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南洋公学译书院（《我的叔曾祖父严
复》之三十七）
严 孝 潜
严复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严复是“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温家宝总理2005年12月在法国巴黎所作的“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中也提到严复说：“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传到了中国，为中国近代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了精神武器。那时，中国的思想家严复就提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观点。”
严复在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末期，于1896年开始翻译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在1898年正式出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在《天演论》初稿完成后，严复在这一年还开始翻译英人亚丹·斯密的《原富》。
也就在1896年这一年，盛宣怀奏准清廷，在上海徐家汇购置基地创办了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校——南洋公学，它就是我们的母校交通大学的前身。公学初办时，就建立了师范院及附小、附中、大学的外院、中院、上院，到1898年又成立了译书院，但译书院一直到1899年3月，张元济到职后工作才走上正轨。译书院的地点设于虹口，而不在徐家汇校本部，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徐家汇还是农村，与刚开辟的、沿黄浦江和苏州河的租界之间没有新式交通，往返需要乘乡间木船，与编外翻译人员和印书业务联系十分不便的缘故。
张元济（1866—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邢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积极参与变法维新运动，1898年6月被光绪皇帝召见，百日维新期间接连上书，戊戌政变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1899年3月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戊戌政变后严复的多数译著都是由张元济主持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和以后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严复在1896年与张元济相识，以后二人成为至交。当年，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正在集资筹设一所西学堂，严复全力协助开办，并为之取名为通艺学堂，同时还推荐自已的侄子严君潜担任常驻教习。1897年通艺学堂正式开馆，在开办期间，严复始终对通艺学堂给予积极支持，1898年初，严复又为通艺学堂聘请外籍教习一名，并在4、5月间两次到通艺学堂讲学，“考订功课，讲明学术”，给张元济以很大的支持。
严复协助张元济开办的通艺学堂，在京师的影响日渐扩大，不仅得到京城官员的首肯，也引起了光绪皇帝的关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召见张元济时曾询问过通艺学堂的情况，并勉励他说：“要学生好好地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
1898年7月，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张元济为京师大学堂总办，并拟聘请严复为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维新期间新创设的一所学堂，是今北京大学的前身，在全国具有特殊地位。严复因主办《国闻报》深受顽固守旧人士忌恨，几次受到参劾。由于顽固守旧份子的百般阻挠，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事最终流产。
1898年9月14日，严复奉命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就寓居于通艺学堂，9月18日在通艺学堂演讲《西学门径功用》。9月19日严复还在通艺学堂会晤了邢部主事王式通，并为他书写了《界说五例》。
19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再度训政，是为“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幽禁于南海瀛台，并在9月28日杀害了潭嗣同、林旭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严复在“戊戌政变”次日回到天津，10月8日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张元济离京赴沪。11月通艺学堂被归并于京师大学堂。
1899年3月张元济就职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后，在3月29日就写信给严复，提出要出版所译英人密克的《支那教案论》，并请教南洋公学译书院在翻译西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严复在4月初，先是复信张元济对他主持南详公学译书院一事感到欣慰，并同意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刊行所译《支那教案论》。接着在4月5日对张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一作了详细的回复。6月张元济在上海还托人给身在天津的严复送去枇杷四筐，以后常有信件来往，论及时局和翻译、出版《原富》的一些问题。后来在11月30日严复致函张元济，正式同意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刊行《原富》一书。年底《支那教案论》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
1900年初，严复继续进行翻译《原富》后期工作，并在3月2日致函张元济提到此书的版税问题，后来张元济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意“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这是我国最早涉及版权问题的一部书。3月底严复由天津赴上海，娶继室朱明丽，4月下旬回天津。6月26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尽毁天津机器局及北洋水师学堂，严复仓皇由津避地赴上海，租住闸北长康里，自此便脱离了海军学堂。在上海集中精力翻译《原富》。
1901年1、2月间，《原富》全部脱稿，5月上旬《原富》部甲一册，部乙、部丙一册，先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6月7日张元济就任南洋公学总理，但没几天，6月11日严复与张元济书，对其“与同事洋友难得协调”，请求辞去南洋公学总理职一事，深表惋惜。9月间，张元济为《原富》一书作“中西编年，及地名、人名、物义诸表”。严复为《原富》一书所撰《斯密亚丹传》和《译事例言》十五条先后脱稿，均寄交吴汝纶斟酌。12月13日吴汝纶《原富》序脱稿。
1902年11月《原富》全书共五篇，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齐全。
严复自1896年开始翻译《原富》，至1901年全部脱稿，历时5年多的时间。同时严复也是从1896年始与张元济结识，并协助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成为至交。1899年3月张元济在上海就职南洋公学译书院后，立即就给严复写信，请教有关译书院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原富》事宜，最后在11月严复同意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来出版《原富》，前后历时半年多的时间。《原富》从1901年5月开始出版，至1902年11月全书出齐，又历时一个半年头。严复从1896年开始翻译《原富》，至南洋公学译书院在1902年《原富》出版齐全，前后共历时6年的时间。
一百多年前，严复翻译《原富》的付印清稿本，历经南洋公学学校的不断变革，几易校名在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而严复也就在这一年病逝福州郎官巷故居。在1956年，国务院决定把交通大学从上海西迁到陝西西安。我们机切54班等師生，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队伍，千里迢迢来到西安故城。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档案资料也一併完好保存在母校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严复翻译《原富》的付印清稿本，一套共10册，系红格写本，且抄笔端谨，经严复仔细校阅审定，在红格写本上留下了严复在校勘时留下的圈圈点点，并在书尾有严复签上的“几道复勘”的字样。严复在翻译《原富》时，所使用的英文底本，现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在该底本内也留下了许多严复用毛笔、钢笔以及红、篮、黑等色铅笔书写的中英文旁注。
除了《原富》的付印清稿本外，在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中，还保存有严复在1903年和1904年写给让三的四封信的原件，受信人让三，就是张美翊（1857~1924），字让三，浙江鄞县人。时主持南洋公学，也就是南洋公学的校长。信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原富》出版后分利等问题。，
在1996年我回校参加母校100周年庆典、西迁40周年纪念时，参观了学校举办的“档案文物精品展”，在展品中看到有关南洋公学译书院以及严复翻译《原富》的付印清稿本等展品，时任校档案馆馆长的凌安谷老教授，是我在1956年一起从上海随学校迁到西安的机械工程系机制54班的老同学，他告诉我档案馆中还保存有严复的一些信件等档案材料。
为了纪念2004年严复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在2003年决定编辑出版《严复墨迹》，我通过福建严复学术研究会，向他们提供了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保存有严复给南洋公学让三的几封亲笔信的信息，在凌安谷老同学以及学校档案馆同志的帮助和全力支持下，严复给让三的四封亲笔信，被收录到《严复墨迹》中，公开发表，第一次与世人见面，引起全国和世界上历史学家的广泛重视，这几封信无论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还是台湾出版的《严复合集》中还都见不到，极具珍贵的历史价值，很快被抢购一空。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于2005年在《严复墨迹》的基础上，编者又重加修订和补充，页数由130页增加到296页，改名以《严复翰墨》再版。2004年7月新出版的《〈严复集〉补编》，收录了《严复集》未收入的许多严复著述，也己将《严复墨迹》首次发表的严复给让三的四封信，收录进去。
2006年4月8日是母校建校110周年并迁校50周年大庆，我有幸应邀回到母校参加庆祝活动，得以有机会代表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向母校赠送了《严复翰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习近平同志主编的《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等一批书籍，母校档案馆还回赠了《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馆存严复书稿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