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16、执法不严是在毁坏国家之基

 

——《管子·法法第十六》新读

 

[题之意]《管子·法法第十六》论述要用法律的手段执行国家的法令制度。在内容上与《权修》、《七法》等篇有些重复，但更详细地阐述了如何使用法的手段以维护法令的尊严：其一，奖赏一定要信实，惩罚一定要严格，善举一定要公开表彰；其二，法令既出就不可随意更改，君主自己也不能破坏。这样，才能既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又使他们有所敬畏和约束；其三，论述了“政令重于珍宝，国家重于亲戚，法度重于人民，权威重于爵禄”的治国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难道不是在毁坏国家的基石吗？！不是把治国当儿戏吗？！

 

[原文]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今译]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原文]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今译]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要失败；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要失败；见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信于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事而不团结，要失败；想惩罚人而不能，要失败；已废黜人而再用，要失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家已富而不施，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败。人君行事不严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正言直行的人危险，君主就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人臣就结成朋党。使君主孤立无亲，人臣结成朋党的，责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

 

[原文]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今译]人民没有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人民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君主赦小过，则人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所以说，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过失就日益增多。把恩惠和宽赦政策加于人民，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坏人也不能制止了。所以说，邪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因此，“赦”，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病的针炙治疗。对文人只有三宥，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所谓“惠”，就是多赦，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所谓“法”，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敌；“法”，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虽有过也不致严重。赦过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勉励人民的政策，就发挥作用了。所以说：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

 

[原文]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今译]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罚将受到轻视；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虽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

 

[原文]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今译]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对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来引导，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那种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应该杀。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原文]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今译]爵位不尊，俸禄不重，就不会有人为他赴难冒险，因为他的办法还不足以调动人们这样做。因此，先王规定轩冕，是用来区别贵贱，不是求美；设立爵禄，是用来定其待遇，不是求好看。要使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君子靠治国之道生活，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即财物丰厚而生活富裕。君主尊严，人民顺从，财物丰厚，生活富裕，四个条件具备，就不难待时而成王业了。

 

[原文]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今译]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楼金，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这样，农夫不耽误农时，工匠能保证功效，商人没有失利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财货也没有积压的。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

 

[原文]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今译]法令没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赏，那是君主的错误赏赐。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这是大乱的根源。法令没有正式公布，就给予惩罚，那是君主的错罚。君主进行错罚，则人民轻生，人民轻生，暴人就要兴起，帮派朋党就要出现，而乱贼就要造反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赏，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全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罚，这就是叫人民不服从法令。人民不服从法令，强人就要兴起；强人兴起，君主地位就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罚一定要信实坚决，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

 

[原文]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今译]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国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己用，怎么办？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原文]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今译]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为了爱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单用爱民的办法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善于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是因为明玉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刑罚不任意增加。这样，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业就随之而立了。人们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君令可以尽行，禁律可以尽止，召来使用，人民不敢转移力量；送去战争，人民不敢姑惜生命。不敢转移力量，然后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后可以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所以，对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

 

[原文]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今译]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因而地削而且国危。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成就，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成就。然后功立而且名成。既然如此，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得正道而引导之，得贤才而使用之，将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希望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而国君尤为重要。如事业受到损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人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杀。

 

[原文]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今译]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下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大臣得势一整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万里还远了。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作“灭”；情况出而不进，叫作“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作“侵”；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叫作“壅”。有了灭、绝、侵、堕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所以说：政令重于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所以，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原文]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今译]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勇而不义损害军队，仁而不正损害法度。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就是产生于不正。说话有雄辩而不务正的，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合于务正，不苟且强为雄辩；行为必须考虑良善，不苟且保持敬惧。

 

[原文]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今译]规矩，是矫正方圆的。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原文]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今译]有一种说法：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贫富，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在太子手里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所以《春秋》记事，有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以说：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作“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瑕”。有了牵、瑕、蔽、壅问题的君主，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宝。

 

[原文]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今译]有一种说法：贤人不来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有了蔽、塞、障、逆问题的君主，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故。

 

[原文]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今译]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爱什么，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而且更厉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乱了。所以。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原文]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今译]凡评定人物都有要领：骄傲的人，没有伟大人物。骄傲，就是自满；自满，就是空虚。行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限制。骄傲，是渺小的。凡评价人物而违背古道的，没有高士。既不知古道而轻易作出论断的，没有智士。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背古道的，是卑人。事业无根底，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是愚人。猎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猎取货利的君主，没有成王业的君主。贤人立身行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业的君主行道，也不计较成败。贤人行事，成王业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停下来也不可能的。

 

[原文]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今译]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忠臣以直道求进来表明他的才能。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爱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君主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够这样做的，虽不能大治，也合于规正人民的准则。当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这样而能完成功业的，从古至今都不会有。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舜有天下的时候，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治狱的官，后稷为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还仅只各精一事服务于君主。现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当官，都是身兼四贤的职责。由此看来，功业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受，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用这些为君主服务，就是所谓冒充有能、纂取财利的大臣。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士人；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从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

 

[原文]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今译]劳民与伤财，莫过于用兵；危国与伤君，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这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都是一样。黄帝、唐尧、虞舜的盛世，资有天下，权操于一人，这时，兵备都没有废除，现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废除兵备，不是太难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防患什么。国治而人民注意积蓄，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动静失宜，这就是所要防患的。因此，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而防其所患。

 

[原文]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今译]威猛刚毅的君主，难免于遭受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猛毅的君主轻于杀人，轻杀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行正道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国外。这些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为敌国谋取我们，外患就从此到来了。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杀，姑惜刑杀的错误，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结党营私；群臣结党营私，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隐善扬恶，内乱就从此发生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原文]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今译]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为重宝分让权力，看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不为爱民削弱法度，爱法更甚于爱民。

 

2012年9月24日，星期一

 

治军用兵者“以德立威，以道取胜”

 

——《管子·兵法第十七》新读

 

[题之意]《管子·兵法第十七》讲治兵用兵之法，内容与《七法》、《幼官》两篇的军事思想多有相同之处，提出用兵要权衡得失，用精细的筹算、严明的法度、顺应民心的政策、精良的武器和良好的训练、还有充足的粮食贮备来取得胜利而不使国家贫穷、伤亡过多。在治军思想上，强调法度严明，以德立威，以道取胜。

 

[原文]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

 

[今译]通晓万物本质的，可成皇业；明察治世之道的，可成帝业；懂得实行德政的，可成王业；深谋远虑取得战争胜利的，可成霸业。所以，战争，虽不是什么完备高尚的道德，但可以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现代用兵的人却不明此理，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所以，一发动战争就使国内贫穷，打起仗来没有必胜的把握，打了胜仗则死亡甚多，得了土地而伤了国家元气。这四种情况，是用兵的祸害。四者害其国，没有不危亡的。

 

[原文]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男女，官四分，则可以定威德；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

 

[今译]大度的书上说：发动战争而保持国家不贫，打起仗来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没有死亡，得了土地而本国不伤元气，如何做到这四点呢？发动战争而国内不贫，是因为筹算得当。战而必胜，是因为法度严明。打了胜仗而没有死亡，是因为教练和武器都好，敌人不敢抗拒。得了土地而不伤本国元气，是因为顺应了被征服国的人民。顺应其人民，号令、制度就有成法可依。教练和武器都好，就有控制力量。法度严明，军队就有遵循。筹算得当，用兵就有明见。治兵众要有方法，胜敌国要有正理，审查治兵的方法就可以了解治军水平，审查武器的状况就可以了解战胜原因，明白举兵的正理就可以战胜敌人。安定宗庙，养育儿女，使四民分业治事，就可以立威立德；制定仪法，发布号令，然后就可以统一百姓行动和治理民众了。

 

[原文]兵无主，则不蚤知敌。野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则下怨上，器械不巧。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故曰：蚤知敌，则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巧，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勇士劝也。

 

[今译]军中没有主帅，就不能早知敌情。农业没有官吏，就不能充实粮食贮备。官府没有常法，下面就抱怨上级，而使武器不精。朝廷没有统一政令而赏罚不明，人民就看轻出产。应该说：早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有充实的粮食贮备，才能久战而不匮乏；武器精巧，才能征伐顺利；赏罚严明，才能使勇士得到鼓励。

 

[原文]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纵强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儗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

 

[今译] “三官”无误，“五教”不乱，“九章”著明，这样，虽处于极危之境也无害，处于极度困乏也不会遇难。所以有办法进行远征，有规则总领众强。三官：第—是鼓，鼓是为了作战，为了发动，为了进攻而用的；第二是金，金是为了防守，为了退兵，为了停战而用的；第三是旗，旗是为了出动军队，为了节制军队，为了抑止军队而用的。这就是三官。有此三令，兵法就起作用了。“五教”：一是教战士眼看各种形色的旗帜，二是教战士耳听各种号令的数目，三是教战士足走前进后退的步伐，四是教战士手使各种长短的武器，五是教战士心想赏罚制度的必行。五教熟练，战士就有勇气作战了。“九章”：一是举日章，白日行军；二是举月章，夜里行军；三是举龙章，水里行军；四是举虎章，林内行军；五是举乌章，丘陵行军；六是举蛇章，沼泽行军；七是举鹊章，陆上行军；八是举狼章，山上行军；九是举弓衣之章，表示要载上粮食驾车而行的意思。这九章确定之后，军队的行止就不会越轨了。

 

[原文]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故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伪诈不敢向。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今译]运用三官、五教和九章，要做到起始于没有开端，结束于没有穷尽。始于无端，好比“道”；终于无穷，好比“德”。因为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不可量度，所以敌众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不可测算，所以敌军诈伪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有成效。过境要使人不知，发兵要出敌不意。过境使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发兵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故能全胜而无所伤害。要根据进军方便而进行教练，要按照作战有利而指挥行动。教练不拘常规，行动也不拘常规。两者兼而施之，—动兵就有成效。

 

[原文]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绝地不守，恃固不拔，中处而无敌，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无方，聚之不可计。教器备利，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匮。一气专定，则傍通而不疑；厉士利械，则涉难而不匮。进无所疑，退无所匮，敌乃为用。凌山坑，不待钩梯；历水谷，不须舟辑。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宝不独入，故莫之能止；宝不独见，故莫之能敛。无名之至，尽尽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今译]兵器完好，教练有素，追逐逃兵遁卒就能像飘风一样迅速，击杀敌军就能像雷电一样猛烈。敌人虽有绝地也不能守卫，虽侍险固也不能支持。我军则保持主动而无敌，令行而无阻。兵器完好，教练有素，分兵则敌人不能防备，聚兵则敌人不能测度。在教练充分武器良好的条件下，兵的进退都会像雷电一样，而没有停滞和溃散。能做到一气专定，则四出无阻；能做到强兵利器，则遇危不乱。进军无阻碍，退军不溃乱，敌人就为我所用了。这样，过山谷不用钩梯，经水沟不用船只，可以通过绝险的地势，可以打下依险固守的敌人，独出独入谁也不能阻止。实际上“独入”并不是单人打入，所以不能阻止；“独出”并不是单人杀出，所以不能约束。这种战法不能用言语形容至尽，说尽反而不是原意了。所以，其伟大可与神灵相比拟。

 

[原文]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定一至，行二要，纵三权，施四教，发五机，设六行，论七数，守八应，审九器，章十号。故能全胜大胜。

 

[今译]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行动协调，协调就能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定于“一至”，实行“两要”，总揽“三权”，掌握“四机”，发“五教”，设“六行”，讲“七数”，守“八应”，审“九章”，明“十号”，这就能获得全胜和大胜了。

 

[原文]无守也，故能守胜。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诈，一之实也。近则用实，远则施号；力不可量，强不可度，气不可极，德不可测，一之原也。众若时雨，寡若飘风，一之终也。

 

[今译]要固守，所以能以守取胜。因为，频繁战斗则士兵疲惫，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以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士兵作战，国家怎能不危险？所以，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定。打破大国，战胜强敌，这是一战而定的典范。乱敌不用权变，乘敌不用诡计，胜敌不用诈谋，这是一战而定的实质。对近敌用实力征伐，对远国用号令威慑，力量不可估计，强盛不可测度，士气永不枯渴，心智无法捉摸，这是一战而定的力量源泉。增兵像时雨一样密集，减兵像飘风一样迅速，这是一战而定的最终表现。

 

[原文]利適，器之至也；用敌，教之尽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尽教者，不能用敌。不能用敌者穷，不能致器者困。远用兵，则可以必胜。出入异涂，则伤其敌。深入危之，则士自修；士自修，则同心同力。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今译]能控制敌人，是武器最精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最好的结果。不能使武器最精的，不能制敌；不能使教练最好的，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我将陷于被动；不能使武器最精，我将陷于困境。用兵神速，可以取得必胜。出入异途，可以劳伤敌军。深入敌境造成危险，战士自然警惕，警惕就同心同力了。善于用兵者指挥作战总是使敌人像在虚空的地方，像在同影子搏斗。保持没有方位、没有形体的样子，因而没有不成功的；保持没有形体、没有作为的样子，因而没有不变化的。这些就叫作“道”。它好像无有而实则存在，好像在后而实则在前。用“威”字，都不足以形容其作用。

 

2012年9月24日，星期一

 

德政胜兵甲

 

——《管子·大匡第十八》新读

 

[题之意]《管子·大匡第十八》似乎是辑录自齐国管仲辅助执政前后的那段历史，记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强国强军、首霸春秋的历史。“匡”有辅助之意，“大匡”即大辅、首辅，可以看作辅政前篇。管仲原是辅助齐公子纠的，桓公（小白）即位后，桓公不记前嫌，信任、放手使用管仲；管仲不计亲仇，以国为重，忠心辅政。他规劝桓公先亲百姓后兴兵，认为“德政胜于兵甲”，对内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建立禄赏制度，选拔有用之才，赏罚信实，法律严明；对外行仁义之师，不贪土恋战等等，从而使齐国日益兴旺和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表现出管仲远大的谋略、精深的思想和非凡的治国之才。

 

[原文]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使鲍叔傅小白，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辞，无出，吾权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鲍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已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邀傅小白。鲍叔谓管仲曰：“何行？”管仲曰；“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大事君者无二心。”鲍叔许诺。

 

[今译]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与小白。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不愿干，称病不出。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出来干事呢？”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是想不干了。”召忽说：“您若是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保证说您要死了，就一定把您免掉。”鲍叔说：“您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空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您还是出来干吧。”召忽说：“不行。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的三足，去其一，立不起来。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继承君位的人。”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厌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贱，前途如何还说不定。看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承担。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也将一事无成，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鲍叔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办？”管仲说：“您去接受命令就是了。”鲍叔许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鲍叔问管仲说：“怎样作工作呢？”管仲说：“为人臣的，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信，君主不亲信则说话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总之，事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鲍叔许诺了。

 

[原文]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札秩如適。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时而往，及瓜时而来。”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

 

[今译]齐僖公的同母弟夷仲年生有公孙无知，得齐僖公的宠爱，衣服、礼数和世子一样待遇。僖公死后，因诸儿最长，立为国君，这就是齐襄公。齐襄公立后，废除无知的特殊地位，无知很恼怒。齐襄公曾派连称、管至父两人到葵丘去戊守，命令说：“瓜熟的时候派你们去，明年瓜熟的时候回来。”驻守了一周年，齐襄公的通知还不到，两人请求派人接替，襄公不允许。于是他们便依靠公孙无知起来造反。

 

[原文]鲁桓公夫人文姜，齐女也。公将如齐，与夫人皆行。申俞谏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公不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薨于车。竖曼曰：“贤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长虑，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无尽言。而谀行以戏我君，使我君失亲戚之礼命，又力成吾君之祸，以构二国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祸理属焉。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闻容，昏生无丑也。岂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鲁若有诛，必以彭生为说。”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死，请以彭生除之。”齐人为杀彭生，以谢于鲁。五月，襄公田于贝丘、见豕彘。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下，伤足亡屦。反，诛屦于徒人费，不得也，鞭之见血。费走而出，遇贼于门，胁而束之，费袒而示之背，贼信之，使费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孟阳代君寝于床，贼杀之。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杀公，而立公孙无知也。

 

[今译]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国的姑娘。鲁桓公将去齐国，准备与夫人同行。申俞谏止说：“这不好。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双方不相混乱，这是一种礼。”鲁桓公不听，还是带着文姜与齐侯在烁水之地相会。文姜私通于齐侯，鲁桓公知道了，责备文姜。文姜告诉了齐侯，齐侯发怒，在宴请桓公的时候，使公子彭生扶之上车拉断其肋骨，鲁桓公死在车上了。齐国大夫竖曼说：“贤者死于忠诚以消除人的疑惑，百姓就安定了；智者深究事理而考虑长远，自身就免祸了。彭生作为公子，仅次于国君，不忠谏而阿谈逢迎以戏弄国君，使国君失了亲戚之礼；现在又为国君闯了大祸，使两国结怨，彭生岂能免罪呢？祸败原因，归于彭生。君上您因怒而造祸，不顾交恶于亲戚之国，宽容了昏恶的彭生，就是无耻。那就不仅彭生一个人所能了事的了。鲁国若兴兵问罪，也一定用彭生作理由。”二月，鲁国果然通知齐国说：“我们的国君由于敬畏您的威望，不敢耽在家里，而到齐国修好。完成了外交之礼但没有生还，无所归咎，请用彭生来解除这个怨恨。”齐国于是就杀了彭生，以谢罪于鲁国。五月，齐襄公在贝丘打猎，见到一只野猪。侍从们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发怒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用箭射它，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着叫起来。襄公害怕，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又丢了鞋。回来向一个名叫费的侍从人员要鞋，没有找到，用鞭子抽打费，身体出血。费跑了出来，在大门遇到造反的叛贼，被捆绑起来。费脱掉衣服让他们看打伤的背，叛贼相信了他，让费进去捉齐襄公。费把齐襄公藏了起来而再出，与叛贼战死在门里。石之纷如也死在阶下。孟阳冒充齐襄公躺在他的床上，叛贼把他杀死以后说：“不是国君，相貌不像。”这时忽然在门下面发现齐襄公的脚，于是杀了齐襄公而拥立公孙无知为国君。

 

[原文]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鲁人伐齐，纳公子纠。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贱位。于是劫鲁，使鲁杀公子纠。桓公问于鲍叔曰：“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曰：“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曰：“然则可得乎？”鲍叔曰：“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其谋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将受鲁之政乎？其否也？”鲍叔对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也。其于君不如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鲍叔曰：“夫施伯之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杀也。”公曰：“诺。”施伯进对鲁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济，今在鲁，君其致鲁之政焉。若受之，则齐可弱也；若不受，则杀之。杀之，以悦于齐也，与同怒，尚贤于已。”君曰：“诺。”鲁未及致政，而齐之使至，曰：“夷吾与召忽也，寡人之贼也，今在鲁，寡人愿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与寡人贼比也。”鲁君问施伯，施伯曰：“君与之。臣闻齐君惕而亟骄，虽得贤，庸必能用之乎？及齐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济也。夫管仲天下之大圣也，今彼反齐、天下皆乡之，岂独鲁乎！今若杀之，此鲍叔之友也，鲍叔因此以作难，君必不能待也，不如与之。”鲁君乃遂束缚管仲与召忽。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

 

[今译]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逃奔到莒国，管夷吾和召忽事奉公子纠逃奔到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的公孙无知因为虐待雍凛，雍凛杀了公孙无知。齐桓公从苔地先回到齐国。鲁国这时也动兵伐齐，要纳公子纠为君，双方在乾时那地方作战，管仲箭射桓公，仅中带钩。鲁军打了败仗，齐桓公即位为君了。于是齐国要胁鲁国，要鲁国杀公子纠。齐桓公问鲍叔说：“将怎样安定国家？”鲍叔说：“得到管仲和召忽，国家就安定了。”齐桓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仇人呵。”鲍叔便把他们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了桓公。桓公说：“那么，能得到他们么？”鲍叔说：“要快快召回，就能得到，不快就得不到。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的才干，他会献计让鲁国把大政交给管仲。管仲如果接受，鲁国就知道如何削弱齐国了；管仲如不接受，鲁国知道他将回齐国，就一定把他杀掉。”齐桓公说：“那么，管仲将接受鲁国政务么？还是不肯接受呢？”鲍叔回答：“不会接受。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安定齐国，若接受鲁国政务，就是削弱齐国了。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虽明知要死，也肯定不会接受的。”齐桓公说：“他对于我，也肯这样么？”鲍叔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齐国先代的君主。他对您当然不如对公子纠更亲，对公子纠他都不肯死难，何况您呢？您若想安定齐国，就快把他接回来。”齐桓公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鲍叔说：“施伯的为人，聪敏然而伯事，您若及早去要，他害怕得罪齐国，一定不会杀的。”桓公说；“好。”鲁君施伯果然去对鲁君说：  “管仲是有智谋的，只是事业未成，现在鲁国，您应把鲁国大政委托给他。他若接受，就可以削弱齐国；若不接受，就杀掉他。杀他来向齐国讨好，表示与齐同怒，比不杀更友好。”鲁君说：“好。”鲁国还未及任用管仲从政，齐桓公的使臣就到了，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叛贼，现在鲁国，我想要活着得到他们。如得不到，那就是鲁君您和我的叛贼站在一起了。”鲁国问施伯，施伯说：“您可以交还给他。我听说齐君性急而极为骄傲，虽得贤才，就一定能使用么？如果齐君真的使用了，管子的事业就成了。管仲是天下的圣人，现在回齐国执政，天下都将归顺他，岂独鲁国！现在若杀了他，他可是鲍叔的好友，鲍叔借此与鲁国作对，您一定受不了，还不如交还齐国。”鲁君便把管仲、召忽捆起来准备起行。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么？”召忽说：“怕什么？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既然平定了，让您当齐国的左相，也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而用我身，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您作生臣，我作死臣好了。我召忽既已明知将得万乘大国的政务而自死，公子纠可说有死事的忠臣了。您活着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名与死名不能兼顾，德行也不能虚得。您努力吧，死生在我们两人是各尽其分了。”于是上路而行，一进入齐境，召忽就自则而死了。管仲也便回到齐国。君子们听到都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

 

[原文]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纠践位。国人召小白。鲍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鲍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国，国可谓乱乎？召忽强武，岂能独图我哉？”小白曰：“夫虽不得行其知，岂且不有焉乎？召忽虽不得众，其及岂不足以图我哉？”鲍叔对曰：“夫国之乱也，智人不得作内事，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国乃可图也。”乃命车驾，鲍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试也。”乃将下，鲍叔履其足曰：“事之济也，在此时；事若不济，老臣死之，公于犹之免也。”乃行。至于邑郊，鲍叔令车二十乘先，十乘后。鲍叔乃告小白曰：“夫国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济也，老臣是以塞道。“鲍叔乃誓曰：“事之济也，听我令；事之不济也，免公子者为上，死者为下，吾以五乘之实距路。”鲍叔乃为前驱，遂入国，逐公子纠。管仲射小自，中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遂走鲁。桓公践位，鲁伐齐，纳公子纠而不能。

 

[今译]另有一种说法是：齐襄公即位第二年，驱逐小白，小白逃入莒国。襄公在位十二年而死，公子纠即位。国人召小白回国。鲍叔说：“还不回去么？”小白说：“不行。管仲有智，召忽强武，尽管国人召我，我也是进不去的。”鲍叔说：“如果管仲的智谋确实发挥出来了，齐国为什么还会乱？召忽虽然强武，岂能单独对付我们呢？”小白说：“管仲虽然不得行其智，但毕竟不是没有智；召忽虽不得国人支持，他的党羽还是可以图害我们的。”鲍叔回答说：“国家一乱，智者无法搞好内政，朋友无法搞好团结，国家是可以夺到手的。”于是命令车驾出发，鲍叔赶车，小白乘坐而离开苔国。小白说：“管仲和召忽两人是奉君令行事的，我还是不可冒险。”说着就要下车。鲍叔用靴子挡住小白的脚说：“事如成功，就在此时；事如不成，就由我牺牲生命，您还是可以不死的。”于是继续前进。到了城郊，鲍叔命令二十辆兵车在前，十辆在后。鲍叔对小白说：“他们怀疑我们这些从人，但并不认识我。如果事情不成，我便在前面阻塞道路。”接着鲍叔对众宣誓说：“事情成功，都听我的命令；事情如果不成，能使公子免祸者为上，死者为下，我用五辆兵车的车徒器械拦路。”于是，鲍叔充当前驱，就进入齐国，驱逐了公子纠，管仲箭射小白，仅中带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就逃往鲁国去了。齐桓公即位以后，鲁国曾攻伐齐国，想立公子纠而没有办到。

 

[原文]桓公二年践位，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异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公曰：“诺。”政未能有行也。

 

[今译]桓公元年，召见管仲，管仲到后，桓公问：“国家能够安定么？”管仲回答说：“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求国家安定就成了。”管仲再请，桓公还说：“不能。”管仲向桓公告辞说：“君免我于死，是我的幸运。但是我之所以不死于公子纠，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真正安定，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是不敢接受的。”于是走出，到大门，桓公又召管仲回来。管仲回来后，桓公流着汗说：“你一定要坚持，那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于是便发布命令使五官开始办理政事。过了一些时候，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乘此诸侯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微加强一下军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收敛军备，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齐国的国家尚未安定，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那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桓公说：“好。”这件政事没有能够实行。

 

[原文]二年，桓公弥乱，又告管仲曰：“欲缮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听，果为兵。桓公与宋夫人饮船中。夫人荡船而惧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公怒，归告管仲曰：“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劝于勇，外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关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禄。鲍叔谓管仲曰：“异日者，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争禄相刺，裚领而刎颈者不绝。鲍叔谓管仲曰：“国死者众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

 

[今译]桓公二年，国愈乱，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桓公曾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荡船只吓唬桓公。桓公发怒，休了宋夫人，宋国则把宋夫人再嫁给蔡侯。第二年，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发怒了，回来对管仲说；“请你加强军备。我的战士没有训练，兵力又不充实，所以各国诸侯敢救我们的敌国。必须在国内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这样齐国就危险了。国内夺取民用，鼓励兵士打仗，这是乱国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肯到齐国来，国家还能没有危险？”鲍叔也说：“您一定要听纳夷吾的意见。”桓公不听，命令全部封地之内加强军备。增加了关税和市场税，桓公便用来按作战勇敢颁发禄赏。鲍叔对管仲说：“从前，桓公曾同意您兴举霸业，现在国家愈乱，您将怎么办？”管仲说：“我们的国君性急，其见解多有悔改，姑且等他自己觉悟吧。”鲍叔说：“等他自己觉悟，国家不就受损失了么？”管仲说：“不会。国家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着，混乱一些还有时间挽救。国外诸侯的大臣，既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便无人敢来侵犯我国。”到下一年，朝廷里争夺禄位，互相残杀，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鲍叔对管仲说：“国家死的人多了，这不是坏事么？”管仲说：“怎么能是？那些人都是贪民，我所忧虑的，各诸候国的义士不肯入齐，齐国的义士不肯作官。这才是我的忧患所在。象那样一些死者，我何必加以爱惜？”

 

[原文]公又内修兵。三年，桓公将伐鲁，曰：“鲁与寡人近，于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诛焉。”管仲曰：“不可。臣闻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辅其过，则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辅其过，则社稷危。”公不听。兴师伐鲁，造于长勺。鲁庄公兴师逆之，大败之。桓公曰：“吾兵犹尚少，吾参围之，安能圉我！”

 

[今译]桓公又在国内加强军备。桓公三年，桓公将伐鲁国，说：“鲁国同我本来接近，所以他出兵救宋也快，我要讨伐他。”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土之君，不勤于战争，不忌恨小辱，不重复过错，国家就能安定；勤于战争，忌恨小辱，重复过错，国家就是要危险的。”桓公不听，兴兵伐鲁，兵到了长勺。鲁庄公出兵抵抗，大败齐军。桓公说：“我的兵还是太少，我若以三倍的兵力包围它，它还怎能阻挡我？”

 

[原文]四年，修兵，同甲十万，车五千乘。谓管仲曰：“吾士既练，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鲁。”管仲喟然叹曰：“齐国危矣。君不竞于德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国欲无危，得已乎？”公不听，果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里而为之关。鲁请比于关内，以从于齐，齐亦毋复侵鲁。桓公许诺。鲁人请盟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剑，今而带剑，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桓公曰：“诺。”乃令从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鲁君，诸侯又加贪于君，后有事，小国弥坚，大国设备，非齐国之利也。”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曰：“君必不去鲁，胡不用兵？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桓公不听，果与之遇。庄公自怀剑，曹刿亦怀剑，践坛，庄公抽剑其怀曰：“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竟。”桓公许诺，以汶为竟而归。桓公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圉，辟人，以过，弭师。

 

[今译]四年，桓公继续修治军备，齐整的甲士有十万人，兵车有五千乘。桓公对管仲说：“我的战士已经训练，军队已经增多，我要征服鲁国了。”管仲深深叹惜说：“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兵力，国内脱离民众，国外诸侯戒备，我们自己也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桓公不听，果然伐鲁。鲁国不敢迎战，只在离国都五十里处，设关防守。鲁国请求以关内侯的依次，服从齐国，要求齐国也不再侵略鲁国。桓公许诺了。鲁国约请会盟说：“鲁是小国，当然不带兵器，若带兵器开会，就是以战争状态传闻于各国诸侯，您还不如作罢。这次会盟请都免带兵器。”桓公说：“可以。”使命令随员不带兵器。管仲说：“不行。各诸侯国对您都很忌恨，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您真的借盟会削弱了鲁国，各诸侯国又会把‘贪’名加在您头上，以后的事，小国愈加顽抗，大国也组织防备，对齐国都不利。”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止说：“您切不可去。鲁国人怎么能不带兵器？曹判的为人，坚强而狠毒，不是能用盟约来解决问题的。”桓公不听，果然与鲁国相会。鲁庄公怀中带剑，曹判也怀中带剑。上台后，庄公从怀里抽出剑来说：“鲁国边境，离国都只五十里了，也不过一死而已。”左手举剑对着桓公、右手比着自己说：“一同死了吧，我死在您的面前。”管仲跑向桓公，曹判抽举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国君将改变原来计划，谁也不可进前。”管仲说：“君上请把土地归还给鲁国，以汶水为界好了。”桓公许诺了，确定以汶水为界而回国。桓公这次回来便努力整顿政治而不再增加军备，自守边境，不过问他人，停止过激行动并息兵罢战了。

 

[原文]五年，宋伐杞。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无若诸侯何？夫杞，明王之后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对曰：“不可。臣闻内政之不修，外举义不信。君将外举义，以行先之，则诸侯可令附。”桓公曰：“于此不救，后无以伐宋。”管仲曰：“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则多诈。夫诈密而后动者胜，诈则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则乱，内动则危于身。是以古之人闻先王之道者，不竞于兵。”桓公曰：“然则奚若？”管仲对曰：“以臣则不而，令人以重市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问鲍叔曰：“奚若？”鲍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干人。明年，狄人伐卫，卫君出致于虚，桓公且封之，隰朋、宾胥无谏曰：“不可。三国所以亡者，绝以小。今君封亡国，国尽若何？”桓公问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实。君其行也。”公又间鲍叔，鲍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与车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卫，明年，桓公问管仲：将何行？管仲对曰：“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君许诺。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既已，管仲又请曰：“问病。臣愿赏而无罚，五年，诸侯可令傅。”公曰，“诺。”既行之，管仲又请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桓公许诺，行之。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君曰：“诺。”行之。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士。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粮，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则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诺。”乃游公子开方于卫，游季友于鲁，游蒙孙于楚。五年，诸侯附。

 

[今译]桓公五年，宋国伐记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本来是我要讨伐的，无奈各国诸侯要救他。杞国是伟大君主的后代。目前宋国伐他，我想去救，能行么？”管仲说：“不行。我认为自己内政不修，向外举兵行义就无人信服。您现在将要对外举兵行义，以实行先外后内的办法，对各国诸侯来说可以使之亲附么？”桓公说：“此时不救，以后将没有理由伐宋了。”管仲说：“一个诸侯国的君主，不应该贪得土地，贪地必然勤于动兵，勤动兵必然困乏人民，人民困乏则君主只好多行欺诈了。欺诈如行得机密而后动兵，是可以打胜敌人的；但对民行诈就不能取得人民信任。不信于民则必然动乱，国内一动乱则危及自身。所以古人懂得先王之道的，总是不在军事上互相竞争。”桓公说：“那么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依我之见，不如派人以重礼去宋国交涉，交涉不成，您就收留杞君并加封赐。”桓公问鲍叔说：“怎么样？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派遣曹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果然伐杞。桓公便修筑缘陵之城封赐给记君，还送予兵车百乘，甲士千人。翌年，狄国伐邢，邢国国君逃到齐国，桓公又修筑夷仪之城封赐邢君，也送兵车百乘，甲士干人。再一年，狄国伐卫，卫国国君逃到虚地，桓公还准备加以封赐。隰朋、宾胥无两人谏止说：“不行。三个国家之所以亡，只因为小。现在您只求封赐亡国，国土用尽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怎么样？”管仲说：“您有了行义之名，便可赢得实际好处。您还应该照样干下去。”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修筑楚丘之城进行封赐，送予兵车五百乘，甲士五干人。封赐了．卫国以后，过一年，桓公问管仲还应做什么事情，管仲回答说：“您在国内修明政治而劝勉人民，就可以取信于各国诸侯了。”桓公同意。于是减轻赋税，放宽关卡市场的征税，建立赋税与禄赏制度。实行了这些以后，管仲又请求说：“要实行间病制度。我希望对国内外有赏而无罚，行之五年，便可使各国诸侯亲附。”桓公说：“好。”实行以后，管仲又请求说：“在与各诸侯国的礼问当中，我们齐国以豹皮送给小国，让小国以鹿皮回报；我们齐国以马送给小国，让小国以狗回报。”桓公也同意并实行了。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外实行奖赏措施。桓公说“好”。也实行了。管仲负责在国中行赏，桓公则对各国诸侯行赏。凡诸侯国的君主有做好事情的，就以重礼祝贺他；国内列士以下有做好事情的，就送衣裳祝贺他；凡各诸侯国的大臣有谏诤君主而意见正确的，就送玺去慰问他，以赞许他的意见正确。桓公实行了这些措施以后，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明敏捷，可任命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坚强而纯良，可任命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卫国的政教，诡薄而好利。公子开方的为人，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可以出使卫国。鲁国的政教，好六艺而守礼。季友的为人，恭谨而精纯，搏闻而知礼，多行小信，可以出使鲁国。楚国的政教，机巧文饰而好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这个人，博于政教而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以出使楚国。小国诸侯既已服从，大国诸侯既已亲附，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开始向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说：“好。”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派遣季友到鲁国，派遣蒙孙到楚国出使。五年，各国诸侯都亲附了。

 

[原文]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于人。”诸侯皆许诺。齐车千乘，卒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其车甲与货，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县分之，不践其国。北州侯莫来，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顾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对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发。如此，则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余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齐，齐助之发。既行之，公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对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卒岁，吴人伐穀，桓公告诸侯未遍，诸侯之师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车千乘会诸侯于竟，都师未至，吴人逃。诸侯皆罢。桓公归，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从今以往二年，嫡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诸侯之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可罚也。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飨国四十有二年。

 

[今译]狄国又在搞军事征伐，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如各国诸侯同意，大国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许诺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兵车，士卒提前到了缘陵，但会战则在全体都到达以后。所以打败了狄军。狄国的车甲与物资，由各小诸侯国受领；大诸侯国就近的，分得狄国的县，但不许践踏它的都城。北州诸侯没有到，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之命而擅自征伐小国，我们由于天子的原故，敬顺天命，而下令援救被伐之国。但北州之侯不到，上不听天子之令，下无礼于各诸侯，我提请大家惩罚北州之侯。”各诸侯都同意。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打下凫之山，取孤竹国，拦阻山戎。看着管仲发问说：“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说：“您可教各诸侯国为人民积聚粮食，至于各诸侯国的军备不足，您就发兵相助。这样，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便告示各诸候国，一定要备足三年的民食，用余力修治军队，军备不足，就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发兵相助。这件事办了以后，桓公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可以施加政令了。”桓公问：“考察的办法如何？”回答说：“诸侯们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囤集粮食，不准乱取山泽的木材。行之一年，不服从的，就可以给予处罚。”桓公便把这些公布于诸侯，各国诸侯都同意，接受而实行。行一年，吴国征伐齐国的谷城，桓公并没有普遍通告诸候，而各诸候国的军队都全部赶到，等待桓公。桓公以兵车干乘在国境接会诸侯；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吴兵就逃出了。各诸侯国也同时罢兵。桓公回来问管仲说：“还做什么事情？”管仲说；“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了。”还说：“从今以后二年中，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国之良臣，三者无一，可以诛伐。诸侯的大臣办理国事，三年不闻有善政，可以处罚。国君有过，大夫不谏止，士庶人有好的表现，大夫不举荐，可以处罚。士庶人等，在官吏的了解中，“贤而孝悌的，可以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和平友好的乘车集会有三次，享国达四十二年。

 

[原文]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

 

[今译]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市的征税，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农赋用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

 

[原文]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费。义数而不当，有罪。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贵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凡具吏进诸侯士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以为之赏，有过无罪。令鲍叔进大夫，劝国家，得之成而不悔，为上举。从政治为次。野为原，又多不发，起讼不骄，次之。劝国家，得之成而悔；从政虽治而不能，野原又多发；起讼骄，行此三者为下。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出不仕，处不华，而友有少长，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筝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令国子以情断狱。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管仲告鲍叔曰：“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元赦。”告晏子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国子曰：“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廉意。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

 

[今译]桓公委派鲍叔考察官吏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曼子考察非官吏和种田者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高子考察工匠和商人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国子管理讼狱，隔朋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弗郑管理住宅。凡是当官的住进宫庭，不当官与种田的住近城门，工匠与商人住近市场。每三十里路设置驿站，贮备一些食品，立官管理。凡诸侯各国与齐国交涉办事，对从行官吏，派一个人用车替他负载行装；若是住宿，派人替他喂马并以所备食品招待。来客与管理者各执契券，客至本国要交契费。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如有不当，管理者有罪。凡庶人要与本乡交涉办事，官吏扣压不办者，过七天要处以囚禁。士有事要向上交涉，官吏扣压者，过五天要处以囚禁。贵人之子要向上交涉办事，官吏扣压者，过三天就要囚禁。凡县吏引荐其他诸侯国来到齐国做事的士人，引荐得好，看所荐对象能力的大小，给予赏赐。引荐有过，不予罪罚。派鲍叔管理大夫的选拔，对于劝勉国事，有功无过的，举为上等。从政，治绩属第二位；田野土地又多不荒废，办案严肃不骄的，属于其次。劝勉国事，有功而亦有过；从政，虽有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行此三者，属于下等。派曼子管理贵人之子的选拔，对于外出不邪僻，居处不奢华，能友爱青年和长辈的，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属于其次；具备一条的，属于下等。士，立身谦恭，敬重老人、官长，交游不失礼节，行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属于其次；具有一条，属于下等。种田者，非常出力，顺于父兄，而且多服其劳，有此三者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具有一条，属于下等。派高子管理工匠、商人的选拔，顺于父兄，事长养老，接受任务能严肃对待，有此三条，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只有一条，属于下等。还委派国子按情节判断刑狱。三位大夫的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命令县去执行。管仲要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终年如此，由国君举用。管仲告知鲍叔说：“劝勉国事，无功而有过；为政无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凡有此三条缺点的，有罪无赦。”告知曼子说：“贵人之子，居处奢华，压制朋友，嗜好酒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规，不敬老人，并且营利谋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种田者，出入不顺于父兄，用力不勤，有事不服其劳，行此三者，也是有罪无赦。”告知高子说：“工匠、商人，出入不顺于父兄者，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而遗弃老人行事诡诈，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是对父兄无过、州里称赞的人，官吏应该举荐，国君即行任用。做得好也无赏，有过也无罚。但官吏应荐不荐，则废除其职务。对父兄虽然无过，但州里无人称赞的，官吏举荐，国君也可使用，好的给上等赏，不好的则官吏受罚。”桓公也告知国子说：凡贯彻贵贱的准则，在家里应该与父亲共同履行，出家与师长共同履行，到上面与国君共同履行。这三件大事，受到损害而不能以死捍卫，或者有损害而不知道的，则不赦其罪。判断刑狱的人，使人情与义理通融，使义理与禄位通融，使有禄位者可以不加检束，这也是罪在不赦的。

 

2012年9月25日，星期二

 

治国者先治己

 

——《管子·中匡第十九》新读

 

[题之意]《管子·中匡第十九》记述管仲辅佐桓公时的一些言论和建议，可以看作辅政中篇。文中再次反映了管仲“先行德政后兴兵甲”的思想以及管仲关于君主治国先治己身，必须忌享乐、施广德、举贤才、爱百姓、重法度、立威信等观点。

 

[原文]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办军事矣，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对曰：“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

 

[今译]管仲计算国家的开支，三分之二用于国外宾客，用于国内的仅占三分之一。管仲惶恐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桓公。桓公说：“您还至于这样么？四方邻国的宾客，来者满意，出者称赞，好名声就布满天下；来者不满意，出者不称赞，坏名声就布满天下。有土地可以生产粮食，有木材可以制造商品。粮食用尽可以再生产，商品卖完可以再买进。治国家者，名声最为贵重，钱财何必在意呢？”管仲说：“这实在是您的明鉴。”桓公说：“人民已致力于军事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么？回答说：“不可。盔甲兵器还不够用，请用减刑的办法来增加盔甲兵器。”于是，规定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犯人用盔甲兵器来赎罪。死罪用犀牛皮的甲加上一支戟来赎，刑罪用护胁的盾牌加上一支戟来赎，犯过失者罚以金属一钧，没有什么冤屈而轻自诉讼的，罚一束箭了事。桓公说：“盔甲兵器已经够用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了吧？”回答说：“首先施爱于国内，然后才能排斥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才能危害仇敌之国；先赐予小国土地，然后才能诛伐无道的大国；先举用贤良的人才，然后才能取缔慢法鄙贱的人们。因此：先王必先有立而后有废，必先有所利而后才有所害。”桓公说：“从前夏禹、商汤、周武王，既然杀了国君，现在谈仁义的，却一定要以三王为典范，不知是什么原故？”回答说：“从前，禹平定天下，到夏桀就乱了，汤放桀，是安定了禹的功业；汤平定天下，到商纣就乱了，周武王伐纣，是安定了汤的功业。况且善的征伐不善的，自古及今，从无改变，您何必有所怀疑呢？”桓公又问：“古之亡国者，都有什么过失？”回答说：“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而不考虑脱离诸侯，只考虑财物的积累而不考虑脱离百姓，只考虑所亲而不考虑所弃。以上三条有一条，就足以削弱；全都具有，就灭亡了。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程的，都不是专门故意去做的，必然是少有暂时的欢乐，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

 

[原文]桓公谓管仲曰：“请致仲父。”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执爵，夫人执尊，觞三行，管仲趋出。公怒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寡人自以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鲍叔、隰朋趋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与言。少进中庭，公不与言。少进傅堂，公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自以为脱于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对曰：“臣闻之，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为修也，仲父年长，虽寡人亦衰矣，吾愿一朝安仲父也。”对曰：“臣闻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宾客之礼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间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公曰：“请问为天下。”对曰：“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菀浊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

 

[今译]桓公对管仲说：“请仲父来饮曼。”桓公将设馆晏请管仲，挖了一口新井，用柴草覆盖着。斋戒十天，召见管仲。管仲到了以后，桓公拿着酒爵，夫人拿着酒杯敬酒。但酒过三筋，管仲就走了。桓公发怒说：“我斋戎十天来晏请仲父，自以为够严肃了。仲父却不辞而出，原因何在？”鲍叔与隰朋也赶着出来，追管仲于途中说：“桓公发怒了。”管仲回来，进院中，背靠屏风而立，桓公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进到中庭，桓公还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走，接近堂屋，桓公说：“我斋戒十天而晏请仲父，自以为无所得罪了。您不辞而出，不知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沉溺于曼乐的就沾染忧患，厚于口味的就薄于德行，怠慢于听朝的缓于政事，有害于国家的危于社稷，我就是因为这些而敢于走出的。”桓公立刻下堂说：“我非敢自为苟安，仲父年长，我也衰老了，我希望安慰一下您。”管仲回答说：“我听说壮年人不懈怠，老年人不苟安，顺天道办事，一定有好结果。夏桀、商纣、周幽三王之所失，并不是一个早上淬然而到的，您为什么有所苟安呢？”管仲走出，这回桓公是以宾客之礼再拜而送出的。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说；“我想听一听建立国君威信的问题。”回答说：“人民爱戴，邻国亲睦，天下信任，就是国君威信。”桓公说：“好。请问怎样才能建立威信？”回答说：“开始在治身，其次在治国，最终在治天下。”桓公说：“请问治身。”回答说：“导治血气，以求得寿命长、谋虑远和施德广，这就是治身。”桓公说：“请问治国。”回答说：“充分举用贤人并慈爱百姓，对外保全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家，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薄收税敛，减轻刑罚，这就是治国的大礼。”桓公说：“请问治理天下。”回答说：“法令能够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而不迟慢拖拉，屈辱困窘的人们，法度也能加以保护，往者来者都无所约束，而人民和乐，这就是治理天下了。”

 

2012年9月25日，星期二

 

勤政无私明教化

 

——《管子·小匡第二十》新读

 

[题之意]《管子·小匡第二十》记述管仲辅助桓公建立霸业的历史，在内容上与前两篇多有相同，但更为详细地记叙了管仲在宽惠爱民、内修政务、外以忠信结交诸修等方面的政治主张及具体办法，可以看作是辅政后篇。再次强调君主须勤国政、忌声色；实行奖罚分明的法令；按行业划分人民，划分政区，使民各得其所、各专其务、安居乐业；举贤德、明教化；建立三军与行伍编制；尊王攘夷，亲善四邻，等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管仲的政治、军事思想。

 

[原文]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曰：“然则为之奈何？”鲍叔曰：“君使人请之鲁。”公曰：“施伯，鲁之谋臣也。彼知吾将用之，必不吾予也。”鲍叔曰：“君诏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愿请之以戮群臣。’鲁君必诺。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将致鲁之政。夷吾受之，则鲁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必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无二心。”公曰：“其于寡人犹如是乎？”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不然，无及也。”公乃使鲍叔行成，曰：“公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鲁人为杀公子纠。又曰：“管仲，仇也。请受而甘心焉。”鲁君许诺。施伯谓鲁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将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今齐求而得之，则必长为鲁国忧，君何不杀而受之其尸。”鲁君曰：“诺。”将杀管仲。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弊邑寡君愿生得之，以徇于国，为群臣僇；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贼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谓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鲁君乃不杀，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鲍叔受而哭之，三举。施伯从而笑之，谓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鲍叔之，忍不僇贤人，其智称贤以自成也。鲍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国，管仲、召忽奉公子纠后入，与鲁以战，能使鲁败，功足以。得天与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鲁惧，杀公子纠、召忽，囚管仲以予齐，鲍叔知无后事，必将勤管仲以劳其君愿，以显其功。众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犹尚可加也，显生之功将何如？是昭德以贰君也，鲍叔之知，不是失也。”

 

[今译]齐桓公从莒回到齐国以后，任命鲍叔牙当宰相。鲍叔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就算恩赐了。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那只有管夷吾才可以当此重任。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可以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父母。”桓公说：“管夷吾亲自射我，射中了带钩，几乎使我丧命，现在竟要起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您只要赦罪而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桓公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鲍叔说：“您可派人到鲁国去要回他。”桓公说：“施伯是鲁国的谋臣。他知道我将起用管仲，一定不肯放回给我。”鲍叔说：“您教使者这样说：‘我君有一个不忠之臣在贵国，需要引渡回来在群臣面前处死。’鲁国的国君必然应允。不过，施伯知道夷吾的才干，一定设法让他在鲁国执政。夷吾如果接受，鲁国就能削弱齐国。夷吾不接受，他估计管仲将要回齐，一定要杀死他。”桓公说：“那么你估计管夷吾会接受么？”鲍叔说：“不会，夷吾事君，是没有二心的。”桓公说：“他对我也能这样么？”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先君和国家的原故。您若想安定国家，就赶快去要回他，否则，就来不及了。” 桓公派遣鲍叔去鲁国议和，对鲁国说：“公子纠，是亲人，请您们替我国杀掉。”鲁国便替齐国杀了公子纠。又说：“管仲是我们的仇人，请交我国自己处理才甘心。”鲁君答应了。施伯对鲁侯说：“不要交回。齐国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用他为政。管仲是天下的贤人，是大材。楚国用他则楚国得志于天下，晋国用他则晋国得志于天下，狄国用他则狄国得志于天下。现在齐国要是得到他。将来必为鲁国之患，您何不把他杀掉而还之以尸体呢。”鲁君说；“好。”将要杀管仲，鲍叔进言说：“在齐国杀，是杀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是杀鲁国的犯人。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把他处死在齐国，是为教育群臣而行杀；若是得不到活的，就等于您和我们国君的叛贼站在二起了，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使臣我不敢从命。”于是鲁君不杀管仲，把管仲活着捆起来押送回齐。鲍叔接收以后，大声哭叫三次。施伯则跟着笑起来，对大夫们说：“管仲一定不会死。以鲍叔之仁，不会杀戮贤人，他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鲍叔辅佐小白，先入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入，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无论是得天之助与失天之助，他都一样地克尽人事。现在鲁国害伯，杀公于纠和召忽，囚送管仲以送回齐国，鲍叔看到无后顾之忧，一定要帮助管仲而烦其国君下顾，以显其定齐之功。人们也一定称他为有德。如果说，为国死事的功，是可以增益的；那么，荣显管仲这个活人的功劳，将更大了。这样，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鲍叔的才智是不会落空的。”

 

[原文]至于堂阜之上，鲍叔祓而浴之三。桓公亲迎之郊。管仲诎缨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后。公辞斧三，然后退之。公曰：“垂缨下衽，寡人将见。”管仲再拜稽首曰：“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公遂与归，礼之于庙，三酌而问为政焉，曰：“首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罼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吾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粪除其颠旄，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谷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矣。正旅旧，则民不惰。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不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

 

[今译]到了堂阜地区，鲍叔为管仲举行除灾仪式并使他沐浴了三次。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屈下帽缨掩着衣襟，使人拿着斧子站在背后，桓公三次下令执斧人走开，然后他们退出。桓公说：“既已垂下帽缨，拉下衣襟了，我将立即接见。”管仲叩头再拜说：“承受您的恩赐，就是死在黄泉，也不朽了。”桓公便与管仲同回，在庙堂上礼见，三酌以后，请教为政之道说：“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卑视圣贤，侮慢士子，只知爱宠女色，九纪六摈，陈妾数千之多。他们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而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妄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的艺人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我真伯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请问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武的远迹，以成其名。集合年高有德的老人，考察人民当中表现好的，立典型以为规范。准备有格式的表券，使人们原原本本地加以填写。然后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的；有的剪掉顶发，有的用赏赐安抚，治理人民始终如一。”桓公说“还要怎么办？”管子回答说：“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国分为三，鄙划为五，以安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用此为治民体制。还严格实行‘六秉’，这样民心就可以掌握而百姓可以统治了。”桓公说：“什么是六秉？”管子说：“杀、生、贵、贱、贫、富，这就是六秉。”桓公说：“怎么叫国分为三？”管子回答说：“定全国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您统帅十一个乡，高子统帅五个乡，，国子统帅五个乡。三国就成了三军。您还要安排三国官府的官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立有三虞，山林立有三衡。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定为一帅。”桓公说：“五鄙又怎么办？”管子回答说：“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各自保证其所管，不准有所荒怠。”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等待时雨。时雨—‘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苗的好坏，排好苗的疏密。他们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其四肢之力，而积极在地里劳动。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的子弟常是农入。他们朴实而不奸恶，其优秀人材能够成为士人的，就可以信赖。让他们种地，粮食就多；让他们做官，贤才就多。所以，圣王总是敬农而爱农。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按土地肥瘠而差别征收租税，人民就不会外流。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人民就不会不敬。伐木、捕鱼，各有定时，人民就不会苟且从事。高原、山地、平地都能公平处理，人民就不疑惑，不夺农时，则百姓富裕；祭祀不妄取于民，则牛马繁殖。”

 

[原文]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平？”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公曰：“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亲，则可以使之乎？”管于对曰：“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此使民之道也。”

 

[今译]桓公又问说：“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可以做到么？”管子回答说：“可以。”桓公说：“从哪里做起呢？”管子回答说：“从爱民做起。”桓公说：“爱民之道如何？”管子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他们事业互相关系，俸禄互相补助，人民就相亲了。宽放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人口就增殖了。减少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富裕了。各乡选用贤土，使之施教于国，人民就有礼了。出令不改，人民就务正了。这些就是爱民之道。”桓公说：“人民富裕而又团结了，该如何使用他们呢？”管子说：“开发财源提倡百工，以保障人们的需用；贡献才力而尊崇贤士，以奖励人们求知；施刑罚不要苛刻，以有利于百姓。实行这些措施没有私心，就能够团结众人；说话一定算数，法令就不会失灵。这就是役使人民的办法。”

 

[原文]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圉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獼，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

 

[今译]桓公说：“民居已定，事功已成，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可以么？”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民心还没有安定。”桓公说：“怎样才能安定民心？”管子回答说；“修正旧法，选择好的，举用而严格执行；慈爱人民，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人民安心了。”桓公说：“人民安心，就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您要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治甲兵；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国诸侯的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是难迅速得意于天下的。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行事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行政有一些藏寓的内容。”桓公说：“那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行内政而寓有军令。建立高于所管辖的里，国子所管辖的里和您所管辖的里，三分齐国，作为三军。选拔贤能，委作里君。每乡都有行伍编制，卒长效法军事制度与号令，并以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就使百姓懂得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仲制定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设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这样来实行军令。因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干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三军中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有国子的鼓。春天田猎，叫作“{虚欠}”，训练回兵；秋天田猎，叫作“遂”，训练出兵。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内部教令告成，军令就不得再变。因此，卒伍的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年少同居住，年长同交游，祭祀互相祝福，死丧互相抚恤，祸福互相关切，居处互相娱乐，行作互相配合，哭泣互相哀悼。因此，夜间作战声音相闻，就可以不乱；白天作战，眼睛一看，就可以相识。欢欣的情谊足以互相殉死。所以，用来防守则阵地巩固，用来战争则取得胜利。一个国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用来横行于天下，惩治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就谁也不能加以限制了。

 

[原文]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秉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汁；莫敢以终岁为议，皆有终身之功。

 

[今译]正月初起，乡长报告公事，桓公亲自询问，说：“在你们乡中，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质性仁厚、慈孝于父母、长悌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迟。桓公又问：“在你们乡中，有无勇气、体力、筋骨强壮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说：“在你们乡中，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傲淫暴，不遵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包庇属下，也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这样，乡长都回去勤修德政，并把贤士送来。桓公则亲自接见，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用书面报告新官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指示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性好而又顺从，要老实地待命使用，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励。至于人民的非议言词，则足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还普遍调查其乡里意见，而加以验证。然后召来与他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之处。如可以举拔，就待时任用。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下到乡里调查了解他的能力，而没有大过的，便提作上卿的助手。这叫作“三选”。这样，高子、国子便回去加强治乡，乡长回去加强治连，连长回去加强治里，里长回去加强治轨，轨长回去加强治家。这样，哪怕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成功以后，乡中没有超越尊长的行为，朝中没有超越职位的行为。无行的男人，无人与之为伍；无行的女人，无人娶之为家。男子三次出妻，则逐于境外；女人三次改嫁，则打入舂官谷的地方劳动。这样人们都是努力为善的。士人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所以，士人不敢贪图一时的方便，都有终年的打算；又不敢只考虑终年之事，都有终身的事业。

 

[原文]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封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

 

[今译]正月初起，五属大夫都向桓公报告公事。桓公找出成绩少的批评说：“封予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一样，为什么只你成绩差？为什么不及别人？教训工作不善，政事就治理不好。一次两次可以宽恕，三次就不能赦免了。”桓公继续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品性仁厚、慈孝于父母、尊敬长辈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勇气、体力优秀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敬长辈于乡里，骄傲淫暴，不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包庇下面，等于犯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迟。这样，五属大夫们都回去加强治属，各属回去加强治连，各连回去加强治乡，各乡回去加强治卒，各卒回去加强治邑，各邑回去加强治家。所以，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有成，国家安定，守则固，战则强，国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建立一个霸王之业的局面了。

 

[原文]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试诸木土。”

 

[今译]桓公说；“卒伍已定，事功已成，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关于军事，我既已寄寓于内政了，但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把赎金用在盔甲兵器上。”桓公说：“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皮的胁驱和两支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皮与两支戟，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宽有薄罪，只纳金属半钧。至于没有冤屈而从事讼狱，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资惩罚。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戈剑矛戟，试之于狗马；不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斤、斧、锄、镰、锯、镭等，试之于木土。”

 

[原文]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可乎？”管仲对曰：“未可。治内者未具也，为外者未备也。”故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封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公曰：“亲之奈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于诸侯，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常、潜，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河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吉台、原、姑与柒里，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兵出。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诸侯多沈乱，不服于天子。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蔡陵陵蔡，割越地。南据宋、郑，征伐楚，济汝水，逾方地。望文山，使贡丝于周室。成周反胙于隆岳，荆州诸侯莫不来服。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柬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今译]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外交的也不齐全。”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医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十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财币也很充足，使之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还带上玩好的物品，周游四方，卖予各国诸侯，以了解他们上下的嗜好，择其昏乱者先事征伐。桓公说：“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好了，这回可以了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邻国还没有同我们亲善。”桓公说：“怎么与它亲善呢？”管子回答说：“审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订正邻国的封界，不要接收他们的货财。而好好地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鲁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常、潜两地，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都有栅壁。”桓公说：“我要西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卫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台、原、姑与柒里。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也有栅壁。”桓公说：“我要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燕因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柴夫和吠狗。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墙垣，环山都有栅壁。”四邻大大亲善起来了。在归还侵人之地和规正其国界以后，齐国领土南至泰山以北，西至济水，北至海，东至纪随两地。地方共三百六十里。三年治定，四年训练成功，五年就出兵了。有练好的士兵三万人，革车八百辆。当时诸侯多有昏乱而不服从天子的。于是，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地之半；救存鲁国，侵陵蔡国，分割越地。南面凭藉宋、郑两国而伐楚，渡汝水，过方城，接近文山，责令楚国贡丝于周室。周天子送祭肉给齐桓公，荆州诸侯没有不来归服的。在中原援救晋公，擒获狄王，打败胡貉，攻破屠何，骑寇也开始征服了，往北则攻伐山戎，制服令支，斩杀孤竹，九夷也开始听从了。沿海的各诸侯国，没有不来归颐的。往西的征战则夺取了白狄的土地，到西河，并船投筏，乘筏渡河，到了石枕，又悬吊兵车、缠束战马，越过太行山与卑耳山的溪涧，拘捕大夏之敌。又西服流沙西虞之地，秦地戎人也开始服从了。所以，兵一出就成大功十二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中原诸侯各国，没有不服从的。桓公与诸侯摆设祭品、书写盟誓，以约誓于上下诸神。然后，率天下安定周室，在阳谷大会诸侯。因而，有兵车的会六次，乘车的会三次，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铠甲不解绳，兵器不开箱，弓衣没有弓，箭服没有箭，停武事，行文治，以朝拜天子。

 

[原文]葵丘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谋，管仲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管子对曰：“夫凤凰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庶神不格，守龟不兆，握粟而筮者屡中。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并兴。夫凤凰之文，前德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颠蹶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赏服、大路、龙旗九游、渠门赤旗。天子致胙于桓公而不受，天下诸侯称顺焉。

 

[今译]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桓公说：“我本人有祭祀之事于先王文武之庙，派遣宰孔把祭肉送来。”而且还有后命说：“因为你谦卑劳顿，实告伯舅你不必下堂拜赐。”桓公便召见管仲来商量，管仲回答说：“为君不行君礼，为臣不行臣礼，是乱国的根本。”桓公说：“我能做到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孤竹、山戎、秽貉，拘捕大夏的国君；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国、{爿羊}柯、{瓜长}、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中国还不抬高我。从前夏、商、周三代之受命为王的，和我有什么不同呢？”管子回答说：“现在是凤凰弯鸟不出，而鹰隼鸱枭却很多；众神不来显灵，守龟不示预兆，而用谷穗卜筮的却很灵验；时雨甘露不下降，而飘风暴雨却不断来临；五谷不丰收，六畜不兴旺，而各种杂草却普遍繁茂。凤凰羽毛的花纹，前面像德义，后面才象日昌。古人受命为王的，总是龙龟来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地出乘黄神马。现在三种祥瑞都没有，纵然受命为王，岂不是一种错误么？”桓公听后很惶恐，出来接见宾客说：“天子的威严即在颜面之前，未离咫尺，我小白虽奉天子之命而不必下堂拜赐，但恐怕在下面颠倒礼节，为天子增羞。”于是下堂拜谢赏赐，然后登堂领受赏服、大辂、龙旗九游和渠门赤旗等。天子给予不下拜的命令，而桓公偏不领受，天下诸侯都称颂桓公是顺于礼的。

 

[原文]恒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干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疲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缕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橐而入，载而归。故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于是又大施忠焉。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伐谭莱而不有也，诸侯称仁焉。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筑蔡、鄢陵、培夏、灵父丘，以卫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是何也？怀其文而畏其武。故杀无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也。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处则顺，出则有成功。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

 

[今译]桓公是为天下诸侯操劳的。鲁国有庄公夫人与庆父作乱，两个国君被杀，绝嗣没有后代。桓公知道后，使高子存全它。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备。他们拿玉来拜见桓公，请备为齐国的关内侯，但桓公没有那样处理。狄人攻伐邢国，桓公修筑夷仪城加以封赐。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他们也拿着玉进见桓公，请求作齐国的关内侯，桓公也没有那样安排。狄人攻伐卫国，卫国人出旅曹地，桓公修筑楚丘城来封赐它。他们的牲畜已经散失，所以桓公给予良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道桓公仁义。这样，天下的诸侯知道桓公为他们服务，所以，诸侯归附桓公，好象去赶集一般。桓公知道诸侯归附他，因而少收进见的币而多给回敬的礼。所以天下诸侯用瘦马犬羊为礼币，齐国则用良马回报；诸侯用素绸和鹿皮四张为礼币，齐国则用花锦和虎豹皮回报。各国诸侯的使者，总是空囊而来，满载而归。所以，用爱来钓取，用利来吸引，用信来结交，用武来威慑，于是天下小国诸侯，都服从桓公，不敢违背而来归附了。他们喜欢桓公的仁爱，又贪图桓公的货利；相信桓公的仁义，又害怕桓公的武力。桓公看到天下小国诸侯多来与自己亲睦，于是又大加施惠。可以分忧的代他们分忧，可以谋事的替他们谋事，可为动兵的替他们动兵。攻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为已有，诸侯称道他的仁。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存放货物而不收捐，以为各国诸侯之利，诸侯都称道他的宽惠。修筑蔡、郡陵、培夏、灵父丘等城，以防御戎狄之地，用来阻止戎狄向诸侯暴掠。修筑五鹿、中牟、郧、盖、牡丘等城，以保卫诸夏之地，用来表示中国的权威。教化大功告成。因此天—厂对于桓公，远国人民望之如父母，近国的人民从之如流水。所以，行地益远，得人益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感怀他的文治而畏慎他的武备。诛杀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无人抵御，正由于兴立武备；停止各种革甲，收起各种兵器，穿朝服过河开会而无所顾虑，正是由于文治显著。于是使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归附。大国之君事齐如臣仆，小国诸侯喜齐如父母。正是这样，大国之君不显得那么尊贵，小国诸侯也不显得卑下。因而大国之君不骄傲，小国诸侯不恐惧。于是分取地多的以增补地少的，削减有财的给予无财的。周济其君子，不失成功；周济其小人，不失成命。这样，平时居处安顺，出动行事则有成功。不必发动战争，而完成文王、武王的治绩于天下。

 

[原文]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义光德，继法绍终，以遗后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则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初，桓公郊迎管子而问焉。管仲辞让，然后对以参国伍鄙，立五乡以崇化，建五属以厉武，寄兵于政，因罚，备器械，加兵无道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说。于是斋戒十日，将相管仲。管仲曰：“斧钺之人也，幸以获生，以属其腰领，臣之禄也。若知国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许诺，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则恶有不可者矣？”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异日请与吾子图之。”对曰：“时可将与夷吾，何待异日乎？”公曰：“奈何？”对曰：“公子举为人博闻而知礼，好学而辞逊，请使游于鲁，以结交焉。公子开方为人巧转而兑利，请使游于卫，以结交焉，曹孙宿其为人也小廉而苛忕、足恭而辞结，正荆之则也，请使往游，以结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后退。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曰；“诺。”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今译]桓公善于吸收群臣意见，以增加自己智慧。宰相是管仲，大夫有：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这五个人任事行义，扬德继法，昭示天下，以传后世；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布，都是不可湮没的。这就是因为有明君在上，良相在下。当初，桓公郊迎管仲时曾向管仲请教。管仲最初辞让，然后谈出了建立三国五鄙的谋略，立五乡以提高教化，建五属以厉行武事，寄托军事于内政，利用刑罚置备兵器，征伐无道之国以事奉周室等。桓公非常满意。于是斋戒十日，将拜管仲为相。管仲说：“我是一个有大罪的人，幸得免死，使腰颈相连，就算我的福气了。管理国家政事，怕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桓公说：“您接受国家政事，我就胜任；您不接受，我怕要垮台。”管仲许诺，再拜而接受相位。过了三天，桓公说：“我有三大缺点，还能把国家搞好么？”管仲说：“我还没有听到过。”桓公说：“我不幸嗜好田猎，昏夜还要到薮泽野地，直到田野静寞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还不最要紧。”桓公说：“我不幸嗜好饮酒，日以继夜，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最要紧。”桓公说：“我还有一件污行，就是不幸而好女色，连表姐都有不嫁于人的。”回答说：“这也不是好事，但还不是要紧的。”桓公作色说：“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吗？”回答说：“人君唯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为不可。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不奋勉则不能成事。”桓公说：“好。您请先回去，改日再来同您详谈。”管仲说：“此时就可以谈，何必改日呢？”桓公说：“我们该怎么办？”管仲说：“公子举为人见闻广博而知礼，好学而语言谦逊，请派他出使鲁国，以结国交。公子开方为人机变而锐利，可出使卫国，以结国交。曹孙宿，他的为人有小廉又有小明，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正合乎荆楚的风格，请派他去到那里，以结国交。”这样，立刻打发了三位使者，而后管仲才告退。管仲为相三月，请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桓公说：“好。”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陨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入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妄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伯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我是不干的。君上您想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了；若想图霸王之业，则有管夷吾在此。”桓公说：“好啊！”

 

2012年9月25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