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史研究专家，尤其对文化生态学有深入研究。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冯天瑜深受学界推重。他在许多社会问题上直言不讳，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2020年3月18日，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冯天瑜先生提出，这次大疫应该促成公共卫生制度改革，加强国民医保制度，同时建议以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为契机，开展一次全社会的启蒙。
冯天瑜进一步指出：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集中起来便是中国要跨越两个陷阱：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如果国內经济、政治举措失当，便会落入经济缓进甚至衰退陷阱。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对此种危险估计不足，淘醉于"厉害了我的国"的颂声中。这是要反省并改进的。我们必须承认“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在国际上无为而治，多交友、少树敌。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勿忘以往中国在援外上吃过大亏。
中国的今天与一百年前——20世纪初期同样面临着启蒙的时代命题，也可以说，经历一百年之后，启蒙的任务仍未完成，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复杂。“启蒙中国”，这曾是近代以降一代代知识分子萦绕心头、矢志不移的中国梦。20世纪初，五四运动启蒙浪潮曾经一浪高过一浪。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一生矢志不渝致力于启蒙，但无不遗憾离世。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老先生晚年的时候，在临终前，胡适去探望他，对老先生一辈子所作所为表达诚挚的敬意，老先生却对胡适说：“我是一条狗，叫了100年，也没能把中国唤醒。”胡适对启蒙说得更直白：“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在物质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大潮中成为社会主流，“启蒙死了”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在当代以吴敬琏、资中筠、茅于轼、高尚全、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袁伟时等学者们但仍以各种移位变形的姿态或隐或显、或暗或明的形式演绎着、言说着启蒙，这些学者不时就众多尖锐敏感的社会问题，以自己的理智与良知问诊转型中国，力图从严峻的现实问题中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孜孜不倦地对大众进行着启蒙。
对于一个置身目前乱云飞渡时代正直良知的知识分子，重新回眸反思20世纪启蒙的曲折之路应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中国政治专制的历史特别漫长，专制的机器经长期锻造而特别牢固、细密，专制文化特别发达而善治人心，使得中国的启蒙特别艰难，以致人的思维方式也相应形成了某种“惯性”，这才是使得启蒙在中国特别艰难的关键性因素。但不幸的是，百年间，启蒙真正得以持续进行的时间并不算长，它动辄被阻断，其中教训沉痛，值得总结。最值得记取的一个教训是：统治者阻断启蒙浪潮、扑灭启蒙火焰的最佳武器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尤其是在国家遇到外敌威胁时，遭到大的天灾人祸的时候，这种武器使用起来更加顺手而轻便——人谁不爱国！人谁不怕种族灭绝！上述启蒙理性的一切原则和价值，均可在“民族大义”的召唤下暂时搁置或抛弃。只有在这一“逻辑”之下，“救亡”才可以压倒启蒙。鲁迅这一类启蒙者孜孜不倦地想让大家明白“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而当救亡运动兴起后，铺天盖地的文章和此起彼伏的演讲，都在告诉大家“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鲁迅分明感到，在这救亡声中，“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不但被忘却、被抹杀，而且不知不觉间，让大家产生了“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意念，从而不惜以血的代价换来“做稳了自己人的奴隶”的时代。有位中国当代学者说，中国专制的历史漫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专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话是十分精确的。我们仍处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的“历史的三峡”艰难转型中。“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质疑、被拦截、被歪曲、被压制。而且由于我们对历史的歪曲和刻意掩饰，大部分人不清楚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追寻“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作的努力，其中包括今天那些渴求“民主”“自由”的青年，他们更多的是因此而有历史的虚无之感，或是精神虚妄的自负、自豪感。
愚昧无知狭隘仇外之恶的民族痼疾一脉相承。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在西市被凌迟处死，不仅无人哭送，而且遭到痛骂。行刑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皮肉寸断。当一代名将被千刀万剐时，心灵肯定比肉体还要痛苦，晃动在他眼前的是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围观的百姓们无不视之为通敌卖国的“汉奸”，争相掏腰包买其肉而食之，以解心头之恨：“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明季北略》）
戊戌变法谭嗣同为变法救国唤醒民众而自投罗网，被斩首的路上市民纷纷向其囚车扔乱菜叶臭鸡蛋围观并欢呼雀跃。中华历史五千年，吃人血馒头的队伍中，从不缺乏那些行尸走肉的群众；民国时他们整死过抗日名将张自忠等爱国将领，WG他们不惜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划清界限，像疯狗一样狂咬无辜者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与忠君爱国 。至今依然没有改变。点赞李文亮被训诫，点赞美国确诊患者过万的的大拇指中，在污蔑正义人士的行列中，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这是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爱国者，他们不懂得契约精神，不懂得求同存异。他们只会把一己之好恶强加给别人。更有甚者，他们为了苟且之生存而趋炎附势、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沦为邪恶的打手。他们自诩为社会的正能量，实际却是社会的邪恶。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不但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自己的堕落，还讥笑嘲讽着正义和为之奋斗的之士。于是，世故讥讽着淳朴，庸俗践踏着高尚，虚伪欺凌着真诚，我们大多时候不得不承认，邪恶在高歌猛进，而良知在节节败退。
武汉市疫情爆发后，我们可以从一些事件中看到令人愤怒可悲而又无可奈何的事件发生。记得日本厚生劳动省2020年2月13日晚上称对社会公众宣告，一名家住神奈川县的80多岁的女性因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这是日本国内出现的首例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这则消息后，短短几个小时，网民点赞量就达8万。打开看一下，数千条评论更是不忍直视。不少人直接诅咒、辱骂、叫喊死的好！
李文亮医生在朋友圈发布病毒肺炎的信息被当地警方训诫，短短一天时间，市民点赞量高达64万。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日记更是遭到不少极左人士的咒骂和威胁，到她微博下相当一部分网民留言的私信几乎对她极尽咒骂之能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作家、一个他们基本不了解的同胞有这样不共戴天之仇恨呢？
从辽宁粥店悬挂诅咒日本疫情的大红条幅，到武汉抖音20万点赞美国确诊肺炎患者过2万名，从民众在无声威压到殡仪馆领骨灰鸦雀无声的队伍中，我不禁要问：面临亲人骨灰连哭一声都不敢吗？你们可是刚经历生死劫难的武汉人民？
中华民族面临一次次天灾人祸的劫难，你要费尽心口舌对他们进行启蒙，他们却仍是和百年前义和团民一样仇外仇内，你要想方设法揭露社会黑暗不公，他们却日夜加班删帖禁言。美国投毒阴谋论长盛不衰，周小平、胡战豪这类民粹滥文动辄粉丝几十万赞赏达数万元，军事网站欧美国被吓尿体文常年层出不穷，读者转载如云，启蒙更多的被丑恶所遮蔽，良知从来被无知所淹没，启蒙何其难也！
曼德拉曾经说过：“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从自然进化的角度讲，人类走出丛林，进化的基因里烙印着奴性。法国作家勒庞在他的作品《乌合之众》，当个体独立思考丧失的时候，群体将变得“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在勒庞看来，群众的眼睛从来都不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甚至是瞎的，还没有记忆。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也说过:正直的人总是少数，且无权势；群众的眼睛都是瞎的、势利的，他们大部分情况下不会站在君子一边。坏人是不会改好的。90多岁的季羡林能够说出这个话，以他的人生阅历可想而知中国世相人生之残酷。
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律师，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曾有句名言：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
著名画家陈丹清也说过：“人性的良知，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省和置疑的能力，那么年龄越大，内心的垃圾堆积越多，其人性也越龌龊、越肮脏。”英国著名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也说过：“一个社会离真相越远，就越痛恨那些讲出真相的人。”
灾难确实是一面民族的照妖镜。人性的丑恶、善良都彻底显现。欧美及日本几乎每一次发生大的灾难，在中国都引起大片围观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发泄喧嚣。回想一下吧，从民国后，我们几代人自小就生长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丛林法则灌输仇恨教育的氛围里生长，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警钟一直长鸣。几十年一成不变的抗日神剧充斥在文化教育中，国内一出问题必然是敌对势力所为，这种阴谋论、诛心论的灌输教育从来没有彻底反思过，而且奴化驯服教育正在变本加厉。
冯天瑜在采访最后说：总之，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就是设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吾土吾民的福祉所系。更高大上的梦想，我就不去虚拟了。
灾难过后，本来是全民族进行深切的反思，但我们往往是歌功颂德最盛行，有良知学者淳淳教诲的启蒙反思，往往被现实的利益诱导冷落一旁，以至于百年启蒙至今仍蹒跚曲折。
那些经常点赞邪恶的人们，即使启蒙不了你们，也请你们在面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阴谋论煽动仇外仇内时，仔细想一想，停下你们点赞的手指，让良心多飞一会，唤回你们做人的良善，莫在做出点赞的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