资产流失，国企干部变成老板，真正买单的是大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产业工人，九十年代大量职工下岗就是实证。前两年司马南质疑柳传志联想集团是否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引发热议。事实上，柳传志算有素质的公众人物，改革探索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更可怕的事情或更厉害。
2020年以来三年疫情后，国家经济受到重大损失，财政损失也严重。当前，各种裁员和降薪已经成常态——不过有的地方还遮遮掩掩，不准企业按市场规则裁员——最后政府施压企业结果就是现在裁员就裁员，发个公告说过几个月还招聘，免得社会人心荒乱。这种掩耳盗铃方式没有什么用，真正有用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
产权制度、知识资源、政策战略和雇员队伍素质，这四个要素将是今后经济恢复和发展中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其中关键力量是产权制度和基于产权的分配制度。雇佣制度某种意义上必须向合伙制过渡，不然雇佣制就会被竞争取代。
以此纪念科斯逝世十周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