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本地人——朱家
曾经的尚文路龙门邨之十三
夏夜的尚文路，是各家老少聚集纳凉的地方。当时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差，一间房子10几最多20平方米，住着六七个甚至十多个人，热得似在一个闷罐里，实在难熬，因此一到太阳落山，人们就在马路上泼上水，或利用洗完澡的水，倒在马路上，让滚烫的地面散发掉热量。然后放上铺板、躺椅、竹搭、板凳等，坐和睡 的东西 ，等吃过晚饭，天黑了 暑气消退，大家都出来了，有的坐，有的躺，手中摇着笆蕉扇，开始搭讪拉起家常，在微风轻轻吹拂下，也许是一天中最放松， 最适意的时刻。
一个拉着胡琴唱着申曲（过去沪剧叫申曲）的老者，穿行在这些纳凉人的中间，他说着一口地道的上海本地话，但细心的人，还能听出他的母音为浙东人。他自述他的祖辈，因人多地少都出外谋生，他家发了财。据传说宋美龄的母亲，祖籍是浙江余姚县倪家堰人，父辈在川沙经商，发了大财而进入上流社会的。而那个唱申曲的老者，也是富二代，据他说，他们家与早先的申曲艺人关系很好，经常请他们来家唱戏，还让他们住宿，有时还接济他们。沪剧在初创时期，艺人困苦的生活也许是真的，当然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剧走红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位富二代，不学习和不从事家族企业的经营，不去继承家业，而沉缅于声色，跟着艺人唱申曲，成了那时的沪剧迷，或粉丝，贪玩而不求上进，最后连吃饭的本领都没有学会，后又染上了吸大烟 ，毁掉了原本辉煌的家庭，沦落到乞讨生活。
卖唱艺人报了要唱的曲目，有＂陸雅臣卖娘子＂，＂借黄糠＂，＂刘志远打更＂等，这类反映上海本地男人败落的戏曲也流行一时。
上海当时，受到两股势力的侵入，一是大量的外地人的涌入，他们帶来了资本和劳动力，他们有创新和耐劳的精神，而惯于安逸，墨守成规的本地人，是无法与之竞争的。二是外国资本的侵入，使本地的资产，本地的土地，都被集中到外国资本的手上。上海本地富人，也逐步失去了过去的好日子。沪剧唱词还念念不忘，过去的家业是由＂红头阿三看大门＂的，（红头阿三，是英国人带来专事安保的印度人），现在沦为深更半夜去打更的苦恼人。卖唱人也深深的陷在其中，且进入角色，因此唱起来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听众中最活跃的是朱先生一家。最后，他的小女儿，点了当时的新戏，“碧落黄泉”中的“志超读信”，是讲儿女情深的，这才能使年青人有感情的共鸣。
朱家的朱先生，五十多岁了，地道的上海人，祖祖辈辈在本地生活，他们本来在当地拥有土地，和宽大的老宅基，生活在村落式的生态环境中。但外国人的入侵，和外地人的涌入:，他们的生活地盘，不是被圈地成了租界，抑或成了房产开发商的征购猎物，开发商以市价加码，高价收购了朱家赖以生存的家园，朱家还窃喜一阵，发了大财。他们的计划是等建成新房后，原地迁回，殊不知当开发商，把这片地连起来，建成一个街区，通路、通电、通水、变成为商住结合，交通顺达，生活方便，商业繁华的社区时，其房价便腾腾的往上串了，朱先生原以为拥有大量现金发大财了，而此时猛然发现，他的钱连一幢房子都買不到，只能买个前楼，实在太亏了。让房地商赚得盆滿缽满。
朱家原在当地，也是有地位，有文化，有教养的家庭，来往的亲朋好友，也都属体面的中上层人士，。隨着上海的日益城市化，老居民的生活环境却日益恶化，失去了老宅院，现在一家住在前楼里，一个近20平方米，住着近十个人，实在拥挤不堪。朱老先生不能丢失文人地位，要维持这个场面，平时穿着总是西式派头，西装革履，他受过高等教育，有专业技能，会英文，在外国人手下工作，是外企工厂的会计，收入不算不丰，但仍不够开支，他奋力向这个社会拼博，即使无法攀上社会高层，至少也要维持原有的社会地位。他家的八个子女，都进正规学校，女孩都上了高中，男孩进了大学，在当时这笔开支是巨大的，普通家庭是承受不了的。因此他还另寻了一份工作，来补贴开支，他兼职外国律师的会计，并叫他高中毕业的在家的女儿去收 账，那女儿性格开朗，像个女汉子，有时见付款的外国客户，支付给她的是外币，她就去兑换成国币，从中赚了差价，但偶有的客户会去向外国律师告知，他交的是外币，这下她赶紧再把外币兑回来，反而损失了汇率差。
朱先生生了八个孩子，先生下的都是女孩，为了传种接代，总希望有个男孩，直至生了第八个，才是男孩，並让他去读大学，七个女孩老大嫁了个洋行职员，保持了体面的生活。二女儿医专毕业后，跟着同学去农村在城镇开了个诊所，生活安定。其他几个后来都成了剩女，他们自持有文化，而不愿下嫁。他们都是高中学历的女性，无专业技能，在当时是难寻工作的，特别在战乱时期，就业困难，所以女儿们只得在家闲着，直到解放后，她们的思想都很进步，有的去了江西共大，有的参加了工业劳动，都嫁给了工人。
朱家也许是无数祖居本地的、本土上海人的典型，他们在殖民地经济的环境下，原先本士老居民的平静生话被打破，为了梦想保有原来生活水平，原来的社会阶层，正在苦苦的挣扎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