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系力量太强,对社会组织信任不够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社会组织迅速响应参与救援和防控,拓展了疫情阻击战的强度与广度。对此,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薛澜近日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在消除风险方面,社会力量不能忽视。”

  但是,在参与疫情救援与防控中,很多社会组织却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感觉有劲使不上。这与此次风险的特殊性有关,这是一次公共卫生事件,而业务涉及该领域的社会组织寥若晨星。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应急状态下慈善需要政府统一指挥调度”的要求,让很多社会组织感受到了“不安全”,尤其是27亿元善款上缴市财政的做法更是让很多社会组织慨叹成为了政府的“钱袋子”。

  这让社会组织情何以堪!?

  《财经》这篇专访的标题是《这是一堂风险启蒙课》,薛澜院长表示,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自然和社会风险。他主张,为了消除风险,应该发挥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积极性。既要提高全社会的认识程度,也应该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同时还应该发挥市场在化解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薛澜院长看来,这堂风险社会启蒙课以后,要完善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激励地方政府从被动的应急管理转变到主动的风险治理,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要进行制度改革,主动进行风险治理,完善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就一定要把社会组织纳入进来,一定要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事实上,正如薛澜院长所说:“从这次疫情应对也看得出来,社会力量的参与至关重要。”

  薛澜院长建议,今天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有很强的自主意识了,引导这种力量在突发事件应对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尽快提到日程上。但让人难过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社会组织参与应急行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之后制度性的引导和支持不够,所以现在进展不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薛澜院长认为,“这段话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应当成为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指导。”

  但是,这真的能“成为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指导”吗?很多人并不看好。其实就在前几天,徐本亮老师还在说:

  党中央、国务院和政府有关部门关于发展社会组织的一些决策和文件精神并没有很好的落实。比如关于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问题,现在基本处于停止状态。有的地方成立社会组织成立也遇到了一些人为的障碍,甚至有的具备条件的也不给注册。有人感叹“现在成立社会组织比登天还难”。

  ——《专访公益专家徐本亮:不要对社会组织不放心》

  而且,一些地方政府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思维上,对“治理”却表现的不屑一顾。疫情之下,出现那么多的次生灾害事件,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如果让扎根基层、无处不在的社会组织能尽其所能,给群众带来的身份和心理伤害估计要小很多。用《财经》记者的话说就是:“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总是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模式来解决问题,成本太高了。”

  对此,薛澜表示:“如果说,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把每个人内在的激励机制和整个全社会利益最大化有机连接起来,那么,社会公益的‘市场’同样可以发挥类似作用,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人人都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自利的一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利他的一面可以通过社会公益市场来释放。把个体向善的力量通过社会公益组织和公益服务‘市场’整合起来,同样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为风险治理提供重要的补充。”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行政体系力量太强,对社会组织信任不够,所以很多社会组织最后都被行政体系实际吸纳,其原生的活力就没有了。”薛澜院长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