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参加奉贤胡桥公社的“四清”工作
1964年，我们年级去胡桥参加“四清”运动，虽在历史上称为小“四清”，但比后来去罗店搞大“四清”，无论从规模和声势上都要大得多，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在奉贤亲自尊点，亲自抓。当时有人说，半个上海归他领导，他分管科、教、文、卫、宣传和农村，是上海的实权派。我们所在的关帝大队工作队，是市委写作组和宝山县委领导组成的，我所在的生产队，工作组的领导是某县的公安局长，这阵营就很有气势。当时是按桃园经验搞“四请”的，那种声势浩大呀，比起后期的罗店要轰轰烈烈得多。
我们的生产队，在水网地区，一块块的地被河流分割，因此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桥，在这些桥中最吓人的，要算去大队部的那座了。河面宽三四十米，有两块本板搭成小尖角，这是桥的中心，它的㡳下有一个大本架，从河上撑着这座桥。桥面很窄，坡度也大，有些陡，走在上面有些摇晃，因此上桥都十分当心。特别危险的是大风大雨的时候，桥晃动，路又滑，大风吹得人站不稳，当地人走得快，蹬蹬二下过去了，我们要猫着腰，左顾右盼地慢点走，越走越怕，我天天从住宿地，穿过大队，再过桥去联系我管的生产小队。
我的房东，是在一块四面环水的农田上，孤独地建了一间稻草屋，门是用一扇草帘做成的，不严实，整个屋子都在黑暗中。唯房东儿子和媳妇的房中，有个小小的玻璃窗，能透进来一丝亮光，草房子好处是冬暖夏凉。我和房东同住一室一床，直面对着大门，唯有开着大门时屋内才有光，我也只是吃饭和睡觉，一般都在生产队工作。房东是这个队里人，从小到镇上做裁缝，年老了才回来，搭个草屋落了脚。儿子也跟着他从镇上回来，对农活不内行，媳妇原海滩地区人，因收成差，嫁到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来。老裁缝每天去镇上做生活，但有一天突然不去了，因为他老了，经常把顾客的衣料裁错，又赔不起，镇上人都不敢叫他做衣服。媳妇的肚子又一天天的鼓了起来，快要临盆。我住在他家有些不便，他们主动向上面反映，希望让我换家新房东，其实在当时做房东是很光荣的，他家也是万不得已不当房东的。他们家在生产队中是最贫困的，年老的裁缝无收入，年青的儿子农活不内行，因此收入甚微，给我吃的是一盆盐渍青菜梗，天天如此，没有别的菜了。我还是每月交足伙食费的，我跟着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后来上面同意后，我又去了一家新房东，也是在镇上做裁缝的，那人四十多岁，身体好手艺高，活儿应接不暇，收入也多了，家中有个独子是个团员。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4名工作队员，组长是某县公安局局长，组员有我和金福安，还有上钢十厂从兰州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共4人，我们每天在组长的房东家工作，房东是手艺人，在镇上从事木工生活，房子是新的，很宽敞，我们都在这里召开社员会。房东娘子是个近40岁的中年妇女，身体健康，人也活络，但她最遗憾的就是生不出小孩，被人指指点点，终于有天房东娘子，从捕鱼船上领来了一个小姑娘。奉贤水网地区可以捕捞，但从事此项工作的，都是绍兴来的渔民，他们以船为家，沿河捕鱼，这个船户因人口多，特别在经济困难时期，缺粮少衣，生活难以维持，只想把这个小姑娘送出去，减少负担。他们常给房东卖鱼，知道他家经济条件好，就和他们商量，房东娘子本来盼子心切，迫不及待地答应了，真是一拍二响。奉贤地区在中国可说是个特殊地区，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见到许多家庭都是招女婿的，家中女的地位要比男的高，房东娘子也喜欢这种风俗。小姑娘大约4岁多，在船上经风霜的人，长得很结实，有精神。红绸布条，扎着两条辫子，穿着牡丹大花的红衣服，显得喜气。进屋也不陌生，我未见小姑娘的妈，也许免得伤心吧！只见男渔民把船底鱼池里的鱼，倾倒给了房东。我相信小姑娘会过上好日子的，渔民也会度过艰难迎着好时光。
我们关帝大队工作组，由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程绮华领导，她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文绉绉的，待人和气，但不苟于言语，显得严肃。她常在大队工作人员会上布置工作，传达文件。和大家接触是比较多的，还有两位写作组的同志，一男一女，都是华政毕业后分去的，男的毕业不久，学生腔未脱，所以与我们还有共同语言。他们三人都住在大队部，大队部原来好像是仓库，我们开会活动都在那里，也是一块四面环河的島屿，过了桥还有一个桃园。奉贤黄桃是有名的，园内还有畜牧场，这是大队的中心地带。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委写作组成了“文革”的风暴点，写作组的班长徐景贤，成了上海的三把手，程绮华也成了上海“文革”的红人，全市大会由她掌握，她是市级机关联络站，以及市革委的成员。我们这些过去的队员，也都很清高，不会趋炎附势攀上她，同学中没有一个与其联系，获得方便的。“文革”结束后，她也成了历史人物。
胡桥的“四清”，总体上还是温和的，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户地主，他过去从事教育工作，其子当时也在山东曲阜师范任教，春节回奉贤探亲，我们还是相遇打招呼的。生产队会计我们查了他的帐，只查出1元多的问题，最后的队伍建设，增加了一个贫下中农进班子，保留了过去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