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毛泽东诗词的各种版本 

　　第一节 毛诗版本的社会历史作用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修改情况 

　　第三节 著者的话 

　　第二章毛主席从未发表过的诗词 

　　第一节毛泽东诗词“真伪”的鉴别 

　　第二节.毛泽东为彭德怀点赞之诗 

　　第三章走出国界的毛泽东诗词 

　　第四章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意义 

　　第一节.毛泽东诗词与中国精神 

　　第二节.毛泽东诗词中的气质 

　　第三节.毛泽东诗词的忧患意识 

　　第四节毛泽东诗词的伟人家风 

　　第五节.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智慧 

　　第六节. 毛泽东诗词与中共党史 

　　第七节.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 

　　第八节.毛主席诗词是世界思想宝库 

　　第九节毛泽东诗词中的哲学思想 

　　第五章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色 

　　第一节毛泽东诗词格律 

　　第二节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精神 

　　第三节毛泽东诗词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借鉴  

　　第四节. 毛泽东诗词的笔误 

　　第六章毛泽东诗词的写作时间及其他 

　　第一节毛泽东诗词中的春夏秋冬 

　　第二节毛泽东诗词中的花草树木 

　　第三节毛主席诗词里的壮丽画卷 

　　第七章毛泽东诗词的正能量文化 

　　第一节毛泽东诗词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二节毛泽东诗词与群众文化 

　　第三节毛泽东诗词与华夏文化 

　　第四节毛泽东诗词与高雅文化 

　　第五节.毛主席诗词的伟大情怀 

　　第八章毛泽东的诗词与中国梦 

　　第一节  毛泽东的诗词与中国梦 

　　第二节当前毛泽东诗词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倾向

 

 

　　在我国，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是伴随着毛诗的发表而开展起来的。但是，直到1994年岁末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我国的毛泽东诗词研究才走上有计划、有组织研究的轨道。经历了十年动乱和文学研究的荒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毛诗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会受到改革开放以前那样的政治斗争的局限或其他不利因素的干扰。继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50首诗词的《毛泽东诗词选》以后，199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正副编共67首，展现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整体面貌，其注释也比《毛泽东诗词选》有较多改进，还附录了作者谈自己诗词创作的多篇文稿，因此，这是一部收入毛泽东诗词最多、提供研究资料最丰富的权威版本。《毛泽东诗词集》的出版，为毛泽东诗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我国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随着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毛泽东诗词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

　　毛泽东诗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究竟有什么教育功能？围绕着这个话题的思考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研究界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突进和共识。其一，认为毛泽东诗词最集中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它是中国人民坚毅不拔、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内里跳动着整个民族的脉搏，是我们民族魂的显示。其二，认为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词的楷模，是中国诗词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新的高峰。诗人毛泽东成功地运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反映了现代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新内容，重振了传统诗词的雄风，一改新、旧体对立的局面，而使它们成为诗国花园里盛开的并蒂莲。其三，认为毛泽东诗词是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恢宏壮丽的史诗，是一部心灵化、审美化了的诗史。它既是诗人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审美关照和内心体验的诗的表述，又是对中国人民改造自身命运、推动历史大变革的伟大历史实践的诗的写照。其四，毛泽东诗词具有丰富的哲理内涵和美学内涵。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光辉思想的艺术表现，堪称人生的教科书。诗人毛泽东通过诗词创作，体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和美学理论，从而使他的诗词具有了独特的美学意蕴、美学风格、美学特征。其五，认为毛泽东诗词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其特别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所反映出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以及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把毛泽东诗词研究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觉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伴随着这些认识的逐步深化，毛泽东诗词研究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毛泽东诗词的赏析、诠释类著作和论文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赏析类著作，以臧克家和公木撰著的同一书名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为代表，多侧重于诗词背景的说明、诗句的解释、史实的考订、意蕴的开掘、艺术特色的分析、心理体会的介绍等，其印数大、流传广，对毛诗研究的普及和提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毛泽东诗词发表了很多诠释和考证性的文章。这一方面促使对毛泽东每首诗词的理解更趋准确，另方面，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使得研究更为丰富多彩。

　　同样令我们振奋的是，毛泽东诗词研究近年来呈现了多样化、专题化的态势。这突破了50年代以来毛诗研究以诠释、赏析为主的格局，表露出毛诗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对毛泽东诗词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题化的深入研究。有的从美学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刘汉民撰著的《毛泽东诗词十美》、马连礼主编的《毛泽东诗词美学论》，前者深入阐述了毛泽东诗词的十种美学风格，颇具开拓性意义；后者对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特征，除从总体上提纲挈领地作了精要论述外，又条分缕析地作了详细论列，各具特色，富有新意。又如，李人凡撰著的《鲲鹏之路——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从诗美层次说、诗美阶段论、诗美发展论、诗美“突围型”、诗美多元体等方面，论述了毛泽东诗美品格的特征、价值等，构想了毛泽东诗词一个比较完整的美学框架，从而深入开掘了毛泽东诗词的美学意蕴。有的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张育仁撰著的《鲲鹏之梦——毛泽东诗化哲学评传》，通过追寻诗人一生的足迹和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从毛泽东诗词中去探究诗人内心世界的轨迹和人格意志的发展脉络，同时，把毛诗提升到“诗化哲学”的高度加以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研究，揭示了毛泽东诗词的哲学内涵。有的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例如，马连礼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史诗论》，把诗和史融为一体进行研究，从“史”的角度揭示毛泽东诗词的精深内容，因而印证了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的“史诗”。又如，萧永义撰著的《毛泽东诗词史话》、陈东林撰著的《毛泽东诗史》，前者从史话角度阐明毛泽东的每首诗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动人故事，史料翔实，持论中肯，可读性较强；后者将诗人的奋斗史同他的诗词溶为一炉，由诗谈史，以史论诗，诗中见史，史中有诗，既是史话，也是诗话，颇具特色。有的从诗词格律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刘金琼撰著的《毛泽东诗词格律研究》等，对毛泽东诗词的平仄、对仗、用韵等诗词格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颇有功力。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毛泽东诗词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有了一个新的大发展。但是，在世纪之交，当我们回顾毛泽东诗词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研究领域中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不良倾向。

　　第一，对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定位出现了怀疑、贬低的倾向。有的论者对毛泽东的个别词作肆意歪曲和贬损，借以贬低毛泽东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如，有的文章将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与黄兴写于1911年的两阕《蝶恋花》词《哭黄花岗诸烈士》（转眼黄花看发处）和《赠侠少年》（画舸天风吹客去）相比，认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涉抒情，便一往情深，一泻千里，纵笔所至，离题万里”，与黄词相比，“有失诗人简练蕴藉之旨，”其深度与力度“未可同日而语”，且毛诗“从儿女私情出发，从个人得失落笔，升华为游仙之词，降龙伏虎，扯到‘革命’，似觉‘娇情’”，与黄词相比，“二者襟期胸次，判若云泥，词的品位便不同了”。我们不否认黄词有深厚的功力和较强的感染力，但我们不同意对毛词下如此断语。写实固然值得赞颂，展开想象的翅膀，充分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诗人的情感，便是“纵笔所至，离题万里”，便是“矫情”，便是“品位低”了吗？这种断语，其实是不置一驳的。还有的论者，故意歪曲毛泽东诗词，如说《沁园春·雪》有“帝王思想”等，既贬低诗人的人品，又贬低毛词的词品。这是毛泽东诗词研究中的一股暗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诗词是中华诗词史上的一座丰碑。毛泽东诗词不但深受中国人民的热爱，而且走向了世界，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法国汉学界把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研究视为对“当代东方一代诗神的深入探寻”。然而，国内却有一些学者，置毛泽东诗词达到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的成就于不顾，公然抹杀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地位，在“五四”以来中国杰出诗人和优秀诗作的评选中，把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排除在外。如果不是怀有偏见，至少是无知和幼稚。

　　第二，毛泽东诗词研究中既存在政治庸俗化的倾向，又存在淡化政治、远离政治、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在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一些不够科学的学风依然存在。有的脱离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实际内容，牵强附会地把毛泽东诗词同某些政治事件或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比如，有的说《沁园春·长沙》是“二十世纪的隆中对”，认为如此解析方能更好地“探索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又如，有的评论《七绝·观潮》，生拉硬扯地联系1957年的反右斗争，说“铁马从容杀敌回”的诗句，“充分表现了‘阳谋’实现后胜利者的心境”。有的甚至把每句诗都进行索隐式的探秘，硬同政治背景挂起钩来，等等。这种不切实际的倾向，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阐释方法，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与此相反，目前毛泽东诗词研究中也确实存在一种淡化政治、远离政治和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我们不同意毛诗研究是可以脱离政治、是纯学术性研究的主张。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文艺界出现了一种文艺可以“超越政治”的论调，这是违反创作规律和创作实际的，也是否认文艺的积极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毛泽东及其诗词自然不会例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其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大家知道，中国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诗言志”的传统，同时，诗教是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诗词正体现了这种传统精神。我们认为，毛泽东诗词所体现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中华志、民族魂，以及其中蕴含的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毛泽东诗词的主旋律，是毛泽东诗词反映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毛泽东诗词崇高的思想内涵，和它所具有的诗教特色，正体现于此。研究毛泽东诗词，如果丢掉了这一点，便失去了根本，起码这种研究是不全面、不深刻的。

　　第三，在毛泽东诗词的所谓全集、全编、足本的出版物中，存在贪多求全、滥收作品的倾向。这些出版物除了收入1996年版《毛泽东诗词集》所收入的67首诗词外，有的多收一二十首，有的竟多收三四十首。这些多收入的诗词，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误收他人的诗词。如收入的《归国谣·话别》（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1937年毛泽东曾将此词书赠女作家丁玲，1992年11月《中国风》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这幅手迹。其实，这首词是毛泽东抄录近代杰出革命家黄兴的词作。又如收入的《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见于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是毛泽东给陈毅修改的诗，并已收入《陈毅诗词选集》。把给陈毅修改的诗也当作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这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又如，把《满江红·庆祝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小丑下台）和《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疏枝立寒窗）这两首词，都当作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收入了“全集”之类的出版物。从现存毛泽东文稿档案知道，这不是毛泽东的作品。

　　二是收入一些改写他人的诗作。如《七绝·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前者是改写日本和尚月性的一首诗，只改动了几个字；后者则是明代诗人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只将原诗中的“秋风憔悴侍臣颜”戏改为“秋风怒在叛徒颜”。再比如将杜甫《七律·咏怀古迹》其三中的诗句“生长明妃尚有村”改为“生长林彪尚有村”，全篇诗仅仅改了两个字，这能算毛泽东的诗作吗？诚然，这两首诗戏改于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据此认为是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则近乎荒唐了。

　　三是将一些口歌、打油诗当作毛泽东的诗词作品。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谈到一份公约时曾指出：这个公约“如能编得更押韵，则更容易被群众接受，变为群众的口歌”。毛泽东写的一些四言五言的韵语，有的是口歌，如写于1929年1月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写于1948年的《革命无不胜》。1973年写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是一首打油诗。这些韵语都不能算作毛泽东诗词。当然，这里牵涉到一个诗词标准问题。毛泽东曾说过，他的有些诗“诗味不多”，“历来不愿正式发表”，除自谦的因素外，说明毛泽东是很看重诗词的品位的。按照毛泽东的诗论，诗词要有诗味、有诗意、有意境，要用形象思维，要用比兴手法。这些韵语不合格律，缺乏诗味，不能算作旧体诗词作品。

　　四是将一些根本不是诗的东西也说成是毛泽东的诗。比如1972年《赠尼克松》：“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句子之间毫无逻辑联系，又不押韵，毫无诗味，仅仅依据美国学者特里尔《毛泽东传》的记载，更不用说翻译得如何了。如果这也算作毛泽东的诗词，那必然有损毛泽东诗词的形象。

　　总的来说，这里涉及到一个毛泽东诗词的定位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诗词是指毛泽东创作的旧体诗词。1957年毛泽东致臧克家等的信中说：“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他生前手定发表的39首，都是旧体诗词。毛泽东逝世以后，由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发表的28首，也都是旧体诗词。为此，凡不是毛泽东创作的旧体诗词，都不宜收入“全集”之类的出版物。出版毛泽东诗词著作集应当抱着严肃的态度，所收诗词作品，决不能为了贪多求全而降低应有的标准，更不能阑入伪作，以讹传讹，贻误读者。

　　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迈向新世纪。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当前毛泽东诗词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待进一步开拓。面对新世纪，我们如何把毛泽东诗词研究引向深入？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前景如何？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毛泽东诗词既自成体系、又相对开放，与其他学科相交叉，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艺术境界。研究毛泽东诗词，应当打开思路，开拓研究渠道，开展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比如开展将毛泽东诗词与中国传统诗词、与中国现代新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展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人格魅力、情感世界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社会观、方法论等相结合的研究；开展与其他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董必武以及郭沫若、柳亚子等诗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进行比较研究，等等。在扩大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的基础上，专攻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写出毛泽东诗词研究史、毛泽东的诗人评传、毛泽东的诗歌理论、毛泽东诗词版本考等；或者对毛泽东诗词中的争议点、疑难点组织力量进行专题研究，等等。

　　同时，我们要把毛泽东诗词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重视起来，对毛泽东诗词既要进行学术专题研究，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手段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过去，毛泽东诗词通过一些艺术家的朗诵和演唱，几乎家喻户晓。今天，随着现代化、信息化手段的普及，我们更有条件把普及毛泽东诗词的工作做起来。如拍摄一部毛泽东诗词专题片，编写一本适合中学文化程度读者需要的毛泽东诗词的普及本，在适当时机举办一些小型的讲习班、研讨班，举办一些毛泽东诗词的演唱会、朗诵会和书画展等，让毛泽东诗词研究从专家学者和一部分爱好者中走向广大群众，使毛泽东诗词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充分地为人们所享用，发挥其潜移默化的诗教作用。

　　毛泽东诗词深受人们的喜爱。对于杜甫、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名篇佳作，我们大都耳熟能详，脱口引用；对于毛泽东诗词，希望未来的中国人同样能经常引用。为此，我们提倡让毛泽东诗词走进大中学校的课堂，使大中学生阅读和欣赏毛泽东诗词。本会各位会员特别是有造诣的专家学者，都要担负起对广大青少年学习毛泽东诗词进行辅导和传授的义务，发挥毛泽东诗词的诗教作用，以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并使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后继有人。

　　第一章 毛泽东诗词的各种版本

　　研究毛泽东诗词版本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助于辨别传抄的毛泽东诗词的真伪，二是有助于了解毛泽东诗词所发挥的社会历史作用，三是有助于弄清毛泽东修改自己诗词的情况。考察版本的来历，考察同版本内容相关的人和事，可以为判断毛泽东诗词的真实性提供主要根据。研究各种毛泽东诗词版本、特别是1957年以前的版本和海外版本，了解

　　其发表的日期、载体、发行范围和数量，搞清毛泽东诗词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有利于了解毛泽东诗词在社会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 对每首毛泽东诗词的各种版本加以科学的比较，也有助于弄清毛泽东是怎样修改自己的诗词的，从而更好地把握他的诗词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早在1993年，广西一位学者就提出要重视毛泽东诗词（以下简称毛诗）版本的研究。他提出毛诗“版本学”的研究课题，是很有见地的，可惜没有展开论述。这些年来，报刊发表了若干研究毛诗版本的文章，2000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李晓航编的《毛泽东诗词书目提要》。总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算多，更谈不上有了毛诗的版本学。可以这样说，在对毛诗所作的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中，毛诗版本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

　　第一节 研究毛诗版本有助于了解毛诗所发挥的社会历史作用

　　毛诗，由于它的作者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所处的重要地位，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先进的思想性、高超的艺术性，一经发表，所起到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因而，搜集各种毛诗的版本，研究它们发表的日期、载体、发行范围和数量，搞清毛诗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有助于了解毛诗在社会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要重点搜集和研究1957年1月以前的各种毛诗版本。因为1957年1月毛诗18首的发表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从那以后发表的毛诗，在中国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容易弄清楚的，而搜集、研究1957年1月以前毛诗的各种版本却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

　　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1957年1月以前的毛诗版本很多（均为发表在报刊上和编辑在书籍中的）。为了说明毛诗在这一时期的传播情况，现将若干重要的版本列举如下：

　　1937年3月北平进步青年编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下简称《西北印象记》）一书刊登了毛泽东的 《七律·长征》（以下简称《长征》）。这是出版物上第一个毛诗版本，基本忠实于原作，传播很广泛。该诗刊登在书的封三上，竖排，每行1句，共8句，无标点。诗前标题为《毛泽东所作红军长征诗一首》。诗稿是由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提供的，毛泽东1936年秋曾将该诗抄给了他。发表的长征诗稿，与毛泽东的原作一致。《西北印象记》一书初版印了5000册，以后有许多翻印本。抗战初期上海报纸上出现的长征诗，也许就来源于此书。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的斯诺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引录了毛泽东的《长征》。这即是1 938年2月上海复社出版的该书中译本《西行漫记》所引录的毛诗。这是毛诗的一个重要版本。诗的字句，与《西北印象记 》中的相同。该诗随着《西行漫记》的大量发行而得到广泛传播。

　　1941年12月5日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奔流新集之二·横眉》刊载了《清平乐·六盘山》（以下简称《六盘山 》）。这是该词第一个公开的版本。刊载该词的刊物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主办的。该词被刊载在刊物的第17页上。编者为毛词拟的题目是《毛泽东先生词（长征时作）》。词的字句，与现今通行的同首词相比较只有很小的差异，比较接近毛的原作。 可惜的是，刊载该词的刊物，当年因突发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而大部分被毁弃，只有少量得以流传。

　　1942年8月1日新四军主办的《淮海报》附刊《文艺习作》上的文章引录了《长征》、《六盘山》。该文题目为 《两首诗》，作者署名昌平。引录的《长征》诗，字句与原作比较有几个字的差异，明显属于排印错误。《六盘山》词题为《 长征谣》，是以歌谣形式出现的。笔者未能看到当年出版的原物，只是从文学家阿英1942年8月20日的日记所抄录的文字而得知的。毛诗的这一版本，表明了毛诗在南方革命武装新四军中流传的情况。《六盘山》词的歌谣形式是怎样形成的，尚不知晓，有待深入研究。

　　毛泽东《沁园春·雪》（以下简称咏雪词）的版本最多。1945年11月14日的《新民报晚刊》上首次发表了这首词，标题为《毛词·沁园春》。由于是根据传抄件发表的，有几处讹误。重庆《大公报》于同月28日转载《新民报晚刊》 上的毛词，同样有一些错字。1945年12月29日重庆出版的进步刊物《客观》周刊第8期，鉴于各报登载的毛词有错字 ，郑重、醒目地刊出了经过订正的毛词，并署上了词作者“毛泽东”，题作“沁园春（吟雪）”。这是自毛词刊布以来，第一个没有错字的版本。然而，有错字的版本仍在流传着。1946年3月22日江苏淮阴出版的《新华日报· 华中版》上发表的锡金的文章《咏雪词话》（重庆《新华日报》于同年5月23日全文转载）、1946年7月上海《周报》 第46期发表的郭沫若的文章《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都引录了咏雪词；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一些出版物，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许多出版物，也刊载过咏雪词。尽管这些引录和刊载的毛词或多或少都有讹误字，但起到了广泛宣传毛词的作用。 1950年2月新华书店出版的萧三著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二版，书中插页就是毛泽东咏雪词墨迹。1951年 1月8日出版的《文汇报》附刊，由柳亚子公布了毛泽东咏雪词另一墨迹。上述两幅墨迹的原件，都是毛泽东抄赠给柳亚子的 。从此，咏雪词真正的古本得以广泛传播。

　　1948年7月1日，东北解放区出版的《知识》杂志第7卷第6期刊载的锡金文章《毛主席诗词4首臆释》，介绍了4首毛诗：《西江月·井冈山》（以下简称《井冈山》）、《长征》、《六盘山》、咏雪词。这是毛诗的一个重要版本。这 4首诗词的后面3首，在此之前都曾在出版物上出现过，而《井冈山》，据现有资料它是首次见之于出版物。锡金文章引录的 4首毛诗，同原作相比，只有个别文字的不同。《知识》杂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主持出版、东北书店发行的，发行量很大，这使得4首毛诗广为流传。后来，东北的《哈尔滨日报》根据锡金的文章，改编成一篇《毛主席诗词三首》，介绍了除咏雪词以外的3首毛诗。1949年8月2日出版的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哈尔滨日报》的《毛主席诗词三首》。

　　1949年5月冀东新华书店印行、关青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刊载了毛泽东的《六盘山》词。这首词刊于该书的第1页，题为《咏红军长征》，竖排，分上下两片，无标点符号。字句与原作几乎无差异。在词的末尾注明了作者。该书初版5000册，以后又有再版本。

　　1949年8月新华书店出版的萧三著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引录了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长沙》。这是该词见之于出版物的最早版本。词句与后来在《诗刊》上正式发表的基本相同，只有4个字明显属于排印错误。萧三的这部著作发行量很大，并被译成多国文字。

　　1951年1月23日出版的《文汇报》在第1版显著位置刊载了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标题为《毛主席新词》。毛创作该词后仅仅3个多月就发表了。发表的词，字句与毛的原作相同。这首词随着报纸的大量发行而广泛传播 ，并被译成外文。

　　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刊载有毛泽东的《长征》、《六盘山》 。这两首诗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级出版社的出版物上，字句经过严格校核。该书系内部发行，印行5万册。

　　1956年8月3日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发表的谢觉哉文章《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引录了毛泽东的4首词。其中有两首（《井冈山》、《六盘山》）曾经非正式地发表过，另外两首（《西江月·秋收起义》、《如梦令·元旦》）则是首次见之于出版物。《中学生》杂志发行量大，拥有广大青年读者。

　　以上只是罗列了一些重要版本。事实上，1957年1月以前的毛诗版本还有许多。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地区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有毛泽东的《长征》诗、《六盘山》词、咏雪词等。这些毛诗版本表明，当时毛诗已进入中学课堂中。

　　仅从前面提到的重要版本就可以看到，在毛泽东1957年首次正式发表18首诗词之前，许多首毛诗就已在广大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开了。毛诗在我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要搜集、研究国内的各种毛诗版本以外，还需要搜集和研究国外、海外的各种毛诗版本。这对于了解毛诗在国外、海外的传播情况，从而了解毛诗在国外、海外发生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从研究毛诗传播史的角度来说，我们还需要搜集和研究一些特殊的、区别于报刊出版物上的版本，包括：（1）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赠给同事、战友、亲人、朋友的毛诗（含在书信中赠与的）；（2）经毛泽东审定、同意而在内部印发的毛诗，如《七律·冬云》、《杂言诗·八连颂》等，都在内部一定范围内印发过；（3）毛泽东以电报形式传递的自作诗词，等等。上述几种形式，虽然不是向大众公开的，但可以算是特殊形式的“发表”。这些毛诗，都在一定的时间、范围里得到流传 ，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因此，对这些特殊版本加以搜集和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修改情况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同对自己的其他著作一样，始终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他的一些诗词作品经过多次字斟句酌 ，才同意公开发表；有些作品经过多次修改后，他自己仍不满意，不同意发表。即使发表过的作品，他还不断地加以修改，使之更加完美。以上种种情况必然会反映到版本上来。因此，对每首毛诗的各种版本加以科学的比较，就有可能弄清毛泽东是怎样修改自己的诗词的，从而更好地把握他的诗词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从不同版本的比较来看，毛泽东修改已发表过的诗词的事例颇多。比如，1957年1月《诗刊》发表的《念奴娇· 昆仑》有这样的句子：“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1958年12月毛泽东将最后一句改了，他写道：“改一句 ，'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 美、日都涉及了。”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时，照这一意见作了修改。这一改动，不只是意境的完美，而且是思想的升华。再比如，1957年发表的《六盘山》，有“旄头漫卷西风”一句。1961年9月毛为宁夏同志书写的该词， 将这一句改了两个字：“旄头”改为“红旗”（见同年9月30日《宁夏日报》发表的手迹影印件）。“旄头”比“红旗”文雅、古典一些，但“红旗”通俗易懂，色彩鲜明、亮丽，且寓意比“旄头”更深刻。再比如，《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 年发表时，有一句“千村薜苈人遗矢”。1966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袖珍本《毛主席诗词》时已改了此句中的一个字：“ 苈”改为“荔”。事后得知，这是1966年4月5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读者建议而被毛采纳的结果。总之，比较同一首毛诗的不同版本可以发现，毛泽东曾就不少诗词的字句作过修改。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从版本的比较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曾经发表过的某些诗词的标题、标点符号，又仔细地作过推敲和修改。毛泽东书赠李淑一的那首著名的词，1958年1月首次发表时，标题为《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该词收入1963年版《 毛主席诗词》时，将题目中的“游仙”二字删去，并把“赠”改为“答”，题为《蝶恋花·答李淑一》。题目的这一修改，表达的意思更为准确，意境也更高了。李寄给毛一首怀念柳直荀烈士的词作，毛词实际上是对李词中的内容的回答。以上讲的是版本所反映的改标题的例子。毛泽东对诗词的标点符号也很重视。《菩萨蛮·黄鹤楼》一词，1957年发表时下阕的标点符号是这样的：“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该词编入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时，这几句的标点符号已改作：“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这首词的前后两稿，一字未动，只是改了两个标点符号，就增添了诗意，使作品所表达的感情更加强烈、深沉。

　　毛泽东的某些诗词有着字句不完全相同的手迹。这些手迹相继公开发表后，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比较这些版本，也能够得知毛泽东对自己诗词斟酌、修改的情况。《贺新郎·别友》一词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作品，毛生前未发表。现在，该词3 件不同的手迹已经分别发表了。比较这3件书写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手迹，可以发现字句有变动，反映作者的思想境界有变化， 诗的政治色彩变得浓厚了。毛泽东1963年1月书赠给周恩来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墨迹，在毛逝世后发表了。拿这幅墨迹与1963年12月编入《毛主席诗词》中的同首词相比，有几处重要改动。修改后，诗词的思想性、艺术性进一步提高了。

　　在比较同一首毛诗的不同版本时，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里试举一例。1982年 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阿英的《敌后日记》。有人看到其中1942年8月20日日记所记载的《长征》诗、《六盘山》 词，同后来毛泽东手定发表的相比，有文字上、形式上的差异，就推断日记中抄录的两首诗词是毛诗的原作，是初稿。其实 ，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断，是没有对两诗版本源流情况作深入的研究，他们不知道在1942年之前，有关报刊上已经有过《长征》诗和《六盘山》词，那才是源头版本，最接近于原作。而1942年新四军主办的报纸所载两诗（阿英日记所录）发生在其后，不是最初的版本，因而不可能是毛诗的初稿。1942年版本与原作的差异是别的原因，诸如传抄或排印错误，有人改编等原因所造成的。这个例子说明，对版本的研究必须讲究科学性，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

　　综上所述，对毛诗版本开展深入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于辨别毛诗传抄件的真伪，有助于了解毛诗传播的历史及毛诗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有助于弄清毛诗的修改情况。可以这样说，它是整个毛诗研究中一项带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忽视毛诗版本研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毛诗研究的深入。

　　毛主席诗词以其雄伟瑰丽、气势磅礴、节奏奔放、豪情万丈而让人们读后思潮翻腾，精神为之一振。毛主席诗词境界远大、寓意深刻，语言的运用别开生面，点铁成金，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他独特的意境，铸词的着力，往往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令人赞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感动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的诗词和他的著作一样，曾被大量刊行，并译成国内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出版，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到世界各国。据196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单1967年一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就高达5700多万册，这个数字相当于“文革”前8年总印数的10倍。而这还是统计国家正规出版社的印数，如果加上各地群众团体自行编印翻印的，那这个数目就大得无法估量，《毛主席诗词》的出版是中国近代出版界的奇观。

　　《毛主席诗词》的印数之巨，版本当然也非常之多，书的装帧设计也就丰富多彩。现在，旧版本的《毛主席诗词》成为了藏书界读书界的一个新热点，特别是“文革”前后的各种版本的诗词集和注解集成了人们的新宠，兹介绍这个时期的几种《毛主席诗词》版本。

　　一、最早的版本《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该书是最早讲解毛主席诗词的版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10月初版。1957年1月，臧克家任主编的《诗刊》创刊，创刊号集中发表了毛主席的18篇旧体诗词，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把18首诗词结集出版，臧克家应邀对这些诗词进行注解，由周振甫先生做具体词句的注释，因而就有这本诗词的最早版本。其价值有二：一是它是最早注释毛主席诗词的专集，有历史意义；二是由臧克家、周振甫二位名家联袂注解，可谓珠联璧合。

　　二、最早介绍毛主席诗词墨迹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1967年7月由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初版，分道林纸本和新闻纸本两种。书中发表《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水调歌头·游泳》、《七律·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十首诗词手迹。欣赏这些龙飞凤舞，行云流水般的书法，结合赏读气势磅礴的毛主席诗词，形神交融，给人以很大的艺术享受。

　　三、按照线装书编排的代表版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1964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本书集纳宋本字体，字大古朴，注解随后，完全仿传统编排，读来别有一番情趣。

　　四、谱成歌曲的《毛主席诗词歌曲选》。这是较早把毛主席诗词谱成歌曲的专集，有歌曲24首，其中有贺绿汀、李涣之等名家所谱的曲子。1959年9月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五、英汉对照的《毛泽东诗词》。这是毛主席诗词多种外文版较好的一种版本，1976年9月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封面设计以梅花为主体，寓意深远。收入诗词36首，其中收入1976年元旦新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在诸外文版本中，诗词的介绍比较全面。

　　六、高校编印版本《毛主席诗词笺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飞雪迎春》战斗组编，1967年10月二版一印。封面也是以梅花为主体。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图文并茂，配有大量的照片从各个角度来体现毛主席光辉的一生。另外，印了多幅毛主席诗词的墨迹，很具欣赏性，结合赏读，更容易领略诗词意境的精神内涵。

　　七、油印本和翻印本。《毛主席诗词》除了各大正规出版社大量印制以外。在“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群众团体和高等院校也自行地进行大量的翻印。这些翻印本很大一部分是油印本，虽然它不能与正规的出版物相比，但它那一丝不苟严谨的态度是很值得佩服的。诗词的油印本是历史的产物，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艺术品，它是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个特殊现象，油印本现存世已经很少了，成为藏书界的一个热点。我就藏有“文革”时期，泉州当地群众团体和高等院校自行翻印的《毛泽东诗词讲解》各一本。群众团体是印于1967年7月的油印本《毛泽东诗词讲解（注释本）》，封面以淡红色的纸为底，印有淡淡的白梅花，朴素淡雅。左上角有毛泽东戎装的标准头像。内文的正文用仿宋体，释文用魏碑体，字体规范秀丽，笔画一丝不苟。扉页插有仿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手迹一幅，虽系钢版刻印的模仿，却十分逼真细腻，足见刻钢版者的功夫之高。封底印有“泉州市海滨文化工艺厂”字样，此版本虽是群众自行翻印的，但它的编校质量上乘，字体工整规范，装帧有内涵，是“文革”油印本中的善本，历40年沧桑而弥足珍贵，自有其历史价值。另一本是1968年铅印本《毛主席诗词讲解》，郭沫若著，封面印有“福建省八·二九华大编印”的字样。封面右边用了近三分一的地方以红色为底，右上角印有毛主席着戎装的标准头像。左边有一枝傲然向上的红梅，寓意深远，整个封面红黑白色彩搭配非常醒目，富有时代特征。

　　《毛主席诗词》曾经风靡神州大地。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人们又把眼球对准了他的诗词，诗词以其深邃的内涵、辽阔的意境震撼着现代人。

　　一位外国友人曾这样评价一代伟人毛泽东：“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毛泽东不仅“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诗词：柳亚子在读了《沁园春·雪》之后赞叹道：“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郭沫若在读了毛泽东诗词后填词称赞毛泽东：“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开创者臧克家说“毛泽东诗词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1957年元月，毛泽东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18首诗词之后，毛泽东诗词就一直是出版的热点。毛泽东诗词的版本很多，重要的有上世纪50年代的18首本、19首本，60年代的37首本，70年代的39首本、42首本，80年代的50首本，90年代的67首本等；在印刷形式方面有铅印本、石印本、木刻本、影印本、丝绸本、图文本、金箔本、纯金本等；在开本上有10开、12开、20开、25开、28开、30开、特30开、32开、大32开、64开、100开等。

　　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篇目增多，版本形式多样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是1958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25开）。在《诗刊》发表的十八首之外，增加了毛泽东在1957年新填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59年，文物出版社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基础上增加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七律·送瘟神》（二首），出版了线装本的《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了毛泽东那一时期新发表的16首诗词，以线装宣纸本、毛边纸本、平装甲种本、平装乙种本等四种形式出版了收录37首诗词的新版《毛主席诗词》。新版《毛主席诗词》所收录的37首诗词中有27首诗词以前发表过，这次出版时又经过作者校订，另外10首诗词没有发表过。在此后的10多年里，全国各地的大小出版社几乎都重新印行过收录37首诗词的《毛主席诗词》。

　　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收录39首诗词的新版《毛主席诗词》（特30开本、线装小字本），新增《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也出版了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10开本、20开本），1977年，上海书画社又出版了木刻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

　　197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发表毛泽东生前未发表的《贺新郎·别友》、《七律·悼罗荣桓同志》、《贺新郎·读史》三首诗词，一些出版社后来陆续出版了一些收录42首诗词的《毛泽东诗词》。此外，民族出版社在1965年出版了维吾尔文的《毛泽东诗词》，1966年出版了哈萨克文的《毛泽东诗词》、1969年出版了蒙汉对照的《毛泽东诗词》；盲人出版社和盲人月刊社在1964、1967、1968、1976年出版了5种盲文版的《毛泽东诗词》；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社在60—70年代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沈钧儒书，1961）、《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郭沫若书，1965）等20多本字帖；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和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手稿十首》、《毛泽东诗词墨迹》等诗词手迹本140多种；春风文艺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歌曲选》（1959年）等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类版本10多种；上海书画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刻石》（1979）、《毛主席诗词印谱选》（1979）等印谱类毛泽东诗词。

　　在国内大量出版毛泽东诗词的同时，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英、法、德、意、西、俄、荷兰、印地、印尼、阿拉伯、乌尔都、朝鲜、泰、越、世界语等语种的译本，向国外介绍毛泽东诗词。一些国外的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毛泽东诗词的翻译本。

　　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篇目逐渐完善，出版追求大而全。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收录50首诗词的《毛泽东诗词选》（注释本）。“正编”所收的42首诗词都是作者生前校订过或正式发表过的，“副编”所收的8首诗词多是抄写件。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最新版本，共收毛泽东在1915——1966年写作的诗词67首。“正编”中的42首诗词，除《贺新郎·别友》、《七律·悼罗荣桓同志》、《贺新郎·读史》是1978年9月由中共中央决定发表的以外，都是作者生前发表过的。“副编”25首诗词，有17首是本次出版新收的，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是迄今最权威的也是最全面的版本。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期间，一些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不少大部头的著作：1990年，大连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了3本同名的《毛泽东诗词鉴赏》；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大观》；199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大典》，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大词典》，华夏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赏析词典》，北京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精装豪华本《毛泽东手书选集》第一卷《自题诗》，汇集了毛泽东的数十首诗词手迹；199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文词语典故辞典》，长春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南京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1995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全编》；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百首译注》，收集了国内出版物上所载的毛泽东生平所写诗词100首（其中“正编”42首是毛泽东本人校订的定稿，“副编”25首是未定稿，“附编”33首是编者抄录的诗词）。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对联书法集观》，收录迄今正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120余首，对联50余幅，精选各个时期、各种类别的书法代表作60余幅，并有注释和赏析；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解》，共汇集了160多位专家学者对67首诗词的有关讲解，书海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199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珠海出版社出版了《诗人毛泽东》（5册）。

　　此外，一些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手迹本和字帖本：西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书法集》（1993），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影印手迹，1993），线装书局出版了《毛泽东诗词手迹》（丝绸版，1997）；中国人口出版社等也陆续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钢笔行书字帖》、《毛泽东诗词四体钢笔字帖》等10多种字帖。

　　21世纪初：装帧更精美、研究更深入进入新世纪，随着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到来，毛泽东诗词仍然是出版的热点。

　　2000年7月，《毛泽东诗词选》作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稍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书法赏析》（插图本）；2001年，长春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珍藏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图并说毛泽东诗词》，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珍藏自作诗词印谱》（共篆刻了37首诗词，有328枚印谱）；2002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图文珍藏版）、《毛泽东诗词书法赏析》（图文本），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纯金版的《毛泽东诗词》；2003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用纳米技术制作的纯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制作5000套，由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国际教科文出版社也出版了以瑞士进口黄金条为原材料的纯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限量制作2003套）。

　　肇始于1958年的毛泽东诗词研究经过40多年的发展，在新世纪之初也涌现了一批新的成果：200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纵横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鲲鹏展翅：毛泽东诗词新解说》、《毛泽东诗词鉴赏全集》；2002年，九州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赏析》、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品读》；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人生》、《毛泽东诗词美学新探》等著作。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毛泽东诗词研究在新世纪之初正在向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现代文学”在上个世纪20年代被文学史家称之为 “中国新文学”。从“现代文学”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诗词当年还处在创作的起始阶段，所谓文学史上的影响、地位显然还非常有限。不过有几件事还是值得一提的。他由北大图书馆一个图书助理员变为一位革命者之后，主要任务虽然是忙于建党、农运、工运、创建根据地和随后的长征、抗日等等大事。但其间在鞍马劳顿之余，也确写过一些诗词。30年代初，据说在上海的鲁迅就曾读到过毛泽东的几首诗词。毛泽东通过友人的转述，也听到过鲁迅用半是赞许半是戏言的口气称其诗词颇有“山大王气概”的评述。长征结束后，首次把毛泽东诗词介绍到国外去的是美国记者斯诺，他称赞毛泽东是一位“既能领导长征，又能写诗的叛逆者”。而真正使全国人民知晓“毛润之能诗词”者，则是抗战结束后重庆和谈期间，经吴祖光之手，将毛泽东书赠给柳亚子的《沁园春·雪》，在其主编的《新民报晚刊》副刊上公开发表并引起一场山城大战之后。在大战中，御用文人为一方，攻击、诬指毛词是“帝王思想”、“封建余孽”；以柳亚子、郭沫若等文化界为一方，在批驳、反击那些诬蔑诋毁之词的同时，充分肯定毛词是“表现中国五千年历史精华”的“气魄雄健奇伟”之作，是“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虽然论战双方都主要着眼于政治视角，但客观上却告知了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确实是一位“能诗词”者。这无疑为毛泽东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登场起了有力的铺路和鸣锣的作用，为毛泽东诗词搭建起了一座广阔的社会平台。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被称之为“当代文学”。人们常常把“现代”与“当代”连在一起，称这段时间的文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建国以后，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及其诗词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有这么几件大事值得提及：

　　首先，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致臧克家等人的关于诗的一封信在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上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使旧体诗词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其次，毛泽东诗词的多次结集出版，在满足广大读者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使毛泽东诗词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普及。从1958年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到1963年的《毛主席诗词》（37首），再到1986年的《毛泽东诗词选》（50首）和1996年的《毛泽东诗词集》（67首），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数量不断加，为广大读者和评论者的阅读和评论提供了一批又一批的文本资源。

　　其三，历经风雨沧桑，毛泽东诗词两次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诗词”已经出现在有眼光的当代文学史家的笔下，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获得了一席位置。其中有两本史著值得提及：一本是1960年6月由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编写、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册），该书在第二编第二章中专门谈到《毛泽东诗词》，虽然篇幅不多，但却开了先河；另一本是1962年9月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该书在第三编第五章以21个页码的篇幅，评介了毛泽东公开发表的21首诗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指出毛泽东诗词“立场鲜明，感情真挚，气势磅礴，想象丰富，意境高超”，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卓越典范”，“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诗词所获得的成就、地位和影响被文学史家们所认可的原始档案。

　　毛泽东诗词第二次进入当代文学史，则是上个世纪80年初。其中有两本史著值得我们注意：一本是北京师大等10院校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版），它的第十章为《毛泽东诗词》、第十一章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毛泽东诗词》一章又分为“概述”、“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三节。编者在“概述”中这样写道：“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批用旧体诗词反映革命新内容的诗人词家。特别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很多人就习惯于用旧体诗词描写革命战斗历程，抒写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表现革命者壮阔胸怀。他们的艺术实践和成就，为我国当代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光彩。毛泽东诗词在这方面的成就，对我国诗歌发展的贡献和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上册第463页）这段文字高屋建瓴、概括准确、评价得当，不仅充分肯定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艺术成就，而且特地指出毛泽东诗词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表现了编著者的敏锐目光和史家情怀，即使30年后的今天，人们读到这段文字仍感到不无启发。另一本是山东大学等22所院校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5-1985.9出齐），该书的第二编第三章以《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为章目，分三节28个页码（这是迄今已出版的所有《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谈及“毛泽东诗词”篇幅最多的版本），介绍了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指出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艺术缩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诗史。”这两部当代文学史著，代表了8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于毛泽东诗词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有力见证了毛泽东诗词经过风雨沧桑之后，终于登上了当代文学史殿堂的光荣历程。

　　第三节毛泽东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诗词何以能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毛泽东及其诗词在哪些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出了贡献？我以为他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为现当代文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他成功地运用旧体诗词形成，艺术地记录了时代风云变化，反映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进程，讴歌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精神；

　　第二，他在充分肯定新诗主体地位同时，给予了旧体诗词以公正地评价，并以身作则、使旧体诗词在当代重新焕发光彩，结束了新旧诗歌的对立局面，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华诗词复兴充当了开路先锋和实践楷模；

　　第三，他高举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的大旗，使旧体诗词从题材、主题、人物、语言和意境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革新和提升；

　　第四、他在旧体诗词创作实践中，成功地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较好地体现出了以豪放为主调、将豪放与婉约较好马结合的艺术风格；

　　第五，他的“形象思维”、“旧诗可以写一些”、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等诗学观，对新诗和旧体诗词、尤其是给走上复兴之路的当代中华诗词创作，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当历史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处于转型的当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历史认知、文化视角、审美趣味、评判标准等等，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出现空前活跃、繁荣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认知和评价，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分歧。一方面，从广大群众和专门关注毛诗研究者的层面来看，以毛泽东诞辰百周年和逝世20周年为契机，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关注骤然出现了新的激奋和热潮：（1）收有67首诗词的《毛泽东诗词集》得以问世，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阅读视点和研究文本；（2）大批新的研究毛诗的专著陆续出版，显示出新的研究亮色和成果；（3）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和各省市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相继出现，聚集起了一大批有素养的老中青研究队伍；（4）自1994年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以来，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性的学术年会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著出版了多部研究丛刊和讨论文集，使毛泽东诗词的研究领域和学理层面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入。这些重要实绩，从不同侧面和基点上充实、巩固、推动和提升着毛泽东诗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在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毛泽东诗词却面临着逐渐被边缘化、销迹化的令人惊愕和忧虑的艰难困境！

　　据相关资料显示，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问世到如今，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已达60多部，其实据本人了解，已不下百部之多！从我翻检的一部分史著来看，我发现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史家们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无论总体认识或是具体分析，无论章节篇幅长短，还是见于章节的文字称谓等，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首先是章节标题称谓的变化，如张钟、洪子诚等人编著的1986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就将此前北师大等10院校和山东大学等22院校编著的两本史著中的《毛泽东诗词》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两章，变成了《旧体诗和〈毛主席诗词〉》一章；而两年之后的1988年1月，还是这几位编著者，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名为《中国当代文学》版本中，就既不见“旧体诗”字样，更不见“毛泽东”的名字了。由此，我再次翻检了有关资料，在所见到的几十部《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在章和节的标题中出现“毛泽东诗词”的有14部，出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的有6部，出现“当代诗坛的旧体诗词”或“旧体诗词的复兴”的有4部，既未出现“毛泽东诗词”又未出现“老一辈革命家诗词”的有29部。不仅如此，我还从其出版时间的先后上，发现“毛泽东诗词”在它们中的章节名称不断演变的一条大体轨迹，即一条从“有”到“无”的线路图：“毛主席诗词”——“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毛泽东诗词”——“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老一辈革命家诗词”——“当代诗坛上的旧体诗词”——“当代旧体诗词”——至90年代以后逐渐消失。

　　这条从章节篇幅到名目称谓、从形式到内容的演变轨迹，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和启示呢？难道“毛泽东诗词”果真就这样从“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消失了吗？现实生活中的“热潮”，为何到文学史著中却变成了“寒流”？从上面的“线路图”看，为何“当代旧体诗词”一出现“毛泽东诗词”就嘎然而止、没有踪影？或许此前让毛诗“入史”，只是出于“照顾”伟人的特别“个案”？而当碰到“当代旧体诗词”整体“入史”时才引起某些“掌门人”的警觉，并立即“关门”歇业、不再受理，乃至连早已“入史”的毛诗也一并清除出“门”了？

　　第四节毛泽东诗词的现实意义

　　为何会出现毛泽东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被严重边缘化乃至“销迹化”的现象呢？我想或许同下列原因不无关系？

　　第一，个别现代文学史方面的学术权威，从偏狭的文学史观念即所谓“新文学”学科体系出发，将包括毛泽东诗词在内的现当代所有旧体诗词都一律排斥在“新文学”之外；认为旧体诗词是“五四”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是早已被“打倒”了的东西，现如今在我的“责任田”里，岂容昔日“宿敌”的根苗有立足之地？完全不承认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中存在的合法性。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现代文学史里写不写旧体诗”的问题时，唐弢先生就断然拒绝承认旧体诗在文学史中存在的合法性。他说：“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不应该走回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里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为一个部分来讲。”这种偏狭的文学史观，并没有真正准确、全面、科学地总结出“五四”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来。它既未看清历史上旧体诗词中封建糟粕与优秀遗产的根本区别，也没有正确的对现当代出现的采用旧体形式而又经过创造性转化的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新情感、新意境、新语言的诗词作品给予客观公正地评价，更避而不谈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代表现当代旧体诗词艺术水准的毛泽东诗词的巨大成就和历史地位。而一味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排斥，这就明显地属于一种狭隘的感情用事。难道承认旧体诗词的存在，提倡写点旧体诗，就是“走回头路”？难道把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旧体诗写进现当代文学史，就违背了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旧体诗词一万年打不倒，就一万年不承认它存在的合法性？所以这种偏狭的文学主张显然缺乏服人的逻辑力量。

　　第二，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坚守所谓“现代性”情结，硬是对明明属于现当代新文学范畴的现当代旧体诗词视而不见，并极力否定它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个别学者还极力充当“新文学”的把门人角色，俨然使出一副“门神”的架势：就是不让你（旧体诗）进我的“门”！决不允许旧体诗词同新体白话诗平起平坐！有位先生就曾说过：“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旧体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写入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这里的问题不是存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在现当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这里虽然没有提及毛泽东诗词，但这种缺乏胸怀和气量的文学史观，对包括毛泽东诗词在内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所采取的那种极端的“文化压迫”的态度，无疑影响到它们是否能够“入史”的关键，其“门卫”效应是可想而知的。况且他们都掌握着极大话语权！不过他们的那种狭隘的“现代性”情结，其实并不符合“现代性”的精神。他们那种畏“敌”如虎、不讲道理的横蛮架势，明显反映出他们“压迫”的底气不足。你不承认旧体诗词的“意义和价值”，就能把它们抹杀掉？你不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地位”，它们就不存在了？自欺欺人的战术是无用的。

　　第三，少数学人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在价值多元化的冲突与逆进中，割断民族传统，割断文学历史，偏执地认为只有现代白话诗才是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潮流，才是新文学、新诗歌的“正宗”，而将所有旧体诗词都统通视为“旧式古董”，视为“复古思潮的体现”。前些年就有学者在一篇题为《旧体诗词能拯救中国诗歌么？》的文章中写道：“提倡旧体诗跟收藏旧物一样，我想，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复古思潮的体现。”不仅如此，他还对说了一句“旧体诗正在放射灿烂光芒”的同志给予了辛辣地挖苦和嘲讽：“我想，在这儿，把‘旧体诗’换成‘红太阳’似乎毫不影响某种思维惯势。当今中国弄旧诗的，有几个的文学资源不是来自毛泽东的阳光雨露？有几个的眼光是在毛泽东诗词之外的？”听这话，这先生好像刚从外星球来咱地球探访的一位从未承受过中国的“阳光雨露”的高人，其“眼光”显然在毛泽东之上！“神马都是浮云”嘛！不过本人还是想试问一下：今天成千上万的阅读、欣赏毛泽东诗词的人，成千上万学习和创作中华诗词的人，都是在“收藏旧物”？都是“这个时代复古思潮的体现”？凡赞同旧体诗词也可以“放射光芒”的人，就是昔日歌颂“红太阳”的“某种思维惯势”？我看还是不要动辄以“复古”之类的帽子吓唬人了吧？

　　第四，毛泽东诗词在当代文学史著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若干年来社会上形成的一股“非毛”、“贬毛”、“诋毛”的所谓“告别革命”、“ 去政治化”、“去英雄化”、“去道德化”、“ 去功利化”等等思潮波起云涌而又得不到应有的遏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某些人借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利用学术探讨、言论自由、价值多元的机会，或无中生存，或任意夸大，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思想，从道德到文化，从人格到诗词，极尽嘲讽、贬损、诋毁之能事。比如有人说：“毛泽东不就那么几首诗么，值得那么多人去研究？”有人说：“毛泽东的某首诗词，其实是×××代写的”；有人说：“毛泽东诗词多是一些‘大言大词’，其文风影响了几代人”；还有人说：“毛泽东诗词都是些表现‘王者之气’、‘大同之梦’的东西，不足为法”；还有人在洋洋几十万言的著作中，竟用“解说”毛泽东诗词并与之“唱和”这一条给郭沫若定“罪”，说这是郭老“重要的人生错误”之一。那人在标为《重要的人生错误》一节中写道：“自愿充当某领导人诗词的解说人并进行诗词唱和，极尽阿谀之能事，是郭沫若自觉犯的错误之一。”[4]这种现代“诛连”式的“罪名”能够成立吗？……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无知妄说和恶意贬损，究其缘由：或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如本人或父辈亲友在历次运动中受过正当或不公正待遇者），对毛泽东其人（实为对共产党）存有很深的政治偏见，因而对其诗词也不予认可；或出于学术理念深受外来思潮影响，对传统的、民族的、大众的东西毫无兴趣；还有个别的，可能喜爱哗众取宠，以颠覆、恶搞名人伟人而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上述种种中，尤以政治偏见比学术无知离真理更远。

　　第五，在真正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中，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人越来越少；想开展对20世纪诗词进行研究的人，又深感资料积累不足和知识结构制约。这也是值得人们面对的问题之一。曾因政治情势和时尚风气，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确是块“风水宝地”，也是不少学人的避风港、栖身所和风光台。但风雨沧桑、时过境迁之后，随着老一辈学者年迈体衰逐渐退出学术舞台，而新一代学人的爱好又不在这方面，所以如今从事当代文学史著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中，真正投身到毛泽东诗词研究中来的年轻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从研究对象即整个现当代旧体诗词来看，由于长期把它们看作是文人词客茶余饭后私下唱和的文字游戏，看作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潜伏旧物，所以介绍、评论、研究这些诗人作品的文字极少，这就使今天学人们一时间很难全面系统地掌握研究对象的相关资料，因而也就难以落笔，更谈不上“知人论世”了。从研究主体来看，狭窄的知识结构制约了部分学者的目光和热情。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知古者，多不识今；识今者，多不识古。”研究的专业分工造成了知识结构的缺陷。许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旧体诗词的形式规范、平仄格律和艺术特征等基本知识缺乏了解。因而对旧体诗词常常采取回避态度，将其悬置于视野之外，乃至产生一种陌生距离和排斥心理。这恐怕也是一种值得我们重视和面对的带普遍性的问题之一。

　　虽然构成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史的基本条件，是丰富史料的积累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但是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念，却是文学史著的话语主播器。不同观念的文学史家，在其话语主导下的文学史著作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因为他主导着哪些作家作品的入史或不入史的重大话语权。

　　前不久，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著名当代文学史家王庆生教授，在湖北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讲过这样几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但我想，尽管现在社会条件变了，人们有很多新思维、新思想，然而有些根本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诗词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这便是很有见地的文学史家的眼光。

　　近年来有一本名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新著，就颇有些特点。其中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勇敢面对了许多现当代文学史家极力回避的当代旧体诗词的问题，赏析了聂绀弩、启功等人的旧体诗。因而有评论家指出：“以往的文学史和诗歌史著作对旧体诗创作基本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为旧体诗不符‘新文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同‘五四’以来诗歌的‘现代性’追求形成显而易见的矛盾。但事实上，旧体诗词却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不但‘五四’时期的周氏兄弟、郁达夫、俞平伯、朱自清等这些新旧杂糅的文人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卓越成就也绝对是无法视而不见的。”该学者还指出：“‘五四’以来诗歌发展面貌并不像通常文学史、诗歌史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由自由诗‘现代汉语’继承大统。其实历史的‘进化’从来都不可能是单线的，而必然是复线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现代性的展开形式是一种‘百舸争流千帆竞’式的。”这些话，是符合近百年来文学发展的真实历史的。我想这对某些唯“新诗”独尊、极力否认旧体诗存在的“继大统”论者来说，应该是客观而公正的逆耳忠言。

　　毛泽东诗词和现当代旧体诗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绕不过去的话题。可喜的是，近年来不少中青年学者开始关注“当代旧体诗词”的问题，并将其视为近30年来现当代文学史方面的“新的学术增长点”。他们认识到将毛泽东诗词和整个现当代旧体诗词长期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的作法，是一种偏狭的文学史观，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因此必须认真加以疏理和反思。近些年来，专谈20世纪旧体诗词的论著，就出版了若干部。就毛泽东诗词来说，这些年来公开出版的研究著作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已达400多部。而且新世纪开始以来，有见地的当代文学史家又开始将毛泽东、柳亚子等人的作品重新纳入到他们的视野之中。如唐金海、周斌主编，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25所院校参编，2003年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第四章《诗歌》的第二节《杰出诗人的创作硕果》中，就分别讲述了柳亚子、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艾青、毛泽东等六位诗人的作品。其中，柳亚子、毛泽东就是写旧体诗词的。这就明显地呈现出编者们所持的把新诗旧诗都纳入到了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种可喜的、开放的大文学史观。

　　没有毛泽东诗词及其他优秀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的文学史，决不算是一部完整的大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并热切企盼，毛泽东诗词和其他优秀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早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中恢复和获得其应有的位置。

　　第二章毛主席从未发表过的诗词

　　第一节 毛泽东诗词“真伪”的鉴别

　　邓遂夫先生在《〈呈郭老〉诗二首的真伪》一文中，对毛泽东诗词“真伪”的鉴别标准，我是赞同的。还在1997年，笔者曾以《“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毛泽东诗词集》质疑》投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一家刊物，未予置理。现在读到刊载在2001年第11期《博览群书》上的邓文，在笔者看来，持论之据虽同而结论恰好相反。具体来说就是邓文判为伪作的《呈郭老》、《看山》等作品均非伪作，而《毛泽东诗词集》中的伪作则无一论及。 

　　1974年年初，“批林批孔”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民间流传两首据说是毛泽东批评郭沫若的诗。 

　　一首五言出自江青的一次讲话，这就是邓文所引“《五绝·呈郭老》”：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稍有诗词常识的人，一望而知，此诗与绝句相去甚远，几乎没有一句是合律的。邓先生以“五绝”来衡量，然后又引毛泽东致陈毅信中所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证明深于诗律的毛泽东决不可能写这样的“五绝”。问题是将此诗冠以“五绝”的并非毛泽东本人。在我看来，江青在大庭广众之下假传“圣旨”，伪造毛泽东诗作，似乎不合情理。毛泽东也不会将这首类于顺口溜的五言真正视为诗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也有类似的所谓“五绝”：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这当然不是什么诗，但笔者确也看到几种出版物将这首顺口溜入编。毛泽东九泉有知，一定会惊呼“大谬不然”了。 

　　另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邓先生亦以“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为据，判定其为“伪作”。倘以七律来衡量，此诗确有违律处，即首句“劝君少骂秦始皇”（仄平仄仄平仄平），统观全篇，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如从“一三五不论”的角度看，其实也就是二、四位置上的平仄错位。这样一首仅有一处平仄互置而对仗、韵脚都合律的七言，称之为“七律”是说得过去的。诚如邓先生在文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所发表的七律，“于格律稍有不合者有两处”。此诗亦应作如是观。其实，对“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是：词学深于诗学。即便如此，《蝶恋花·答李淑一》下阕的后三句换了韵部。这对于寻章摘句的人来说自然是大忌，毛泽东的自注是：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任之。这就是说，宁可违律也不愿损意。这首词的平仄是不成问题的，因此读者也决不会认为作者“不讲平仄”。偶一为之（主要是出于不以律害意的考虑），是决不能断为“不讲平仄”的。（其实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熟悉陈毅诗词的读者应不言自明。）将唐诗格律推向极致的杜甫尚且有偶一为之的违律处（如《咏怀古迹》之二的第二三句即失粘），从未闻古往今来的诗评家有将此诗逐出七律之列的。邓先生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指为“总共才八句计五十六字的一首七律，其不合平仄者竟达十七处之多”，笔者不明白是如何判定的，极愿闻明教。 

　　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政治诗。毛泽东晚年以这样一首并无多少诗意可言的七律，来申发政治家的“文革”情结，是不难理解的。它之出于毛泽东之手，笔者可以提供两条颇具权威性的证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收入此诗（见此书第361页），刊本标注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与邓先生所引稍有不同的是，第五句当为“百代都行秦政法”而不是“百代都行嬴政法”。一首诗三次出现“秦”，亦可证明作者重在政治诉求，并不（或主要不）视为先前意义上的诗。试看五十年代，有学者指出《七律·长征》中“金沙浪拍云崖暖”与“五岭逶迤腾细浪”句中两个浪字犯复，毛泽东欣然接受，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顺便要指出的是，“嬴政法”虽少了一个秦字，但从对仗的角度看，显然不及“秦政法”工整。从这些细微之处可以见出，毛泽东是一贯讲求“不讲平仄，即非律诗”的原则的。 

　　也许有人会要说刊本非毛之手稿（其实即令是手稿，邓先生亦大胆直斥其为“伪作”），似有可议之处。那末就再提供一条旁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48页，在1974年1月31日条下有以下记载： 

　　同张春桥一起前往看望郭沫若，并将毛泽东所写《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诗、柳宗元《封建论》及注释等书送郭。 

　　郭沫若于同年2月7日作《七律·春雷》“呈毛主席”：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笔者在一篇谈毛泽东与郭沫若诗交的文字中，称这是一次特殊的唱和。遗憾的是编辑在发表时将这些史实删去了。 

　　要之，邓先生判为“伪作”的两首毛泽东批评郭沫若的诗作（姑且将那首五言的顺口溜称之为诗罢）均非伪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出于毛泽东之手更是无庸质疑的，它对研究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未收《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当然不是出于真伪的考虑，否则岂非与同由其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相抵牾。这本诗词集较之胡乔木主持编辑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增收十七首，其中九首是首次公开发表。此后有不下五六家出版社又在此基础上收入诸如“大事不讨论”之类的所谓诗作，力图搞成全集的规模。在笔者看来，要论毛泽东诗词的真伪，当以出自权威性机构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集》为主本，“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我很钦佩邓先生“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质疑精神，向《毛泽东诗词集》的权威性提出挑战。邓先生以毛泽东致陈毅信中所言“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为据，对集中的《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和《五律·看山》的作者质疑。 

　　在笔者看来，邓先生的依据是缺乏说服力的，他是过于老实地看待毛泽东致陈毅信中的这些话了。毛泽东说“从来没有学习过”五言律，只是谦虚的表示，怎么可以当真呢。试问，倘若毛真的从未学习过五言律，又如何为陈毅的《六国之行》修改呢？毛泽东修改了这组诗中的第一首，并另拟篇名《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那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因未见陈毅原稿，故不好判断毛泽东作了哪些修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陈毅所作五七言，确乎“不讲平仄”。是不屑于讲究平仄，还是如毛泽东信中所言“还未入门”，自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陈毅的《六国之行》（其一）经毛泽东修改后，成为完全合乎规范的五言律。这对于“从未学习过”五言律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又据看到过陈毅原稿的陈毅亲属回忆，《西行》的颔联和颈联完全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颔联以流水对出之以比兴，颈联则想象奇伟，大气磅礴，决非俗手所能写出。这首《西行》是最好的现身说法：毛泽东对五言律决非“从未学习过”，而是功力甚深。除非邓先生对《西行》的修改者质疑，否则夫复何言？ 

　　邓先生以为《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当属今人五律之上品”，但又囿于毛所说“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从而对这首五律的作者究属何人提出疑问。 

　　此诗的刊本标注为“根据一九四三年戴安澜将军追悼会挽联挽诗登记册刊印”。以笔者有限的见识，那时联署挽联时有所见，而于挽诗则似未有过。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假托毛泽东之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从广义的角度看，写在供他人所阅览的登记册上也可以算是“发表”，但从出版学的意义上讲，似乎也可以认为这不算是发表，至少可以认为这不算是正式发表。再者，毛泽东的记忆是否准确无误，也需要作具体分析。笔者愿意提供两条史料来证明，博闻强记如毛泽东者亦不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一是１９５７年２月复《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对他们抄寄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答以“似乎不像”。二是１９６２年５月为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改写一段六百余字的长文，对《忆秦娥·娄山关》的创作过程和有关史实提供了最富权威的说明，但说“１９３５年１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则属误记。据此，以毛泽东信中的一段话来否定《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出自毛泽东之手是没有说服力的。 

　　邓先生对《五律·看山》的质疑，委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首先，此诗有毛泽东的手稿。邓先生以“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向来有书写前人诗句的习惯”予以否定，但是邓先生却未能说明这首《看山》究竟出于何位前人。其次，此诗决非如邓先生所判定的“实乃是格律迥异的两条联语和一首绝句随意组合而成，根本不能构成一首完整的律诗”。为识者明辨，笔者将此诗亦抄录于下：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下，欢迎有晚鹰。 

　　要说违律，那就是第三句“飞凤亭边树”与第二句失粘，在这一句的第二个字上须用平声字，而“凤”则系仄声字。在手稿中，第六句是“冷去对美人”，今以“佳”易去“美”，足见作者对平仄的讲求，因此句第四字须用平声字。由此看来，这首《看山》虽有一处失粘的瑕疵，仍不失为一首总体合乎规范的近体诗。至于韵脚，也不是一个问题。今人作近体诗，似不必拘泥于古韵。事实上今人作律诗而完全依《佩文诗韵》者殆鲜见，大家如柳亚子辈亦然。“峰、风”古韵属一东，今则属ｅｎｇ韵，与“鹰”属同一韵部，与“人”（ｅｎ韵）虽有前后鼻韵之别，并无大碍。邓先生批评此诗前后四句有拼凑之痕迹，亦不知从何说起。事实上后四句所及扇子（岭）、美人（峰）与前四句所及之飞凤亭、桃花岭均系北高峰附近之景观。诗人将这些名胜融为一体而律对工稳，流转自如，毫不板滞，显示出很高的艺术功力。至于作者是否“三上北高峰”，不应成为一个问题。毛泽东开国后离京外出，常去之处为武汉、广州、上海、杭州，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首推杭州。１９５４年春，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期间，多次登临杭州近郊的山峰。但如一定要坐实为“三次”则又犯了解诗之大忌。这些地方，深于诗学的邓先生一定是明白的。有时也许是一定要符合主观的臆断而不免强为之说了。 

　　要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和《五律·看山》出自毛泽东之手亦毋庸置疑。 

　　邓先生为着印证《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系假托毛泽东之名的伪作，举出上面两首五律判为伪作，这是找错了对象。我同意邓先生所作“迄今所见他的其他五言律均有可疑”的判断，可惜邓先生未能沿着这个思路说下去（也许邓文旨趣仅在论断《呈郭老》两首之真伪所致）。笔者要扩而大之地指出：收入《毛泽东诗词集》中所有新增而未经作者本人审定的近体诗，均系“不讲平仄”的伪作。 

　　新增作品有九篇：《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七绝·刘蕡》、《七绝·屈原》、《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先生八十寿辰》、《七律·有所思》、《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 

　　这九篇作品中，“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的有《七绝·刘蕡》、《七绝·屈原》、《七律·有所思》等三篇。《有所思》被熟谙此道的胡绳先生称为“堪同‘正编’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艺术上相提并论的一首”。《屈原》在“文革”之初即以传抄稿的形式广为流传，首句“屈子当年赋楚骚”，以楚骚指代《离骚》，足见作者对平仄的讲求；末句“一跃冲向万里涛”之“向”字不合律（此处须用平声字），看来是为着不以律损意而不得已为之，然终究是一个缺憾。诗人生前未允公开发表，未知是否与此相关？《刘蕡》第二句“中唐俊伟有刘蕡”恐为“伟俊”之误置，此等情况前亦有之——作者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于同年９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语中，曾指出《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万方奏乐有于阗”为“乐奏”之误置。 

　　问题集中于“根据抄件刊印”的六首诗。在笔者看来，较之于“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如上述三首），这其实就是“根据（未经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的省称。无一例外，这六首诗均“不讲平仄”，有的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先看两首五律之“不讲平仄”，加点者为违律处。 

　　《张冠道中》：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雾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尤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格律诗向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大体近是，但有孤平之虞）。对五律而言，每句中的“二四”在平仄上有严格的规定，而处于“二”这个位置上的字因着粘连的需要，尤其重要。此诗八句，竟有四句粘对违律。 

　　《喜闻捷报》： 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此诗不惟“不讲平仄”，颈联的对仗也成问题，“鸿音绝”无法与“信未通”成对。“妻儿信未通”完全有悖史实，毛泽东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 

　　这两首五律均作于１９４７年，在格律严谨的《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之后。 

　　再看作于１９６１年的《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标题即有问题，对于逝者竟用“寿辰”，显然不妥。“其一”首句“博大胆识铁石坚”，竟然除韵脚为平声字而连用六个仄声字，且诗意平平。“其二”句句违律：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不可思议的是，第三句竟以平声收句，这样的低级错误大概连初学律诗的人都不至于犯。作于同一时期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第三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之所以不用“中华女儿多奇志”（后者似更切题），其原因除了郭沫若在诠释文章中道及外，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出于平仄的考虑。 

　　《七绝·贾谊》失粘。杜甫的一处失粘是在七律中，因有八句，尚无大碍。毛泽东偶有失粘，亦在律诗而非绝句中。绝句只四句，故失粘便是大忌。 

　　《七律·咏贾谊》违律最为严重：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全诗八句，竟然句句违律，其中有三句还不止一处，颈联不成其为对仗，颔联的下句语意含混，无法自圆其说。毛泽东的七律虽不能说首首精彩（事实上即使是文学史上有定评的诗人也不可能使其创作水平保持在同一高度），但要说这样一首即令是在形式上都与近体诗相去甚远，而意境更是平平（有些词语不像是一个通晓此道的熟手所为）的作品出于同一作者，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生前公开发表的近体诗，在公开发表之前作了许多修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致周世钊的信中所赋七律，在意境上虽不能说是作者七律当中的上品，至少是一首格律严谨的近体诗。１９４９年４月，毛泽东所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不惟格律严谨，而且意蕴深厚，境界高远，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上品。其时毛泽东正在日理万机之中，不可能反复吟咏，细加推敲。庆祝南京解放那首的手稿，是毛泽东一挥而就后为田家英所珍藏，与后来的正式发表稿只字无异。和柳亚子那首的手稿中的“暮春时节读华章”，在后来正式发表时改为“落花时节读华章”。这些不争的事实均说明毛泽东于七言律有着深厚的学养。也是在致陈毅的那封信中，毛泽东表示：“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除了谦逊，只能说明毛泽东眼界之高。以脍炙人口的《长征》、《和柳亚子先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登庐山》、《答友人》等七律观照《咏贾谊》、《纪念鲁迅先生八十寿辰》等所谓近体诗，谁能相信这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毛泽东的绝笔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虽无诗意可言，但在形式上毕竟还是一首基本讲求平仄和对仗的格律诗（仅在首句的二四这个位置上平仄互置，多半是不以律损意所致），这与此前所作《咏贾谊》亦不可以道里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首次公开发表的六首所谓近体诗，所据刊本均未经作者审定，均系“不讲平仄”的律诗不像律诗，古风不像古风的作品（毛泽东写过古风，风格完全不同）。因此，这六篇作品均系假托毛泽东之名的伪作。至于这些伪作如何窜入毛泽东名下，则需另作研究了。 

　　第二节.毛泽东为彭德怀点赞之诗的两个版本

　　毛泽东赞彭德怀的六言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在军中久已流传的版本，一个是1962年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凭记忆写出的版本。这首六言诗的两个版本大体相同，但在字词使用上有很大差异，有一句完全不一致，总共24字竟有9字不同，如果加上位置的改动可说有11字不同。诗学界对此少有人细究，其实很有细究的必要。

　　《毛泽东诗词集》中收录的流传版本

　　《毛泽东诗词集》中收录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是个在军中流传久远、影响广大的版本，其诗云：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诗词集的编者在注释中介绍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时说：“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和彭德怀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有‘山高路远沟深’句。击败追敌骑兵后，毛泽东写了这首诗，首句即用电文句，但改‘沟深’为‘坑深’。据《彭德怀自述》一书第二○六至二○七页说，彭收到这首诗后，把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原诗送还了毛泽东。” 同时，编者又交代：“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从注释可见，该诗入编源于1947年发表的流传本。

　　但为何毛泽东1935年10月在战场上写下的赞美彭德怀的诗在1947年被公之于世呢？可以提供的背景是，彭德怀率两万余西北野战军在陕北与胡宗南20余万大军周旋，于1947年5月歼敌一个旅取得“蟠龙大捷”，同年8月又歼敌36师主力取得“沙家店大捷”，使西北战场形势逆转，解放军从此占有主动。捷报四传，《战友报》（1947年8月1日）以《毛主席的诗》为题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赞美彭德怀的六言诗。不过，报社在编辑时并未向毛泽东索取原稿或经毛本人校阅，只是在按语中说：“这里搜集到毛主席在长征中所作的两首诗词”（另一首是《清平乐六盘山》）。《战友报》在编辑时却将史实弄错了，误以为该诗是毛泽东创作于红军突破腊子口战斗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4年庆祝八一建军节之际，《解放军报》沿用《战友报》刊登的原诗原注，将之再次发表。1957年，《东海》文艺月刊亦准备刊登这首诗，该刊编辑部于2月6日致信毛泽东请求校阅诗稿，信中仍沿用《战友报》的误注，把该诗说成是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的诗句。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则在1957年2月15日的回信中简单地解释说：“编辑部同志们：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

　　毛泽东的记忆显然是正确的，因而他不赞成《东海》发表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他经手编辑、文物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也未将该诗收入其中，并且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也没有将该诗收入其中。当然，这也许与该诗的艺术品位有关，毛泽东当时只收集、整理、修改他认为是上乘之作的诗词。但后来1976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同样没有收入该诗。

　　这首诗正式收编入《毛泽东诗词选》是在1986年。该选集由长期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主持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辑人员根据多方可靠史料，证实毛泽东创作这首六言军旅诗的基本情节确凿无误后，便首次将之收入其中，并增加题目为“给彭德怀同志”。该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此，这首流传数十年的诗作正式入集。

　　第三节 毛诗版本中毛诗的真伪

　　毛泽东一生创作过许多诗词，而经他本人手定正式发表的却不多：1957年1月至1963年12月先后分5次发表了37首，1976年1月发表了2首，总共发表了39首。

　　在报刊出版物上出现过不少根据抄件而发表的毛诗。1957年1月以前，报刊上刊载过传抄件的毛诗近10首，其中大多数由毛泽东亲自订正后于1957年正式发表了；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民间的各种非正式出版物曾经刊载过20多首“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其中绝大多数经查证为误传，并非毛本人的作品，另有少数几首传抄诗需要辨别真伪；1978年以来的20余年里，报刊出版物上又出现了一批传抄的毛诗，中央有关部门也根据抄件发表了几首毛诗。

　　对于那些既非毛泽东生前审定、又无毛的手迹佐证的毛诗抄件，首要的问题是辨别它的真伪。因为既然有传抄的毛诗 ，那么传抄中就可能抄录别人的诗。怎样辨别真伪呢？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对抄件的版本作深入的研究，考察版本的来历、考察同版本相关的人和事，以求得佐证。

　　中央有关部门考证毛泽东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是考证毛诗抄件版本十分成功的例子。该诗最早非正式地发表在1947年8月1日出版的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的《战友报》上。编者在按语中只是笼统地说：“这里搜集到毛主席在长征中所作的两首诗词”（另一首是《清平乐·六盘山》）。至于怎么“搜集”到、从哪里“搜集”到的，则没有说明。而且在注释里把这首诗的写作地点和背景也误写为是在腊子口战斗后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1957年2月，一家杂志编辑部给毛泽东写信，请他校阅并准予在该刊上发表这首诗。毛泽东则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 ，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作的呢？中央有关部门在20世纪8 0年代作了十分认真的考证。他们查阅了此诗的受赠人彭德怀的自述，查阅了老将军黄克诚悼念彭德怀的文章，查阅了伍修权的回忆文章，向杨尚昆、王震等领导同志作了调查。在得到这些当事人和熟知内情的人的旁证材料以后，才确认该诗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已无问题。于是，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将这首诗收入。

　　香港学者刘济昆考证毛泽东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两首七律《读报有感》也比较成功。刘先生从“文革”期间非正规出版物上得悉毛泽东的两首七律《读报有感》：一首的起句是“反苏忆昔闹群蛙”，另一首的起句是“托洛斯基返故居” 。刘先生长期未考证出其真伪，而且认为是伪作，原因有二：一是“文革”初期流传不少伪作的毛诗；二是这两首诗艺术性不如毛氏其他诗词。直至1990年年底，他看到了《董必武诗选》上载有董的两首与毛诗相关的和诗，在找到这样权威性的旁证材料之后，才认定毛泽东的确写过这样两首诗。[2]这种认真研究版本、考证其真伪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刘先生当时限于资料，考证尚不充分。后来披露的材料表明，刘所得到的传抄件，与原作在字句上有一些差异。

　　因为不重视对版本的研究，而将传抄件中别人的作品当作毛泽东作品的事情时有发生。笔者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个例子是所谓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诗作《咏蛙》。该诗最早是由1987年7月17日《羊城晚报》发表的一篇不足 200字的短文“披露”的。此后，许多报刊出版物将该文中提到的咏蛙诗，当作毛泽东的诗作加以传播。尽管有人写文章指出咏蛙诗不是毛的作品，我国古代早就有过内容和形式都相似的咏蛙诗，但是许多人还是相信毛泽东作过咏蛙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对该诗的初始版本作认真的研究：该诗的来历如何，披露该诗的人究竟是怎样知道毛泽东写过这首诗的？他既不是毛泽东作诗的见证人，也未交代是从何人那里、从何处资料中得知此诗的。他在文中提到毛的入学考试一事，据当年的东山学校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考题虽是“立志”，然而考的是做文章，并非诗赋。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仅凭这样一篇故事性的文章就确信毛泽东写过咏蛙诗呢！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毛泽东晚年填的一阕词《诉衷情（父母忠贞为国酬）》。现在它已经被许多鉴赏毛泽东诗词的册子所收录。实际上，它根本不是毛泽东的作品。这只要仔细研究这首词初始版本所持依据就可以明白。这首词最早见之于198 6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毛泽东故事》。作者舒群在书中讲到引录这首词的依据时说得很清楚：它是得之于传闻 ，“无法查对核实”的。后来，一位与舒群熟识的同志写了一篇书评，明确指出：“舒群同志在这篇小说里，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误认为是毛泽东的一首词：'父母忠贞为国酬……（笔者略）'。毛泽东同志的晚年确实写过一些诗词，但上引的这一首却已证实完完全全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根据可以确认毛泽东写过这首词。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晋曾经肯定地指出：“该词已经证实并非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新收毛泽东17首诗词，其中6首注明是根据抄件刊印的 。一些读者，包括学者、毛诗爱好者，对这6首诗中的两首五律《张冠道中》、《喜闻捷报》是否是毛的诗作提出了质疑。这两首五律是纪实性的诗，而诗（包括诗题、小序）所表达的内容同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的实际经历不符。据此，学者、诗人公木先生推测：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否可能误把别人作品转录下来，混淆了”。笔者希望看到《毛泽东诗词集》编者的文章，公开说明所据抄件及其考证的情况。

　　对传抄的毛诗版本进行研究，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考证它的真实性、可靠性。如果不作认真考证，那么，就有可能误将别人的诗词当作毛诗。果真那样，对这些所谓毛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等的研究，统统都会成为无稽之谈。因为它们根本同毛泽东沾不上边。

　　第三章 走出国界的毛泽东诗词

　　一代伟人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一位在当代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与词人。“近代诗词谁堪比，文人诗家崇又惊”，毛泽东诗词不仅在国内独领风骚，在国际上亦魅力无比。

　　毛泽东诗词的魅力，首先来自作品的思想性和他的人格魅力，同时也来自其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架构起的诗词意象的新颖与独到。由此，在他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家的深邃、革命家的气魄、政治家的雄才、军事家的胆略，以及真挚激情与横溢的才气。他的诗词雄视千古、色蕴天地，撼五岳、荡四海。但凡是品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都会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为其诗词那“横空出世”的独特魅力所激动、所感染。

　　正因如此，经过公开发表及普遍传播，毛泽东诗词逐渐凝结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深层积淀，而且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宏伟的艺术气势走出国门，成为世界人民所喜爱的艺术珍品。1937年，美国记者斯诺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英译文收进《西行漫记》向全世界披露，标志着毛泽东诗词正式走出国门、迈向国际。随着《西行漫记》一书的大量发行，《七律·长征》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世界多数国家的读者从此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位“既能领导长征又能写诗”的革命家兼诗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毛泽东诗词》被大量翻译成英文，先后又被转译或直接翻译成法、俄、德等其他数十种语言文字。据统计，截至20世纪末，已经出售的毛泽东诗词集达7500万册。与此同时，国外的学者专家还发表和出版了许多评介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和专著。到目前为止，已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把毛泽东诗词作为诗歌艺术专门课题进行研究，1996年8月和2001年10月，还分别在北京和南京召开了两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凡此种种，都深深体现出毛泽东诗词无与伦比的国际魅力。

　　毛泽东诗词为第三世界人民提供了精神支撑和民族自信。毛泽东诗词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风暴给予了热情的讴歌和赞扬，并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给予了热情的祝福和殷切的期盼。最能体现毛泽东的崇高国际主义豪情壮志的诗词是两首《念奴娇》以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昆仑》表达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理想；《念奴娇·鸟儿问答》则对未来世界作了展望：“试看天地翻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表达的则是坚决与国际上的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甚至连整个地球也不过是一个“小小寰球”，这是何等胸襟，何等气魄！1960年5月，毛泽东接见古巴、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的代表团时，其中一位外宾说：“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请主席多写几首！”毛泽东诗词为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留下了反抗压迫、勇往直前和自强不息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把毛泽东诗词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这是毛泽东诗词国际魅力的一大独特表现。

　　毛泽东诗词不仅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赢得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人物的极大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元首和政要，为了同毛泽东见面时好借他的诗词活跃谈话气氛，在来中国之前都要先“恶补”毛泽东诗词课。美国总统尼克松上世纪70年代初首次来中国访问之前就读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诗词》，见到毛泽东后的第一句话就说：“读了您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您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我看到您写道，机会来到面前时，要‘只争朝夕’。”在当晚的宴会讲话中，尼克松又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从尼克松念毛诗这件事，可见毛泽东诗词国际魅力的一斑。

　　“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外国诗人这样深情地赞誉毛泽东。由于影响巨大，毛泽东诗词在国际上获得了崇高评价。德国知名人士施特劳斯说：“毛泽东把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动乱不安、饱尝最严酷战争、灾难深重的中国引进了新的时代，并且用美妙的诗词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曾到陕北访问过毛泽东的著名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评说毛泽东确实“是一位合格的诗人”。美籍著名学者特里尔在其著名的专著《毛泽东传》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毛泽东是一位领袖、军事指挥家、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法国汉学界则把毛泽东称为“东方诗神”，说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研究，是对“当代东方一代诗神的深入探寻”。上述国际人士对毛泽东及其诗词的评价都比较客观公正，让我们多视角见证了毛泽东崇高的人格力量以及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国际魅力。

　　毛泽东诗词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历史时期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艺术表达。正因为毛泽东诗词深入关注了国内外的现实，让我们在享受诗词艺术美的同时，也感受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高瞻远瞩。几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魅力永远不变。今天重温毛泽东诗词的国际魅力，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前国内外政治力量及政治风云变化，都有不可估量的借鉴和认识价值。

　　2015年底，我随中国出版促进会代表团访问斯里兰卡，受到现任总统西里塞纳先生的接见。会见中，西里塞纳总统提出可否将《毛泽东诗词》翻译成为僧伽罗文版，并向代表团要一幅毛泽东画像，挂在他的卧室。这个要求出乎所有代表团成员的意料。后来才得知，西里塞纳先生是个典型的“毛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故事在斯里兰卡广为人知。

　　对于一个长期关注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学者而言，我对于《毛泽东诗词》获得世界影响的过程更感兴趣，梳理其对外传播的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七律·长征》是译成外文的第一首

　　毛泽东诗词最早为各国读者所见的一首，应该是1936年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译成为英文的《七律·长征》。由此算起至今，毛泽东诗词在海外传播已有80年的历史。1936年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五篇“长征”一章的结尾处，斯诺引用了毛泽东的这首诗，用来说明中国革命逆境中共产党人的精神。《红星照耀中国》作为第一部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历程的图书，在英语世界获得了轰动性影响，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兼诗人形象，也通过该书第一次被西方世界所知晓，《七律·长征》也成为毛泽东诗词中最为著名的一篇。

　　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中国与苏联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1957年苏联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诗词18首》，由汉学家费德林和艾德林翻译，印数高达15万册，这是毛泽东诗词的第一个外文版。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法国等国家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如匈牙利版本是由著名汉学家山多尔等翻译，书名为《毛泽东诗词21首》，1958年出版。法国在1965年出版了著名汉学家戴密微翻译的法文版《毛泽东的十首诗》。1969年，法国又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大全》，翻译了38首毛泽东诗词，由著名学者伊·布罗索莱翻译。日文版《毛泽东：他的诗与人生》由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实翻译，出版前刊发了预订广告，1965年5月出版后，日本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书评。

　　在80年的传播过程中，毛泽东诗词的翻译语种有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希腊语、阿拉伯语、朝鲜语、越南语、泰语、日语、印尼语、马来语等近40种。其中按照馆藏量统计，影响最大的还是英译本。笔者依据世界图书馆书目数据库，2016年6月检索了全世界收藏图书馆数量超过100家以上的版本，发现影响较大的毛泽东诗词译本有12种，均为英译本（见表格）。

　　通过表中的12个译本可以发现，馆藏量最大的是陈志让和迈克尔·布洛克的《毛泽东和中国革命》，196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该著作为陈志让独立撰写，但附录37首毛泽东诗词则是由陈志让与迈克尔·布洛克合作完成。由于陈志让熟悉中国革命历史，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理解较为全面深刻，因此该书影响最大。

　　毛泽东诗词艺术价值受到充分关注

　　对于毛泽东诗词艺术的评价，很长时间受到毛泽东作为中国领袖的政治地位的影响，其艺术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有所改变。表中馆藏量位列第二位的是1975年，由印第安纳大学柳无忌、罗郁正二位教授共同编撰的《葵晔集：中国诗歌三千年》。该书收录了50多位译者翻译的近1000首中国历史上历代著名作家的诗、词、曲作品，书中收录了毛泽东8首诗词的译文。该书从1976年面世开始，就被美国多家大学作为讲授中国文学的教材，因此毛泽东诗词被很多西方年轻人所知晓。而最早关注毛泽东诗词艺术超过其革命领袖身份的，是美国诗人、教授威利斯· 巴恩斯通，1972年他和郭清波合译的《毛泽东诗词》分别在纽约、埃文斯通、旧金山、伦敦、多伦多五地同时出版。该译本有37首毛泽东诗词英译，还有毛泽东诗词书法手迹《清平乐·六盘山》。

　　中国主动对外传播《毛泽东诗词》始于1958年。1958年《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第3期刊发了英译毛泽东诗词18首，出版时没有署名译者，但据后世回忆文章考证，这些译者是翻译家叶君健、钱锺书和外文出版社英文组负责人于宝榘等人，外文社英文专家安德鲁· 波义德为译诗做了润色。该杂志合订本全世界馆藏数量是421家。1958年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在《中国文学》杂志18首外，增加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诗译者是英籍专家戴乃迭女士。1964年，国家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小组，39首译诗翻译得精雕细琢、规范准确，成为其他语种译本的参考范本。但该译本直到1976才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毛泽东诗词国内英译本还有许渊冲、辜正坤、黄龙、赵恒元等人的译本等10多种，出版时间均在1992年之后。

　　政治外交与文化传播的双重效果

　　诗言志。毛泽东诗词获得世界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正如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实在《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一书所说：“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重叠，他吐露的诗情既是个人内心世界对于革命的憧憬，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在精神层面的反映。”毛泽东诗词作为一位世界伟人的心灵轨迹的真情袒露，同时又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摆脱列强侵略获得民族独立、建设新中国各个历程的精神写照。因此《毛泽东诗词》的对外传播，具有集政治外交与文化传播于一身的双重意义。

　　最为知名的案例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根据吴寿松的“为赠送尼克松总统而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记载，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周总理主持的欢迎晚宴上致祝酒辞时，竟然引用了一段毛泽东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尼克松成为第一位在公开场合讲话中引用毛泽东诗词的外国首脑。第二天，尼克松游览八达岭长城时，又吟诵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并向我国外交部人员索要《毛泽东诗词》英译版。通过毛泽东诗词，尼克松传达了美国希望与中国只争朝夕、建立良好国际关系的愿望。这个事件一时间传为对外文化传播领域里的佳话。

　　《毛泽东诗词》赢得了不少国外领导人的关注和赞许，在很长时间成为当时来华政治家争相索取的厚礼和谈资，为中国的外交活动赢得了共通的话语空间。时至21世纪，斯里兰卡西里塞纳总统提议翻译《毛泽东诗词》，表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只不过这种影响更多地来自于毛泽东诗词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诗人毛泽东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1957年1月25日，《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在《诗刊》创刊号刊发后， 1957年9月，苏联真理报社出版了俄文本《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平装本。该版本无目录，卷前收入毛泽东致臧克家等同志信的俄译文，正文为18首诗词及注释，卷尾为译者所撰之“跋”。1957年11月，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俄文本《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袖珍精装本。该版本将平装本之“跋”作为“序”放正文之前，每首诗词之题解、注释放于正文之后。两版本均由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Федоренко）、艾德林（Эйдлин）主编，马尔沙卡（Маршака）、苏尔科娃（Суркова）、果卢别娃（голубева）、阿谢耶娃（асеева）、巴斯玛诺娃（басманова）、艾依谱丽娜（эйблина ）等翻译。

　　汉俄对照本《毛主席诗词十八首》于1960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版本由韦光华注释，收入诗词18首。根据内容提要得知，毛泽东诗词十八首以汉俄对照形式排印，原文系根据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讲解”排版，俄文译文系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7年11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排版。该版本的另一部分是学者韦光华对每一首俄文诗词中的重要词汇进行了汉译，并对重要句子作了语法解析。

　　二

　　毛泽东诗词俄文翻译最难的是韵律。汉文古典诗词词律与诗律非常复杂，翻译成其他语言文字，很难保留原来韵律形式，俄文本《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翻译困难也是如此。不过，译者为了尽最大可能体现韵律，还是下了一番功夫。这主要体现在韵尾上，采用两句句尾音节相押的形式，比如《清平乐·会昌》上阕所有句尾均押“но”，下阕第二、四句尾押“ре”，下阕第一句押“е”。有的句子为达到押韵效果，则采用倒装句，如《沁园春·长沙》中的首句“独立寒秋”翻译成“в день осенний ，холодный”，如果正常语句顺序应该是“в осенний ，холодный день”，把“холодный”放在首句末尾，目的是为了和下一句“湘江北去”的俄文“я стю над рекой многоводной”中的“многоводной”相押。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译者采用什么样的押韵方式，都只是符合俄语诗歌的韵律，至于毛泽东诗词中的格律则难以达到。

　　译者对毛泽东诗词的题目翻译比较灵活，比如《忆秦娥·娄山关》中的“娄山关”，由音译“娄山”和俄译“застава”（关）组成；《七律·长征》中的“长征”翻译为“великий  поход”，即“伟大的行军”或“伟大的远征”），应该说比较贴近原意；“十六字令三首”翻译得也比较好，译成俄文是“три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о шестнадцать слов”即“关于十六个词的三首诗”。

　　对于有的句子，译者在表达方式上稍加变化即达到了表达效果，如《七律·长征》最后一句“三军过后尽开颜”，翻译为“на наших лицах радость цветёт”即“我们高兴得脸上开了花”，用了一个喻体“цветёт”（花），把原意充分表现出来了。有的地方，译文处理的比较妥当，如《如命令·元旦》的“元旦”翻译成“новый год”即“新年”。此外，翻译者对诗词中的地名翻译首字母也采用了大写方式，如《沁园春·长沙》中的“湘江”。

　　当然，翻译也有不完美之处，比如诗词中除了一首“浣溪沙”之外，都只翻译了标题，把词牌忽略了。其实，完全可以用音译“浣溪沙”的办法，把所有词牌都音译出来。另外，还有诗行问题，我觉得俄文翻译诗行应该遵守原诗诗行规律，俄文本《毛泽东诗词十八首》个别诗词没有遵守这一规律，如《菩萨蛮·大柏地》首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了押韵以及形式美，把一个诗行变为两行，实际上可以采用移行，而不该另起一行。

　　三

　　俄文本、汉俄对照本《毛泽东诗词十八首》为传播毛泽东诗词起到了重要作用。俄文本《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平装本发行量高达15万册。汉俄对照本《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发行量1.8万册。不过，据有关文章检索显示，此后再无新的俄文本、汉俄对照本《毛泽东诗词十八首》，更无收集齐全的俄文本、汉俄对照本《毛泽东诗词》。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景象是，英译本种类最多，约有30种；英汉对照本也有4种。将来若有条件，应该出版俄文本或汉俄对照本《毛泽东诗词》，这将是一件意义深远的文化事项。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编定汉俄对照本《毛泽东诗词》。如果重新编定汉俄对照本《毛泽东诗词》，那么应该吸收韦光华注释的汉俄对照本《毛主席诗词十八首》的经验。韦光华注释的汉俄对照本中有俄文词汇、句子注释，这非常便于读者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形式。当然，也可以换一种编定形式，即把俄文重点词汇汉译、重点词组、句子解析放在一起，统一采用尾注列在每一篇俄译文后面，这样便于学习俄文。当然，为了便于读者学习毛泽东诗词，对原文也需要作一些简单注释，至少要把写作时间和时代背景交代一下。

　　第四章 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意义

　　第一节.毛泽东诗词与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是毛泽东诗词的精髓，如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毛泽东诗词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华民族的理性、情感、思维、行为和价值取向，已经转化为赋有价值形式的文化符号，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要有精神，它是国本；一个民族要有精神，它是脊梁。

　　什么是中国精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

　　中国精神是毛泽东诗词的精髓，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毛泽东诗词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华民族的理性、情感、思维、行为和价值取向，已经转化为赋有价值形式的文化符号，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毛泽东诗词字里行间所洋溢的中国精神，扣人心弦、催人奋进。

　　深厚的爱国情怀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支撑他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当属蓄积于胸中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毛泽东诗词在文化取向上凸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维护尊严、追求独立、寻求解放、谋求幸福伟大历程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诗词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优秀传统，又赋予了具有时代意味的精神内涵。在毛泽东吟咏祖国河山的诗作中，这种爱国情怀表现得既直接又生动。“踏遍青山人未老”“我自欲为江海客”，他既乐山又乐水。毛泽东笔下的山，仪态万千、瑰伟雄奇。会昌山“颠连直接东溟”，昆仑山“横空出世”，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井冈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毛泽东笔下的水，神奇曼妙、变幻无穷。他沉醉于“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清纯与活力，震撼于“大河上下、顿时滔滔”的静穆与凝重。他欣赏“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的自然雅趣，赞美“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的烟波浩渺，向往“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气壮山河的诗句，使人对伟大祖国油然而生敬意，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深感自豪。

　　深沉的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饱经沧桑，自古就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不朽精神。近代以后，西方列强入侵，封建统治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地主重重压迫”“遍地哀鸿满城血”“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始终忧虑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大众的命运，忧患意识是毛泽东奋斗精神的不竭动力。

　　少年毛泽东读过《支那瓜分之命运》一书，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使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毛泽东是“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1915年他的同窗易昌陶不幸病逝，毛泽东为他写有一副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毛泽东借悼亡以消心中块垒，强烈地抒发了一个热血男儿忧国忧民之志。1925年，“独立寒秋”中的毛泽东，置身于充满生机的山川，再反观军阀割据、危机四伏、民生多艰，忧患意识促使他从内心深处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流露出其将人生追求同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英雄使命与宏大抱负。1927年春，中国大地一片白色恐怖，毛泽东吟成苍凉沉郁的《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令人压抑的笔调，表达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苍凉心情。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在关乎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写下《清平乐·会昌》，表达了他内心的抑郁和焦虑。正如他后来解释诗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时所说：“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1935年2月写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第一首作品。遵义会议扭转了毛泽东个人的人生境遇，但这首作品却显得极其苍凉凝重，因为他深知“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执着的革命精神

　　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激发了毛泽东昂扬的报国之志。在1919年7月《湘江评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到了近代，“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此“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面对“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社会现实，他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决心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918年4月，新民学会创办时，其目的在于“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和风俗”。1921年初，毛泽东将其变成“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不仅成为新民学会的宗旨，也成为毛泽东的毕生追求。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毛泽东一生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不断从一个“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热血青年，变成“唤起工农千百万”“霹雳一声暴动”“横扫千军如卷席”“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缔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成就了千秋伟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并由此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一伟大实践也催生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博大的天下胸怀

　　《礼记·孔子闲居》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志存高远、胸怀天下，具有谋划大局、创造大局、驾驭大局的过人胆略。毛泽东诗词给人的印象总是纵横捭阖、气势恢宏，不管是写自然景观，写动物姿态，还是写社会实践，都充分表现出毛泽东的宏大气魄和阳刚之气。在《沁园春·雪》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寥寥数语，就把幅员辽阔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几个人物，就把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娓娓道来。

　　毛泽东从不沉湎于纯粹个人的爱恨情仇去寻求创作灵感，而是始终以一个旧世界改造者和新世界创造者的姿态审视和观照一切。毛泽东不少诗句中带有“我”字，如“春来我不先开口”“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里“我”是指他本人。但在很多诗句当中，如“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我失骄杨君失柳”，“我”不光是作者本人，“我”既是个体，也是群体。而在“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非好汉”“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些诗句中，“小我”已融入到革命洪流的“大我”之中。诗言志的中国诗歌传统，被毛泽东升华为小我与大我，有我与无我合二为一的全新境界。

　　《念奴娇·昆仑》中，毛泽东倚天抽剑，要把昆仑山劈成三截，原先是“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后来毛泽东说：“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不仅关注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关注全人类的前途。他把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使革命精神浸透了深厚的民族底蕴，又使民族精神充满了博大的世界情怀。

　　积极乐观的心态

　　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是敌强我弱，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从不悲观、从不气馁。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这样描述必将到来的革命胜利：“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是何等的豪迈！又是何等的乐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毛泽东年轻时写的一首诗中的残句，他后来曾多次提到这句诗，用以表达自己的乐观和坚定。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面对艰难困苦，毛泽东傲视万物，雄视寰宇。“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面对各种挑战，毛泽东气定神闲、从容不迫、沉稳持重。“要向潇湘直进”“直下龙岩上杭”“直指武夷山下”“不到长城非好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乐观心态和必胜信念激发出无穷力量，使毛泽东坚定执着、勇往直前。毛泽东的自信绝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历史潮流的深刻把握与积极响应，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和精确判断，源于他对人民利益的高度重视和坚决维护，源于他对崇高理想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他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深刻地激励着我们。

　　当毛泽东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改革与创新便成为他奋斗人生的主旋律。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业，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毛泽东诗词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宏伟史诗，而毛泽东诗词本身也是改革创新的直接产物。

　　毛泽东诗词评史则对历史有新看法，论人则对人物有新见识，写物则对物象有新寓意，记事则对事件有新视角，是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与现代生活内容完美结合的艺术奇葩。

　　第二节.毛泽东诗词中的气质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七种气：骨气 土气 王气 志气勇气才气士气正气

　　第一是骨气。骨气，这是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精神品质。第五是土气。我所说的土，不是土包子的土，而是乡土的土，可以理解为国情、民族风格。

　　他一身的浩然正气来自他大公无私的理想，来自于他一心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为人类解放的高尚道德情操。

　　第一是骨气。骨气，这是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精神品质。骨气，说白了，就是要有脊梁骨；没有脊梁骨，只有任人欺侮，任人宰割，任人凌辱，是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可怜虫。毛泽东的一生，是挺起脊梁、进行战斗的一生，是永不向强权和邪恶势力低头的一生。在他的领导下，1949年中国人终于“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挺起了脊梁，尊严地立于大国之林，永远告别了屈辱挨打的时代。

　　第二是志气。毛泽东一无高贵的家世，二无显赫的学历，但他一直胸怀大志。志向，就是人生的目标，然后百折不回，力求实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壮年以后直到晚年，已经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中国人的领袖，所以他的志向，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中共党员和中国人的志向。

　　第三是勇气。长征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说有多困难就有多困难。然而，红军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胆识！毛泽东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初见于两万五千里长征，再见于抗日战争，三见于三大决战，四见于五次对外决战。每一次决战，都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飞跃，都是一次理论和战略的突破。

　　第四是才气。才气算不算是一种道德品质？毛泽东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超凡的才华！他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具有军事、哲学、文学、政治等多方面综合性超凡才华的旷世奇才！集众美于一身，才能使他特有的骨气、志气、勇气有用武之地。试想：他的军事才能，如果不是加上他洞见机微的哲学智慧和富于想象力的诗人浪漫奔放的性格，恐怕也成就不了他的“战神”和比美孙子武圣的地位。

　　第五是土气。我所说的土，不是土包子的土，而是乡土的土，可以理解为国情、民族风格。毛泽东的这种土气，体现在他为人行事的风格上，体现在他革命治国的思路上。毛泽东被充分肯定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将欧俄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本身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国情就是土气的一种体现。

　　第六是正气。毛泽东一身的浩然正气来自他大公无私的理想，来自于他一心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为人类解放的高尚道德情操。这决不仅仅是句政治口号，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中，并身体力行。他一家有六个亲人为革命牺牲，包括他的爱妻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

　　第七是王气，也就是王者之气。以德服人者王，这是中国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他晚年济弱扶倾的反帝反霸事业，使他不仅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崇高声望，也赢得了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政治人物的由衷敬佩。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化、艺术化、诗化。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精神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文化和中国古今先进文化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它是在中国人民长期地和国内外反动势力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而形成的，是无数仁人志士、科学工作者和千百万工农劳苦大众与爱国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不断完善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关于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精神，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关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战争、建设、工作、学习）胜利的精神。毛泽东精神是博大精深的，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概括他的特质，我很同意台湾学者龚忠武（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概括。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110周年时，在美国纽约华人举行的纪念会上，在题为《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现实意义》中，将毛泽东精神归纳为：骨气、志气、勇气、才气、土气、正气、王气。我认为他的归纳是颇有见地的。作为形象化艺术化、诗化的毛泽东诗词，就具有他概括的这几种气。气，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哲学范畴，也是指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人的精神状态，即如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所言“凡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精神者，气之华也。”韩愈认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这里所言之“气”，皆是指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势、气度，它来源于作家的品德修养。其品德修养来自于作家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吸纳与消化。即如孟子所说，“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集是集聚，是循序渐进，是按部就班，逐渐吐故纳新，长期积累所致。“气”是从内到外，顺乎自然，顺乎规律而形成的。毛泽东诗词中的“浩然之气”如同毛泽东的王者风范一样，也是从学生领袖、工人领袖、农民王、三军统帅到开国雄主的领袖地位一样，是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清代诗评家叶燮曾说：“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然千古与杜甫齐名，则犹有间，盖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也。”（《原诗·外下篇》）我认为，毛泽东诗词“出类拔萃”，既“以才得之”，又“以气得之”。毛泽东同志的王者风范如日月经，有目共睹，其浩然之气，气贯长虹：勇如江河奔腾，高如崇岳高峰，美如朝日东升，深如大海波澜。

　　第一，看毛泽东诗词中的“骨气”。

　　骨气，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起码的精气神。骨气，就是要挺直腰杆，有脊梁骨；没有脊梁骨，没有硬骨头精神，就只能任人宰割，任人凌辱，永远是站不起来的奴隶、奴才。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诗人、开国领袖、一代雄主，既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更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的一生，就是挺直脊梁同各种艰难困苦，同各种各样的敌人进行斗争的一生，是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一生，无论是在党和军队的初创时期，还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或者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有着强烈的自立自强意识。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侵占我国华北，侵略气焰极为嚣张，大有速亡中国之势，毛泽东面对庞然顽敌却大气凛然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同时，他曾热情洋溢地称赞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2]建国初期，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毛泽东毫不畏惧地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的硬骨头精神、走毛泽东的自立更生之路，因而我们打败了国内外极其凶恶的敌人，在极其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新中国在较短时间里建立起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研制出了代表国家实力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现在能在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做到“我自岿然不动”，完全得力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硬骨头精神。正是在他的这种精神的影响和带领下，我们的军队、人民、国家和我们的民族才成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坚强集体；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永远告别了受辱挨打的奴隶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领导人们批评电影《武训传》，就是以此为反面教员，要中国人民保持骨气、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可是近年来却有人为“武训”、李鸿章、周作人等人鸣冤叫屈，胡乱引导青年忠奸不分，甚至用汉奸思想、卖国奴才思想来毒害青年。比如有的所谓“学者”，就把周作人投降日本当汉奸，为虎作伥，称之为“虽然”“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是难能可贵的”。进而贬低鲁迅、美化周作人，说什么“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流氓式的人物，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者。”这里，故意用“模仿”代替“学习”，又不点明“模仿”鲁迅的“许多人”到底是谁，从而颠倒黑白蒙骗视听，毒害青年。试问“模仿”鲁迅的“左联五烈士”难道成了“流氓式的人物、“模仿”鲁迅的冯雪峰、赵家壁、许杰、唐弢、许钦文、胡风等难道成了“流氓式的人物”？由此，这些所谓“学者”的奴才面目可见一斑了。

　　那么，毛泽东的骨气在他的哪些诗词中有所表现呢？比如 “独立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天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咏蛙》）这首诗是毛泽东16岁时，在湘乡东山书院读书时，因为家穷，又不是湘乡人，遭受湘乡富家子弟歧视时，而写的一首咏物诗，其藐视权贵，敢为天下先的骨气、傲气、志气充其字里行间。再如：“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三首》）这首诗是1934—1935年在长征途中写的，是歌颂英雄的红军，也是自喻，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把天“捅一个窟窿”、敢于蔑视困难、敢于把旧世界打一个底朝天，又敢于顶天立地的英雄本色。上世纪六十年代，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美苏两霸联合向我国施压时，在一些诗词里就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尊，面对妖孽无所畏惧、敢于斗争、敢于降妖除魔的硬骨头精神：“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下面几首都是这种精神的诗化、形象化：

　　“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杂言诗·八连颂》1963年）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以上这些诗词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顶天立地、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硬骨头精神，在当前纷争的世界局势中特别需要这种精神兴邦利国，建国强国。

　　第二，看毛泽东诗词中的“志气”。

　　毛泽东出身寒门，既无显赫的家世，也无高深的学历。他来自民间、起于草根，但他一向胸怀大志，历千难、遇万险，备尝艰辛，发奋读书，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读民间百姓与社会的大书，百折不回，矢志不渝，因而学识过人，才智过人，胆识过人。1939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之出版的题词诗中说：“世无难事，有志竟成”。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向诗人徐迟题字：“诗言志”。“言志”就是言志向，说抱负，表述理想。纵观他一生所作诗词百余首，其中励志诗词或其它诗词中有励志含义的占有很大部分。可见他对立志是何等重视。比如“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赞天井》）这首诗是他13—14岁读私塾时写的，表现一种渴求解放、追求自由的精神。“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出乡关》）这首诗是毛泽东1910年17岁上东山学堂离家时抄录日本和尚月性的言志诗，借此抒发了他的非凡志向。1915年9月入湖南一师读书，以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提出要“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1918年4月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以“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来”、“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表现了青年毛泽东等人以天下为己任，在“沧海横流”中从容搏浪游弋之志趣。1925年所作《沁园春·长沙》就以奇景抒发了当时的奇情、奇志：“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1927年秋收起义时写下了：“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长征途中写下了：“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1935.10）这些诗词都表现毛泽东救国救民、以国家、民族、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革命理想。如果没有“缚住苍龙”、“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雄心壮志，没有“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思想，就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就不可能在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中获得如此崇高的声誉。

　　第三，看毛泽东诗词中的“勇气”。

　　两强相遇、勇者胜。毛泽东一介书生、一个草民，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勇气是非常重要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非常壮烈的军事壮举。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路上，12个月，“天上每日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然而，红军终于冲破重重障碍，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爬过九死一生的草地，克服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长驱二万余里，纵横11个省，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它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这是何等的勇气！只有像毛泽东这样具有大无畏勇气的统帅和诗人，才能谱写出令人百读不厌的、前无古人的千古绝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1935.10）写行军打仗的诗很多，但都着眼于行军之艰苦，战争之残酷，然而红军的长征之苦，牺牲之大，不仅中国罕见，就是世界也是少有的，然而毛泽东却用“不怕”之勇击败远征“之难”，击败装备精良数十倍、数百倍于我之敌，千难万险在红军的眼中都“只等闲”，表现了英雄红军藐视困难，敢于奋斗，敢于胜利的大智大勇。

　　再看，八年的抗日战争，毛泽东依据中日国情写出著名的《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述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转换的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民族矛盾解决之后，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到重庆谈判也是要有巨大的勇气的，重庆谈判那是蒋介石摆的鸿门宴啊！再看解放战争的三大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的五大战略决战（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战争、中印边界战争、援越抗美战争和中苏（俄）珍宝岛战争）的胜利，都差不多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有的甚至是以卵击石，然而，他和他战友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百川归海，势不可挡，石破天惊，天旋地转，扭转乾坤，这些都可以说是毛泽东非凡的战略勇气和理论勇气的必然结果。

　　有的学者说，毛泽东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初见于两万五千里长征，再见于抗日战争，三见于三大决战，四见于五次的对外决战。每一次的决战，都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飞跃，都是一次理论和战略的突破。特别是晚年的反帝反修，更是一次巨大的理论和战略的飞跃，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美苏两霸的重重围堵之下，要冲破美苏构筑的铜墙铁壁，要冲破当时国际的二元格局，建立世界的三元格局，为中华民族争得生存空间，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办得到吗？结果，毛还是像他领导的历次斗争一样，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无可否认，毛本人和中国，都为此胜利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这里所言“极其高昂的代价”，主要指我们对更加落后贫困的第三世界的支援，如对朝鲜、阿尔巴尼亚的支援、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援、对坦赞铁路的援建等等。

　　表现这种革命勇气的毛泽东诗句有：“不到长城非好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傅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不管风吹浪打/胜是闲庭信步”（《水调歌头·游泳》“为有牺牲多志壮，/敢叫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宁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七律·冬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第四，看毛泽东诗词中的“才气”。

　　美国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曾说：“毛泽东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我很赞成龚忠武的说法，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具有政治、军事、哲学、文学等多方面综合性超凡才华的旷世奇才。耶稣、释迦牟尼只是个宗教家；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只是个教育家、哲学家；孙子只是个军事家、战略家；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高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孙中山，只是军事家或政治家；李白、杜甫，只是个诗人；王羲之只是个书法家；然而毛泽东却兼而有之。这里要特别强调毛泽东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以前，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只要看看电视连续剧《东方》、《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看看毛选五卷和毛泽东建国以来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随着世界局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制订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规律的；而且使极其落后贫困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粉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军事围堵和核垄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完整、系统、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还是中国式的游泳健将、运动家。正因为他集众美于一身，而且每一美都可独立成家，才能使他的骨气坚韧不拔，万钧不弯；使他的志向高远、勇往直前，才能使他的骨气、志气、勇气等三气大有用武之地。比如重庆谈判，就可见毛泽东的骨气、志气、勇气、才气。八年抗战，毛泽东领导根据地人民打出了一个拥有百万正规军和上亿人口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毛泽东则说“我不信这个邪”。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明明知道是蒋介石的阴谋，为什么还是应邀赴重庆呢？为了擢穿蒋介石的阴谋、争取舆论，争取国内一部分被蒙骗尚未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民主人士。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但要有勇有谋、有理有节有利，把这次谈判看成是一场政治斗争，一次智、谋、才的较量。蒋介石8月14日发出邀毛赴渝的电文，毛则于8月16日以朱德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蒋公开承认错误，毛方能赴渝谈判。毛泽东在接见国民党赴延安代表团周励武、罗伯伦说：“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转告重庆。”蒋介石得此情报，非常高兴，洋洋得意，认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8月20日又故意第二次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先派周恩来去重庆，8月23日蒋又发出第三封邀请函，过了5天，8月28日毛泽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单刀赴会，飞抵重庆，给蒋介石一个大大的意外。在40多天时期里毛泽东除同蒋介石谈判外，还同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谭平山、周谷城、章乃器、张恨水、沈均儒、章伯钧、徐迟、傅斯年等各方面的著名人士密切接触，广交朋友。革命者称他为“领袖”，敌人说他是“匪首”，同情革命的朋友戏称他为“山大王”，但没有人说他是诗人。重庆谈判快结束时，曾经当过孙中山秘书的辛亥革命的元老，也是毛泽东大革命时期在广州的朋友柳亚子向其索诗（即毛泽东诗词“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毛主席把其写于抗战爆发前夕（1936年春）的旧作拿出：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娇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1936.2）

　　此作一经发表，便有如一声春雷响彻山城，震撼全国。蒋介石开始怀疑，毛能否写出此诗，便问文胆陈布雷，陈布雷说，只有毛泽东的才气、胆气才能写出此诗，于是蒋介石便举全国之力，指使其墨客慕僚们群起围攻，一个个丑态百出，纷纷败下阵来。蒋介石又问陈布雷是否再战，陈布雷说，我看算了吧，我们这边确实无毛之才气。当时他们写的最好的是一个叫雷鸣写的一首 “杰作”，但也只是“骂人”而已：“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毛泽东则说这些诗词不过是“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9]诗人柳亚子赞曰：“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这里，要顺便说一下，第一个称毛泽东为诗人的外国人不是斯特朗，而是斯诺。1936年7月，斯诺来到陕北延安，他是第一个深入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延安虽然贫困但却丰富多彩的世界，激越欢快的歌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平等、互助的全新生活，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斯诺，斯诺采访毛泽东。毛泽东与斯诺陆续谈了几十个小时，谈自己的经历、谈共产党的理想，也谈了诗，斯诺后来出版了向西方世界介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并把长征诗抄在这本报告文学集的结尾，他写道：“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三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从此，不仅在中国，而在西方世界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会打仗又会写诗的红色领袖，真正说毛泽东独领风骚，称为一代诗雄的则是1945年重庆谈判之后。由此可见，毛泽东才气过人，才气胜人。在长征路上，他多次对人说，他要以他的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放言要用小步枪打败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运用智慧、谋略、文化来打败蒋介石，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其他如毛泽东赴苏和斯大林谈判、和赫鲁晓夫对阵、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提出第三世界的战略构想等等都是超凡越俗的雄才、奇才、惊人之才的表现，其诗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就显示了这方面的雄才、奇才、惊人之才。

　　第五，看毛泽东诗词中的“正气”。

　　我们常说，自己不正，焉能正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蒋介石名叫蒋中正，他声称要实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宗旨，然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却垄断全国的财富，全国的经济命脉，他倒行逆施，镇压工农，因此他必败无疑。而毛泽东，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正气来自共产党人的信仰，来自于要消灭私有制，要铲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制度，实现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大公无私的社会理想，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来自于为国家奉献、为人类解放的崇高道德情操。对此，毛泽东决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要求别人。他首先是要求自己，要求家人，要求亲属和他亲近他的人，其次，要求各级领导人，并且贯穿于他和他战友们的整个思想，要求大家必须身体力行。他自己在这方面是起了表率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发动内战，调集胡宗南百万大军“围剿”延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拖住敌人的主力部队，支援其他战场开展战略反攻，他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决然祭出一步“险棋”：自己和中央机关不离开陕北。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战争形势瞬息万变，面对十倍于我的强敌，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不测。可见他要求别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他首先要自己“不怕牺牲”，勇赴险难。再看他一家有六个亲人为革命牺牲，包括他的妻子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这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到这样呢？在进城前夕，在西柏坡、在党的七大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务必“谦虚谨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如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他的毛裤膝盖就破有两个洞；十月中旬他的长子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偕夫人出席婚礼，五个政治局常委（除任弼时因病未来）都来参加婚礼，规格是最高的，但用度是极俭的，新郎新娘无新衣服，李讷用红色绒花别在刘思齐的胸前，就算喜庆，晚宴也极其简单。饭后四大常委接着开会，毛岸英、刘思齐去紫观阁看了一场电影。晚上毛泽东对他俩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这件大衣，还是重庆谈判时候买的，就送给岸英做个纪念吧”，看着思齐他又说“你们两个晚上可以一起盖，这样思齐也就有份了”。一代开国领袖儿子结婚，如此节俭，如此清贫，古今罕见。

　　1965年回乡，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一双皮拖鞋，补得不能再补了，鞋匠不愿补，工作人员给鞋匠当帮工，说好话，才勉强补了。“文革”期间，李讷结婚也是异常清贫，毛泽东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套马恩选集，婚礼是在部队农场举行的，两桌饭，几瓶啤酒，墙上贴个喜字就完事了。

　　建国后，毛主席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双反、“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主要都是针对干部的，希望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访贫问苦，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保持或学习劳动人民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沽，他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艰苦奋斗的好战士雷锋，学习艰苦创业的好集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他特别写诗夸赞艰苦奋斗的先进集体——南京路上好八连：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杂言诗·八连颂》1963.8.1）

　　他晚年发动全国人民对各级领导提意见，实行“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但“好心却得到相反的结果。这恐怕是他离开人世时感到的最大遗憾吧！”。[10]

　　还有，下面这些诗词也是表现他的“正气”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蝶恋花·答李淑一》）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

　　第六，毛泽东诗词中的“土气”。

　　所谓“土气”的“土”，是乡土的土，是乡情、民情、国情，国情民情就是土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等精神、作风在安邦治国平天下的策略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博弈中，在待人接物的风格上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原则，始终信奉，坚信不移，坚定不移；但又从来不迷信、不盲从，而是结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来实施。比如苏联十月革命是城市起义，当时党内不少领导人都迷信城市暴动，而毛泽东则结合中国国情积极展开农村暴动，他亲自主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的共产党的骨干，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马列主义的著作，并且领导了湘鄂赣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再如，长征时期，一些留俄的中共领导人博古等人的主要错误，就是在军事上盲目地听命于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对中国历史、政治、社会、军事统通一无所知，生搬硬套西方和俄国革命军事经验的德国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致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几乎遭受覆灭的命运。还是依靠毛泽东的土法子依靠人民打游击战，迂回战（四渡赤水）、运动战，才挽救了红军。抗战前夕，共产党被打、被赶、被追、被剿、被杀，被称为土匪、共匪；抗战暴发后，国共时常摩擦，西安事变后，国共矛盾才有所缓和，共产党才有喘息的机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旧病复发，故伎重演，准备再次对共产党赶、打、剿、追、杀。蒋介石一方面叫喊重庆谈判，一方面印发《剿共手册》。毛泽东胸有成竹，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用军事占领、掌控东北三省（辽沈战役）之后，接着进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去了150万军队，大势已去，宣布“引退”，以之再次欺骗人民，此时有人提出以长江为界，斯大林也主张划江而治，孙子兵法里也有“穷寇勿追”。但毛泽东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实力，中国的具体国情，依据他对蒋介石反动阶级本质的认识，在1949年新年献词的标题就明确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且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并且用希腊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形象地加以说明。毛主席1949年4月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写出的一首杰作：“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第七，毛泽东诗词中的“王气”。

　　“王气”就是王者之气。就是要以革命的、人民的、正义的气势压倒自己的对手、自己的敌人，使其甘拜下风、心悦诚服。中国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德服人。毛泽东一贯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和反帝反殖的旗帜，支持被压迫被奴役国家人民的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他的晚年更是高举济弱扶贫的反帝反霸的大旗，不仅使我们国家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在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也赢得了人们由衷的敬佩。继尼克松、基辛格访华之后，日本等几十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以“朝圣”者的心情，前往北京，欲亲身目睹毛泽东的睿智、诙谐、博雅、谦逊的东方王者的风采和气度，从而在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上写下了空前辉煌的一页，也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第三世界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11]他所塑造的这种独特的东方王者的形象，是否后有来者，还很难言说。

　　关于王气的诗句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思，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英雄怕熊罴。梅花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七律·冬云》）

　　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伟大决策下，勒紧裤带，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搞出了“两弹一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捍卫和平制造了核盾牌，美苏两霸，特别是美帝主义不得不让步，不得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成为常任理事国。人民中国才真正成为巍巍大国，中华民族才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上所讲“七气”只可能说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精神的基本精神，不能包括他的全部精神，比如谦虚谨慎精神、平民精神、草根精神、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还有治学精神，治军精神，治国精神等，但“七气”是其最主要的精神，就是李敖在《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一文中说：“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的精神，它是自唐朝以来久失了的浩然之气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而激应出的勇敢的应战精神，它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用毛泽东诗词来概括这种精神，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精神，就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精神，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当有些别有用心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文人，向党、向毛泽东同志发起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要继承、发扬毛泽东同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精神，迎头痛击诋毁中国共产党，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精神的汉奸卖国贼的反动言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强国、强省、强校、强企事业。才能在四海翻腾的世界潮流之中和国内各行各业的竞争中“不管风吹浪打，胜是闲庭信步”，才能“谈笑凯歌还”。

　　第三节.毛泽东诗词的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饱经沧桑，曾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千年古训。古语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一代伟人毛泽东自幼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毛泽东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的不竭动力。这种忧患意识不仅体现在毛泽东的政治理论著作中，也深深地寓含在他寄情抒怀的诗词里。尽管毛泽东诗词就总体而言气势磅礴、纵横捭阖，充满激情和豪迈，但也有着苍凉沉郁、忧时感怀的特点，饱含着深沉的忧患，从而使他的诗词更彰显出思想的深邃和理性的光辉。

　　忧旧社会之黑暗：长夜难明赤县天

　　毛泽东生于1893年，那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近代中国，封建社会已极端腐朽，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进入私塾读书后，毛泽东读了《盛世危言》《支那分割之命运》等书，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国家贫穷落后。1910年秋，毛泽东前去就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临行前，写了一首《七绝·呈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借此表达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湖南一师的师生集资刊印《明耻篇》，毛泽东愤然题诗言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冲天忧愤、报国大志骤涌笔端。此间，同窗好友易昌陶不幸病故，在《五古·挽易昌陶》中，面对“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毛泽东忧愤地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并为他写了一副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毛泽东借悼亡以消心中块垒，怒斥日本人觊觎我大好河山，诗情沉痛悲婉，但又透发着一股阳刚之气、报国豪情。痛失好友之后，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布《征友启事》，“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1918年4月，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毛泽东写了《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中写道：“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意思是说著名人物五百年出一个，而现在的达官显贵都是些碌碌平庸之辈。毛泽东立下人生誓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充满着革命豪情与报国之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历史使命感促使毛泽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

　　忧国家民族之前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选择并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矢志不渝地探索救国救民之策。1925年秋，毛泽东独立橘子洲头，在无限怅惘中，他从内心深处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气壮山河的诘问。中国的命运究竟该由哪一个阶级来主宰？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1927年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倾情吟成《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毛泽东迅速摆脱“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精神状态，“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个“酹”字，既是对革命英烈的深情祭奠，又是革命到底的慷慨壮行。“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毅然发动秋收起义，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引兵井冈。他的军旅诗词尽情抒发革命战争狂飙突进的心情舒快状态：“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然而，毛泽东的诗情之中，却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抑郁和忧患。一方面是敌强我弱的态势，“敌军围困万千重”“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另一方面是战争环境艰苦卓绝，“赣江风雪迷漫处”“路隘林深苔滑”。特别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艰难曲折，毛泽东本人也几度身陷逆境。如《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自注《清平乐·会昌》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第五次反“围剿”损兵失地，“一寸山河一寸血”，毛泽东怎能不为根据地危局而痛苦忧伤？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走出逆境，重掌兵权。2月，他率领红军二渡赤水，重打娄山关，再占遵义，写下《忆秦娥·娄山关》。按理说此时的毛泽东应该踌躇满志、神清气爽，然而《忆秦娥·娄山关》却写得凝重沉郁：西风凛冽，寒霜满地，晓月孤悬，雁叫凄厉，马蹄声碎，军号低回。不见欢声，没有笑语，气氛肃穆悲壮，尽显战斗的凶险和紧张。他后来对《忆秦娥·娄山关》批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毛泽东所忧所虑的，绝非个人的起落沉浮，而是红军仍然处于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中，远未摆脱险境。

　　忧民生之多艰：洒向人间都是怨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史沫特莱曾问：为什么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毛泽东说：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旧中国社会黑暗，民生多艰。“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洒向人间都是怨”，可谓是“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毛泽东富有诗意和哲理地诠释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政治理想和神圣使命。“一念”表明革命者的坚定执着、义无反顾；而“真忙”则把土地革命的火热场面写得活灵活现。中国革命为了人民，也必须依靠人民，“军叫工农革命”“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

　　毛泽东关乎民生疾苦的诗句，大都见于战争与革命题材的作品之中，但《七律二首·送瘟神》从人间万象中抒发对苦难中国、苦难民生的一种忧虑与悲悯，这在毛泽东诗词作品中是颇为独特的。作品触及人民生计、触及卫生防疫这件大事。“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气氛悲哀，感情抑郁，语气令人哽咽。血吸虫病曾经长期在我国南方横行肆虐，许多村庄失去人烟，大片良田变成荒野。其夺走的生命超过近百年战争中死去的人数，患疾的人数以千万计。1955年他发出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面红旗》，报道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可喜成果。读罢，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个序言本身就是一首短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劳动人民无限关怀的崇高感情，入景、入情、入意。“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新中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征服自然，创造新生活。悲欢都在忧患里，忧患自见悲欢情。毛泽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当时农村的生产形势存在诸多问题。“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始终让毛泽东牵肠挂肚。毛泽东请乡亲们吃了一餐饭，可饭桌上狼吞虎咽、杯盘狼藉、残羹不剩的情景，使他内心隐隐作痛。“喜看稻菽千重浪”，更多的是诗人浪漫的想象。

　　忧世界之不宁：高天滚滚寒流急

　　1912年秋天，毛泽东在省立湖南省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坤舆大地图》。世界如此之大，给他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此毛泽东的眼界变得更加宏大，志向变得更加高远。《礼记·孔子闲居》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1921年，他把新民学会的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和风俗”上升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他将人生追求同全民族、全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把中国革命问题摆放到世界大局去思考和谋划，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由衷感叹：“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的熟悉。”

　　1935年10月写的《念奴娇·昆仑》最能体现毛泽东的世界情怀。巍巍昆仑雪峰耸立，夏日冰雪消融，造成水患祸害人间，毛泽东顺势诘问：“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对昆仑山之雪危害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命运的忧患。他要剑劈昆仑，将其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毛泽东自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毛泽东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胸襟何等广博！“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更是突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理想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二战结束后，“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国际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美苏争霸，西方势力敌视中国，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一连写了多首《七律·读报》，反映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已是悬崖百丈冰”：“反苏昔忆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面对“高天滚滚寒流急”的严峻挑战，毛泽东气定神闲，“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梅花欢喜漫天雪”。他蔑视各种国际反动势力，将其视为“蚂蚁”“蚍蜉”“苍蝇”“蓬间雀”。他坚决反帝反霸反修，坚定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忧本色之蜕变：拒腐蚀而永不沾

　　1949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占领南京后，毛泽东异常冷静和理性，他担忧革命队伍中会滋生因胜而骄的懈怠情绪，更担心除恶未尽、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他号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与长治久安。

　　新中国成立，“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唱雄鸡天下白”“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深知革命成功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他积极营造“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发展局面，充分调动“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建设热情，努力实现“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社会理想。

　　西方敌对势力从未罢手，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幻想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对此阴谋高度警惕，十分注重培养“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新人。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有人断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抵挡不了糖衣炮弹的攻击。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唯一一次为一支基层连队热情赋诗《杂言诗·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使毛泽东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和鼓舞。这首诗是对好八连的热情礼赞，更是对人民军队的殷切希望。其中很多内容，如“拒腐蚀，永不沾”至今仍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第四节 毛泽东诗词的伟人家风

　　领导干部的家风与干部本身的工作作风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构成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一方面。像领导干部在单位的作风和形象的影响力一样，像党的一切干部，甚至一名普通党员在社会中的作风和形象的影响力一样，干部的家属、亲友，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形象，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的家风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毛泽东对家属子女一向严格要求，堪称党内干部家风建设的楷模。

　　鼓励子女学习进步

　　对家属严格要求不搞特权

　　毛泽东对家属子女的要求一向严格谨慎，一方面要求子女努力向上，关心他人；另一方面能够坚持原则，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职位，在家庭成员中也是自己以身作则，关爱他人，慷慨解囊，解危救困。

　　——鼓励子女脚踏实地，博览群书，学人之长，克己之短，立志成才。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讲：“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既要理顺学科结构，又要把握知识结构的先后构成，还要分析对待别人的鼓励和赞扬，不可沾沾自喜，忘乎所以。

　　他还要求岸英持之以恒地学习，不要图虚荣。1947年10月8日，他在给岸英的信中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他对李讷的学习也十分关心和重视，并多次给予鼓励和指导。1959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给李讷的信中讲：“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 1963年1月15日，他还鼓励李讷：“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毛泽东对李讷学习上取得的进步十分高兴，并要求她读书要树雄心壮志，要循序渐进，团结同学，虚心向人学习。此外，对毛岸英的遗孀刘松林、毛岸青夫人邵华同样鼓励学习进步，立志奔前程，为社会做一番事业。毛泽东不仅督促儿女刻苦读书，而且自己积极带头，树立榜样。一生中仅《资治通鉴》就读了十七遍，七十多岁的老人又开始学英语，直到逝世前夕还在看《容斋随笔》、《古文观止》等古典文学名著。

　　——关爱子女。毛岸英牺牲后，刘松林极为悲痛，精神状况长期未能恢复，后去苏联医治。1959年8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在苏联治疗的刘松林，寄去了一位老人的挂念：“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1961年6月13日，他又劝刘松林再婚：“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大爱无语，挚爱无声。这是一位伟人、一位年迈的父亲对未再婚儿媳表现出的真诚的关爱和高尚的情操。对李讷，毛泽东也十分牵挂，很想知道李讷的最新情况。他要求李讷给他写信，告诉他具体情况。他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毛泽东十分关爱子女，但是严格要求，从不为子女谋职位，搞特权。建国初，毛岸英被安排到政务院工作，毛泽东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毛岸英不够资格进政务院工作，而应当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对李讷、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代表也坚决不同意。可见，毛泽东坚持党性原则，不谋私利，堪称爱子有方。

　　——尊敬他人，礼貌待人。毛泽东重视子女的为人风范，严格要求尊敬他人，礼貌待人。1960年，毛岸青在大连接受治疗后，毛泽东亲自嘱咐毛岸青：“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要求亲自转达对大连医护人员的感谢和关心。

　　关心亲属不失原则不搞特殊

　　对自己亲属严格要求构成了干部家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而且严格要求亲属遵纪守法，与广大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平等相待，慷慨救济，不给党和人民增添负担。

　　——慷慨解囊，资助亲属。杨开慧的母亲过九十寿辰，毛泽东于1960年4月25日请杨开智转去二百元表示祝贺。得悉杨开慧母亲去世后，他又于1962年11月15日寄去二百元表示哀悼。堂弟毛泽连家境困难，丧母未葬，又患脚疾未愈，毛泽东于1952年10月2日即寄去三百元，用于丧葬和治病。陈玉英曾经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做过保姆。1930年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狱中备受折磨。解放后，毛泽东得知她已在长沙工作，十分高兴，并写信给予关怀，表示“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他的女儿孙燕考取初中后，毛泽东也寄去三百元，并表示“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毛泽东的稿费如今已是不在少数，不仅他本人生前没有据为名下，而且他的子女亲属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继承要求。

　　——勤俭节约持家，不沾国家便宜，不失原则，不搞特权谋职位。1949年10月9日，毛泽连在长沙治病，因疗效不佳打算到北京诊治，毛泽东嘱咐：“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1953年，毛泽东少年同学邹普勋、早在安源一同搞工人运动的谭熙春、毛泽东叔祖父毛锡臣提出一同到北京看毛泽东，为不给政府添麻烦，俭省节约，他表示：“由你们三人结伴同行，自己出路费，路上买车票等事亦由自己经理。到京住一个月即回家。如果你们同意，即可照这样办。”一方面，毛泽东严格要求亲属遵守政府法规，另一方面，他还坚持原则，不搞特权，不为亲属谋私利，拒绝不合理要求。1949年10月9日，杨开智计划去北京见毛泽东，并解决工作问题。他表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一切按常规办理，听从当地政府安排，不要有任何奢望。毛泽东的表兄文南松提出为文运昌安排工作，毛泽东表示：“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还有他的姑母毛春秀，也曾提出请毛泽东为其儿子安排工作，他同样拒绝：“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

　　——伟大的革命牺牲情怀和革命乐观主义。全国抗战爆发后，文运昌家庭生活困难，曾致信毛泽东找份差事。他如实相告：“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还在回信中说，虽然工作紧张，但是都快乐健康。1941年，杨开智的女儿杨展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为安慰其祖母、杨开慧的母亲，毛泽东致信表示：“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 其实，在毛泽东的亲人中，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健、毛岸英、毛楚雄、杨展等七人牺牲，毛金花、毛岸红、毛岸龙三子女失踪。

　　严格要求防微杜渐

　　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

　　干部子弟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不是党的干部，不处于执政地位，但是由于所处的特定的干部家庭生活地位，即被赋予特定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一切非干部家庭的子女所不拥有的。干部子女教育得好，对社会和党的形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起到十分消极的作用，给人民生活造成危害，损坏干部的形象和党的地位。毛泽东早已警觉到这个问题，并发出警告，对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

　　——防止贵族化，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一律平等。凡贵族都是处于特权阶层，社会中的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往往与贵族阶层过多占有社会资源密切相关。也正因为广大人民生活艰难，痛不欲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战争活剧。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不允许新的贵族产生。针对建国初学校教育中划分等级的问题，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明确批复：“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20} 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人人平等。

　　——人格独立，依靠自己，持家立业。由于干部子弟特殊的家庭地位，尤其是有些是革命先烈的后代，处处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关照，而有的则变得不自觉。对此，毛泽东也给予了警告。1959年6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他担心干部子弟如果不能人格独立，生活独立，自食其力，就会逐渐走向官僚化和贵族化。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干部子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1967年5月22日，有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到云南抄了一位副省长的家。参加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级干部子弟。对此，毛泽东十分惊异。5月28日，他立即批示：“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担心的是干部子弟变质问题。

　　——对自己的子女也尤为严格。毛泽东要求一切干部子弟都要树立平民思想，勤奋实践，谦虚谨慎，不搞特权。李讷读大学开始住校，开始独立生活，遇到了学习和生活自立问题。1963年1月4日，毛泽东在给李讷的信中说：“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 毛泽东相信，干部子女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培养自主自理能力，是增长社会能力的必要途径。

　　总之，毛泽东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是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如果仅仅从文中的表述来理解，似乎只能掌握表面的几条，而更为重要的，或使当代干部学习时更应知道的则是他产生这些思想论述的长期的社会实践。除了他亲身的社会实践这个必要因素，还要归功于时代的因素。俗语道：时代造英雄。毛泽东的思想火花是与火热的革命实践和勤奋的工作不可分的。

　　第五节.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智慧

　　毛泽东诗词意境高远、思想丰富，充满雄心、意志和勇气，既是应对奋斗人生的心路历程，又是化解现实危机的韬略智库。作为诗词艺术的瑰宝，毛泽东诗词蕴含着他对于前人诗词歌赋的深刻理解，更蕴含着丰富而又深邃的中国智慧。

　　哲思入境

　　智慧是一种由知识与智力、方法与技能、思维与观念、选择与评价等构成的综合能力。毛泽东诗词不仅沉淀了古代诗人遣词造句的语言技巧，更凝结了历代先贤广博深邃的思想智慧。比如，反映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诗词作品不计其数，很多作品洋洋洒洒，但《七律·长征》只有区区五十六个字，字字珠玑，高度浓缩，堪称典范。它不仅生动表达了毛泽东的浪漫情怀与磅礴气势，而且充分体现了长征的波澜壮阔与精神价值。《七律·长征》显示了中国文字表情达意的神奇曼妙，表现了毛泽东写诗填词的深厚功力，更体现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攻坚克难、绝处逢生的中国智慧。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毛泽东真正做到了质朴与机智的完美结合，这似乎与中国哲人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特点相吻合。在诗歌创作方面，毛泽东除了依托古典诗词的深厚底蕴外，还掺入了许多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并能将其与现实经验相结合，从而确立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道德信念、人生哲学、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性格特质。

　　美国人谢伟思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延安时，我常常向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询问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公认的领袖。得到的回答是“他目光远大”。毛泽东目光如炬，善于从时间和空间的宏观全局上审时度势，具有谋划大局、创造大局、驾驭大局的过人胆略。最能反映毛泽东大时空观的当属《沁园春·雪》了。毛泽东大笔写意，他眼中的空间场景是无垠的宇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这是多么寥廓的世界。而他眼里的时间流转则是由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英雄人物贯穿起来的，这是何等雄奇的历史。

　　庄子入魂

　　毛泽东诗词给人的印象总是纵横捭阖、气势恢宏。不管是写自然景观、写动物姿态、还是写社会实践，都充分表现出毛泽东的宏大气魄和阳刚之气，深刻揭示出事物和人物的内在本质，折射出美学和哲理的绚丽光芒。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到庄子对他的深刻影响。1906年，少年毛泽东写了一首《井赞》：“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的语言很稚嫩，但毛泽东试图借此表达对私塾教育封闭刻板的不满，其用意与庄子讲的井底之蛙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秋水》指出：“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毛泽东自幼就不愿意变成那种视野狭窄、孤陋寡闻的井底之蛙。

　　要弄清庄子对毛泽东诗词的影响，分析毛泽东如何灵活运用庄子所创造的鲲鹏形象，就很能说明问题。《庄子·逍遥游》描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说他读过一本名叫《齐谐》的志怪书籍，说鲲鹏从北往南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塑造鲲鹏的本意是，即使是这种横空出世、绝云气、负青天的神鸟，也要凭借空气的浮力才能高翔远举。

　　毛泽东诗词当中，多次出现鲲鹏意象：《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鲲鹏击浪从兹始”；《沁园春·长沙》“到中流击水”；《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在“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之中，“鲲鹏”意指恶魔，具体指国民党军队、反动派、蒋介石，属于贬义。其他诗句中的鲲鹏形象都是褒义，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才俊，搏击风浪的热血男儿，经邦济世的治国栋梁。毛泽东运用鲲鹏形象，似乎并不拘泥于庄子的原意，而是根据其形态风貌的主要特征，把它改造为志向远大、壮美俊伟的崇高形象，用以自喻或喻人。

　　作品中反复出现鲲鹏意象，用他熟读《庄子》或者善用典故来解释，似乎都过于简单肤浅。庄子是诗人哲学家，他以寓言讲哲学，把哲学带回到了它的本真状态，这是后世那些以艰深晦涩著称的哲学家们所望尘莫及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庄子是浪漫主义的开创者，其文笔神气活现、光昌流丽、文采飞扬。

　　不仅毛泽东一生的浪漫文采得益于《庄子》甚多，而且他的个性、胸襟和气度，也深受庄子影响。一位现代革命领袖与一位古代富有浪漫情趣的哲学家，在想象与现实的二元空间里，在逍遥自适的寓言故事与残酷严峻的政治斗争的巧妙结合处，遥相呼应，相互契合。我们要想深刻把握毛泽东的人格意志和其诗词的审美境界，如果舍弃对鲲鹏意象的深切参验，将是无法抵达的。

　　毛泽东不但续写了庄子精神，同时也营创了宏大无边、厚重渊浩的宇宙气象。从青年时期的“万类霜天竞自由”，到中年“安得倚天抽宝剑”，到老年“谈笑凯歌还”，鲲鹏这一俯视寰宇、雄飞万里、豪气冲天、壮怀激烈的精神文化具象，俨然就是毛泽东的人格化身。

　　鲲鹏不仅明确宣示了他持守坚定的宇宙观、自然观、自由观的意志信念，而且还热烈地吐露了他关怀不辍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理想等价值信念。只有凌空展翅翱翔的鲲鹏，才有傲视万物的视野胸怀。正是具有鲲鹏的视野和胸怀，毛泽东笔下的景象才会变得如此雄浑、博大、壮烈。广阔无垠的浩瀚世界，任我驰骋；风云变幻的宇宙气象，助我搏击。“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说的是游泳体验，抒写了毛泽东迎风斗浪力主沉浮的壮志豪情和远大理想，显示了他潇洒豪放豁达健朗的人生态度。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的坚定信念和不竭热情，别具一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只有在《庄子·逍遥游》中那些神奇变幻的文学形象中才能找到恰当的比托。鲲鹏由此成为他钟爱的形象，并熔铸了他的文化性格。这是毛泽东酷爱游泳的内生动力，也成为他文化自信的生动写照。

　　以史为鉴

　　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他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中国智慧，显然不只为了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或者形成独特的诗词风格，更是为了领兵打仗和治国理政。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历史智慧。毛泽东可谓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智慧的集大成者，其存乎于心和运用之妙堪称典范。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李宗仁也企图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苏联政府担心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会引起美国出兵，因而支持李宗仁南北分治。民主党派中也有一些人主张“和为贵”。中国古代兵法中也屡有“归师勿遏”“穷寇勿追”的说法。毛泽东一反传统遗训，同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痛打落水狗，除恶务尽。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4月21日，毛泽东毅然决定发动渡江战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月23日，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南京。毛泽东挥毫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从西楚霸王项羽败于刘邦的惨痛教训中生发出的胆识和智慧。有些学者解读“不可沽名学霸王”时，认为毛泽东是在汲取项羽鸿门不杀刘邦最终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而事实上，毛泽东坚持认为项羽真正惨痛的教训，在于对险恶之敌的放纵，划鸿沟东西分治，最终导致惨败。许多历史经验都说明，在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如果不能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戒骄戒躁，坚持继续奋斗，就可能前功尽弃，甚至走向全面覆亡。

　　毛泽东多次指出项羽的失败原因在于不懂政治，他说“项王非政治家”。虽然项羽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一员猛将，但却由弱而强，由强而弱，最后成为孤家寡人自刎乌江。毛泽东诗词中提到项羽，其意义不在于抒发情怀，也不在于表达对项羽的评价，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决策。“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思的是楚汉之争的历史教训，用的则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军国大计。中国智慧给了毛泽东以自信，从而使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生。

　　第六节.毛泽东诗词与中共党史

　　毛泽东的诗词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宏伟画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图景。

　　毛泽东诗词中共党史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宏伟画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图景。美国作家特里尔说：“他如果不在马背上置一切于不顾，去吟上几句诗词以表达令人振奋的斗争激情，就难以结束一场战斗。”所以，毛泽东的诗词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诗词就是一部以艺术形式再现的中共党史。这是毛泽东诗词区别于古往今来任何人诗词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早期诗词中，最著名的一句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毛泽东《沁园春长沙》里面的一句诗。这首词写于1925年的秋天。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身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参加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是，以叶楚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多次发生斗争。1924年12月，积劳成疾的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的排挤下，被迫回湖南老家养病。回到韶山，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组织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发动农民进行平粜谷米的斗争。于是韶山的地主把毛泽东在韶山的消息密报给了湖南军阀赵恒惕，赵恒惕下令逮捕毛泽东。毛泽东在群众的掩护下逃离了韶山，前往长沙。毛泽东重新漫步湘江之畔，望着滔滔江水和被秋霜染红的橘子洲，回忆起第一师范读书时期，恰同学少年的峥嵘岁月，心潮起伏，于是吟成了这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句著名诗句，由当年一个32岁的年轻人写出来，实属不简单。因为这句看似平常的诗句，它却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最现实，最突出，最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对这句诗，毛泽东自己的解释是：“这句是指，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同年12月，毛泽东写出了他从政以来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谁主沉浮”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从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苍茫大地，由无产阶级主沉浮”这一思想，是多么的英明正确！毛泽东后来在《沁园春雪》这首词的最后，写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毛泽东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进一步回答了他青年时代的发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不仅认为苍茫大地，该由无产阶级来主沉浮，而且进一步认为，无产阶级这个沉浮主得很好，它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二五五千里长征的艰难险阻，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所以无产阶级是称得上改天换地，创造历史的风流人物。

　　二、军阀重开战――中国红色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理由

　　在井冈山时期，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针对林彪以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的疑问，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写了3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具体回答了以林彪为代表的部分红军指战员的疑问。这3篇文章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红旗能够长久地打下去。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5点理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军阀混战。具体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导致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互相争夺以至于内战，军阀混战，必然无暇顾及红色政权，这就造成了空隙，使得红色政权能够在这个缝隙中生存和发展。这个思想，完完全全地体现在毛泽东的一首词当中，这首词叫做《清平乐蒋桂战争》，写于1929年秋天，词曰：“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或原因。而军阀混战以及军阀之间的各自为政，勾心斗角，更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正是利用蒋介石同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各路军阀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寻找机会和缝隙，才能够一次次地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以至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当然，中国共产党胜利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土地革命，分田分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使得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争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诗兴大发，写了著名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蒋介石第一次围剿红军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那天，龙岗一带满天大雾，正好有利于红军隐蔽。这就是毛泽东词里面所描述的“雾满龙冈千嶂暗”。经过大半天激战，红军歼敌9000余人，活捉了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毛泽东又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有人泣”，是指蒋介石在哭泣。第二次围剿红军，蒋介石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结果还是进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军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歼灭敌人将近两个师，然后由富田向东，奋力横扫，15天中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蒋介石尽管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气势汹汹而来，弃甲曳兵而走。能不自嗟自叹，向隅而泣吗？

　　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的诗词共有3首，其中最著名的是写于1949年4月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4月23日早晨，毛泽东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消息：渡江战役取得了胜利，挥笔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认为，对穷途末路的敌人也要穷追猛打，不能给他们喘息之机。不能学习西楚霸王项羽在鸿门宴上对刘邦心存一丝怜悯，结果最后兵败乌江。这首七言律诗，是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凯歌，也可以看做是国民党反动派行将灭亡的挽歌。

　　第七节.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其实，从“政治诗”这一视角解读毛泽东的诗词最恰当不过。毛泽东的诗词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密切相关，诗词中的一些概念、范畴与其战略思想--比如“环球同此凉热”与不称霸的思想--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政治诗”而不是仅从文学的视角发掘毛泽东诗词，才能更深入理解诗词的思想内涵，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通过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可发现其中贯穿着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和审美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思考及其运用、中国崛起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关于中国统一、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外交原则、继续革命等思想的脉络。可以说，革命和斗争是贯穿毛泽东诗词中的主题，唯物主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是毛泽东诗词的底色。

　　一 “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二 “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三 “苍山如海”：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运用

　　四、“横空出世，莽昆仑”：新中国将要崛起；战略与策略

　　五、“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周边国家分裂之时，中国基本统一

　　六、“诗人兴会更无前”：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七、“大雨落幽燕”：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

　　八、“僧是愚氓犹可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九、“梅花欢喜漫天雪”：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

　　十、“千里来寻故地”：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坚守“唯物主义大道理”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期间，他特地参观了杜甫草堂，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其实，毛泽东的诗词也可从“政治诗”的视角解读，而不能简单地从修辞、文学艺术等角度解读。毛主席还说：“诗言志”，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发现毛主席的诗词中有许多是讲战略的。如果没有政治和战略高度，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笔者试从十个方面谈谈学习体会。

　　第八节.毛泽东诗词是世界思想宝库

　　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一位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性哲学著作、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哲学家。

　　毛泽东又是一位诗人，一位写出了《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等许多脍炙人口诗词的大诗人。

　　毛泽东诗词与毛泽东哲学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个领域，而是有着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联系。那么，毛泽东哲学是怎样影响和促进着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又是怎样影响和促进着毛泽东哲学？

　　诗词与哲学的共通

　　诗词与哲学的关系，郭沫若曾有一段名言：“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家的利器更多一些精密的推理。”虽然诗人和哲学家的写作方法不同，但他们还是有共通点。

　　中国被称为诗的王国。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之一《诗经》中，诗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楼宇烈先生认为“《诗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作品的源头，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础经典”。虽然《诗经》中并没有一首以理思构局谋篇的哲理诗，但《诗经》中许多章节或句子中却体现着深奥的哲理，并对先秦诸子的哲学乃至秦以后的中国哲学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既然不学《诗》连话都说不好，那么不学《诗》就更谈不上写出有哲理的文章了。孔子给《诗经》以极高的评价，《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中多次引用《诗经》中有哲理的诗句。如《论语·学而篇》中子贡引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形容君子的自我修养，孔子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又如《论语·泰伯篇》中曾子引用《诗经·小雅·小旻》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句来说明谨慎的重要。这正是后来《中庸》讲的“戒慎恐惧”哲理思想的源头。

　　孔子之后，孟子特别是荀子同样重视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论说自己的政治哲学。现存《荀子》论文32篇就有29篇中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其中《大略篇》竟引用了11条。《荀子》引用的《诗经》中的诗句，大都体现着耐人寻味的哲理。

　　毛泽东对《诗经》中的政治哲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

　　《诗经》之后，诗和哲学溶为一体的作品，当数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这之后诗哲一体的作品很难觅到，诗哲一体的诗人哲学家或哲学家诗人就更是难以觅到了。可以找到一首哲理诗，但其作者谈不上是哲学家诗人。可以找到几位能写诗的哲学家，但这些作者也谈不上是诗人哲学家。《诗经》和《楚辞》之后的两千多年中，称得上既是一流的哲学家，又是一流的诗人；称得上将诗词与哲学融于一体的诗人哲学家和哲学家诗人的人，当数毛泽东。

　　毛泽东在他的诗词《沁园春·雪》中挥笔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毛泽东眼中，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虽然都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和有重大影响的君主，但他们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没有起到导师的作用，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中都缺少“立言”之“不朽”。毛泽东欣赏和追求的是“君师合一”的人物，即既是领袖又是导师那样的人物。

　　有的学者评价毛泽东是集秦始皇与孔夫子之大成的人物，这是有深刻见地的。当然，这里的“秦始皇”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尽职的秦始皇，这里的“孔夫子”是顺乎世界潮流、引领世界潮流的孔夫子。

　　历史上的秦始皇没有著作传之后世，输之文采，更谈不上文采中的精品诗词与哲学了。历史上的孔夫子虽有与学生的对话录《论语》传之后世，在思想上被尊为中华民族的老师，却不曾有过号令天下的领导权。他与学生的对话录中有哲理，但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更没有引人入胜的诗作。

　　可以说今朝的“风流人物”，不仅仅是秦始皇与孔夫子的集大成者，还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在文采中包括着诗人哲学家和哲学家诗人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二者都重视奋斗，强调奋斗。毛泽东在延安挥笔写下的“艰苦奋斗”4个大字，既反映了他的作风，也反映了他的哲学。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哲学就是奋斗的哲学。

　　青年毛泽东曾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奋斗？

　　因为只有经过奋斗才能改变面貌，实现目标。因为只有奋斗的过程才是快乐的，只有奋斗的经历才是壮烈的。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既无独立可言，也无民主可言，国家任列强宰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要独立，要解放；中国人要救亡图存，靠的是奋斗。

　　中华民族要从近代屈辱的历史走向复兴；中国人要把贫弱的国家建设成富强的国家，靠的仍是奋斗。毛泽东的诗词几乎处处都体现着这种奋斗的哲学。

　　第一，毛泽东用诗笔勾画出革命和建设奋斗的背景。

　　1927年春，毛泽东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勾画的背景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同年，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写道：“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1929年秋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中，毛泽东勾画的背景是：军阀混战，“洒向人间都是怨”。

　　1950年10月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毛泽东勾画的革命斗争的背景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建设中要与自然界做斗争、与瘟神作斗争。1958年7月《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毛泽东勾画了这方面斗争的背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面临着建设国家，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而奋斗的任务，而且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为捍卫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任务。1962年12月《七律·冬云》中，毛泽东勾画了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背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第二，毛泽东用诗词语言表达了奋斗才能改变面貌、实现目标的哲理。

　　1939年，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了一首四言诗，其中写道：“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诗中所提的“志”，少年毛泽东在《赠父诗》中有这样两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这个“志”，1959年，毛泽东在《七律·到韶山》中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1965年，毛泽东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写道：“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他回顾了奋斗的过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奋斗的结果证明：“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个经过奋斗而取得的胜利成果，毛泽东在《念奴娇·井冈山》中是这样写的：“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毛泽东的许多诗词都从不同的环境出发，形象地表达了奋斗与胜利的关系。比如说，有了“更加众志成城”，才有了“报道敌军宵遁”。比如说，有了“枯木朽株齐努力”，才有了“横扫千军如卷席”。比如说，有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奋斗精神，有了“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的奋斗经历，才有了“三军过后尽开颜”。比如说，有了“金猴奋起千钧棒”，才有了“玉宇澄清万里埃”。有没有不经过奋斗就能实现目标，天上会不会掉下馅饼？毛泽东用诗句作了否定的回答：“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第三，毛泽东用诗笔颂歌了奋斗过程的快乐和崇高，指点了如何奋斗的途径。

　　人生的奋斗，革命和建设的奋斗，都是越艰苦卓绝、越处于逆境，越显示其光彩。这就是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中所赞美的“战地黄花分外香”。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律·冬云》中所赞美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就是毛泽东在《杂言诗·八连颂》中所赞美的：“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在毛泽东诗词中，艰苦奋斗者就是战地的黄花、喜雪的梅花、傲雪的松柏。

　　奋斗要有坚持到底、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决心和恒心。1935年，毛泽东在《清平乐·六盘山》中写道：“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1949年，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写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为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功而奋斗，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当“众志成城”、“枯木朽株齐努力”的时候，就是胜利在望的时候。1958年，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1959年，毛泽东在《七律·到韶山》中写道：“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63年，毛泽东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写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的奋斗不是个人奋斗，而是同人民在一起的奋斗，是把人民当作舜尧、看成真正的英雄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奋斗。

　　为革命和建设奋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切不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毛泽东的诗曰：“风物长宜放眼量。”

　　奋斗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一次胜利了，还会有新的斗争在后面，任何时候都不能懈怠，毛泽东的诗曰：“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诗词《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可以说是毛泽东哲理诗、奋斗的哲学诗词的代表作。在前一首中，诗曰：“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诗中最富哲理的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之诗句。它体现的是奋斗者“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的松柏境界；“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英雄境界。在后一首中，诗曰：“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首诗中最富哲理的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之诗句。它体现的是奋斗者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胸怀，甘当人梯、成功不必在我的境界。

　　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又认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的哲学是奋斗的哲学、斗争的哲学，这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的，或者说是从毛泽东最重视、最强调的方面说的。但这绝不是也绝不能概括一切。就对立统一来说，毛泽东同样重视同一性。他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执着地追求着平等。这些哲学思想也表现在他的诗词中。比如，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中写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里毛泽东追求的是太平世界、和谐的世界、平等的世界、大同的世界，反对的是以富压贫、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七绝·仿陆游‘示儿’》诗中写下了“但悲不见五洲同”的诗句。

　　作为哲学家诗人毛泽东，他的诗充满着哲味，给读者以无尽的哲思。

　　作为诗人哲学家毛泽东，他的哲学著作往往既体现着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又常常以诗一般的语言，给读者以诗美的享受。

　　我们先来看看《实践论》中的若干句子：“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里没有给人抽象的、空洞的说理的感觉，而是给人以形象的、生动的诗的感受。

　　我们再来看看《矛盾论》中的若干句子：“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里同样给人以形象的、生动的诗的感受。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是体现着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两篇精粹的短文。这两篇短文是以诗的语言来抒发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的。我们先来读读《为人民服务》中的若干句子：“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们再来读读《愚公移山》中的若干句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两篇短文是以形象的、生动的诗词般的语言，表达着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价值观，所以它使人百读不厌、常读常新，产生着恒久的影响力。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他的许多军事著作同样以诗的语言表达着军事哲理。比如他的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和运动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建国后，毛泽东关于国家建设的一些著作，也同样以诗的语言表达着建设哲理。比如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写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再比如，1958年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有人把这段文字说成是“民粹主义”。实则，这段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多难兴邦”的哲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哲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哲理。

　　第九节 毛泽东诗词中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诗词以哲人视角热情讴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毛泽东诗词中有许多反映辩证法思想的名篇和名句。 热情讴歌群众创造力和斗争精神，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也是公认的诗人。他的诗词既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大气磅礴，也有含蓄蕴藉的哲学理趣。

　　毛泽东的一生是寻求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一生。在一些诗词中，他以一个哲人的视角热情地讴歌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在1956年游长江时，想到了孔子的话，并写入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北戴河游泳时，则发出了“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联想。《北戴河》是一首词中含诗的绝唱：“东临碣石有遗篇”是指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途中观海时写的《观沧海》。这首诗本身就是一首政治哲理诗，曹操在诗中热情讴歌了社会的发展变化。毛泽东高度评价曹操的这首诗，并在自己的词中提到曹操的诗，这不是一般的用典。时代不同了，在毛泽东眼里，虽然仍然是“萧瑟秋风”，但已是换了人间！

　　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讴歌，最精彩的莫过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脍炙人口的律诗。这首七律不但气势磅礴，遣词精妙，而且富有深邃的哲理。古代吟咏石头城的诗词甚多，也出了一些名篇，但无法与这首七律比肩。起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开始就给人以昂扬振奋的感觉，赋予金陵古都以全新的命意。热情讴歌了我解放大军百万雄师成功横渡长江天险的壮阔场景。接下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继续以昂扬的激情讴歌金陵古都的变化以及与旧时代的不同，赞美“今胜昔”的社会进步。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虽然为渡江之胜而喜，但绝不会止步于南京这一地，而是高瞻远瞩，注目向前，接着吟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重新认识和总结，更是对当时蒋介石集团提出的“划江而治”论调的坚定反驳，这两句自然成为被人们普遍传颂的至理名言，也是全诗中最为深邃的哲理。最后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异峰突起，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入一种更加神奇、浩大、美妙的哲理意境：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结果！

　　毛泽东诗词中有许多反映辩证法思想的名篇和名句。写于1961年末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有人仅仅理解为是针对当时国际形势写的，这虽然不错，但是很不够，它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远远超出了时代的局限。世界是一分为二的，是美与丑的对立统一。“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就是这种辩证法思想的高度而又艺术的概括。这里的“白骨精”可以扩展理解为一切反动势力、丑恶事物的代表。“一从”“便有”，说出了丑恶的事物是与美好的事物相伴而生、相比较而存在，并且是不断地斗争着这一重要客观事实和辩证法原理。不仅如此，它通篇以艺术的手法表达了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同时，它也是一篇对敌斗争的辩证法。在与腐恶势力斗争之际，我们第一位的是要认清谁是腐恶势力，明确打击和斗争的目标。也就是要分清敌、我、友，要团结朋友，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里，他又用诗歌的形式重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一个是政治论文，一个是诗歌。我们看到的诗中的辩证法思想与政治论文阐述的斗争策略原则是多么的相同。

　　在对敌斗争中，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对敌人首先是藐视、蔑视：“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蚂蚁缘槐夸大国”“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但是，在具体对敌斗争上，又要有“只争朝夕”“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精神，要有“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热情讴歌群众的创造力和斗争精神，是毛泽东诗词的主基调之一。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讴歌群众创造力诗词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历代词家都认为咏物词极难写好，然而，这首词却不落俗套。词的上半阕极尽对景物的描写，把北国雪景描绘得恢宏壮观，大气磅礴。下阕则用“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轻轻一转，历数前代有代表性的帝王，他们虽然建立了丰功伟业，但总免不了“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发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感慨。这是全词的画龙点睛之笔，挥洒极尽，意味深长。“俱往矣”3个字像一把铁扫帚，一挥廓清万古历史，就势折入现代。以“今朝”作结，一山飞峙，凌空而起，突出主题，坚定果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感慨，强调了正在进行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是群众的事业，因此，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枯木朽株齐努力”等等，都表达出作者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史观。

　　这种思想贯穿毛泽东诗词的始终。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是他批判旧的英雄史观的代表。毛泽东从1952年开始系统地通读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他曾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读史》就是用诗词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对二十四史和一些死读二十四史者的批判，是一篇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宣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战斗檄文。词的上阕，诗人选择有代表性的几件事物，从远古时人类的起源写到当代社会，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特性。在词的下半阕，诗人夹叙夹议，以澎湃的激情批判了帝王英雄史观，赞颂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史观，指出他们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歌未竟，东方白”，颠倒历史的时代终于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进了新的时代。

　　第五章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色

　　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千古一人？既是开国领袖，又是诗书大家？当然，首先是时势造英雄，从客观条件而言，20世纪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转折时期，它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毛泽东应运而生，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成为了其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代表。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民族的选择。就主观条件而言，毛泽东胸怀天下，生性好学，博闻强记，成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传者，和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集大成者。他又能得时代风气之先，接受马列主义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使二者融会贯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长成参天大树。他情感丰富，精力旺盛，永不疲倦地寻求新知，探求真理，理性的思考结晶成为了开国定邦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情感的酝酿迸发铸成了横绝于世的瑰丽诗篇，这就是毛泽东诗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淘洗，毛泽东诗词中的上乘之作已然完成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作为晶莹璀璨的浪花汇入了瑰丽壮阔的中华文化长河之中，并以其气势磅礴、想象浪漫、文辞华美三个鲜明的艺术特色傲立于中华诗词之林。

　　第一节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境界

　　气势磅礴｜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毛泽东是一个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在写诗。这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骚人墨客的最大区别。 

　　大体而论，毛诗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但也还可以有个解释，叫作“霸蛮”，霸王的霸，蛮横的蛮。这是湖南人的方言，“吃得苦，不怕死，耐得烦，霸得蛮”者，即可做大事者。毛泽东就是特别“霸蛮”。文雅的说法我们可以征引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第十二品“豪放”，曰：“观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易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天风海浪，大气如虹，如毛泽东者，千年以来也不过二三子，正好做了“豪放”的注脚。正如他浓郁的“昆仑情结”，没去过昆仑山，但却喜爱昆仑的宏大雄伟，横空出世，赋诗一首《念奴娇·昆仑》，表达他倚天裁山的雄魄。再比如他的“鲲鹏情结”，曾在诗词中四次用到鲲鹏的形象，“扶摇直上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真是行神如空走云连风。

　　换一角度，我们可以做点量化分析，比如毛泽东诗词中好用大的字眼，名词如天、山、海，量词如亿、万、千之类的，平均每一首里不止一个“万”字。“看万山红遍”、“万类霜天竞自由”、“粪土当年万户侯”、“万里雪飘”、“一万年太久”、“寥廓江天万里霜”、“敌军围困万千重”、“飞起玉龙三百万”、“万水千山只等闲”、“万户萧疏鬼唱歌”、“百万雄师过大江”……比较集中的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看看这气势，用了3个“天”、3个“万”、2个“千”，还不包括“冲霄汉”、“红旗乱”、“风烟滚滚”这样的大词，真是声色雄壮，文气浩荡，一泻千里、势若长江大河！

　　再如现在盛传的毛泽东16岁时写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哪里是青蛙，简直就是一只老虎嘛。

　　到了32岁，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虽是一介布衣，但有问鼎天下之气势。更见豪迈的是在结语中宣告：“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要以人力游泳击起的浪花去阻遏飞速的行船，这是何等气魄！青年毛泽东就是要做时代的弄潮儿，掀起革命的洪波巨浪，去打翻那艘老旧的旧中国的破船。24年后，由毛泽东领航和掌舵的新中国的航船驶出了东方的地平线。

　　而且，他的这种胸襟和气魄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比如说《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这是1929年冬，“古田会议”刚刚结束，国民党便集中闽、粤、赣三省16个团的兵力来围剿红四军，为安全计，朱、毛分兵转移，毛所率部队多不过千数，而且弹尽粮绝，衣衫褴褛，生死未卜，但毛这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完全变成一个诗人了，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半山腰里的红军队伍逶迤而来，只觉红旗招展，风光如画。这哪里是出生入死，杀开血路，完全是观光旅游嘛。这是何等气魄，何等境界！

　　还有1933年的《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就我的目力所及，自古至今，写彩虹的诗，就没有能超过毛泽东这两句的。接下来的两句，也写得非常生动和形象，“雨后复斜阳”——傍晚的时候，雨住天晴了，或者说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大块大块的云彩迎头飞过，当彩云遮日的时候，山就显得更加翠绿，更加青苍，正是“关山阵阵苍”啊。有过农村或山地生活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场景很亲切，很生动。尤为精彩的是后面，“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大家请注意，当年那密集的子弹打的就是毛泽东，没被打死已是万幸，但是毛泽东居然还能带着欣赏的心情来赞叹这弹洞班驳的墙壁点缀了山村的美丽，“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和“战地黄花分外香”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不是常人的心境。

　　再说一首《清平乐·会昌》。1934年秋，毛泽东久已被剥夺了一切实职，可以说是政治生涯的低谷，甚至还有性命之虞，一般人都会心情沉郁，满腹牢骚，然而毛泽东却豪迈地唱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格调明朗，情绪阳光，哪有丝毫压抑感伤之状？更有一例，毛词《忆秦娥》堪比李白。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我们就和李白来比《忆秦娥》。据考证，《忆秦娥》词牌为李白所创，原词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是一首好词，尤其最后八个字为王国维所激赏，认为“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我们再看看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显而易见，毛词夺胎于李词，韵脚一样，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豪迈沉郁。而且，就风格意境而言，这首词在雄放、阔大的意境中所透露的沉郁、凝重、苍凉，恐怕堪称毛词之最。这就无意中泄露了毛泽东诗词创作中的一个特点，即写作心境与审美风格有一个反差，压抑、郁闷、低潮时写的诗词往往阳光豪迈。但这首《忆秦娥》写于遵义会议之后，应该是顺利得意之时，反倒悲凉沉重了。是否成了第一责任人，天将降大任于斯，要挽狂澜于既倒，更觉任重道远了？但无论如何，这首《忆秦娥》最妙处也在后面八个字，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在诗词创作上一贯自谦的毛泽东自我表扬的诗词唯此二句而已。

　　如果大家有傍晚登高望远的经验，看群山如浪奔来，在夕阳的辉映下由黛青到钢蓝到绯红再到血红，景象何其壮观。然后再由此想到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血战无数，血染山河，从江西到遵义，雄关如铁，都已迈过，但“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即便如此，也还要杀出一条血路，勇往直前。情景交融，衬托出了这首词的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它的情感、力度，我认为比李白有过之。不是说毛泽东的诗歌才华超过李白，而是说毛泽东的战争生命体验为李白所未有。这就造成他们的重要区别，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毛泽东是一个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在写诗。这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骚人墨客的最大区别。我们不能总体上说毛泽东的诗词达到了李白的水平，但就说这一首，尤其是这个结尾，是超过李白的。

　　这固然是毛泽东乐观自信性格的自然流露。但是另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和重视，那就是毛一方面重视文艺创作的宣传作用，但另一方面，在自己进行创作时，却不仅能超越一己之悲欢，还能超越功利，超越政治，超越宣传，真正进入到艺术和审美的境界。这也是他的多数作品却能穿越时空，超越时代，永葆艺术活力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逆境中的泰然心态，其实是以顽强的斗争精神为支撑的，而不断斗争的胜利，又激发了他更加豪迈的乐观主义。但是，青年毛泽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格言最终演变成了晚年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以至于夸大主观意志的能动性，迷信“精神原子弹”的无限威力。到上世纪60年代以“反修”为主题的诗词中，就明显开始气胜于韵，带有主题先行的意味，例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冻死苍蝇未足奇”；“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等等。固然豪迈大气，但形象单薄，内容空泛，诗意不足，导致了毛泽东晚年诗词艺术水准的下降。流风所及，从者如云，但稍有不慎，即坠入“假大空”的陷阱。

　　想象浪漫｜这时的毛泽东早已从儿女情长、生离死别中超脱出来了，他把一杯人间的苦酒酿成了一场漫天花雨。章士钊曾问毛泽东“骄杨”二字何解，毛泽东答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毛泽东自己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岂止不废，其实毛还颇为得意他的婉约之作，据我看来，他的几首婉约之作都是上品。比如写给杨开慧的三首词，《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蝶恋花·答李淑一》。不单婉约，而且都很好地体现了毛泽东浪漫的想象力。下面逐一解析：

　　《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的第一首词，写于25岁那一年，也是他的第一首情诗，是写给新婚妻子杨开慧的，也是毛泽东毕生创作中唯一没有政治色彩，表达个人情感最为纯粹的作品。新婚不久骤然别离，长夜难眠，辗转反侧，毛泽东的炽热、深情、真挚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开篇两句就起手不凡——“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所谓愁是一种心境，一种情绪，莫可名状，最难形容，古人的妙句无非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言其烦；“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言其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言其长；而毛词是言其形，形象清新，想象别致，自出机杼，俨然又一婉约名句。

　　时隔5年，毛泽东正值而立，在国共两党中，或身居要职，或崭露头角，正是一代才俊，任重而道远。但为了革命大业，他不得不抛妻别子，出门远游。一方面是娇妻稚子的温馨小家，一方面是凶险莫测的茫茫征程，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但离别之痛、后顾之忧却油然而生，千言万语汇成了一首《贺新郎》。毛泽东一生为杨开慧写了三首词，这是其中的第二首，也许是这首词暗示出的命运的神秘性使毛泽东终生对其另眼相看，前后珍藏、修改了半个世纪。直到1973年还翻捡出来大改了一遍。今天我们回首赏析这首词，确实能嗅到一丝不祥之音：“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临别之际杨开慧那幽怨的神情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心中，或许杨开慧也有预感，一次普通分手，可能变成永诀。“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真是一语成谶，终身追悔莫及。“人有病，天知否？”有点天人感应的意思，这种超越天人之隔的心灵感应和神奇想象，使毛泽东为婉约派又贡献了一首杰作。

　　毛、杨之间的这种深厚感情和神奇感应，经过30多年的酝酿和发酵，终于又诞生出了一首大家所熟知的游仙诗，这也就是他写给杨开慧的第三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时的毛泽东早已从儿女情长、生离死别中超脱出来了，他把一杯人间的苦酒酿成了一场漫天花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杨”字前面加一“骄”字，毛泽东的骄矜心态，跃然纸上。章士钊曾问毛泽东“骄杨”二字何解，毛泽东答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沉重的历史已成往事，革命的英烈却羽化登仙，成为了寻访月宫的客人，“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为什么是桂花酒而不是别的酒？咱们后面再细说。酒过三巡，神奇的场面出现了，“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大家想想，这是何等壮丽、壮阔的景象！以万里蓝天为背景，以千朵祥云为舞台，寂寞嫦娥长袖善舞，以慰忠魂，这种想象的浪漫不羁，豪迈无涯。然而真正的高潮还在最后，“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其情绪、意境陡然间由凄清、凄美转向了热烈、放纵，一腔深情化做豪雨，告慰天下。可以说，这首词出于婉约而又超越婉约，前婉约而后豪放，集婉约和豪放于一身，是千年婉约派中的一声别调。

　　现在我要说说为什么吴刚捧出的是桂花酒。当然有人要说了，吴刚在月亮上砍桂树嘛，自然就是桂花酒了。其实不仅如此，这里面毛泽东还深藏了一个寓意，这就涉及了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

　　众所周知，贺子珍当年是井冈山下永新城里的第一美人，1928年龙源口大捷之后，18岁的贺子珍和毛泽东结婚，此后历经五次反“围剿”，在长征路上遭遇敌机扫射，身负重伤，艰难辗转，最终跟随毛泽东到了延安，从1928年到1937年底，可以说陪伴毛泽东走过了最困难的十年。但到延安以后就开始有新情况了，一个是出现了外国女记者，比如史沫特莱，比如路易斯·施特朗，她们作风开朗，性格活泼，对毛、朱采访同时，便教他们跳舞，以打破延安生活的枯燥单调。很快就在延安形成了一股跳舞之风，凡是从前线回来了重要将领，首先是宴会，然后就是舞会，此其一。其二，国统区开始有大批青年女学生投奔延安，毛泽东和青年女性接触机会自然就多了，贺子珍因此吃醋、赌气。但又没有及时和毛交流沟通，一直憋到1937年底，有一天晚上，当贺子珍收拾东西要离家出走了，毛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个人此前有很多口角，但这次毛流泪了。有资料说，毛泽东当着女人的面流泪只有两次，这是第一次。他劝贺子珍，但贺子珍执意要走。之后毛的信追着贺到西安到迪化，都未劝住，贺辗转一年到了前苏联，到了莫斯科就后悔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想起来要见贺子珍，让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时任省长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两个人办这个事，把贺子珍接到庐山上。水静回忆录《陪贺子珍上庐山》为第一手资料，记录了当时情景，就是水静陪贺子珍进去的，水静在外面的客厅等了近两个小时，贺子珍自己进去和毛在里边谈，近两个小时后毛出来对水静摇头说，不行了，她这个脑子全坏了。就是哭，什么都谈不成。此后，毛还给贺子珍写过很多信，都是通过他们的女儿娇娇转交的，抬头写的都是“桂妹”，因为贺子珍是桂花飘香季节出生的，小名就叫桂花（参见水静《陪贺子珍上庐山》，载《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961年9月1日，毛岸青、邵华索求毛泽东书写《蝶恋花·答李淑一》以怀念生母，毛泽东神色凝重，慢慢写出“我失杨花”四个字，当即岸青、邵华以为有误，忍不住问：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停住笔，这时岸青、邵华赶紧递过一张空白宣纸，但毛泽东并没接，而是缓缓地说道：“称杨花也很贴切。”他们认为“骄杨”表达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赞美，而“杨花”则表达了对杨开慧的亲近之情。但我则认为，杨花即是骄杨和桂花（参见邵华主编《书法家毛泽东》，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水静回忆录《陪贺子珍上庐山》的一个新发现和新推断认为，这首词既是怀念杨开慧，又兼怀贺子珍，一个是他的初恋，一个是陪伴他走过10年最艰苦岁月的人生伴侣，是写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的，所以写成了一首绝唱。

　　文辞华美｜形势如此严峻，红军命运危如累卵，但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券在握，胸有成竹。因为他深知，打仗打的不光是人力和武器，最终打的是文化，所以他才在长征路上多次放言要以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 

　　文采历来是毛泽东臧否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他自己也看重文采，追求文采，并且以文采自傲于世，他写文章追求“神气”，追求“光昌流丽”、“势如破竹”，他写诗词亦如是。下面我们举例分析。

　　一般看来，两首《沁园春》是毛泽东诗词中气韵兼胜的代表之作，我们就来看看这两首《沁园春》的上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这两个半阙都色彩明丽，形象生动，气势磅礴，文辞华美。但细观之下，又各有不同。前者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世间万物充满了探索和好奇之心，仰观俯察，细致入微，以至于“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都历历如在目前。后者则反映了中年毛泽东将个人和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并握于股掌之中，雄视天下，这时候看世界就观其大略，变成了粗线条，“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多大的庞然大物在他眼中也成了芥子。而且，从这两首《沁园春》中各取一句，恰成了一对妙联，正是毛泽东一生的真实写照，上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下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人们如此熟悉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再挑几个七律中的颌联和颈联来看看——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登庐山》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七律·答友人》

　　大家仔细看看，“云横”对“浪下”，“九派”对“三吴”，“浮黄鹤”对“起白烟”；“洞庭波涌”对“长岛人歌”，“斑竹一枝”对“红霞万朵”，“千滴泪”对“百重衣”，“连天雪”对“动地诗”，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量词对量词，色彩对色彩，对得何其工整，何其漂亮，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光昌流丽”，他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文章写得漂亮。

　　这是一种文雅华丽的，还有一种就是口语传神的。比如：“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把敌酋师长的名字直接安到词里，不禁让我们想起辛词：“试问天下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而且行军队伍中一片欢腾声如在耳畔，颇有神韵。再比如：“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如话桑麻，声声悦耳。再比如：“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娓娓道来，质朴动听，虽如白话，但气韵生动，意境高妙。

　　最后，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就以集“气势磅礴、想象浪漫、文辞华美”三点于一词的《沁园春·雪》下阕展开分析：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提请大家注意这个“惜”字，是可惜的惜，惋惜的惜，叹惜的惜。叹惜谁呢？叹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大家知道，这五位可是在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350多个皇帝中能入得了毛泽东法眼的屈指可数的明君雄主，其他的根本不在话下。就这五位，还让毛泽东为之叹惜。叹惜什么呢？“略输文采”，“稍逊风骚”，“风”乃《国风》，“骚”乃《离骚》，是文学作品的总称，也是才华的代称，说的是一回事。都是文采不行啊。跟谁比不行呢？要有个参照嘛，那就是跟我毛泽东比不行啊！毛泽东的高度就在这里，他纵览中国两千年，皇帝无数，英主辈出，但都文采略逊，风雅不足。不过毛泽东还是给予了前面四位足够的尊重，措辞相当温和，只是“略输”和“稍逊”，至于成吉思汗，那就很不屑了。你看看，“只识弯弓射大雕”，只会用箭射鸟嘛。

　　再换一角度看，我们应该重视这首《沁园春》的写作背景。1936年2月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去抗日，在山西黄河边一个小山村遇到大雪，2月6日便写下这首词。大家别忘了，1936年底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也就是说，当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可以说立足未稳，人枪不过两三万。而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部署已毕，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三十万大军已兵抵潼关一线，准备往陕北压过去，对中央红军一举歼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确实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形势如此严峻，红军命运危如累卵，但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券在握，胸有成竹。他的自信和底气究竟在哪里？要我看，只能说是文化。因为他深知，打仗打的不光是人力和武器，最终打的是文化，所以他才在长征路上多次放言要以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在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先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在国民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才子，颇为汪精卫、胡汉民所看重。毛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他早期在中国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对手蒋介石们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情形果然如此，时隔十年，羽翼丰满的毛泽东应蒋之邀单刀赴会，前往重庆谈判，适逢老友柳亚子索词，“索句渝州叶正黄”，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毛泽东信笔写下《沁园春·雪》相赠。这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诗友唱和嘛，不需要经过政治局，也不需要五大书记讨论，但它却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预言，在1945年11月14日的《新民报晚刊》上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了重庆，轰动了国统区。按照我的说法，第一，它横扫20世纪中国词坛，这首词一出，别的就没有啦；第二，它粉碎了国民党对朱、毛，对红军的妖魔化。国民党操纵的媒体长期宣传朱、毛土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甚至在茅台酒池子里面洗脚……那么人们就要问了，一个土匪能写出如此大气磅礴、风流倜傥的词来吗？别说土匪了，你蒋委员长能写得出来吗？

　　打死蒋介石也写不出来，而且确实让他看傻了眼。他首先是不敢相信这是毛泽东写的，他问他的侍从室主任、大秘、文胆陈布雷，毛泽东能写出这个词来吗？是不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陈布雷说，据我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很深，我看像是他写的，别人恐怕还写不出来。蒋介石更加气急败坏，对毛词中的“帝王气”心有余悸，对毛的才气妒火中烧，说，咱们能不能弄一点词，跟他和一和，把他这首词给灭了？陈布雷领命而去，把重庆一流的诗人作家教授都叫来，开会布置任务，连夜加班加点写。写出一大堆来，送给蒋介石看，蒋越看越摇头，越看越叹气，也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更加反衬出了毛词的伟大，实在没法跟毛泽东比啊！也就是说，你贵为委员长，举全国之力，就弄不出这样一首词来。你说这首《沁园春》有多大的威力吧！这不是多少个军所能比得了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软实力”最具说服力的典范。而且，由于这首词，征服了整个国统区无数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得民心者得天下。抗战胜利后，正是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如果这个时候让大家在毛和蒋之间做个选择的话，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传统文化选择领袖的最高标准，就是君师合一，毛泽东集王者气和风流气于一身，就是最理想的领袖了。大家可以回忆回忆重庆谈判期间毛和蒋的照片，蒋常常是戎装笔挺，却显得有几分呆板，毛虽然衣着平平，略显土气，但神态自若，是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能本色，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大气和安祥。二人并立，蒋倒有点像毛的侍从。要说重庆谈判的收获，有一半要归功于《沁园春·雪》。

　　真正把毛泽东这首词和好的是柳亚子，他的下阕是这么说的：“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他这个说得严重了，我只说横扫20世纪中国词坛，他说是横扫1000年——“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在他看来，豪放大师苏东坡还气势不够，“气吞万里如虎”的辛稼轩，也只会发发牢骚……为了表达他的诚心诚意，1945年10月21日柳亚子又应尹瘦石之邀，在自己的和词上欣然命笔，加了一段跋，云：“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显然，柳亚子在这里是捧毛词而抑苏、辛，实心诚意难能可贵，言辞过激可以理解。

　　综上分析，现在可以给毛泽东诗词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和结论——

　　第一，毛泽东是一流诗人。

　　即便把毛泽东诗词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长河中比较，也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作品不会输给大家。前面说了很多例子就不重复了，这里再说一个小令就是《十六字令·山》。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历史上的十六字令就没有名篇。为何？因为它的形制过于短小，十六字令就是十六个字，还没开头就已经结束了，此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让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写的：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虽然短小，但口语生动、描绘传神，无论言其高、言其雄、言其险，都有一股大气磅礴于其间，毛诗全部特点都浓缩于此，此篇一出，改写了中国诗史上十六字令无名篇的历史！

　　此篇的创作时间，毛泽东自署为“1934-1935”，也就是说三首十六字令48个字，毛泽东在马背上推敲了一年。那时候正值长征，虽然天上有飞机，后面有追兵，经常突围生死关头，艰难困苦，莫此为甚。但是，一是两万五千里长征毕竟是打的时间少，走的时间多，毛泽东骑在马上摇头晃脑，吟咏推敲，20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毛自称“马背诗人”，即由此而来。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长征途中的另一个毛泽东。二是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毛泽东虽然身为三军统帅，但是同时又是马背诗人，似乎完全将自己置身世外，以郊寒岛瘦的苦吟精神来苦苦追求48个字的最佳效果。这种身份的反差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的奇妙组合，成为了古今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第二，毛泽东古为今用。

　　毛泽东完成了古典诗词的现代转型，就是把中国古典诗词用来反映当代生活，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完成的，而且完成得非常杰出和自然。

　　毫不夸张地说，经过艺术创新，毛泽东诗词已然成为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和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度中的一座重要桥梁。毛泽东诗词中的许多名篇名句，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长河中的瑰宝和当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警句格言。比如：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不到长城非好汉”、“踏遍青山人未老”；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其实在诗歌以外，毛泽东所创造的语言产生了更加深刻广泛的影响，比如说曾广为流传的毛泽东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十句话：

　　最具真理性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最鼓舞人心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豪迈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最大气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最谦虚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最震撼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最威严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最自豪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最有志气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最无可奈何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这都已经成为了毛泽东巨大精神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就诗词而言，它的普及程度无人可及，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迹。

　　第三，毛泽东诗史合一。

　　据查，从25岁的毛泽东1918年写下《送纵字一郎东行》明确表明革命心志，到1949年写《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30年恰巧有28首诗词，正好对应和记录了毛泽东开创和领导的28年武装斗争。你可以说是巧合，也可以说是天意。用自己大气磅礴的、瑰丽多姿的、文采风流的诗词创作，有意无意地记录了自己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惊天动地的、波澜壮阔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历程。所谓艰苦卓绝，就是一介书生，起于草莽，千难万险，艰苦备尝；所谓惊天动地，就是以弱抗强，以卵击石，石破天惊；所谓波澜壮阔，就是从小到大，百川归海，势不可当；所谓翻天覆地，就是乾坤再造，捣它一个底朝天，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毛泽东是用诗写史，也是以史写诗，正事写史，余事写诗，诗史合一，是为史诗。这才是一等一的大诗人大手笔。

　　二、关于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征

　　在研讨会上，大家概括了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征，主要有：“马背上哼成的诗”、“破围和开辟”、“毛泽东诗词凸显了一种文化气象”。

　　关于“马背上哼成的诗”的特征，李捷认为，这是这个时期毛泽东诗词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并非说这11首词作真的就是马背上哼成的，而是表明，这些诗词创作于战争环境之中，创作于战斗与行军的间隙，创作于“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而迸发出灵感与激情之时。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使得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显得动感十足，色彩十足，豪气十足。

　　关于“破围和开辟”的特征，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晋认为，这是这一时期毛泽东词作的历史主题和审美主题，以及延伸到后来的诗词创作和政治实践中沉淀的一种永葆斗志、永远进取的精神气象。作为历史主题，破围和开辟的内涵是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创建根据地；在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历史乐观信念的坚守和展望中，开辟新的中国革命道路。作为美学主题，其典型的特征是普遍蕴含有一种艺术审美张力。

　　关于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义认为，毛泽东诗词是独具风神的艺术品，但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现代史上吐纳风云、评说春秋、飞扬情志的文化现象。所谓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象，“乃是一个巨人的心灵回响，回响在现代和未来的历史回音壁之上。由此可以走近他的诗词世界的本质”。

　　在研讨会上，有的学者还从军旅诗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这11首词作的艺术特色。有的学者则从战争诗与战争观的关系的角度，探讨毛泽东这一时期诗词的艺术特色与思想内涵，并提出构建毛泽东战争诗学的构想。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中的赋比兴

　　毛泽东在诗词创作实践中，熟练地运用赋比兴手法，很好地把握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使三法各显其功能。同时，在具体运用到某一诗篇时，既有所侧重，又同时兼用，使之相辅相成。大致说来，毛泽东常运用赋法再现斗争场面，往往把它置于诗词的中心地位；对于比法，毛泽东既看重其“以彼物比此物”的一般作用，也看重其美刺意义，特别是他晚年对美刺意义更为强调使用；兴法最能显示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审美追求，因此，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有很多借景言情、情景交融的表述，而这些词句往往恰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具神采之处。

　　1965年 7月 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21页。）这里，毛泽东以形象思维论赋比兴，不仅肯定了形象思维的存在，而且将形象思维这个“舶来品”与赋比兴这一中国传统诗词的思维范式联系起来。后来，随着这封信公开发表，文艺理论界围绕着赋比兴曾掀起对形象思维问题的热烈讨论，但大都限于古代文论范围内，极少见到结合毛泽东诗词创作实践进行的深入研究。笔者拟结合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分析一下他在诗词创作中是如何运用赋比兴三法的。

　　在具体分析前，有必要交代清楚两个相关问题。

　　一是毛泽东诗词展现给世人最显著的艺术特征是什么。对诗词的理解，见仁见智，对这一问题作出准确的服众的概括并不容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有这么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毛泽东“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他在描写残酷的战斗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59页。）。

　　二是毛泽东作为诗人的艺术个性该如何确定。诗的艺术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的艺术个性，而赋比兴不过是体现诗人艺术个性的手法而已，可见把握诗人的艺术个性才是肯綮所在。作为诗人，毛泽东的艺术个性应该如何确定呢？一位学者的话或可给我们以启示：“毛的哲学思想中充满了个性，而这个性以充分的形式表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第 963页。）这句话表明，决定毛泽东不同于前代诗人的独特艺术个性的主要因素，在于他不只是诗人，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历史哲学等），其艺术个性决定于他的哲学个性。那么，毛泽东的哲学个性又应当如何去认识呢？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做过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所谓“能动地改造世界”，可以理解为：当进步的一方还处于弱势时，凭着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即敢主动地参与社会变革，发起对落后、腐朽一方的进击。

　　这种精神气概贯穿于毛泽东不同时期的诗词创作中。事实上，诗词的艺术特征正是诗人艺术个性通过赋比兴等手法来实现的。这样，我们只要把握住诗人艺术个性与诗词艺术特征中间的创作，就可能找出诗人运用赋比兴手法的特点了。

　　首先看赋法的运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描写战争与行军的几首诗词多是用赋法写成，以《西江月·井冈山》为代表。战争无疑是斗争场面中最激烈的，急行军则是战前的准备，一点也容不得松懈。《西江月·井冈山》所描写的黄洋界之战，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与指挥，但由于这次战斗是以少胜多的范例，符合他的军事思想，故他在以后的诗文中多次提及。用一首词直接写战斗，完全用赋法，诸如战斗场面、敌强我弱态势、我方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保卫战的具体打法、战斗结局，在短小的篇幅内全都体现出来了。可以说赋法最适宜表现革命群体“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力量。此外，《七律·长征》也具有这种特点。

　　“能动地改变世界”体现的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在诗词中必须凸显人的行动，像“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踏遍青山人未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日长缨在手”、“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金猴奋起千钧棒”、“独有英雄驱虎豹”、“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试看天地翻覆”等，这些或写诗人个体、或写群体行动的句子都用赋法写出，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强调的战斗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人们前进的名句。清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里说：“词境以深静为至。”毛泽东则强调：“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之动态。”（转引自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2年版，第 410页。）在建构动态的意境过程中，赋法虽不是唯一手法，却应是不可或缺的手法。

　　其次看比法的运用。据陈昊苏说，陈毅诗词中的一些表达，“‘鹏展翅’、‘鸟途通’、‘千钟酒’、‘万仞葱’，这些都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陈昊苏：《鹏翼展，风雷动》，《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 1期。）。由此可以判定，毛泽东对比法的理解首先是取于朱熹所定义的“以彼物比此物”，但从他所说“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来看，他对比的美刺意义也并不忽视，请看下列对立的两类形象：天兵与鲲鹏（贬义）；金猴与白骨堆；英雄豪杰与虎豹熊罴；梅花与苍蝇；月与鳖；鲲鹏（褒义）与蓬间雀。这些具有明显美刺意义的形象取自于作者 20世纪 60年代的创作（第一组是修改旧作时改加的）。

　　大致说来，自 1959年《读报》诗开启反霸防修创作以后，毛泽东对比的美刺意义的运用相比以前更为突出。《卜算子·咏梅》更是全篇运用此法，又可称作象征寄托手法。这里借梅花表达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篇用比，而对喻体梅花则又是用赋法写成的了。梅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品格，是由“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意象之间的对立形势显示出来的。意象之间透露出战斗精神，斗争场面在这里完全意象化了。还有一些诗词极力写人与物象的对立，用幻化之笔处理斗争场面，如《念奴娇·昆仑》中“我”“把汝裁为三截”，《七律 ·冬云》中英雄豪杰“驱虎豹”之举，《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神化的人“金猴”横扫“妖雾”，还有《念奴娇·鸟儿问答》，都是有意运用了浪漫主义之笔，是象征寄托类型艺术的特点。

　　一般来讲，用比的美刺意义写成的诗词往往与诗人坚持的政治理念与追求的社会理想有关，如“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芙蓉国里尽朝晖”、“玉宇澄清万里埃”、“可上九天揽月”、“彩云长在有新天”等等。用象征寄托方式写成的篇什，对于提高人的思想境界、鼓舞人的士气是很有助益的。本来美刺的作用就是让人弄清是非，明确政治目标，坚定斗争意志。正如毛泽东研究学者陈晋分析的那样，“这种意志是他个人的，但更是群体的、民族的，是他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惟其如此，他的坚强的斗争意志才有无与伦比的感知力、吸附力”（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 258页。）。这也应是毛泽东诗词的思想魅力之所在。还应指出的是，用比的美刺意义写成的诗篇，其政治理念往往是形成在前，当碰到适当机遇才释放出来与物象结合形成诗篇。

　　再次看兴法的运用。首先要指出的是，用兴法写诗，所写物象不能被刻意加上某种政治理念，而是即景（物）生情、当下即得，往往在短时间内用写实的手法，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以《忆秦娥·娄山关》为代表。词的上片写凌晨行军，用景物烘托出一种不无悲凉的气氛，接着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在议论中抒情，则把前边的悲凉转化为悲壮，最后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个比兴句，把悲壮之情作了超常的渲染。这首《娄山关》之所以能够成为名篇，兴法使用得当应是一个重要原因。此篇之外，如《菩萨蛮 ·黄鹤楼》、《菩萨蛮·大柏地》的上片、《清平乐 ·会昌》的下片都是全用此法。还有情语与景语交错出现，如《清平乐·六盘山》。其中更多的是景语偶然在诗词中出现，用语不多，却起到了提升全篇艺术境界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在诗词创作历史上，这种情景交融符合“诗缘情”原则写成的诗篇，不如运用“诗言志”创作原则创作出来的象征寄托一类的诗词受重视，毛泽东也是一再强调“诗言志”的。

　　大致说来，兴法在表现“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诗人个性上起到的是烘托渲染作用，虽不占主导地位，却是舍此难成“诗”，试想《娄山关》只取主导地位两句，岂不就成了行军的鼓动口号了吗？

　　最后还要谈谈毛泽东的两篇代表作《沁园春·长沙》与《沁园春·雪》。这两首词上片都写景，一写秋景，一写雪景，说这两首词是情景交融之作似乎不成问题，但从《长沙》的“万类霜天竞自由”与《雪》的“欲与天公试比高”来看，应该是寄寓了诗人的政治理念在内，因而两首词又具有象征寄托意义在内。所以有理由认定，这两首词属于兼有情景交融与象征寄托两类艺术特征的第三种艺术类型。两首词分别以“霜天”、“天公”作为斗争的空间，因而极大地展示出诗人伟大的襟抱。各由上片作为“兴”的部分引发出下片精深的议论，前后相得益彰；后者的深刻思想赖前者而形象化，前者赖后者获得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两首词成为毛泽东诗词的主要代表作，其典型意义在于，《长沙》词创作于诗人的青年时期，那是人生中憧憬未来的时节，也是睥睨一切障碍、具有巨大冲击力的青春岁月；《雪》词写在诗人刚步入中年，成熟稳重，时势造就的英雄又面临开创历史新局面的重任。毛泽东后来曾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39页。）从特定意义上说，这两首《沁园春》分别代表了破坏与建设那两种“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哲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诗词创作实践中，对赋比兴的运用炉火纯青，很好地把握了这三法的各自特点，使三法各显其功能，同时，在具体运用到某一诗篇时，既有所侧重，又同时兼用，使之相辅相成，难以截然分开。大致说来，毛泽东运用赋法再现斗争场面，往往把它置于诗词的中心地位，当然其再现形式也是不拘一格的；对于比法，毛泽东既看重其“以彼物比此物”的一般意义，也看重其美刺意义，特别是他晚年，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方向性问题，对美刺意义更为强调使用；兴法最能显示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审美追求，因此，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有很多借景言情的表述，特别是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往往是用一半篇（片）抒写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而这些词句往往正是毛泽东诗词中最有神采之处。

　　第三节毛泽东诗词对我国古典诗词的创新与发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语言是作家、诗人用以反映生活、塑造艺术形象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文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便成了文学的第一个要素。

　　各种文学尽管对语言有各自不同的要求，而优美的语言形式总是优秀文学作品必要的和重要的条件之一。如果“措词不雅，命意虽佳，终不足贵”[i]，所以语言的成功与否，从来就是衡量作品高下的标志。语言之于文学，“正如步枪是士兵的武器一样。武器愈好，战士就愈强有力——这是十分明显的！”[ii]诗词是文学的一种，我国古典诗词领域中几千年来凡是有大成就的诗人没有不重视语言的锤炼的，毛泽东在这方面也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为我们积累了以下丰富多彩的语言艺术，推进了我国古典诗词的创新与发展，这是一笔极可宝贵的文学艺术财富，让我们来认真研究和深入学习吧！

　　（一）刚劲质朴。

　　毛泽东诗词语言的重要特色就是刚劲质朴，也就是说他善于把庄严而崇高的思想感情通过纯朴本色的语言来加以表达。诗人生活在一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风云变幻的斗争生活决定了诗人刚劲明快、质朴自然的语言基调。如《沁园春·雪》，上阕描写北国雪景，纵横几千里；下阕历数封建帝王，上下几千年。最后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收束，气吞宇宙，凌跨百代，在抒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同时，以其豪迈的气概，把无产阶级摆到主宰大地沉浮的崇高历史地位，气象之壮伟，笔力之雄健，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柳亚子曾说“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iii]。在这里柳亚子虽偏重于毛泽东《沁园春·雪》的风格论述，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恰恰说出了这首词的语言特色。再如《水调歌头·游泳》，当诗人仰卧水面，“极目楚天”，领略到一种“宽余”之致的时候，诗中这样写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比喻的新奇自不待言，单是诗句的明白如话而又诗意隽永也称得上自在当行。这里既没有富丽的辞藻，出语也并不惊人，不假雕琢，不著色相，只是将人们熟知的寻常语信手拈来，因题著句，看去似不费力而自饶深厚。同上述《沁园春·雪》一样，在刚劲明快、自然质朴的诗句里，包蕴着诗人庄严而崇高的思想感情。诗句既没有涉笔于熟练的游泳技术，也没有就游泳如何有益于身心健康浪费笔墨，他集中抒发的却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壮阔襟怀和从容不迫的气度。只此一端，还远不能概括这两句诗所蕴含的全部内容。诗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进而又把游泳中的感受同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起来，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借以激发人们去战胜一切困难，夺取斗争的胜利。如果不是一个革命家兼诗人，不精通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没有驾驭语言的高超艺术，是根本不可能以如此明白如话的诗句来表现这一光辉的哲理的。诸如“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于凄清婉转之中出语遒劲；“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在万感交集之中具有雄浑之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深情壮彩，语言奔放；“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用语刚健，气势磅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纵横驰骋，谈笑自若等等。这些诗句或托物言志，或直抒胸臆，或驰骋想象，或化用俗语，分别为不同的内容找到了恰当的语言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刚劲质朴的语言艺术。这一语言艺术既继承了苏轼、辛弃疾的语言特色，而且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为什么毛泽东诗词的语言具有刚劲质朴的特点呢？我认为除了时代的原因之外，与诗人深厚的修辞功力也是分不开的。

　　第一，遣词造句善于运用表示大而全的数词和副词。在古代汉语中，有些以虚表实的数词，如三、五、九、百、千、万……，毛泽东经常根据表现诗词内容的需要恰当地选择一些数词入诗。尤其是“千”，“万”这样的大数词，在现已公开发表的70多首诗词中，就有31首运用过。如“千年”、“千里”、“千军”、“千村”、“千山”、“千峰”、“千河”，“千滴泪”，“千重浪”、“千秋功罪”；如“万年”、“万丈”、“万里”、“万山”、“万水”、“万马”、“万户”、“万朵”、“万花”、“万木”、“万类”、“万方”；如“万千重”、“工农千百万”、“玉龙三百万”，“杨柳万千条”，如此等等。与相应的量词和名词结合起来，起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作用，”[iv]也就是将广大的时间空间、以及宇宙万物用寥寥数语加以表现，遂使语势豪迈，意境开阔深邃，从而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当然，这些数词的应用不是故作豪言壮语，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若对调互移为“万里冰封，千里雪飘”，即成纰漏。“已是悬崖百丈冰”，如果改为“万丈”则言过其实，写成“十丈”则索然无味！又如“万里长空”，如果“万里”改作“无限”，广则广矣，然而同时形象也就模糊了，反无辽阔之感。这说明诗人在选用数词时，是经过周密思考和认真推敲的。

　　诗人还爱用表示最大范围或更高程度的副词。如范围副词“尽”，有“层林尽染”，“芙蓉国里尽朝晖”，“三军过后尽开颜”，“六亿神州尽舜尧”等，或状景色之美，或写喜悦之情，都非常得体。如范围副词“都”，有“眼角眉梢都似恨”，“洒向人间都是怨”，“一片汪洋都不见”，“都是人间城廓”等，前三句用来表现离愁、怨恨、关切的情绪，后一句写眼下所见，也都用的恰到好处。程度副词“更”字用得更多，“更那堪凄然相向”，“雪里行军情更迫”，“今朝更好看”，“更喜岷山千里雪”，“更加众志成城”，“更无豪杰怕熊罴”，“更加郁郁葱葱”，“更立西江石壁”，“更有潺潺流水”，“诗人兴会更无前”，“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无论是抒情言志，还是写景议论，都是表示内容的递进发展。还有由时间副词构成的复句，如“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自骨堆”，等等，所有这一切，从不同的侧面，都是形成毛泽东诗词语言刚劲质朴的重要因素。

　　第二，善于运用夸张修辞。夸张，是古典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方法，它能使被描摹的事物“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v]以增强诗词语言艺术的感染力。毛泽东诗词运用夸张的语句比比皆是。如写击水之猛，有“浪遏飞舟”；写思绪浩荡，有“心潮逐浪高”；写红军气概，有“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写战士英武，有“飞将军自重霄入”；写山之高竣，有“离天三尺三”，“倒海翻江卷巨浪”，“刺破青天锷未残”；写诗人气魄，有“安得倚天抽宝剑”；写喜极生悲。有“泪飞顿作倾盆雨”。这些夸张，往往与比喻结合起来，描绘出一幅十分鲜明壮阔的艺术境界。当然，夸张并非虚诞，毛泽东诗词做到了“夸而有节，饰而不诬”[vi]，这也是构成毛泽东诗词语言所以刚劲质朴的又一因素。

　　（二）绚丽多彩。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既具有古代汉语的典雅色彩，又具有现代汉语新鲜活泼、自然流畅的风格，呈现着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气象。诗人无论写景、叙事、抒怀、议理，都能挥洒自如，各尽其妙。如写景，写江南秋色：“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写北国雪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写日暮黄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黎明晨光：“曙光初照”，“半天残月”等等，诗人以不同的笔墨描画出大自然的万千气象，画意葱茏，栩栩如生。如叙事，则如《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纵贯数十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在短短56个字中翩然跃出，得到了形象化的体现。如抒怀，表现坚贞爱情的，有“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表现慷慨悲歌的，有“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表现光明前景的，有“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表现谦虚自处的，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表现英雄气概的，有“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表现悼念战友的，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等等，都能以带有不同感情色彩的语言，抒发各种不同的心境和情怀。如议理，诗人有时以议论入诗，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歌未竟，东方白。”寓哲理于鲜明形象之中。即使是同一词语，诗人也能在不同的境界中选用其不同含义。如“霜”，在“万类霜天竞自由”，“万木霜天红烂漫”中，是指秋天或初冬，非实写；而在“今朝霜重东门路”、“寥廓江天万里霜”、“霜晨月”中，是实写。“霜”与其他景物相交映，构成色彩明丽的画面。又如“滔滔”，在“顿失滔滔”中，是指浪涛滚滚；而在“把酒酹滔滔”中是代指长江；在“过眼滔滔云共雾”中则是形容云雾弥漫了。这就足见伟大诗人具有多副笔墨，善于从丰富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汇宝库中选择恰切的字眼，体物写景，抒情言志，从而形成了绚丽多彩的语言特色。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之所以绚丽多彩，主要是由于语源广泛。无论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既有古代词语，又普遍地采用了现代词语。有的还是从革命斗争生活中直接提炼出来的最新鲜的词汇，也有来自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口语。这样，就汇聚成了一个诗词语言的丰富的源泉。当然，这些语汇不是自然而然的杂揉混合，它是经过诗人极严格的筛选锤炼，从而创造出来的一套精美的艺术语汇。诗人把这些语汇独具匠心地组织起来，便极大地增强了诗词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我国古典诗词，是以古代词语为基本语言材料的。作为今人来写作古典诗词，如果完全采用古代词语，势必不能适应表现现代生活的需要，如果完全抛掉古代词语，又必将因失掉古典诗词的固有的语言特色而丧失其特有的艺术价值。毛泽东诗词则从表现现代生活出发，汲取了古典诗词和古典散文中一部分富有生命力的古代词语，从而保持了古典诗词的韵味和色彩。如《贺新郎·别友》中“兹”、“更那堪”、“凄然相向”、“零”、“知己”、“吾”、“汝”、“霜重”、“残月”、“凄清如许”、“肠断”、“天涯孤旅”、“愁丝恨缕”、“重比翼，和云翥”。其他如“莽苍苍”、“游人处”、“酹滔滔”、“残阳”、“望断”、“妖娆”、“苍黄”、“红雨”、“葱茏”、“翠微”、“弹指”、“疆场”、“过客”等，诸如此类，都是我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词语。毛泽东选取入诗，用得十分贴切自然。也有直接借用古代诗句的，如李白诗句“挥手自兹去”，[vii]如杜牧诗句“尘世难逢开口笑”[viii]，如曹操诗句“秋风萧瑟”[ix]，如李贺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x]，“雄鸡一声天下白”[xi]。毛泽东稍加点化便浑然天成，而又能翻出新义。总之，把古代词语作为诗人创作的语源之一，这是毛泽东诗词的语言绚丽多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诗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珍品。它植根于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萌动于诗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惊天动地的革命生涯，这就决定了诗人的艺术语言必然是以现代词语为基础的。他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那些最新颖、最富有生命力的词语。如“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霄遁。”“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些诗句的词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毛泽东诗词中还有不少新词，如“红军”、“红旗”、“工农”，“长征”、“人民”、“欧”、“美”、“世界”、“环球”、“三家条约”、“彭大将军”之类，也以一种特殊的韵味而和谐地融于古典诗词艺术形式之中，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从而推进了我国古典诗词的创新与发展。

　　（三）鲜明生动。

　　近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国维曾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入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xii]讲的就是诗词语言的鲜明生动及其艺术感染力。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吸取了古典大家之所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语言特色。

　　一、语言的鲜明性，即表现为语意明白，用词准确，色彩鲜明，音响效果强等特点。

　　1.语意明白。毛泽东诗词不像某些古典诗词那样诘屈聱牙，令人难于卒读。诗人无论叙事、状景、言情，还是表达深邃的哲理，诗句一般晓畅易解，明白自然。如“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等等，都充满诗意，却又明白如话。这是毛泽东诗词能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为人民群众所珍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2.用词准确，主要在于造词用字妥贴、精当。状物之真切，如“红装素裹”，选用古代汉语词汇，使红素比衬，阳光与雪景交映，把雪后晴晖的美景描绘得娇艳夺目，真切动人。言理之精确坚定，则如“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风雷”和“精”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前者“起”于“大地”，后者“生”于“白骨堆”，“一从……便有……”则表示了二者的因果关系和时间的连续性。用词准确精当，令人确信无疑。有的用词，其精妙程度达到了独一无二的境地，因而具有特别强烈的表现力。如“风景这边独好”的“独”字，用的非常确切。“独好”，言唯一的好，突出的好，极其精确地表达出诗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山山水水的一往情深和对未来革命大好形势的无限赞美。又如“西风烈”的“烈”字，更是凝结着无穷的诗意，既写了实景，又蕴含着激烈的战斗气氛，绝非“猛”字，“狂”字，“厉”字等所能代替。

　　3.色彩鲜明。主要指描写句中的形容词、名词所显示出的颜色和光彩感以及由此造成的明丽画面。如“万木霜天红烂漫”，将南国秋冬红叶满山的美丽景色一下子展现在读者眼前，就靠了“霜”和“红烂漫”这两个富有色彩的词语的作用。又如“赣水苍茫闽山碧”，因“苍茫”而使赣水呈现出烟波浩淼之感，因“碧”而使闽山生出万木翠绿之彩。其他如“烟雨莾苍苍”，“风卷红旗如画”，“洞庭波涌连天雪”等，都以鲜明的色彩诉诸读者的视觉，唤起形象性的实感。

　　4.音响效果强。主要指通过一些表示音响的词汇，诉诸读者的听觉，造成强烈的音乐效果。如《西江月·井冈山》中，有“山头鼓角相闻”和“黄洋界上炮声隆”两句，便将全词一下子写活了，使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又如《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两句就把威武雄壮的进军和激烈的战斗气氛，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来了。由此可见，音响对于诗词意境的创造具有特殊的效能。至于用字的平仄协律，声调铿锵，还不在此论。当然，语言之所以鲜明，不只是语言的技巧问题，它是以诗人思想的鲜明为其前提和基础的。因此，诗词语言的鲜明，也是诗人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反映。

　　二、语言的生动性是创造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的重要手段。毛泽东诗词语言的生动性，主要表现在形态化和动态化两个方面。

　　1．形态化是构成诗词形象化的基础。所谓形态化，就是注重描写有形态表现的事物，或借事物的形态表情达意，它要求多运用具有形态感的实物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借以达到描写和叙述的形象性。毛泽东诗词中，首先是多用代表具体事物的名词，而少用抽象名词。如《沁园春·长沙》中的“湘江”、“橘子洲头”、“万山”、“层林”、“江”、“舸”、“鹰”、“鱼”等词，都给人以实在的形态感。有了形态感便初步有了生动性。不仅如此，诗人还善于运用形容词和动词，对有形态的事物加以描写和渲染，从而更加突出了形态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如“浪遏飞舟”，以“飞”形容舟行之快，便已醒人耳目；“飞舟”又被“浪”所“遏”，一幅滚滚浪涛阻挡飞舟行驶的生动画面便立即在你眼前展现出来。又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以“银蛇”比拟群山，以“蜡象”比拟高原，将死物活写，又用“舞”和“驰”两个动词，将静物动化，于是冰封雪盖中的群山和高原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诗人还善于把抽象的道理寓于具体的形象当中，增强诗词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如《念奴娇·鸟儿问答》，通篇是个寓言故事，诗人通过鲲鹏和蓬间雀两个形象的外形浮雕和对话描写，辛辣地讽刺了赫鲁晓夫一伙害怕革命、逃避斗争的虚弱反动本质和鼓吹“仙山琼阁”式的假共产主义的丑恶嘴脸。又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写金猴除妖也并非诗的本旨，而是借金猴挥舞千钧棒的形象，道出马克思主义者决心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扫清赫鲁晓夫一伙散布的妖氛毒雾的道理。

　　2．所谓动态化，主要是靠动词（包括动化的形容词、名词）将事物的动态表现出来．使被描摹的对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以增强事物的生动性和真实感。毛泽东诗词对动态词语的使用极为出色，如“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一 “立”一“急”，把我军奋起杀敌的气概和敌军危急呼救的窘状表现得十分强烈。“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一“逼”一“入”，把红军战士出奇制胜，直逼敌人的英雄形象写得虎虎有生气。即便是静止的事物，诗人也善于将它写活，给人以动态感和生命感。如“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连用两个比喻，把静止的崇山峻岭写得神采飞舞，仪态万千，使我们仿佛看见翻滚的波涛和奔腾的战马，依稀听见大海的咆哮和战马的嘶鸣。“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一“飞”一“搅”，把那个冰雪覆盖的静态的昆仑山脉写得活龙活现，更加突出了其冷透肌骨的凛冽感和恣肆无羁的骄横性。“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梅花不居功，不骄傲，谦虚待己，泰然自若的情态，尽在一“笑”之中。毛泽东诗词中动态词语的运用，是相当巧妙而又富有特色的。诗人常常将动态词语与比喻、拟人、拟物、夸张等我国古典诗词常用的修辞手段结合起来，把笔下的事物写得神采飞扬，历历在目，使人感到宇宙万物都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

　　（四）洗炼含蓄。

　　诗词艺术与其他文学样式在运用语言上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它必须以极少量、最概括、最精炼的语言，容纳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我国古典诗词更是如比。洗炼和含蓄，是人们衡量诗词艺术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尺。我国古典诗词，向来是以洗炼、含蓄为其传统特色的。毛泽东诗词，在这方面也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

　　一、诗贵精。毛泽东曾经指出：新诗要“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无论新诗，旧诗（古典诗词），洗炼是创作的起码要求。毛泽东诗词的洗炼，主要表现在：一是词语的概括力强，二是重视锤字炼句。

　　1.语言的概括力强，首先是要诗人思想感情丰富，观察生活深刻。而如何运用最精炼的语言以至选词造句，则是最直接的概括手段。如《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这16个字，形象地概括了人类几十万年的发展史，其用语之俭省，容量之丰富，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又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两句十四个字，就概括了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和近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历史。“长夜”、“百年”是从时间观念上概括了压迫的历史之漫长。“赤县”是从空间观念上概括了压迫的范围之广阔；而“魔怪”、“翩跹”则用比喻，形象地、概括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鱼肉人民的罪恶统治。再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一句诗便概括尽中央工农红军在半壁江南横扫反动派的威势和战果。这种概括，可谓一以当十，收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艺术效果。像这类概括性极强的语句，把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文字当中，本身就表现了语言的高度洗炼。

　　2．重视锤字炼句，这是造成语言洗炼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古人在这方面曾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南朝刘勰谈到锤字炼句的重要性时说：“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并提出了“校炼务精”的主张。清代赵翼提出了“炼”的标准：“所谓炼者，不在乎句险语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至于古代诗人“旬锻月炼”的佳话就更多了。卢延让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炼字苦功；唐代贾岛有“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炼句甘苦；李贺写诗，则被他的母亲惊呼：“是儿当呕出心肝也！”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许多诗句都是在戎马倥偬中“哼”出来的，这其间自然积蕴着诗人对字句推敲的心血。诗人善于通过化静为动，化理念为形象，化平淡为神奇，化繁言为简洁的锤炼功夫，使许多字句在意义、声调、色彩诸方面，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特别是在形容词和动词的运用上，尤见其独到的功力。如“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中的“碎”和“咽”，是分别形容马蹄和喇叭的声音的。在千军万马的进军中，马蹄声细碎杂沓而来，只一“碎”字神韵全出；崇山峻岭之中，军号声时隐时现，若断若续，只一“咽”字而意境活脱。又如“龟蛇锁大江”，他不是一般地点出龟、蛇二山的位置，而是把两山隔江对峙，扼守大江的奇伟阵势全盘写活了。再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之“击”和“翔”，更是堪称独步。一个“击”字，写出苍鹰慓悍骄健、迅猛搏击的气势；一个“翔”字，写出鱼儿在水中悠然自得的神态。这种锤炼之功，较之《诗经》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飞”和“跃”来，更能显示出描摹对象旺盛、活跃的生命力。

　　毛泽东对字句的锤炼功夫，还可以从诗词原稿中得到说明。如《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原稿中，有两句为：“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发表时，“无心”改为“随心”，“有意”改为“着意”。这样一改，大自然驯服于当家作主、奋发有为的劳动群众的意向更加突出，诗味也更加醇厚。又如《沁园春·雪》中的“原驰蜡象”，在毛泽东最初抄赠柳亚子先生时为“原驱腊象”，后将“驱”改为“驰”，“腊”改为“蜡”使音调更为谐调，色彩也相对应，这就使蜡象更具有飞动之态。宋代邵雍说：“不止炼其辞，抑亦炼其意。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毛泽东既炼辞亦炼意，语工意新，从而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二、诗要含蓄，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谓含蓄，也就是要求诗词创作必须做到象外有旨，言外有意，弦外有音，韵外有味。如“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xx]。毛泽东诗词，保持和发扬了我国古典诗词含蓄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统，如《卜算子·咏梅》，通篇写的是斗严寒、报春早的梅花，其实这是一首咏物言志之作。诗人正是借梅花这个形象，寄寓着马克思主义战士在反对赫鲁晓夫一伙霸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争取全人类解放的斗争中，敢打必胜、谦和律己的精神品格。“不著一字，尽得风流”[xxi]。又如《采桑子·重阳》中“人生易老天难老”，“战地黄花分外香”等句，字里行间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包含着多少壮烈的战斗场面啊！再如《七律·冬云》中“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于漫天飞雪中腊梅含笑，苍蝇冻死，此情此景，联系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形势，又会引发起读者多少联想？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语言的含蓄与隐晦不同，它不是故作艰深转弯抹角，而是为了深刻而艺术地表现生活。隐晦则是对生活缺乏明确认识和深入理解的产物。在毛泽东不少诗篇中，诗人总是力求将含蓄和明朗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做到含蓄而不隐晦，明朗而不浅露，言正旨远，词约意丰。应该说这与诗人在长期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对诗词语言不断进行刻苦磨炼是分不开的，从而也推进了我国古典诗词的创新与发展。

　　（五）优美的韵律。

　　诗歌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的韵律是诗人感情的表现，也是这种感情变化的自然结果。郭沫若曾说：“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说到毛泽东诗词的优美韵律，我们不打算就诗词格律本身作一般性的论述，这里希望通过对诗词的具体分析，深入探索一下诗人是怎样以鲜明的节奏来描摹生活的情状，烘托自己的思想感情的。

　　我们看《如梦令·元旦》这首小令，开头两句“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上句六字，两字一顿。下句虽没明确标出顿号，实际上同上句一样，也是三处停顿，由连续三个并列的短句组成的。再加上押的是仄声韵，这样读起来就使得音节往复、回环、急促、跳荡。诗句本身这一音节上的特点，恰好配合了“路隘林深苔滑” 的词意，羊肠小道，树茂林深，苍苔满路，坎坷不平。在这崎岖小道上行进的红军将士，上蹬下溜，一步一滑。其艰苦行军的情状和气氛透过语言的音响和节奏真切地传达了出来。诗句本身的节奏感同红军艰难行进的脚步声，在诗词中声情并茂地取得了音乐性的和谐与统一。在这里，优美的韵律不仅增强了诗句感人的艺术魅力，而且有着积极的表情作用。当我们吟诵着这坚定沉着铿锵有力的诗句时，便自然会想见红军那种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豪迈气概。当艰苦的行军过后，即将到达武夷山——胜利在望的时候，诗人写道：“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诗的情调和意味来了个急转弯。如果说诗的前两句侧重描写行军的艰苦。这里所展现的则是战胜困难之后，长驱直下挥戈前进的场面了。这从诗词的韵律上同样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说明。从“今日向何方”直至结尾四句，除第一句为平声落尾又不入韵外，其它三句同押仄声韵，并且“山下山下”同上句末二字反复重迭，语势极为紧凑，非一气读完不可。流畅轻快的韵律，便造成一种流水急风飞兵直下的气势。诗人喜悦兴奋的心情和红军昂扬的士气，也就伴随着诗词优美的韵律跃然于纸上。

　　再以《沁园春·雪》为例，通篇多用活在人民口头上的词语，绝无生造词头。另外句式或长或短，大抵以现代汉语语法为基础，所以读起来音调和谐，自然流畅。依据表现思想感情的需要，诗句舒缓与急促相间，抑扬和顿挫搭配，或长或短，或起或落，构成一定的节拍和音调。描写山川壮丽：“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如将领字除外，连用五个四字排句，韵押平声，一气而下，直待词意转换，才用了一个七字句收煞。其中“莽莽”、“滔滔”等重迭词的运用，更增强了诗句的音响效果。语言自身的和谐，吟则琅琅上口，闻则悦耳动听。说起祖国江山之壮美，颇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诗人热爱祖国之情溢于言表。过片从第三句起。句式虽与上阕

　　无异。但由于诗人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在语调和口吻上就大不相同了。如果说上阕是诗人爱国热情的迸发，这里则是对历代封建帝王于褒贬之中带有几分蔑视了，只是到歇拍两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诗人笔下才掀起新的潮头。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诗篇语言自身的和谐流畅，在这里诗人特定的思想感情不正同词中昂扬顿挫的诗词韵律互为表里吗？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词在语言艺术的优秀传统，而且善于运用自己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在语言上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点，所以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能长期在人民中间传诵不绝。这些独特的、丰富的语言艺术成就，推进了我国古典诗词的创新与发展，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深入研究。

　　第四节毛泽东诗词的语言艺术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这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在诗歌中，这种方式是常见的，并且也适宜于这种方式。”（《修辞学》）作为“最高的艺术”（海德格尔语）的诗歌尤讲究用字与造句，要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怎样“让不平常的东西”打动读者呢？语言变异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所谓语言变异，就是突破了习惯用法的约束，让新颖奇特的形式给人造成一种“悬念”，驱使人们去探究其深层含义。而正是人们在觉得“不寻常”的探究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审美体验，感受到语言变异独特的审美价值。贺敬之在评价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色时认为，毛诗具有“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中华文化的瑰宝，诗歌史上的丰碑》）。笔者以为，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灵活运用语言变异艺术是形成“这种瑰奇的诗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笔者不揣谫陋，就毛泽东诗词的语言变异艺术提出拙见。

　　俗语入诗

　　诗词是高雅艺术，讲究风雅，要求清词丽句。深受古典诗词浸淫的毛泽东自然深谙此道。他在马背上吟唱的壮丽史诗有如江河之奔涌，山岳之岿然，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他用他的那支如椽大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柳亚子诗）。不过喜欢创造、强调创新的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也非常注重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转益多师”为吾师。毛泽东诗词融继承与创新为一体，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赢得了全国各阶层的读者的喜爱，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甚至传唱到海外。

　　毛泽东诗词中不乏口语、俗语，明白如话，平易近人，很接地气。如“地主重重压迫”（《西江月·秋收起义》），“分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十万工农下吉安”（《木兰花·广昌路上》），“前头捉了张辉瓒”（《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其一）》），“不到长城非好汉”（《清平乐•六盘山》），“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念奴娇·鸟儿问答》）等等。都是用“大白话”的形式，反映出浓烈的时代气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了作者强烈的语言创新意识。

　　一些难易入诗的“小虫”——苍蝇、蚂蚁，毛泽东写进了诗词；觉得不雅的词语“粪土”，毛泽东也写进诗词。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甚至还将似乎无法入诗的“排泄物”——“矢”（“屎”的古字）、“屁”都写进了诗词。这就是对传统诗词词汇系统、语言风格的变异，是他“离经叛道”的显现，也是让读者感到新奇之处，吸引读者细读深思，从而收到了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七律二首·送瘟神》）“人遗矢”这个短语非常通俗地道出了血吸虫病的病理特征，生动地写出了血吸虫病给南方各省带来的灾难，这样与下联的“鬼唱歌”互文见义，一实一虚，虚实交错地表现出疫区的惨状。这两句对仗，科学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试想一下，假如一味追求典雅，有意回避，不用这个俗字，而是煞费苦心另寻什么好看的字眼，能这样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吗？“用字必求适当。所谓适当者，就是顺着思路与语气，该俗就俗，该文就文，该土就土，该野就野。”（老舍：《散文并不“散”》）老舍先生谈的虽然是散文，其实对诗歌也是适用的。毛诗在这里用了“矢”字，就是极为适当的，属于“该俗就俗”的范畴。他在用这个俗语的同时也注意到“雅”，用的是古字，出处是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一饭三遗矢”的故事。这不也是“俗”“文”结合，俗中有雅吗？

　　再如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也出现了人们争论得最厉害的一个不雅词儿——“放屁”。这是一首带有寓言性质的词。它是通过“鸟儿（鲲鹏与蓬间雀）问答”的形式，来表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主题的。词作结尾云：“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有人认为诗词是高雅艺术，出现诸如“放屁”这样的俗语既不雅也不妥。其实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教条化。“土豆烧牛肉”是对赫鲁晓夫“福利共产主义”的形象描述，暗含着对修正主义者的冷嘲热讽。尤为引人注目的“不须放屁”句则是对“订了三家条约”的霸权主义者的当头棒喝，是对苏、美、英三国大搞“核独裁”的蔑视与愤慨。诗人率性而为，潇洒豪放，全然不为作诗填词要典雅的“传统规则”所束缚，大胆地以俗语白话的“不须放屁”入词论道，出奇制胜，骂得酣畅淋漓，妙趣横生，显示出一代伟人一贯不畏强权、笑傲天下的豪迈气概。

　　这也难怪毛泽东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周恩来，虽已处在病危之际，在病榻上听到身边人员读到“鸟儿问答”里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看来周对毛词里的辛辣讽刺是心领神会的。想必每位读者读到这里，定然会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个让大家都会哑然失笑的俗语上。清代诗论家袁枚说：“诗能令人笑者必佳。”（《随园诗话》卷十五）这风味超然的“毛式”幽默定然会让人在莞尔的同时，产生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很自然地让人“思而得之”。这一切艺术效果的获得，不能不说与毛泽东大胆使用“粗俗语”密不可分。可以说，俗语入诗是毛泽东对传统诗词用字要求的突破与创新。

　　词语变异

　　诗词语言强调含蓄、凝练，讲究韵律，更多的是要传达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象外之象。特别是一些关键之处（往往是“诗眼”“词眼”之所在），诗人们常常有意识地突破词语的常规用法，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赋予其新的词义或偏离原来的使用范围，这样引导读者去细心体味这些“奇词妙句”。如宋词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清代学者王国维评论这两句诗说：着一“闹”字，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无论是“闹”字，还是“弄”字，都不是常规用法，而是超常用法：是新奇的用法，是用法的变异。再如王安石的诗歌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极具色彩美和动态美，同样是超常用法。诗词行家里手的毛泽东对古人的这些“炼字”技法并不陌生。在其诗词创作中不仅灵活运用，而且还有所发展、创新。毛泽东诗词用语的变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超常搭配。毛诗中运用超常搭配的诗句很多。如 “龟蛇锁大江”（《菩萨蛮·黄鹤楼》）句中的“锁”字，“一山飞峙大江边”（《七律·登庐山》）句中的“飞”字，“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句中的“乱”字，“秋收时节暮云愁”《西江月·秋收起义》）句中的“愁”字等等，都是用得极为精彩的，细细品味，自会感受其高妙之处。这里仅略举两例，试作分析——

　　《沁园春·长沙》上阕有对偶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其中“击”、“翔”两个动词用得精炼传神，极具表现力。用“击”而不用“飞”，准确地表现了雄鹰展翅翱翔、矫健勇猛的英姿；用“翔”而不用“游”，精当地描绘出游鱼在水中轻快自如、自由游弋的神态，令人拍案叫绝。“翔”字本指鸟儿翅膀平直不动盘旋地飞，诗人在这里却用来形容鱼的游动。字面上不合常规，实质上又蕴含着合理因子。漫江碧透，水清见底，锦鳞游泳，如飞鸟在空中翱翔一般，可谓描摹真切，细致入微，绘形传神，实在高妙。倘若用“鹰飞长空，鱼游浅底”，固然文从字顺，但太一般了，无法体现作者的体物精工，诗人所要表现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味荡然无存。哪有用“击”、用“翔”这么精当恰切、令人惊奇呢？超常组合产生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效果。

　　又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开篇“我失骄杨君失柳”句中的“骄”作修饰语就非同寻常。“杨柳”是作者夫人杨开慧和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的一并简称。李是杨的闺蜜，柳是毛的战友。1930年杨牺牲时，当时正在中央苏区部署反“围剿”的毛泽东得此噩耗，十分悲痛，当即写信给开慧之兄杨开智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如此沉痛语，足见感情之深。而当李请求将过去赠给杨的《虞美人》抄赠给她时，毛回信认为“那一首不好”，就以这首词赠之。诗人开篇称爱妻为“骄杨”，就有些与众不同。传统诗词中历来都用“娇”字来形容女性美，而“骄”是指壮健的样子，用“骄”作修饰语来称发妻，的确有些“另类”，让人不解。章士钊（辛亥革命元老，曾推荐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到北大任教）就曾当面问毛泽东 “骄杨”作何解，诗人的回答是：“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见章士钊《杨怀中别传》）这样看来，“骄”在这里引申为坚强不屈貌。毛泽东妙用“骄”的“情境义”，顿时让悲哀、悲痛化作了敬重、敬仰，足见以丈夫身份的诗人对为革命而献身的亡妻的怀爱之深、评赞之高。这也正是毛用超常修饰语带来的令人新奇的艺术效果。倘若用“娇”字来作修饰词，除了能表现杨的的柔情、娇美外，能有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吗？能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印象吗？超常修饰的确收到了超常效果。

　　词类活用。为了表达的需要，诗人也会通过临时改变某些词的词性的变通手段，赋予词语新的语境义，以求获得生动活泼的艺术效果。如《沁园春·长沙》中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句，名词“粪土”当作动词用，把主宰一方的封建军阀看得如同粪土一样。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革命青年无比蔑视反动当权者的英雄气概。“粪土”两字不但用得恰当，而且精炼。又如《菩萨蛮·黄鹤楼》中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中的“滔滔”，形容词活用为名词，用形容大水奔流的“滔滔”指代不尽长江。借江流的显性特征来作形象化的叙述，用涌动的波涛状写澎湃的心潮，寄寓了毛泽东当年复杂的心绪和斗争的决心。正所谓设意象中，意在象外，十分耐人寻味。假如不用这个具象化的“滔滔”，结句的“逐”字就会被弱化、被虚化，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诗句的艺术性将会大打折扣，诗味锐减。

　　再如《西江月·井冈山》中的“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句中同样有形容词的活用。“森严”在这里活用为动词，且是使动用法，是“使……森严起来”的意思，“森严”的这一超常用法，充分说明我军为了战胜敌人，严阵以待，早就做好了军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并业已筑好了有形与无形的长城，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军事理论。言简意赅，读来铿锵有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同样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还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开篇“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句中的“白”字。“变白”的原因大雪弥漫，雪花飞舞。茫茫大地，银装素裹。一个“白”字，和下句的“雪”相互映衬，极为简练地描摹出在风雪中挺进的红军队伍的辽阔背景，展示了大自然的无穷威力、无比壮美，渲染了既紧张肃静又充满生机和力量的氛围。皑皑白雪映衬着红旗招展，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壮美图画啊！总之，“漫天皆白”为红军即将在赣南上演一场威武雄壮的战斗剧提供了一个宏大舞台，境界开阔，气象广阔。可以说是活用一字，全句生辉！

　　褒贬换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开篇云：“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翩跹，亦作“蹁跹”。形容轻快地跳舞，是个褒义词。按常规是不好用来形容令人憎恨的“百年魔怪”的。然而作者却褒词贬用，生动地刻画出“长夜漫漫，百鬼夜行，群魔乱舞” （郭沫若《“一唱雄鸡天下白”》）的丑模怪态，形象地概括了百年中华被“魔怪”蹂躏的苦难历程，艺术地揭示了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如果说“蹁跹”是毛诗褒词贬用的范例，那么毛诗里有没有贬词褒用的例子呢？有！“记得当年草上飞”（《七律·吊罗荣桓同志》首句）里的“草上飞”便是。对“草上飞”一词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从变异修辞的角度来解释不失为解词的一条有效途径。这句诗是直接借用了相传黄巢《自题像》的诗句。“草上飞”是旧时“草寇”、“流寇”的代称，是个贬义词。按常理决不好用来形容红军的革命队伍。然而善于跳跃性思维的毛泽东常常标新立异，在这里有意贬词褒用——用它来描述当年和战友一道“破坏旧世界”的“造反”生涯也倒恰切。诗人巧妙借用“草上飞”这个贬词，正话反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英勇红军行军打仗的动作迅猛，语含机趣，表现出对当年与战友一道的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的留恋与自豪。实际上是褒扬，是赞赏。总之，褒词贬用能把被贬的贬得更为彻底，贬词褒用更能显示褒赞者的颂扬之情。也就是说，褒贬的变异用法反倒更富有感情色彩，从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

　　超常分拆。现代汉语语法告诉我们，每一个词无论结构形式和语音形式，都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单纯词固然不可拆分，就是合成词除了少数合成词在两个语素之间插进一些词外，一般地也要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也要当作一个整体来使用。毛词为了表达的需要，就有超常的“拆词”，无论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首联：“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中的“慨而慷”显然是化用曹操《短歌行》里的“慨当以慷”句。把“慷慨”（双声联绵词）一词拆开并颠倒了一下词序，中间加一‘而’字，把音节拖长并增强语气，这样读起来响亮高亢，充分而完美地表达了群情激昂之意。杂言诗《八连颂》有“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句，作为合成词的“压迫”、“鬼魅”在这里被作者有意拆开来用，这样的拆分显然偏离了常规，但这样的分拆在满足诗人尝试新体诗歌样式需要的同时，也构成了修辞上的排比，增强了语势，把南京路上好八连勇敢面对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笑傲群魔的高风亮节表现得极为充分、突出。这两首诗的三个词语的超常分拆，使得诗句带有超越寻常的特有意味，让人觉得新鲜、新奇，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强化了诗歌的韵律美。

　　语序变换

　　语序是汉语的重要表达手段。语序不同，表达内容也就不同。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说：在诗词中，“语序的变换，有时也不能单纯理解为适应声律的要求，有时是为了增加诗味，使句子成为诗的语言。”（《诗词格律》）杜甫《秋兴》（其八）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句，这两句诗初一看有些莫名其妙。按照正常语序，应当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语义平淡无奇，不是“诗家语”，虽然也是合律的。诗圣杜甫变换语序，并非出于格律之需要，而是为了突出香稻与碧梧，照应题目，是他“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的探索。是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又一成功范例。诗人变换语序，除了为了合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增加诗味，增强修辞效果。

　　诗词圣手毛泽东很熟练地运用这种传统的炼句法。在他的诗词中就有不少有意颠倒语序的诗句。像“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该句的正常语序应为“今君……”。把“今君”改为“君今”，并非声律要求的缘故，而是为了加强语势，突出哀悼对象。状语与主语互换位置，既充分表达了领袖对战友的深切悼念之情，又洋溢着诗人满腔的敬重之意。这样由“君”而“国”，把痛失栋梁之才的悲痛异常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毛诗中绝大部分变换语序的句子，则是既注意协调音韵，又兼顾表情达意的。像“六亿神州尽舜尧”（《送瘟神》），按常规语序应是“神州六亿尽尧舜”，依平仄规则和押韵的缘故而改为现在的句式。而在这其中更多地则是主要从追求诗美、增强诗味的维度来综合考虑的。

　　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下阕第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是化用唐李贺《致酒行》中的“雄鸡一声天下白”。按照词谱，这一句的平仄要求为“丨丨一一一丨丨”，诗人改了一字，并调换语序，改为“一唱雄鸡天下白”，不仅适应了声律要求，而且成为化旧句表新意的佳句。李贺的这一奇句，形象而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对前途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句诗鲜明生动、音情激越，不可谓不雄奇、不高亢，但毕竟还是打上了这位天才诗人在个人名利方面兜圈子的烙印。而经领袖诗人的巧妙点化，上承“长夜难明”，下续“万方乐奏”，“雄鸡”的“一唱”变成了革命胜利的凯歌的象征。这样就使得这一名句变得音义更美，意境高远、格调高绝。“唱”字本就比“声”响亮，诗人又把它调到诗句的最前面，这样不仅声调宏朗，而且还起到了强调作用。所以大诗人郭沫若认为这一点化是“飞跃性点化，这里表现着时代的飞跃、思想的飞跃、艺术的飞跃。”（郭沫若《“一唱雄鸡天下白”》）笔者以为，这意境迥异的熔旧翻新，语序调整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又如《浪淘沙·北戴河》最后两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依词谱，这两句的平仄为“丨丨一一一丨丨，丨丨一一”，所以毛泽东把曹操“遗篇”《短歌行》里的诗句“秋风萧瑟”调换了一下词序。这样的词序安排，除了适应词律外，也是为了突出“萧瑟”，说明秋风古今一也，倘若直接说“秋风萧瑟”，语虽明白晓畅，在这里却显得平淡乏味。诗人即景缅怀“魏武”，自然带动读者去联想、去想象，让读者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自觉进行古今对比，这样就使得结句“换了人间！”水到渠成，意蕴弘深。诗人变换词序，有意偏离常规，目的就是寻常词语陌生化，做到有意味的表达，以便使得文本“更像诗句一些”，更具诗味。

　　再如《清平乐·六盘山》下阕开篇有“红旗漫卷西风”句。对照词谱，平仄应为“一一丨丨一一”。毛的这一诗句完全符合格律，但它却不是常规表达法。“如果按照散文的语法来要求，那就是不懂得诗词的艺术了”（王力《诗词格律》）。按常规语序，这句诗应是“西风漫卷红旗”，而诗人特意主宾倒置，变为“红旗漫卷西风”。如此安排，除了为了押韵（“风”是韵脚）外，更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突出、强调“红旗”意象。这句诗最初发表时，不是“红旗漫卷西风”，而是“旄头漫卷西风”，正式定稿时改为“红旗”。用“旄头”（古代的旗帜）这么一个失去生命力的文言词汇来指称红军战旗，并不得体。改用“红旗”色彩鲜亮，形象鲜明，倒很适合。再加上诗人用的是“非常”句式，这样就使“红旗”意象显得更为鲜明突出，宛如电影的特写镜头一般。诗人新奇地将物象的被动者化为主动者，“反客为主”显奇趣。自由舒卷的红旗在蓝天白云、峻岩高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象征着革命、预示着胜利的红旗为这幅明丽、优美的图画增添了色泽与亮度。“红旗”句是“景语”，也是“情语”：它是诗人逸兴遄飞、斗志昂扬的物化，融注着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过了岷山，豁然开朗”，革命形势“柳暗花明”的欣喜之情。诗人的潇洒自信、成竹在胸的雍容风度也尽在其中。非常句式取得了非常效果。这极具色彩美、动态美和象征美的“红旗”，已转化为诗人“自己的外在现实”，为他红色人生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看似寻常最奇崛，这一切艺术魅力的获得，与诗人精心炼字、潜心炼句密切相关。我们不细细品味这意味深长的变式句，岂不辜负了诗人自铸新词的良苦用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酷爱中国古典诗词、执著追求诗美的毛泽东在“旧瓶装新酒”的过程中，非常熟稔地运用“倒装”手法，超常变异。而在超常变异的过程中，又自觉运用了语言交际中的“首位原则”，把重要的放在最前面，在加深读者印象、让人感到新奇的同时，美化了诗的语言，增强了诗的趣味，开拓了新的意境，使其作品更具审美张力。

　　突破词韵

　　对诗词的音韵、格律，毛泽东是非常重视和讲究的，他曾说：“要搞就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在致陈毅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也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据张贻玖《毛泽东和诗》）（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书介绍：毛故居藏书中，有《诗韵集成》、《增广诗韵全璧》。“这两部书中的许多页都折着书角，其中的许多字都有各种颜色笔迹画的圈记，好像书的主人不断地翻阅过，并随时都准备查找它们。《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入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母处，都有毛泽东用红铅笔、黑铅笔画出的圈记。内文如上平声的‘一东’韵中的‘东、同、中、虫、宫、雄、风……’等都用笔圈出，两部书从头到尾都有这种圈记。……毛泽东除诗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事实胜于雄辩，这些音韵、词律书籍中所留下的圈记，不是毛泽东重视诗词格律、勤奋钻研音韵的一个系列明证吗？作为创造诗人的毛泽东严守格律，但又不为所囿，敢于突破。像脍炙人口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是一个突破词韵的佳构。

　　《蝶恋花》为双调，要求上下阕同调，五句四仄韵，共八个韵脚，且要求在同一韵部。可是毛的这首词上下阕不同韵。所以引来了在台湾的大学者胡适的“隔空”批评。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  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 

　　胡适说“没有一句通的”，意气用事，纯属诬蔑，无须多言。关于这首词（后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押韵问题，如果单从“纯技术”要求的角度来看，胡适自有一定道理。他“论证”得也很“严密”，还请教了湘籍著名语言学家，最终得出了就是照方言也不押韵的结论。按照“正格”，毛词的确“出格”了。上阕的〔柳、九、有、酒〕属上声二十五有韵，下阕的“袖”属去声二十六宥韵。上声二十五有与去声二十六宥通用，同属词韵第十二部，这是符合词律要求的。然而下阕的〔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均为上声七麌韵，属词韵第四部，明显和上阕四个韵脚字以及下阕“袖”字不同韵。对照词谱，这首词的确“破韵”了。所以从严守规则的要求来说，胡适的批评是不错的。这样的韵脚犯忌，一向重视音韵、深谙格律的毛泽东自然很清楚。1958年12月，他在“作者自注”中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北宋•刘攽《中山诗话》），“不可改”说明毛泽东是为了不因韵害意而“破格”。毛泽东创作这首词时心潮起伏，难以平静（这从他留下的“蝶恋花”手稿上有掉字、重句，多处改动，便可感知）。既然诗韵、词韵是为了表情服务的，“情动绳墨外，笔端起波澜”（臧克家语），又何必胶柱鼓瑟呢？随情用韵的诗人也就“只得仍之”了。按照现代汉语的语音，上阕用韵：柳liǔ、九jiǔ、有yǒu、酒jiǔ；与下阕用韵：袖xiǔ、舞wǔ、虎hǔ、雨yǔ，“韵尾”皆从u。所以读起来也很顺畅，听起来也蛮顺耳。如此用韵，意与声谐，音义俱美，浑然天成。不见诗意、没有诗味的句子，即便合律，也不是诗。毛词《蝶恋花》虽“破韵”，但这些韵脚除了取得声律上的悦耳和谐、前呼后应外，也使得诗情藉着韵脚所体现的感情基调获得进一步的表达。不想以辞害意的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削足适履，因而就着词作的内在韵律，大胆破韵。这种“破韵”是“词”语的变异，实际上就是运用了“变格”。像诗词大家辛弃疾的《蝶恋花•送祐之弟》用了六个韵，也是用了变格。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大前提下，在古已有之的情况下，根据表达需要而作点灵活变通，有何不可？这难道不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吗？所以从创新的角度来说，胡适的批评未免太死板、太苛刻，不足为训。从语用的角度来讲，这种“破韵”就是精妙的变异语言。是一代伟人敢于反叛、勇于反叛的文化个性在诗词创作上的表现。

　　总的说来，关于毛诗的音韵词律，正如诗词名家赵朴初评价的那样：“在格律方面，毛主席的诗词一般是很谨严的，但他绝不为格律所束缚。……在必要的时候，他并不拘泥于格律，而且有意突破格律。”

　　以上从四个方面粗略探讨了毛泽东诗词的语言变异艺术。挂一漏万，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著名剧作家曹禺说：“没有对语言创造发生极浓烈的兴趣，一个作者便难成其为作者。辛辛苦苦，琢磨语言，同时又兴味无穷，感到语言创造的快乐，这就是作者一生的工作。”（曹禺《语言学习杂感》）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对语言创造发生极浓烈的兴趣”、“感到语言创造的快乐”的“标本式”作者。因为他曾深有感慨道：“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致胡乔木》1959年9月7日）。“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苏轼《书柳子厚〈渔翁〉诗》）毛泽东不为规则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巧妙运用变异语言就是其 “辛辛苦苦，琢磨语言”而收获的艺术硕果之一。学习与探讨毛泽东诗词的语言变异艺术，为我们如何继承与发展传统诗词，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无疑具有典范意义。

　　第五节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境界

　　毛泽东诗词是怀着巨大的诗的激情，按照写诗的艺术规律，运用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著名诗人贺敬之评述毛泽东诗词时曾这样说：“毛泽东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感情、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越奇美的艺术思想、豪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种瑰奇的诗美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人格和个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风靡了整个革命诗坛，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而且传唱到了国外。”

　　毛泽东要求文艺家“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毛泽东诗词正是运用这样的世界观分析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光辉的典范。比如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军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战胜敌人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他对群众力量无比信任的群众观点的强烈表现。相信群众，热爱群众的思想，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毛泽东诗词之中。

　　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的哲理性。《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说，宇宙间无穷无尽的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人类社会同样是如此。沧海与桑田总是更迭着的，新生也总是战胜腐朽。正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在诗词中热情地讴歌革命的人生理想，赞美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壮丽的斗争。《七律·长征》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它既写出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又把红军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碍，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可以称之为艺术精品，千古绝唱。诗的题材是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斗争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诗人并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与牺牲，而是集中笔力表现了长征取得胜利，实现了革命理想的喜悦和对于艰难困苦的蔑视。1949年8月，毛泽东和柳亚子在一起

　　在毛泽东诗词中讴歌人生的革命理想，战胜困难的警句，时时出现，美不胜收。如“不到长城非好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欲与天公试比高”、“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埃”、“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等。在那月没星沉，夜色如磐的日子里，这种革命理想曾像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人民前进的道路；在那电闪雷鸣、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种革命理想曾像展翅高翔的海燕，呼唤着人民向黑暗、腐朽的势力冲击；在那硝烟迷漫、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个革命理想像嘹亮的号角，鼓舞着人民去奋勇杀敌；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个革命理想则像振奋人心的金鼓，催促着人民去乘风破浪，锐意改革，创造奇迹。

　　毛泽东1928年在井冈山创作的《西江月·井冈山》，连同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清平乐·会昌》等九篇精品构成了一组气势雄伟，笔力千钧的井冈山道路的胜利凯歌。这一组意境超拔，诗采飞扬的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它们是伟大革命领袖的战斗豪情与杰出诗人的创作激情浑然一体结成的革命诗词的奇葩。

　　毛泽东诗词在读者心灵里铸造美的殿堂。毛泽东诗词中的美是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中的美的概括与升华。它表现美的重要特色是善于把自然美与社会美融为一体，通过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自然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社会美的内容。

　　在我国的诗史上，第一个大量描绘自然美，并把对自然美的描绘与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关切结合起来的诗人是屈原。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满江红》）等都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作。毛泽东的诗词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在他的诗词中全不涉及自然美的作品，为数很少；而单纯描写自然美的几乎没有。《沁园春·雪》这首词，上半阕写北方的雪景，结合长城、黄河、秦晋高原来写，大气包举，景象雄伟；在雄伟中写出祖国河山的壮丽：长城、大河，远近映衬，动静结合，错综生辉，描绘出一幅天低野阔、一望无际的壮美的雪景图。然而，这只是太阳不出来的时候的景色，待到雪止云开，阳光普照时，景色又推向更高的档次，“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里的红日白雪，交相辉映，美丽动人，画面开阔，气势磅礴，诗意盎然。下半阕以“江山如此多娇”的警句，既总括了前边雪景的美的境界，又引出了诗人要突出歌颂的理应主宰这美丽江山的“风流人物”。从祖国江山的壮丽写到历史上功业显赫的大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指出他们作为封建主义的政治家、军事家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诗词造诣精湛的优秀诗人柳亚子高度评价这首词的美学价值，认为“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第六节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想象力

　　想象力是诗歌艺术魅力的重要元素。可以说，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诗歌。诗要用形象思维，而缺乏想象力则形象思维就无从运行。实现形象思维的艺术手段，诸如比、兴、象征、通感、夸张、拟人、拟物、借代、点化等等，实质上都是艺术想象力的飞腾。诗人离不开艺术想象，但艺术想象的性质却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的，这里面有高低、宽窄、厚薄、深浅、雅俗等等的区别，而艺术想象的性质又往往决定着诗歌的层级。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想象力，可说是精骛八极，神游万仞，犹如鹏翱长天，鲲翔大海，博大精深，精彩绝伦，完全属于古往今来杰出诗歌的行列。

　　毛泽东以非常之人写非常之诗，艺术想象力也是超越常人的。那么，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想象力究竟有哪些引人注目的特征呢？

　　视野辽阔，气势宏伟，是毛泽东诗词艺术想象力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的艺术想象力含蕴着一种大时空的意识。在表现生活和抒写情怀时，毛泽东诗词从不拘泥于眼前的天地，而是放眼大千世界，呈现出一种大格局和大情怀。写南方秋色，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写北国雪景，则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写北戴河，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写昆仑山，则是“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写游泳，是“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写登山，则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燕雀只飞跃于方寸之间，鲲鹏方能扶摇直上九天。眼界的宽广，正体现出毛泽东那巨人的胸襟。毛泽东诗词在驰骋艺术想象时，还往往贯注着一种超时空的意识。他不拘限于生活的现时态，而能以现实为基点和过去以及未来接通起来。它写革命战争，总与胜利前景相联系；它写社会主义建设，总同乐观的展望相结合。它所描写的现在，熔铸着久远历史的基因，它所展现的今天，蕴含着美好明天的萌芽。它那超越时空的艺术想象，能引导人们从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中去深入地去把握生活的底蕴以及生活的发展。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想象力，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生机盎然，气韵灵动。在毛泽东笔下，山岳起舞，江海扬波，长虹丽天，风雷激荡，大千世界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生命气象。他喜欢从生命的律动中去发现和把握美，善于从运动变化中去开掘和表现万事万物的诗意。在他那充满“灵视”的慧眼中，静态转化为动态，无声转化为有声，无生命转化为有生命。“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展示的自然界的动态，是一种向前进取的运动，是一种向上攀升的运动，因而释放出不可遏止的旺盛生命力。毛泽东还善于把充满生机的自然界和人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展示出自然美与社会美相和谐的艺术画面。”“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他有意识地把高山与作为革命象征符号的红旗组合在一起，以自然的壮丽来映衬革命事业的辉煌。有时他甚至让自然直接参与到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来。“枯木朽株齐努力”，“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用自然来反衬革命事业的得道多助。在毛泽东用想象的笔触所描绘的“毛氏山水”中，渗透着一种“天人合一”的意蕴。在他看来，人与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存在，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万物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感应、相互沟通、相互印证的关系。他运用想象力所创造的生机勃发的“人化的自然”，也正体现出自己那激越飞扬的精神世界。毛泽东诗词一改前人“悲秋伤冬”的格局而呈现“乐秋爱冬”的境界：“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那弥漫于诗篇的春天般的气息，与其说是自然的光泽，毋宁说是诗人心灵的色彩。毛泽东所创造的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艺术世界，还向我们昭示着这样一个生活真谛：他无限热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这个与其息息相通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和战斗，就像神话中的安泰一样双脚永远坚实地站立在中华大地上。

　　开拓创新，格调神奇，这是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想象力又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的艺术想象力富于创新精神，从不为成规旧矩所拘牵，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犹如仙杖一般，所指之处就绽开新的艺术花朵，出现新的诗意天地。他能冲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敢言前人所未言，开辟崭新的美学境界。“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这里透过硝烟弥漫的战场，深入把握红军战斗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把革命战争的美和诗意破天荒地在读者眼前呈现出来。毛泽东诗词还能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假借传统诗文和古老传说翻出全新的思想境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悖反古代兵书“穷寇勿追”的告诫转化出彻底革命的精神。“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将古诗人怀旧的哀叹翻转成新陈代谢的客观法则。“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来自湘水女神的哀婉传说，在这里却转化成对旧社会的哀叹和新社会的颂歌。“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源于湖南民谣，却又从原先惊叹山高不可及转化成红军战士一往无前的气势。毛泽东诗词在谋篇布局的整体构思上，也常另辟蹊径，以新颖的想象力构建奇特的诗境。《蝶恋花·答李淑一》一反往常追逝悼亡惯用的直抒胸臆的方式，而是采用“游仙体”，将杨、柳二烈士送往月宫幻境，以深情的故事，动人的情节，歌颂了革命先烈生死不渝的革命信念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无限怀念。《长征》一诗，并没有直接描写红军与敌人的正面交锋，而是通过红军战胜险山恶水而加以侧面表现的。在诗中，采取“化大为小”（“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化险为夷”（“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诸种手法，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伟大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此诗为何采用这种侧面表现的方式，恐怕还隐藏着作者这样一种更深的意蕴：一切凶恶的反动派，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都是不值一提的，不过是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只有长存的山河，方能永久见证红军长征万古不磨的功勋。显而易见，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想象的创新动力，来自更鲜明地反映新时代生活斗争的愿望，来自更强烈地表现当代革命者反对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热情，来自更深入地揭示历史动向的理想。

　　那么，毛泽东诗词是如何运用自由而合理的想象力将生活转化成为艺术的呢？雪莱曾说：“诗使其触及的一切变形”，[i] 弗兰西斯·培根也说过：“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ii]艺术想象力就是把人的主观和和社会自然的客观巧妙地连接起来，在它们之间构建一种异质同构或相称对应的关系，以达到把生活提升为艺术的创作目的。主观与客观一经融合，便超出原有的各自意义而演绎出一种新的意义，衍化成具有普泛性的诗美境界。毛泽东诗词就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通过意象化和意境化的途径，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境界。王国维曾言：“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iii]至于诗人怎样构建境界，王国维有“造境”和“写境”二说。然而他也感到这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iv]为避免对此二说理解过实或过虚之弊，我以为对毛泽东诗词构建艺术境界的方法一律名之为“创境”似乎更为准确，因为诗中凡是称得上艺术境界的，其中必有想象力的作用，所以都是一种创造。毛泽东诗词创造意象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情景交融。这种方法是将主观的情志与客观的自然物相互对应、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从而生发出一种言简意赅的境界。这类意象的特点，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是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它是一个内含多元意义的艺术载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又不仅仅是毛泽东在红军攻克娄山关后对周遭景色的印象，他通过这种苍茫、辽远而又悲壮的图景，无比深邃地表达了身经百战的统帅对战争艰苦的感慨，又抒写了诗人对革命前景漫长而又曲折的展望。“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也是又不仅仅是毛泽东站在庐山瞭望山河的景象，它由云横九派而联想到黄鹤的传说，由浪下三吴联想到白浪滔天的远方，正是表现了风云变幻之际他站在时代高峰之上对过去和未来的深沉思索。“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仅仅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过黄洋界哨口的观感么？当然不是。这是寄寓着他对曾经艰苦战斗的岁月沧桑的回眸，也由此引发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豪情壮志。毛泽东诗词运用艺术想象力构建意象另一种方法，就是情景理相交融。这类意象，既有感情的抒发，也有理性的观照，力求深入客观事物的核心，揭示生活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更恒久的价值和更普泛的意义。但是这种对生活的哲理性认识，不是游离于情景而外加进去的，也不是漂浮于情景表面呈裸露状态，而是渗透于情景之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情景理交融的意象，它的特点就是既有限又无限，能够引导读者由生动的形象抵达对生活的某种规律性认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诗词构造哲理性的意象，往往是通过两相对立或两相对照的方式，来表达某种含义深远的情思。比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有些诗词，甚至全篇皆由两两对立的意象构成：“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古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这里的每一对意象，都表现了对正邪斗争的某一侧面的微观认识，而把四对意象构成有机的整体，则是深刻地揭示了世界上正邪斗争的必然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的宏观规律。诗人善于从矛盾斗争中去形象地把握生活真理，正是他善于把生活的辩证法转化为艺术的辩证法的高超手段。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构思，很注重意象在意境构成中的作用。我这里着重说一说他对结句的运用。古来诗词创作都很重视结句的作用，所谓“卒章显其志”、“一篇之警策”。毛泽东诗词在结句的意象创造上，常能发挥深化主题、提高境界的作用。请看《如梦令·元旦》，在描摹了“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道尽了红军行军之艰难以后，结尾笔锋一转，渲染出“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一派大好风光，暗示出经历艰苦战斗之后必然会出现胜利的前景。再请看《浪淘沙·北戴河》，诗人观赏“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景象，又超越时空，遥思“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后却异峰突起，归结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这幅苍茫的山河图卷上点染出人世变革的璀璨亮色，深沉地抒写了物是人非、景旧境新的巨大喜悦。毛泽东诗词的结句，还常能形成开放式的“召唤结构”引发读者的无穷遐思。“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是《沁园春·长沙》的结句。它在尽情渲染“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氛围，追忆昔年百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之后，这一站立于时代潮头的激情追问，是警醒，是鼓励，是召唤，不能不激活广大读者的历史记忆，不能不点燃革命者持续不断的斗争热情，不能不鼓舞各时代人们继续前进的勇气。“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是《七律·登庐山》的尾声。在风譎云诡的年代，在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刻，这一发人深省的追问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解读。是对生活理想的探寻还是对生活理想的执著？是对理想实现的喜悦还是对理想实现之难的焦虑？对答案的追询就是对诗境的延伸，这里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意象只是诗歌的构件，把若干意象组合起来构成有机统一的意境，才是诗歌创作的最终目标。意境是诗人对生活的提炼和概括，是溶化着诗人对生活的感受、认识、评判和期待的形象阐示，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美学境界的创造。毛泽东诗词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创造意境的艺术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我这里只着重地谈一谈象征。象征有点类似我国诗歌的传统手法比兴，它借助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对应物来形象而含蓄地表现诗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引导读者深入地玩味和咀嚼。创造诗歌意境的象征是区别于意象的局部象征的整体象征，每一首诗就是一个完整的象征体。我们发现，毛泽东诗词创造象征性的意境，又可分为小象征和大象征两种方式。小象征的结构相对说来比较单纯，它往往以咏物的方式，集中表现一种情怀或品格。譬如《十六字令三首·其三》通过长征红军眼中的山集中颂扬了革命战士那种“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又如《卜算子·咏梅》，通过“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梅花，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之时，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那无畏而又无私的高贵品格。大象征相对说来结构较为繁复，由一系列意象错综交织而成，它以暗示社会生活空间的广度和诗人精神空间的深度为其显著特点。我们来看看这三首堪称巨制的作品所创造的大象征境界。《沁园春·长沙》，通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然界和洋溢着昂扬奋发精神“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年学子的交相辉映，深刻地反映了革命风起云涌之际的时代潮流。《沁园春·雪》通过祖国多娇江山和这片土地上千古英雄的业绩之间的不谐调，热情呼唤一个崭新中国的出现。《念奴娇·昆仑》，通过高寒多雪的莽昆仑的千秋功罪与裁截昆仑分赠世界的幻境相衔接，热情展望了未来“环球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倘若我们把这三首词的象征世界联接起来，我们不难窥见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心路历程，不难窥见中国革命在斗争中前进的史诗般的画卷。这种大象征境界具备的多层次立体结构，所蕴蓄的时代信息是无限的，它引发读者的思考也是无穷的。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诗词所创造的象征性境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品格，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的气魄，可说是达到了当代诗歌崇高美的极致。

　　鲲鹏翱翔九天须要从大地起飞，瑰丽的花朵也须植根于土壤之中。艺术想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艾青说：“想象是经验的积累，以现在的经验，引申到过去的经验，以过去的经验引申到‘将来的经验’。”因而他归结到“丰富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只有从丰富的生活经验里才能获得”。[v]此话有理。毛泽东诗词那纵横驰骋、自由翱翔的艺术想象力，正是来自他那无比丰富的生活斗争经验，正是来自他那无比渊博的社会文化知识，正是来自他那无比高深的文学艺术修养，正是来自于这一切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在诗词创作中的综合运用。而能否很好地综合运用经验和知识，关键取决于诗人本身的品格素质。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高远的理想，有广阔的政治和文化视野，有深入生活精髓的洞察力，充满热爱和革新生活的热情，而且他能自觉遵循形象思维的规律进行诗词创作，因而他能得心应手地综合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生发多彩的艺术想象，从而创作出倾倒万众的杰出诗篇。即令从想象力这一角度，也印证了诗品即人品的艺术规律。

　　第八节毛泽东诗词格律

　　诗曾经辉煌于唐，词曾经辉煌于宋，诗词能否再度辉煌于当代？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诗词诗论早就作出肯定的回答，那就是：诗词当随时代，不仅思想内容，还有语言情志，以及诗词体式的改革创新。只要这样做了，中华民族的古老诗词就能发展、就能再度焕发青春，再度辉煌于世。当然，还有一种被某些学者诟病的所谓“毛诗不合律，毛词不合谱”问题。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什么问题，而是毛泽东诗词给予我们的另一种启示，一种可以辅助改革创新使格律诗词再度灿烂辉煌的启示，那就是格律诗体必须解放。

　　其实，被某些人所诟病的毛泽东诗词失律或离谱之处并不多，主要有：

　　一、毛为庐山仙人洞照所题七绝中“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中的“仍”字为平声字，按律此处应用仄声字。此处用了平声字，句尾“仍从容”三字便成了格律诗应尽量避免的所谓“三平调”。

　　二、毛诗的《七律·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中的“八”字按“平水韵”系入声字，也就是仄声字，那么“八万里”便成了格律诗也应避免的所谓“三仄尾”。有的人甚至认为此句只有一个“行”为平声字，还犯了格律诗更应避免的所谓“孤平”病。

　　三、毛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上片用的是“平水韵”上声中的“二十五有”韵，下片用的是“平水韵”上声中的“七麌”韵。某些人便以此批评毛的这首词与谱不合，是“离谱”、出律。

　　四、有的人还以毛词《沁园春·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的“汗”（在这里应读作hán）字应仄而平，是离谱出律而大加贬斥。如此等等。

　　其实这些所谓的毛病，李杜苏辛等大家都犯过，说明它们并不算什么病，而是诗词格律的两个重要原则“守”与“变”中的“通变”原则。正像马凯同志所强调的那样：格律诗要“求正容变”。“求正”就是尽可能守律；“容变”就是容许对格律作适当的改变、突破。“守”不是死守，死守的结果是将格律诗守死；“变”也不是全变，全变的结果是将格律诗变死、变没。

　　所以，著名诗学家霍松林教授在给马凯同志的信中说：“作近体诗，合律是必要的；然而窃以为忧时感事，发而为诗，倘意新、情真、味厚而语言又畅达生动，富于表现力，则虽偶有失律，亦足感动读者，不失为好诗。反之，则虽完全合律，亦属下品。”马凯同志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在‘平仄格式’上我主张‘求正容变’。所谓‘求正’就是要尽可能地按照包括平仄、对仗等格律规则创作诗词。因为这些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炼，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特有功能而提炼出的，是一个‘黄金格律’，不能把美的东西丢掉。但也应‘容变’，即在基本守律的前提下允许有‘变格’。实际上很多诗词大家包括李白、杜甫，很多诗词名篇，‘变格’也不是个别的。”（《知古倡今求正容变》）也就是说，格律诗的“求正”与“容变”二原则是相反相成缺一不可的。

　　所以，著名词学家冒广生先生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强调：“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土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毛泽东当即回应道：“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讲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

　　诗词的格律不宜框得太死、捆得太紧，要松绑，要容变，容许突破。这似乎已不成问题，但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中的“依然故我”：比较权威的诗词报刊不刊发偶有出律或略不合谱的格律诗或词已成定例；比较正规的诗词竞赛，偶有出律的格律诗或略不合谱的词也一律排除。这种情况已见怪不怪。

　　诗词格律本来就不是金科玉律。只是从唐到宋再到元明清越来越严，到近现代则拘泥更甚，甚至到了一字不合平仄、一句不合词谱就否决的地步。也就是说格律的捆绑越来越紧。本来为诗词更和谐更跌宕更流畅更有韵味的诗词格律变成了桎梏性灵的枷锁，变成了诗词创新发展的瓶颈。这在新的事物、新的语言、新的意象意境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尤其不适应。所以，只有打开枷锁，突破瓶颈，诗词才能更好更快地创新发展。这样一来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打开枷锁、突破瓶颈，最终会不会导致格律诗的消亡呢？就像有的学者断言的那样：古体诗一定会从1916年至1976年60年间的“死而复生”到1976年至1936年60年后的“生而复死”呢？

　　首先，死是不能复生的。旧体诗（主要是其中的格律诗）从未死过，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在新诗的冲击下式微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旧体诗词才开始从复苏走向复兴；

　　其次，旧体诗词更不会从复兴走向“复死”。只要注重发展，推进改革，旧体诗词就“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发展也好、改革也好、创新也好，都绕不开格律诗体的解放。而格律诗体的解放，不仅有利于诗词的现代化，有利于诗词的自然、鲜活、生动，也就是有利于诗词再度走向辉煌。

　　从现在的情势看，诗词的再度辉煌已初见端倪：其一，群众性的诗词创作活动已勃然兴起，不仅有全国性诗词学会等组织，省市县也有诗词组织，连一些乡镇街道都有了诗词学会的分会。各级诗词组织创办的诗词报刊数以千计，参加诗词创作活动的人则数以百万计！仅2013年诗词中国大奖赛活动的手机访问量就高达1.29亿次。其二，诗词组织已不局限于群众社团，政府部门也开始成立推进诗词发展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例如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下成立的中华诗词研究院，一些省市成立的诗词研究机构。这些诗词社团和单位不仅组织诗词研讨、评奖，还组织诗词采风活动，借以推动诗词创作的“三贴近”，促进诗词的创新发展。其三，一些主流媒体也参与到诗词的普及与提高活动中。例如《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华书局和中国移动等发起的“诗词中国大奖赛”活动，河北省电视台的“中国好诗词”栏目，等等。其四、中国作协已把中华旧体诗词创作列入“鲁迅文学奖”评奖范围，并于最近评出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为旧体诗词的第一位“鲁奖”得主。这标志着中华旧体诗词创作已汇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其五，党和国家已把诗词创新创作列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不仅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中华诗词发展繁荣的内在因素在于它本身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文化基因，不仅是中华民族外在的特征和文化符号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主要内驱动力之一，它的繁荣乃至再度辉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总之，有作用、有需要才有生命，才有生命的价值。中华民族需要诗词的哺育和激励，所以中华诗词将会与中华民族相厮守相始终。而格律诗体的解放以及旧体诗词的改革创新，乃是中华诗词再度辉煌于世的重要保证。有鉴于此，我们诗词工作者应勇于投身到格律诗体的解放、投身到整个中华诗词的改革创新当中，去开创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诗词盛世，为全民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这是我们毕生的光荣使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时代担当。

　　第九节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精神

　　毛泽东诗词的精华就是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不断弘扬发展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精神不断赋予新的内涵的体现。毛泽东诗词，正是这种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创造过程的艺术再现和艺术升华。

　　毛泽东诗词中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贡献，首先就是《国歌》里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及由这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唤起的责任意识、自我牺牲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其次，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乐观主义的高度统一。这种意境，就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有的学者将毛泽东诗词反映出来的这种心态称之为“抒快与郁闷”的交织。更放大一些看，整个红军时期的艰苦斗争，何尝不是一部悲壮的斗争史。因此，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诗词，既有悲壮之感，又有豪迈之情；既有对战争的讴歌，又有对自然的赞美；既有行军疾进中的紧迫，又有远眺抒怀时的畅快。

　　关于毛泽东诗词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和精神价值，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词作，凝聚了他和工农红军、人民群众在当时拥有和迸发的革命情感、坚定意志和豪迈的理想情怀，是他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功勋彪炳千秋。他的思想、著作（包括他的诗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华。”“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从创立共产党到创立和建设新中国，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种精神反映在他的诗词里，成为他诗词独具的神韵和风采。这是普通文人雅士难以企及的境界。读他的诗词，百读、千读而不厌，越是认真地读，就越觉得受教益、受激励、受熏陶。”“毛泽东离去已经三十年了，愿他开创的伟大事业，他的光辉思想，他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永不失传。”

　　第十节 毛泽东诗词对中国古典诗词引用、化用和借鉴 

　　用典，亦称用事，是在诗词作品中引用或化用古典诗文中的故事或词句，以引发联想，丰富思想内涵，提高诗词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用典“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意即运用典故以古比今，以古证今，借古抒怀。诗论、诗评家认为，诗人用典既要师其意，也须故中求新，如能令如己出，而不露痕迹，达到“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的程度，乃为最高境界。但是用得不好，也会成为故弄玄虚，炫耀自己知识渊博，读起来诘屈聱牙，生涩难懂，甚至不知所云，令人生厌，效果适得其反。

　　毛泽东诗词用典，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活用典故，推陈出新。

　　毛泽东对我国古典诗词有着深厚的修养，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创作诗词，深谙用典之道。例如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创作的《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等诗，就运用了大量的典故，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大大地拓展和深化了诗作的思想内涵，展示出诗人渊博的知识和杰出的才华。1925年创作的《沁园春·长沙》不但写景、叙事、议论、抒情老到，而且用典也十分贴切、自然。例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两句就是点化了《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毛泽东将“飞”改为“击”，“跃”改为“翔”，一字之改，就将鹰在天空中雄健有力地盘旋搏击，鱼在江里游来游去的欢快情态表现得栩栩如生。“长空”与“浅底”对仗也更加工整。同时“浅底”还暗含了“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见底”（郦道元《水经注·湘水》引《湘中记》）、“潭清疑水浅”（储光羲《钓鱼湾》）的意思。一句之中就用了如此多的典故，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寓意。熟悉古典文学的人知道这里是用典，一般人即使不知是用典，从字面上也能理解其意义，因而可以说是把典故用活了。臧克家评论这首词说：“毛泽东1925年就写出了这样的词章来，像这样成熟的作品，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从对《词六首》的修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贯重视用典的。1958年，《诗刊》编辑部的同志曾经将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毛泽东诗词送请毛泽东校正发表。毛泽东选择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六首词作了修改并在《诗刊》1962年5月号上发表。从原来的传抄稿到正式发表的定稿，除了词句的修改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增加了几处用典。例如，传抄稿《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最后一句原为“教他片甲都不还”，显得比较平直、浅白，毛泽东修改为“不周山下红旗乱”后，一下子就产生出了形象鲜明生动的效果，不仅寓意丰富深刻，而且语言也更典雅隽永。建国后，毛泽东诗词也是多用典的。至于在给陈毅的信中说“古典绝不能要”，这并不符合他一贯的指导思想和真实的看法，也不符合他的诗词创作实践。我们只能认为反映了毛泽东对诗词用不用典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有过反复和认识的偏颇。我们理解，“古典绝不能要”在这里的意思是强调不要用死典、僻典，语言要大众化，正如他给胡乔木修改诗词时所说的：“应该力避晦涩，让中学生都能读懂”，“要造新词”。在此后的诗词创作中，毛泽东仍然非常熟练而精当地运用了许多典故，并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二、用典方式多样，令人耳目一新。

　　诗词中用典有正用、反用，明用、暗用，直接引用、化用、借用，单独用、对比用、系列用，以及借用古典诗文句式、构思、意象、意境等方式，在内容上有用事典、语典，古典、今典，经史子集、俗语谣谚等。明代学者费经虞《雅伦》“用事”条下引陈氏云：“用事之法，有正用者，故事与题相同是也；反用者，故事与题相反也；借用者，故事与题绝不相类，以一端相近而借之也；暗用者，用故事之语而不显其名迹，此善用事者也；泛用者，取稗官小说、俗语戏谈、异端鄙事为证也。凡用事但可用其事意，而以新意融化。”

　　毛泽东诗词中除了一般的用典之外，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反用。毛泽东富有挑战性格，喜欢做翻案文章。梅花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高洁的象征，是志士仁人、诗人词客歌咏的传统题材，历朝历代产生过大量的名篇佳句。宋代大诗人陆游特别喜爱梅花，一生写过一百多首咏梅的诗词，“一树梅花一放翁”是其不朽的名句，《卜算子·咏梅》是其咏梅的杰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毛泽东同样也很喜欢梅花，但他不满意陆游词中孤芳自赏、消极悲观的思想，一反其意而塑造出了一个斗霜傲雪、无私无畏，乐观积极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崭新形象。真正是推陈出新，给人以别生机趣之感。这个形象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又极富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以说是我国诗歌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任何古代的咏梅诗词所无与伦比的。

　　二是应时而用。同样一个典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可以塑造出不同的艺术形象。例如“鲲鹏”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正面的形象，用来表现远大的志向，坚毅的精神，豪迈的气势，强大的力量。毛泽东诗词中大多数也是这样用的。但是由于情势不同，为了表达的需要，也可以不这样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中的“鲲鹏”，毛泽东自己解释说“指蒋介石”，“鲲鹏”变成了反面形象。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还很强大，因而这里用“鲲鹏”形容国民党反动派张牙舞爪、极其凶恶的样子是非常恰当的。正如毛泽东曾经用老虎来形容帝国主义一样，说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吃人，每天成千成万地吃；同时，又是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是色厉内荏，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把它打倒。这里的用法也是一样，蒋介石虽然像鲲鹏一样貌似强大，但是人民群众已经掌握了强大的武装力量——“长缨”，一定可以制服貌似强大而凶恶的敌人“鲲鹏”。当然，这样的用法在毛泽东诗词中仅此一例，并没有影响“鲲鹏”在人民心目中传统的艺术形象。

　　三是善于借用。这里的“借用”在用典中有着特定的涵义。就是“借其一点，不及其余”，即取其与典故相近的一点，而与典故本身的故事没有多少关系。毛泽东特别富于联想，独具匠心，借用典故往往都是别有一番风味。例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写到杨、柳二烈士忠魂升入月宫时，就联想到月宫中的两个仙人吴刚和嫦娥。为了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敬仰，吴刚献上亲手酿造的桂花美酒，嫦娥在太空中翩翩起舞。词中借用这两个仙人欢迎烈士忠魂，可以说与吴刚因犯错被罚在月宫中日夜伐桂，嫦娥偷食后羿不死之药奔赴月宫的故事毫不相干。词中没有涉及到这些情节，而只是借用了他们是月宫中的这两个人物。这种机智巧妙、灵活生动的借用，丰富了词作的内涵，使之更具浪漫和传奇色彩。再如《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中的“牛郎”，与“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本身也没有什么联系，只是因为牛郎是我国神话传说中代表劳动人民最好的“神”。诗人在太空中“上下求索”，“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这就把典故用活了，达到了生花的妙境。

　　四是对比用典和系列用典。毛泽东晚年在诗词创作中，特别喜欢采用对比用典、系列用典的方式，并塑造了一系列的正面或反面的艺术形象。毛泽东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同时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创造，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西游记》对毛泽东一生都有很大影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用孙悟空、唐僧、猪八戒、白骨精等形象分别代表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修正主义蒙蔽、欺骗，在大风大浪中一时迷失方向的人；以及背叛马列主义和劳动人民利益、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者。

　　在《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等一系列作品中，塑造了“劲松”、“乱云”、“梅花”、“英雄”、“豪杰”、“鲲鹏”等正面艺术形象和“虎豹”、“熊罴”、“苍蝇”、“蚂蚁”、“蚍蜉”、“斥鷃”、“昆鸡”、“蓬间雀”等反面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绝大多数都可以找出典故来，其中有的是古已有之的典故，例如历来被用以比喻各种小人的“苍蝇”源于《诗经·小雅·青蝇》；斥鷃讥笑鲲鹏的典故出自《庄子·逍遥游》。有的是古无根据的，是毛泽东的独特创造，而且极有可能成为后人引用的新典。例如《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的“乱云”，毛泽东在口头答复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毛主席诗词》英译者问时说：“是云从容，不是松从容”，“我喜欢乱云”。毛泽东诗词中这种对比用、衬托用、系列用，有点像比喻中的博喻，联想丰富，具有突出、强调，对比、反衬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诗词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给典故注入新思想，甚至加以革命性的改造。

　　毛泽东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用古典，而是善于吸取其合理的内核，赋予新意，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这又可以分为几点来加以论述：

　　一是给典故注入新思想。例如古代的诗人墨客一般都是见落叶而悲秋，秋天在人们心目中多是一片衰落、萧瑟的景象。当然在古代诗人中也有赞美秋天的，刘禹锡的《秋词》就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但他主要是从自然景观上赞美秋日天高气爽别是一番景象。而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则是写秋天西风劲吹，扫荡一切枯枝败叶，赞美革命战争改变了一切，革命根据地一派大好风光。诗人充满革命激情，表现的是革命战争观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再如，古代不少志士仁人终身奋斗不息，但是在历尽苦难、经受岁月的折磨而身疲力竭后，常常会产生叹老嗟卑的思想。南宋爱国大诗人陆游在《渔家傲·寄仲高》中就嗟叹：“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而革命者永远年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中就高唱出了“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千古不朽的诗章。

　　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诗人们创造的意象和词语大多用于描写自然环境和抒发个人的身世遭际，而毛泽东诗词大都是写家国大事，表达革命的思想情感，因而在用典时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创造了全新的意境和艺术形象。例如李贺的“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名句，本来都是慨叹个人遭际和人世沧桑的。毛泽东诗词则大大拓展了它的内涵和容量，用来概括中国社会几千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来概括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毛泽东笔下，一些旧词语、旧典故都极为精当地表现了现代的革命斗争生活和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西江月·井冈山》中“旌旗”、“鼓角”、“岿然不动”、“森严壁垒”、“众志成城”等几乎都是旧词语，在古典诗文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出处，但在毛泽东笔下都翻出了新意。“旌旗”、“鼓角”被用来代表现代战争中的军旗和军号，“岿然不动”、“森严壁垒”、“众志成城”表现了革命战士英勇不屈的形象和军民团结一致对敌的坚强意志。用旧词语、旧典故表达新意象、新内容，是旧体诗词中最常用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毛泽东用得是多么恰切自然，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二是采用典故最切合自己诗词的意义。当同一典故有不同意义时，毛泽东总是选择最切合自己诗词的意义的用法。例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枯木朽株齐努力”，其中“枯木朽株”一词，在历史上既有作褒义的，也有作贬义的，因而这首词发表时曾引起过人们激烈的争论。“枯木朽株”指什么，是代表我方还是代表敌人，是褒义还是贬义，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有戏剧性的是，郭沫若为此曾前后作过多次不同的解释，最后才终于说对了，还是毛泽东告诉他的。毛泽东自己解释说：“‘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帮我们忙。”又说“努力”是好字眼。毛泽东在这里所取的意义，有人在《古典兵略·天地》中找到了：“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毛泽东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

　　三是借用前人的句式而又有所创造和发展。毛泽东非常善于借用古典诗词中前人的句式，而且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和发展。例如《西江月·井冈山》开头“山下旌旗在望”和“山头鼓角相闻”两句，用同一地点的两个不同的方位。在古典诗词中，常见到这种对举的用法，如杜甫《白帝》诗中的“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旌旗”、“鼓角”对举的也有，如元好问《江月晃重山·初到嵩山时作》的开头两句“塞上秋风鼓角，城头落日旌旗”。这里，毛泽东将这两种对举结合起来，铸出了“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不朽名句。又如辛弃疾《沁园春·答杨世长》中有：“看君才未数，曹刘敌手；风骚合受，屈宋降旗。谁识相如，平生自许，慷慨须乘驷马归。”毛泽东《沁园春·雪》中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前者列举了历史上的五个著名诗人，后者列举了历史上五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且词中都用了“风骚”这一词语。显然，毛泽东是借鉴了辛弃疾《沁园春·答杨世长》的构思和句式，但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的词句意义重大，内涵深刻，大大胜出一筹。辛弃疾这首词在辛词中并不突出，往往不为人知，而毛泽东这首词则脍炙人口，成为毛泽东词中的极品。

　　四是对典故加以革命性的改造。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历史故事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价，给予革命性的阐发和诠释。最典型的就是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在传说中，共工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失败的英雄，是一个反面形象。他与颛顼争王，不胜而怒，头触不周之山。毛泽东详细地考察了各种古籍后，曾设问：“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因而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毛泽东要颠覆历来人们对共工的说法和评价，他认为共工是一个敢于打破旧秩序，建立新世界的胜利的英雄，值得人们赞扬、歌颂，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因而断言他“没有死”。后来毛泽东觉得这种说法有点主观，似乎不妥，又将“因而没有死”改为“看来没有死”，是一种推测、愿望之词。这样表达，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把传抄稿《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最后一句改为“不周山下红旗乱”，用来形容革命根据地红旗遮天蔽日，滚滚翻卷，革命队伍声势浩大，预示反第一次大“围剿”必将取得胜利。这样的用典是前无古人的，只有毛泽东这样的大革命家和浪漫主义诗人，才可能有如此大胆而合理的伟大创造。

　　四、用典而不隔，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一贯倡导诗词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他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毛泽东在创作实践中始终践行自己的诗学理论，在用典时多使用人们所熟悉的、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典故，一般不用生典、僻典。当遇到可能人们不太熟悉的典故时，他就详加注释。前文说到毛泽东引经据典解释“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阐明自己对这一典故的观点，即是一例。

　　毛泽东认为“诗无达诂”，不主张对自己的诗词作过多的解释，要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但是在发现自己的诗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故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作了批注。后来，又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的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毛泽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指导思想，践行了他一贯倡导的革命文艺实现大众化的主张。

　　从毛泽东生前所发表的39首诗词看，只有“不周山下红旗乱”、“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等少数几个典故不太好懂，他都一一作了解释。毛泽东所用典故，都做到了涵义深刻而通俗易懂。例如“飞起玉龙三百万”、“人或为鱼鳖”，即使不了解其历史典故，单从字面上也能读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用典而不隔”。

　　毛泽东诗词的大众化，还表现在喜爱用神话传说、俗语谣谚。如牛郎、华佗、吴刚、嫦娥、帝子、尧、舜、三皇五帝、孙大圣、白骨精等大量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离天三尺三”、“莫道君行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大量的意趣横生的俗语、谣谚。从而使高雅的诗词艺术雅中有俗，雅俗共赏，表现出了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综上所述，毛泽东诗词古为今用，广泛反映了丰富、生动、真切的现实生活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诗，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这其中主要是历史造就了他，人民造就了他，也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他。从诗词来讲，固然有其个人杰出的天赋和才华，但与他汲取了中国几千年诗歌创作中丰富的艺术经验也是分不开的，以致使他能娴熟地、创造性地运用诗词的各种写作技巧，而别开生面的用典，就是其中之一。

　　第十一节. 毛泽东诗词的笔误

　　在现代诗人中，与毛泽东相交最久，相知甚深的当数郭沫若了。同时，郭沫若也是毛泽东诗词的权威注家和解说者。但事实上，毛泽东有时候并不满意郭沫若对自己诗词的解说……

　　历史开了一个玩笑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只有两人享有在诗词上与其唱和的“殊荣”，一个是郭沫若，另一个是柳亚子。

　　毛泽东数次请郭沫若对自己的诗“加以笔削”。这种时候，郭沫若也会谨慎地指出他认为“不大谐协”之处，并贡献自己的修改意见。但不知何故，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总不大高明。例如，毛泽东写于1959年的那首《七律·登庐山》，第二句原为“欲上逶迤四百盘”，郭沫若觉得“欲上逶迤”“似有踟躇不进之感”，建议改为“坦道蜿蜒”，后来毛泽东将此句改成了“跃上葱茏四百旋”。该诗第四句原为“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与上句“不大谐协”，建议改为“热情挥汗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后来，毛泽东只易了一字，即改“南天”为“江天”。（胡为雄编著《毛泽东诗词鉴赏》。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

　　毛泽东还曾数次利用诗词的方式对郭沫若提出批评。1973年，毛泽东想起了郭沫若写于1940年代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肯定和对秦始皇的批判，便拿郭沫若为“批林批孔运动”祭旗。据说，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两首诗，一首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另一首则纯属“打油”：“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两首敲打郭沫若的诗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其实，郭沫若当年在重庆骂秦始皇，意在影射蒋介石；赞儒家，或者说，也是在间接地出国民党的丑。

　　当年的郭沫若，决不会想到这些“帮忙”的文章30年后会成为罪状。“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了医院。

　　毛泽东诗词的积极解说者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之间最主要的关系，还在于郭沫若曾是毛泽东诗词积极的解说者，同时也是权威的阐释人。毛泽东诗词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便著文解说。

　　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手迹，约请郭沫若写读后感。毛泽东此幅墨迹，有好几处笔误：“黄粱”写成了“黄梁”，“龙岩”写成了“龙龙岩”，词的最后也没有句号。对此，郭沫若在读后感中这样解说：

　　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典范。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典范。例如以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将那首后来极其著名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诗词一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赞赏者和厌恶者在报刊上刀来剑往。毛泽东在将《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时，就说明这是“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的旧作。毛泽东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1935年的中国政治局势与1946年相差甚远。但当郭沫若于1946年7月解说这首词时，仍然极力把其“主题思想”往1946年的政治局势上靠。

　　于是，郭沫若对这首词的“底子”做了这样的解说：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腊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

　　据说毛泽东是很喜欢雪的。郭沫若之所以如此牵强附会地解说这首词，恐怕还与雪的“白”与“红色政权”的“红”相对和相反有关。但问题是，经郭沫若这样一解释，这首本来不无诗意的作品，就变得索然寡味了。

　　毛泽东亲自给解说者纠错

　　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后，注家蜂起。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当然会有冲突，但当有人看法与郭沫若不一致时，一般来说是不会战胜郭沫若而被普遍认可的。因为郭沫若已是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权威。然而，如果毛泽东自己出来纠正郭沫若的说法，那郭沫若只能惴惴不安了。

　　1935年2月，毛泽东写了《忆秦娥·娄山关》，在对这首词的解释上，郭沫若就颇出洋相，只不过这洋相出在他身后。1962年3月7日，郭沫若在广州与一些人座谈诗歌中的一些问题。在谈及怎样才能“真正读懂一首诗”时，郭沫若反复朗诵了这首《娄山关》后，逐一问在座者：“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有人说是写一天的事，有人说写的不只是一天的事。郭沫若说，他仔细研究了遵义的新旧县志，终于弄懂：“这首词写了三个月的事。”他将此解说写进了文章，同时又送了一份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文章后，亲笔将关于《娄山关》的解说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吻写下了一大段话：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

　　在积极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郭沫若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一再令自己尴尬。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修养及文学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应发生。

　　第六章 毛泽东诗词的写作时间及其他

　　第一节 毛泽东诗词中的春夏秋冬

　　一.毛泽东诗词里的春天

　　自然界中的物候、山水、草木、虫鱼常出现于文人笔下，借用其或则寓意、或则抒情、或则寄志，古今皆然。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同志，除了其惊人的政治素养和搏击风雨、力挽狂澜的魄力外，于此道亦是炉火纯青。当年郭沫若所作《满江红·读毛泽东诗词》一词中，对毛泽东诗词高度赞赏，评价其乃“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细览毛泽东诗词，其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博大精深，选题包罗万象。地域上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景物上的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气候上的春夏秋冬、风云雨雪，时空上的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情感上的喜怒哀乐、悲欢愁怨……挥笔之间互为贯通、交织、融合，构成了一幅幅瑰丽多彩的画卷。读之，过目不忘；品之，感触尤深，给人以深刻的哲理启示和轻松的审美享受，也让人从中领略和审视到那个特定年代我们民族的理性、情感、思维、行为和价值取向。试说毛泽东诗词中的春，即可窥见一斑。

　　春景，一直是古今中外诗家吟咏的一个重要题材。可在毛泽东的眼里，却赋予了春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立意，一个别开生面的洞天。

　　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筹划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闲暇时，他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词，受到启发，联系国际政治斗争风云，“反其意而用之”，创作了一首同题词。

　　起首“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句，落笔就出奇。对于“风雨送春归”，古代诗人曾发出过多少感慨，奔涌过多少愁思。如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如陶潜的《蜡日》：“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而在毛泽东笔下，这一句只是一个衬笔，随即收转回来：“飞雪迎春到。”自然涌出，虽不是细写春景，却让人感到春似乎长驻人间。春象征着光明，象征着生机，象征着革命带来的希望。这首词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挺拔严峻、不畏艰难的正能量，这气势为后面描写梅花的品质埋下了伏笔。

　　郭沫若在1964年的《人民日报》撰文说，主席的这首词“写成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当时是美帝国主义和他的伙伴们进行反华大合唱最嚣张的时候”，“主席写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国人民做出好榜样。斗争了两年，情况逐渐好转了，冰雪的威严逐渐减弱了，主席的诗词才公布了出来。不用说还是希望我们继续奋斗，使冰雪彻底解冻，使山花遍地烂漫，使地上永远是春天。”

　　如果说，这首词仅仅是春景的一个小点缀，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第二首中，毛泽东则借春景抒发了其博大的情怀。诗云：“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写此诗的起因是，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视察工作，当天，他仔细阅读了这篇通讯，非常兴奋，非常激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这种小虫可害人哩，余江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我看了就高兴。”第二天早晨，在旭日微风中，诗人遥对南国的天空，欣然提笔，写出了二首意蕴无限丰富的诗篇，这一天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纪念日。

　　诗中的春风杨柳，红雨青山，都仿佛具有了灵性，因为“六亿神州尽舜尧”。时值大跃进的声势惊天动地，“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瘟神已无处容身，天上地下，一片光明。在红绿相间的春意里，映衬出一幅希望的画卷，也宣扬了必胜的信念。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这首诗是毛泽东1955年10月4日致周世钊信说“……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教”所写的。原无标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毛泽东诗词选》时，为该诗加了《七律·和周世钊同志》的标题。诗记当年登长沙岳麓山的春景。那是1955年6月20日，毛泽东游罢湘江，和周世钊等登上岳麓山，诗人仿佛在深情地叩问老同窗：你还记得那江、那山、那风、那雨么？全诗色彩鲜丽，景象壮观，情景交融，感染力强。尤其是后四句，看似斜枝远扬，似题外之语，实是更加增添了“尊前谈笑”的内涵。

　　毛泽东诗词中，直接写春景的诗作不多，可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诗人诗情勃发，却创作出了不少诗词名作。如1927年春写的《菩萨蛮·黄鹤楼》、1931年春写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49年4月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同年4月29日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乃至1964年春他写的最后一首与春天有关的诗作《贺新郎·读史》。

　　特别是《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那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今天读来，依旧新意迭出，温故知新。今天的“穷寇”当然已不是蒋伪残匪，而是阻挡中国人民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那些隐藏的蛀虫，打“老虎”、拍“苍蝇”，是时代所期，事业所需，人心所向。因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二.毛泽东诗词中的夏天

　　夏天的美丽，是由气势恢宏的多声部交响组成的。放眼大地，满目郁郁葱葱，一个季节的花开蒂落，在另一个季节的小荷尖尖上延续；眺望山河峡谷，随处可见莺歌燕舞，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仰视广袤天穹，时有暴雨如注，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复又雨霁天晴朗……

　　如此婆娑多姿的夏日景象，自然引得诗人寄情山水，快慰欣然。毛泽东诗词中有一首便是借夏天雨后彩虹的悦目景象，以《菩萨蛮》为曲牌，写下大气磅礴而又瑰丽多姿的《大柏地》词。词云：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这首词背后有段小故事。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阴历大年夜（2月9日）至大柏地时，国民党赣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紧追到瑞金。第二天大年初一，敌人又气势汹汹地直逼大柏地南部。这时，毛泽东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伏击敌军。遂命令一支小部队边打边退，逐步将其主力诱入大柏地。11日晨，早已隐蔽在大柏地的红军主力，突然向敌主力发动进攻，只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即获全胜，共歼敌近两个团，俘虏敌军团长萧致平、钟桓等八百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大柏地战斗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井冈山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1933年，当毛泽东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考察期间，重游4年前红军在瑞金城北大柏地一带重创敌军旧战场，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写下了这首词。

　　词作亦虚亦实，景象秀美。上阕直写夏天的景色，诗人抓住夏季雨后常出现彩虹这一自然现象，借以寓意。彩虹呈现出各种美丽的颜色，像一条彩带，是谁挥动着这样的彩练在天空中翩翩起舞呢？一个奇特而又合理的想象，表现出主席战斗胜利后的欣喜心情。下阕则写当年的那场鏖战，诗人的高明处，就在于对那场激战，不铺陈、不展开，惜墨如金，只一句“弹洞前村壁”，一个典型的细节，就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此时不见硝烟弥漫，但闻烽火四起；不直写战斗的激烈艰苦，却轻松幽默调侃“装点此关山”。整首词情景相兼，韵致清丽，读来既朗朗上口，又纯美古朴，含蓄蕴藉。不亲临其境，不经历当年的刀光剑影，是难以表达出旧地重游后，对那场激战的回味和对祖国秀美山河的热爱。

　　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写夏景，传诵和引用最广的一首。当然，毛泽东诗词中写夏景的还有几首，但都不是直接写，且着墨更是不多，如不经意地读、不细心地品，往往会移目于其他的词章佳句和深邃的寓意上。一旦品到味了，从看似日常生活中随意捕捉到一句或二句间接夏景画面的描述，会发出会心一笑，感佩诗人运笔的深沉、激扬、睿智。

　　《七律·到韶山》就是典型的一首。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在罗瑞卿等陪同下，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住了两天。这期间，主席看了旧屋，了解当地的生产情况，访了韶山学校，与师生合影，还看望了旧邻。晚上在自己的住所宴请了当年的贫协会员、自卫队员、儿童团员、烈军属，和乡亲们叙家常，话当年，情浓意切。夜静人散，主席回到旧屋，在房内抚今追昔，离别故乡32年了，重返故园，内心激荡汹涌，夜深难眠，往事萦绕，思绪万千。他诗兴满怀，时而来回踱步，时而在烛光下伏案疾书，时而沉吟，挥毫修改，直至凌晨才写毕这首著名的抒情诗。诗曰：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首诗实在是写得优美深沉，令人不忍释卷。56个字就概括了32年的斗争史，歌颂了中国人民一脉相承的奋斗精神，容量博大，境界高远，气势宏伟。

　　诗中写夏景的只有“喜看稻菽千重浪”一句，这是夏天特有的风景。当主席在了解当地生产情况时，就看到了初夏田间麦浪如烟翻滚的喜人景象，诗句早已成竹在胸了。主席借景抒情，更拓展了诗的意境。前面激烈斗争，腥风血雨，这里炊烟袅袅，风景如画，从历史的万千追忆回到现实，完全不同的景象，这是革命先烈“换新天”理想的实现。诗人的情感，也由初始的激愤而舒缓，由沉重转喜悦。这种具体的充满个性的体验、琢磨、推敲，使得这首诗趣味盎然。

　　这首诗的末句原是“人物风流胜昔年”，主席经过几番修改，最后定为“遍地英雄下夕烟”。原句虽然内容也很好，但毕竟是一个说理的句子，而修改后的诗句，却展现了具体生动的形象。毛泽东一贯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这一修改，诗意就不一样了，仿佛看到经过一天劳动的农民，在夕阳的余晖中踏着歌声归来。

　　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说：“写《七律·到韶山》的时候，就深切地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许多故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重读毛泽东这首诗，依然能感受到诗中的恢宏气势、开阔境界、独具匠心。

　　毛泽东诗词中写夏景的佳句还有一些，诸如《清平乐·会昌》中的“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浪淘沙·北戴河》中的“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七律·登庐山》中的“热风吹雨洒江天”等，都是夏天独有的气象，诗人信手拈来，以不凡笔触融入诗中，看似闲笔，却有深意，为诗词增色，为主题寓意。诗人臧克家曾说：“毛主席诗词常读常新，毛主席诗词越挖越深。”从这个角度延宕开去，毛泽东写夏景的诗句亦然。

　　三 毛泽东诗词里的秋天

　　“悲秋”历来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传统主题。在诗句中每一触及节令之秋，诗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隐喻人生之秋，透着一种苍凉之感。唐代刘禹锡独辟蹊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开辟了昂扬向上的新意境。今人写秋景，继承了他的这种旷达情怀。尤其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写秋景可谓气势磅礴，胸襟开阔，意象万千。

　　与其写春景、夏景相比较，毛泽东诗词中写秋的佳句往往留给人们的印象，“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等都已深入人心。

　　毛泽东写秋景的诗词中，有二首诗词是绕不过去的，一首是《采桑子·重阳》；一首是《清平乐·六盘山》，前者抒胸臆，后者寄情怀。

　　《采桑子·重阳》，是毛泽东写秋景的脍炙人口的佳作，脱尽古人悲秋窠臼。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会，会上由于领导者的意见不一致，关于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建军的原则，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也未能继续当选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和贺子珍离开部队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和调研土地革命运动。这期间他险遭疟疾亡命，又逢重阳节。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下这首词。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首词字浅意深，营造了一个恢宏开阔的艺术境界。诗人从大处着眼，从人生感悟落笔，摆脱了个人的荣辱得失，站在历史的、哲学的、人类的高度抒发他的壮志豪情，一扫凄凉寂寞之感。起笔引用他最喜爱的诗人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生易老”似有感慨之意，“天难老”等句则又展现了“慨当以慷”的大气。“战地黄花”想象奇特，指重阳之时的遍地菊花，亦可理解为在战地随处可见的黄色子弹壳。

　　当年12月，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会，毛泽东重新恢复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古田会议”。这首词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总题为《词六首》。原先上下阕是相反的，发表时毛泽东把它修改调整为现在的顺序。同时将原“但见黄花不用伤”改为“战地黄花分外香”，这一更改凸现了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自信和乐观的情怀。

　　《清平乐·六盘山》写于1935年10月，9月的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长征队伍一鼓作气登上六盘山，再越过一道山卡之后，前面不远处就是陕北根据地了。毛泽东心情十分高兴，转身招呼同志们说：“大家休息一会儿。”他习惯性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摘下帽子，伸开双腿，一边歇息，一边眺望远方，高兴地说：“这里真是个好地方，以后可以好好地写一写，你们看，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飞，六盘山的景色多好啊……”

　　说过此话不久，红军即翻过六盘山峰，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追剿”，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在瓦窑堡，回顾这段坎坷征途，瞻望革命前景，诗兴勃郁，挥笔写下了这首词。

　　词的开篇两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勾勒出仲秋天宇一幅清新景象：碧空如洗，纤云点缀，雁阵的迁徙。随着浓郁的秋意渐次宕开，感情的波涛由微浪转而激越。“望断”精辟且富深意。望雁群不堪北方渐来的严寒而南飞，望长征途中的红军将士不畏艰难险阻而北进，望南方还在激战的勇士。下文自然一转“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诗人将驰骋的想象猛然收回现实，把气势一下推到顶点，为下半阕作了铺垫。“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表现了红军的英勇气概和对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全词意境高远，兴于秋景，终于意志，有景有情，情景交融，雄浑豪放。

　　六盘山在甘肃、陕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1961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毛泽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写此词的手稿时，编者按语中有一段话，给人启迪：

　　词中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远大的预见和坚强的自信。它是战斗前进的胜利鼓吹曲，是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读了它，一种无坚不摧、奋发有为的意志不禁油然而生……苍龙早已被我们缚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早已被我们推翻。但是，对于崇高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我们前面，还有一层一层的六盘山等待着我们去攀登，还有大大小小的困难需要我们去征服。

　　确实，重温毛泽东写秋景的诗词，让人神清气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还有一层一层的“六盘山”去攀登，去征服。“萧瑟秋风今又是”，我们正在走新的长征路上。

　　四 毛泽东诗词里的冬天

　　雪落茫茫，大地焕然一新。每临此景，古人诗词中多有写雪之作，且锦篇迭出，汗牛充栋。而作为一代伟人、诗人的毛泽东，在其诗词中也不乏咏雪的佳构。

　　临窗奉读主席诗词，跳入眼帘的一首，偏巧就是首冬天写雪景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曰：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这首词写于1930年2月红军越过武夷山，进入赣南，经广昌进军攻打吉安之时。虽系毛泽东马上即兴之作，然激情澎湃，意涵丰富，构思新奇，笔力劲健。通篇读来，笔随心至，一气呵成，仿佛是一幅雄壮的雪里行军图：画面上漫天风雪中，红旗在翻舞，人马在飞腾，山岳在动摇。上片写行军途中所见，下片写行军目标所向。篇幅虽短，腾挪跌宕，富于变化，波澜无穷。喜见毛泽东写作此词时那种轻松、愉悦、自信、豪放的心境。

　　“雪里行军情更迫”一句，首次发表时原为“雪里行军无翠柏”。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时，词中“无翠柏”改为“情更迫”。这一改，不仅写雪绘人，更直写人的内心，景、情、事尽在其中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是乘兴之作，那么他的另一首写雪景的词作，则更是大气磅礴，兴会淋漓，被人允为古今之绝唱。

　　那是1936年2月，中央红军刚刚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两个月后，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把陕北秦晋高原装点成银装素裹的洁白世界。这时，正为军委扩大会议后，红军东征山西的步伐大大加快而兴奋无比的毛泽东，放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山河，遐想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胸中涌起澎湃的诗情，遂欣然命笔，一气吟哦成那为世人称颂不已的词作名篇。这就是后来为南社盟主柳亚子“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未能抗乎”的《沁园春·雪》。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所有诗词中的巅峰之作，压卷之作，传之久远，家喻户晓。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一首毛泽东诗词，发表时正值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为国人所津津乐道，且引发轩然大波，是古今任何一首诗词都不能比拟的。

　　此事起源于1945年，这年的8月时局突变，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不准中共军队受降，毛泽东直面宣布“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全国内战一触即发，举国人心震荡。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毛泽东除谈判外，还忙于会客。到重庆的第三天，柳亚子即去拜会毛泽东，呈上七律一首并向主席索句。10月7日，协定即将签订，毛泽东忙里偷闲，将写于近十年前的《沁园春·雪》，重新抄写给了柳亚子作为回赠。

　　待毛泽东回延安时，重庆《新华日报》同天就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而毛泽东的原词却未发表，这极大地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这时曾在重庆被安排接受过毛泽东接见的“二流堂”文化名人黄苗子，获悉了毛泽东的这首传抄的《沁园春·雪》词，便将这首词交给在重庆担任《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的老友吴祖光，吴随即在11月14日的副刊《西方夜谭》上发表，还特地加了段编者按语，称赞这首词“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词一经发表，轰动山城，迅速传遍全国。重庆《大公报》又将柳亚子的“和词”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集中在一起，以醒目的版面隆重刊出。人心所向，舆论沸腾，使得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因为毛泽东所以回赠柳亚子的这首词，寓意极为深刻。词中所咏之雪，不是一般的雪，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雪；是结束了空前壮举长征，一连粉碎蒋介石国民党三次“围剿”，正欲挥师东征抗日之际，在中国北方所见的雪；是诗人融入自己的情怀、抱负、理想、愿景的雪。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诗刊》1月号，首次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订的这首词。直到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同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对这首词的标题注释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毛泽东还有一首写雪的诗，那就是《七律·冬云》。

　　此诗写于1962年12月26日，当是诗人69岁的生日之际。庆寿之作，本应喜庆，然毛泽东依然是直面现实，坚持斗争，不改革命本色。诗之高明处，是句句写实，却字字隐喻，人人又意会其中。

　　首联“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冬云压雪，万花凋零是实，暗喻的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政治、经济形势；颔联“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滚滚寒流，微微暖气是实，所指却是国际上掀起的一股反华恶浪和不断高昂的正义之举；颈联“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熊罴，庞然大物是实，隐喻的是中国人民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尾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梅花喜雪，苍蝇怕冷是实，赞美的却是不惧逆境，勇于迎战的革命者，而鄙夷的、不足为奇的是那些经受不住大风大浪考验的脱逃者。

　　整首诗托物言志，借景抒怀，感情、景物、哲理融为一体。贴切的比喻，鲜明的形象，生动的对比，蕴含了深广的内容。描写的是冬景，寄托的是时事。从凝视“冬云”的沉重到体察“暖气”的欣慰，诗人的胸怀逐渐开朗，至颈联则转为直抒豪情。他在呼唤着一种威武不屈的英雄精神，一种独立天地的豪杰气质，一种至大至强的阳刚之气，“乱云飞渡仍从容”，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性格使然。

　　毛泽东一生爱雪，对雪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故而在他的诗词中屡屡见之、咏之。除上述专章之外，还见诸《长征》中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卜算子·咏梅》中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等诗词。

　　毛泽东对雪的反复吟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精神世界，雪者，纯洁之象征也。这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襟怀。

　　冬天来临，万物萧条。只见“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大雪覆盖川原，侵凌花树，虽然“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毛泽东登高览胜，俯视北国，一幅秀美的雪霁图映入眼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堪称千古以下颂江山、赞关河之绝唱。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中的花草树木

　　毛泽东出生于山区，从小就熟悉山、喜爱山。毛泽东在诗词中反复吟咏山，有专门以山为题的诗作，如《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六盘山》《七律·登庐山》；提到山的诗句更是不胜枚举。毛泽东把山作为丰富的审美题材，写得仪态万千、瑰玮雄奇、神情飞扬，而对树木似乎着墨不多。其实，毛泽东诗句中的树木，同样也是含义丰富，令人回味无穷的。

　　毛泽东有几次专门提到了几种树，但具体所指却并不相同。《七绝·赠父亲》“埋骨何须桑梓地”一句中，“桑梓”是两种树，也是故乡的代名词。唐代诗人柳宗元的《闻黄骊诗》中就有“乡禽何事亦来此，今我生心忆桑梓”之句。毛泽东诗句中的“桑梓”语意约定俗成，与他离开韶山外出求学的心境十分契合。在《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中，“杨树”指青蛙所处的自然环境。在《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中，“杨柳”一语双关，既指杨开慧、柳直荀二位烈士，又指杨树、柳树两种树，特指洁白的杨花柳絮。而在《七律二首·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中，“杨柳”不仅仅是树木，更是新中国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杨柳”不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泛指柳树，与植物学分类中所说的杨树没有任何关系。在古典诗词中，“杨柳”是一个情思缠绵的常见意象，名篇佳句数不胜数，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羌笛何须怨杨柳”（王之涣《凉州词》），“杨柳青青江水平”（刘禹锡《竹枝词》）。

　　在《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和《七律·有所思》“青松怒向苍天发”两个诗句中，“劲松”“青松”说的都是松树，代表着正面形象，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代名词。1944年，在《柳树和松树》一文中，毛泽东曾经高度赞扬松树的风格：“松树发育成长，不怕刮风下雨，严寒之中也能岿然屹立，松树有原则性。”《卜算子·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和《七律·冬云》“梅花欢喜漫天雪”当中所赞颂的“梅”，坚冰不能损其骨，飞雪不能掩其俏，险境不能摧其志，俨然就是毛泽东的人格化身。被毛泽东推崇备至的“梅”，既是一种花，也是一种树，只是人们更多地将其视为花，似乎都忘了它还是一种树。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中，“蚂蚁缘槐”典出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槐”就是槐树，所谓大槐安国不过是老槐树下的一个蚂蚁窝，毛泽东用“蚂蚁缘槐”表示对敌人的蔑视。“蚍蜉撼树”语出韩愈《调张籍》“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此处的“树”原本是指李白、杜甫的诗文，毛泽东赋予它全新的内涵，泛指正义的力量或者事业。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枯木朽株齐努力”中，“枯木朽株”也不同凡响，绝非通常意义上的残枝败叶。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曾对英译者口头解释：“‘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帮我们忙。”《古代兵略·天地》：“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楼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共产党领导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得道多助，就连“枯木朽株”也成为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一股力量，这是革命军队“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力量之源。

　　在有的诗句中，毛泽东提到树时，泛指自然生长的树，只是一种陪衬。例如，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天马凤凰春树里”中，用“春树”交代季节，表明万物复苏，春意盎然。在《五律·看山》“飞凤亭边树”中，飞凤亭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索句渝州叶正黄”中，只见叶子不见树，黄叶表明秋天。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稿，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相赠，时值深秋，故曰“叶正黄”。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是偏于豪放的诗人，他的作品更多地呈现出境像阔大、气势恢宏的特点。毛泽东既见树木，更见森林，他诗句中的树木既有个体形象，更有宏观把握。比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沁园春·长沙》）；“万木霜天红烂漫”（《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参天万木，千百里”（《念奴娇·井冈山》）。毛泽东视通万里，放眼望去，着眼点不是单独的山峦，更不是孤零零的树木，而是群山逶迤，树木成林。再比如，“人生无处不青山”（《七绝·赠父亲》）；“踏遍青山人未老”（《清平乐·会昌》）；“绿水青山枉自多”，“青山着意化为桥”（《七律二首·送瘟神》）。在这些诗句中只见“青山”，未提树木，但却是处处树木参天，生长茂盛。这种“青山”是好的生态，是美的风景，毛泽东对其心驰神往，赞不绝口：“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清平乐·会昌》）；“江山如此多娇”（《沁园春·雪》）；“江山如画”（《念奴娇·井冈山》）。

　　当然，毛泽东对茂密的山林也不是一味地推崇，有时甚至会加以贬抑。比如《如梦令·元旦》“路隘林深苔滑”一句，山路狭窄险要，丛林茂密幽深，青苔湿滑难行。这里的“林深”变成艰难险阻，不断激起毛泽东的昂扬斗志与征服欲望，正所谓“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征》）。

　　第三节 毛主席诗词里的壮丽画卷

　　1.毛泽东诗词中的江河湖海

　　江者，水也。

　　毛泽东一生戎马倥偬，为中国革命，运筹帷幄，迎硝烟，战烽火，走江跨河，临湖赴海，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毛泽东第一次见识到的江水是长沙的湘江，江水宽阔、清澈、宁静，缓缓地流向前方。成就他远离故乡的是他的表兄王季范。那时13岁的毛泽东停止了在私塾的学业，在家中帮助父亲务农。热爱读书的毛泽东非常想继续求学。是他的表兄王季范，在毛泽东人生的关键时刻，引领方向，做通了毛泽东父亲的工作，使少年毛泽东得以继续求学，走出相对闭塞的韶山冲，走向一个广阔灿烂的世界。

　　1911年王季范领着少年毛泽东来到长沙求学，直到1923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长达十多年之久。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常和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章甫等登临岳麓山、橘子洲头游览，畅游湘江，纵论人生国事，寻求革命真理。组织发起了“新民学会”、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再后来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领导长沙工人的罢工，促成了湖南全省总工会的成立。长沙是毛泽东初期革命的中心，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浓厚的情感。

　　1925年毛泽东重返长沙，重游当年学生时代的旧地，听湘水汩汩的波流逶迤，看岳麓山层层尽染的枫叶，不禁回忆起在长沙求学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想起其间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惨案风云际会，慷慨之余，欣然写下了《沁园春·长沙》这首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全词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有景有情，情景交融，悠悠流水，不舍昼夜，流出了岁月，流出了人文历史。在激昂的词句中，展现出青年毛泽东凌云壮志、磅礴气概和远大抱负；洋溢着青年毛泽东特有的精神风采。

　　这首词最早见之于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后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正式发表于1957年创刊的《诗刊》上。这是毛泽东最早借吟咏江水直抒胸襟的一首诗词。且传诵最广，引用最多，气魄最阔，影响最大。

　　这以后，毛泽东走出长沙，引领着中国革命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纵横驰骋。毛泽东诗词中所提及写到的江水，伴随着他的足迹也频频迭出。写汀江：“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清平乐·蒋桂战争）；写赣江：“此去何行？赣江风雪迷漫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红军长征时，面对金沙江的急浪险风，毛泽东挥毫笑谈：“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在这些江水中，毛泽东非常钟情于写长江。在《菩萨蛮·黄鹤楼》中有“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之句；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句；在《七律·登庐山》中有“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在写长江的诗词中，毛泽东倾力最大的是1956年所写的《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是毛泽东在1956年巡视南方，视察长江大桥施工，并于6月1日、3日、4日三次畅游长江时写下的。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建设祖国和改变山河的豪迈气概，体现出毛泽东对未来美好景象的展望。

　　起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诗人用典手法高超，对仗工稳，表明了诗人的行踪，也说明了游泳的地点。这里“才”和“又”，也形象地传达出作者风尘仆仆巡视各地的兴奋而又轻快的心情。接着笔势一转，写到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充分地把游泳的特定环境描写了出来，把空前壮举和豪迈意志表达了出来。万里江天，上下映衬，横渡纵目，情景交融，诗人藐视天堑的气度，何其恢宏而开阔。第三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直抒游泳时的强烈感受，补写一笔大江景象，引出一个新奇的比喻，在动静两种环境的强烈对比中，酣畅地表达了在中流击浪的壮志豪情。前两句写游泳时的镇定和从容，后一句则写获得“自由”后的欣喜。“今日得宽馀”是上阕的感情基调，由此引出了上阕的结束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以《论语·子罕》篇中的成句，直接把中流搏击风浪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联系起来。这首词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慨叹，又有对峥嵘岁月的怀念；既有对历史的追溯，又有对自然规律的探究；既有对生命的感悟，又有对世事人生的思索；既有感情的憧憬，又是只争朝夕、催人奋进的号角。

　　词的下阕描写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江的伟大变革。“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风”作首字，承接上阙意脉，瞩目两岸景色，一“动”一“静”，相映成趣。充分表现了今天中国人民建设祖国、改变山河的豪迈气概。又由眼前景象引起了对未来景象的展望。先就眼前最突出的大桥建设展开，写正在付诸实施的部分宏图，不仅写出了大桥兴建的飞快速度和即将见到的大桥凌空的雄伟形象，而且写出了“一桥飞架南北”“高峡出平湖”的历史意义。

　　全词凌云健笔，意趣纵横，画中有画，诗中有诗，震古烁今，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颂歌。这首词手稿本中原题《长江》，1957年交《诗刊》发表时改为《游泳》。

　　江水伴着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生涯，或咏之，或颂之，或歌之，借其点睛之笔，窥见毛泽东一生的政治抱负和他那气魄宏大的胸襟；领略他每临历史风云，那种雍容不迫、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的伟人风采。今天，呼吸、重读毛泽东这几首咏江水的诗词，感受从诗词中所体现出的英雄气息与民族气概，更是弥足珍贵的。

　　二 .毛泽东诗词与沅湘

　　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沅湘文化在塑造毛泽东思想与人格的同时，也造就了精美绝伦、独领风骚的毛泽东诗词。毛泽东继承了沅湘文化的优秀传统，毛泽东诗词中所表现的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操、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格调以及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情怀，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沅湘文化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毛泽东诗词极为深刻地拓展了沅湘文化的丰富蕴涵，成为弘扬沅湘文化的精彩华章。

　　性格塑造：欲与天公试比高

　　湖南人以“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了得难”而闻名。《史记·项羽本纪》有句名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明湘楚血性根基之深厚。《史记·货殖列传》说：西楚“俗剽轻，易发怒”“衡山、长沙，是南麓也，其俗大类西楚”。《隋书·地理志》云：“其人率多劲悍决裂。”唐杜佑《通典》则云：沅湘之地“杂以蛮獠，多劲悍，称兵跋扈，无代不有”。由此可见，古代湖南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强悍”，即所谓“霸蛮”。一代旷世逸才杨度曾模仿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写下慷慨激昂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道尽了湖南人的霸气与豪气。在民族危难之时，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尽显了湖南人的血性与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的性格是自幼在沅湘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形成，而后在艰难曲折的革命事业中磨砺起来的。“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少年毛泽东狂放不羁；“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青年毛泽东执着豪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晚年毛泽东壮心不已。他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粪土当年万户侯”“不到长城非好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些诗句充满着倔强好胜、敢为人先的霸气豪情。“雄关漫道真如铁”“乌蒙磅礴走泥丸”“刺破青天锷未残”“宜将剩勇追穷寇”，这些诗句洋溢着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坚毅顽强的锐气雄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匡庐一带不停留”“不可沽名学霸王”，折射出毛泽东善于洞察秋毫、机敏睿智、顺时应势、灵活善变。

　　思想烙印：鲲鹏击浪从兹始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地灵人杰，素有“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涌现了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黄兴等文化名人。彭大成在《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总结了沅湘文化的五大特征：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事谋略。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看到沅湘文化的深刻烙印。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使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毛泽东深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经世致用的韬略智慧使毛泽东寻求到救国救民的“人间正道”。

　　仅王船山的军事思想就给了毛泽东诸多启迪。王船山的学术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在军事方面也颇有造诣。他亲历过农民战争的狂风暴雨，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着巨大力量，“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求先君之遗裔，联草泽之英雄”。毛泽东把这种全民战争的思想萌芽升华为“兵民是胜利之本”“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枯木朽株齐努力”。王船山把《孙子兵法》中的“避实而击虚”演变成“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收功”的战略战术，这对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有直接影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王船山认为农民起义军的作战特点是“走”，“败亦走，胜亦走”“进必有所获，退以全其军”，毛泽东将其发展成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七百里驱十五日”“红军不怕远征难”。

　　灵感激发：芙蓉国里尽朝晖

　　“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湖南南阻五岭，境内千山万壑；北极洞庭，又称“三湘四水”，湖泊江河纵横，“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山水相依、灵动多变的地域特征使湖湘文化韵味无穷，也给了诗人毛泽东文思泉涌、新颖别致的诗词创作灵感。正如王粲《登楼赋》所云：“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毛泽东怀有浓郁的家乡情结，毛泽东诗词中涉及湖南的作品就有10多首，既有生活阅历的真实写照，更有对湖湘风物的深情咏叹。毛泽东诗词蕴涵着丰富多彩的沅湘文化元素，从三湘人物到诗文典故，从山水神韵到民间传说，从哲学思维到日常用语，应有尽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毛泽东笔下钟灵毓秀的湖湘山水令人心驰神往。《沁园春·长沙》中“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湘江秋景堪称千古一绝。难怪1961年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会情不自禁地说：“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屈原、贾谊虽不是湖南本籍人，但对沅湘文化有深远影响，“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毛泽东为其赋诗《七绝·屈原》《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七律·答友人》把有关湘妃的神话入诗，使作品平添了悠远的文学色彩。毛泽东注释“才饮长沙水”时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解释《十六字令三首》时写道：“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毛泽东诗词还充满了沅湘百姓的生活气息。

　　诗风引领：屈子当年赋楚骚

　　沅湘文化不尚空谈，极富求实精神。王船山倡导“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曾国藩提出“禁大言以务实”。岳麓书院悬有“实事求是”的匾额。受其影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成为毛泽东诗词现实主义风格的思想根源与哲学基础。毛泽东诗词以诗写史，以史写诗，诗史合一。“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是真实的人生经历，“汽笛一声肠已断”是真实的情感体验，“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敌军围困万千重”是真实的敌我态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是真实的战争场面，“三军过后尽开颜”是真实的情绪反应，“万木霜天红烂漫”是真实的自然景观。革命的现实主义使毛泽东诗词能够理性、客观、全面地体察中国人民的疾苦与心声，反映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与沧桑巨变，记录毛泽东跌宕起伏的奋斗人生和心路历程。

　　屈原及其诗歌是沅湘文化最为直接的源头，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终生挚爱。早在1913年，他的《讲堂录》全文抄写了《离骚》《天问》。毛泽东不仅继承了屈原的人格精神和爱国思想，也借鉴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手法，这使得毛泽东诗词气魄豪壮、激情洋溢；形象雄杰、意境高远；思绪飞腾、想象奇绝。毛泽东诗词中有不少典故、词语、句式源于屈原作品。比如，毛泽东诗词多处通过设问抒发胸中豪情，如“谁主沉浮”“黄鹤知何去”“此行何去”“试看天下谁能敌”，显然借鉴了屈原的《天问》，“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毛泽东“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与屈原“登九天兮抚彗星”遥相呼应；毛泽东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与屈原的“奠桂酒兮椒浆”如出一辙；毛泽东“红雨随心翻作浪”“截断巫山云雨”，与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异曲同工。

　　.

　　三 毛泽东诗词的天地人情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又是一位博览群书并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诗词优秀传统的诗人、书法家和语言学家。郭沫若在《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中有“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的赞誉。毛泽东以革命家的气度，用诗人的语言发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战斗呐喊，在雄文四卷和

　　诗词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他与宇宙万物为友，以人间哀乐为怀的胸襟与气度。

　　毛泽东在继承我国古代诗词传统的基础上，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经历为创作的素材，从天、地、人这个审美对象出发，用革命家的气魄和眼光，把他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邃密考察与深沉思索，用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以独特的笔触写出了一首首饱含激情、凝铸着炽热的灵魂与血肉的诗词。这些诗词成为经典的传世精品，倍受中外人民特别是诗词爱好者的推崇，其出版频率之高，发行范围之广，印刷数量之大，品种类型之多，在世界出版史上罕见。仅据2002年第8期《党史研究资料》中李晓航的《毛泽东诗词出版情况综述》一文所载，自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首次集中发表毛泽东诗词以来，至今40多年间，国内外有500多家出版社和机构出版过毛泽东诗词，各种版本约有 1140种。从1918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到1965年秋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历时47年，毛泽东共创作了51首诗词。

　　毛泽东诗词的数量不算多，但内容却涵盖了自然、社会和人生各个方面，反映了作者对革命战斗历程和建设事业的认识和体验，抒发了作者激昂的革命精神和情感。这些用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创作出来的伟大史诗，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政治教科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重读毛泽东诗词一定会有新的认识和体验。笔者仅就自己所见到的毛泽东诗词及相关的资料，对其诗词中所写到的山、水、人作些概括，以此来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表达对毛泽东的敬意。

　　一、山：写山的高峻雄奇，抒发的是诗人勇于克服困难的凌云之“志”

　　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以革命家的气魄率领中国人民战胜了征途中的各种困难，翻越了一座座“大山”，闯开了一道道“雄关”，迎来了一个个伟大的胜利。他以诗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将写“山”与抒情融合在一起，写的是征途中“山”的高峻、雄奇、峭拔，抒发的是敢于推翻“三座大山”的情怀，歌颂的是敢于象山一样雄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人民，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乐观、坚定、坚强的精神。诗词中所写到“山”、“关”、 “岗”、“峰”、“岭”（凡涉及“山”的词语均在原诗词中用黑体字标出），有的是实写，有的是虚写，依其创作的时间先后分述于下：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沁园春·长沙》，1925年）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春）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年）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如梦令·元旦》），1930年1月）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

　　雾满龙岗千嶂暗……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1933年夏）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末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三首》，1934年到1935年）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更喜岷山千里雪，……（《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五律·看山》，1955年）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七绝·五云山》，1955年）

　　曲樯动，龟蛇静……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七律·到韶山》，1959年6月）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1日）

　　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七绝·莫干山》，1959年）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七律·答友人》，1961年）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七律·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1年）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二、水：写水的奔腾不息，抒发的是诗人敢于渡过急流险滩的豪迈之“情”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旧中国似在风雨中漂摇着的一叶扁舟。虽不乏有林则徐之流勇于率领国人抵御外强凌辱的义举，康有为、梁启超等仁人志士扛起“变法”的义旗，还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但他们都无力将中国的这艘航船驶向独立富强的彼岸。唯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真正主宰了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代英豪。他们不畏在革命和建设的航程中碰到的各种急流险滩，以毛泽东在诗词中所表现出来的“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慨，战胜了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将中国建设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虽然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诗词中所叙述的“水”的情态各一，寓意也各有所重，却无一不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江”、“池”、“湖”、“潮”、“洋”、“水”（凡涉及“水”的词语均在原诗词中用黑体字标出）无一能够阻止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只会载着中国的航船驶向成功的彼岸。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沁园春·长沙》，1925年）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春）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年）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今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

　　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949年4月29日）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七律·和周世钊同志》，1955年10月）

　　万里长江横渡……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七律·观潮》，1957年）

　　三、人：写的是有名有姓的个人，歌颂的是革命和建设中的亿万“风流人物”

　　纵观古今中外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描写“人”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所写到的人既有先哲圣人、将军元帅，也有反动军阀、害人之“虫”，但更多的则是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百万雄师”和“风流人物” 。正是由于他们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他的诗词中，既有对有名有姓的英雄、烈士及友人的讴歌、赞美与怀念，更有对“穷寇”、“魔怪”、“腐恶”（凡涉及“人”的词语均在原诗中用黑体字标出）之流的篾视和鞭挞。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虞美人·枕上》，1921年）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1925年）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

　　六月天兵征腐恶……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

　　飞将军自重霄入……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1935年10月）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1936年2月）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36年）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诗人兴会更无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 年10月）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七律·和周世钊同志》，1955年10月）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飓直上重霄九。（《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七律·送瘟神》，1958年7月1日）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七律·到韶山》，1959年6月）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1日）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七律·为女民兵题照》，1961年2月）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七律·答友人》，1961年）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冻死苍蝇未足奇。（《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杂言诗·八连颂》，1963年8月1日）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跷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贺新郎·读史》，1 964年春）

　　鲲鹏展翅，九万里……吓倒蓬间雀。（《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纵观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创作的诗词就会发现，他辉煌的诗词植根于其伟大的实践。他用革命家的气度和艺术家的笔触，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地上绘出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写下了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壮丽“史诗”。在其诗词中讴歌的是大自然富有生命活力的情态，记录的是人民军队的战斗经历，概括的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和建设祖国的历史，歌颂的是人民和革命，表达的是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除此之外，诗人与普通人一样，也有着生死感怀。毛泽东在其诗词中所叙述的“山·水·人”，不但是其诗词中所描绘和表现的对象，更主要的用意还在于作者以诗人兼哲人的独特禀赋，以叙写自然世界的“山水”之形，来凸现“人”的活动，讴歌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战胜“万水千山”，克服重重困难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展现的是社会发展的进程。即使是在亘古不变的“山水”间，一旦有了亿万“风流人物”的活动，就一定会谱写出“当惊世界殊”的业绩来，它既是“史诗”，更是“史实”。这种独具特色的“史”与“诗”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使诗词的思想内容和文辞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毛泽东在继承我国古代诗歌常用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方法的同时，又融入了诗人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气魄，使其诗词具有很强的透视力和感召力。借用我国梁代著名诗论家钟嵘的话来说，可谓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第七章 毛泽东诗词的正能量文化

　　近三十年来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在注释、考证、解读和研究上已达到了现代文化现象阐释的非常高的水平，获益良多。但我也感到两点不足，一是对伟人崇尚的绝对性，影响了学理的深入展开；二是拘泥于对作品修辞技艺的解读，未能非常到位地解读伟人的气度和胸襟。毛泽东诗词是独具风神的艺术品，但不仅仅是一般的艺术品，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现代史上吐纳风云、评说春秋、飞扬情志的文化现象。如果说它们是诗词，乃是大写的诗词，是拥抱着现代中国史的大事件、大智慧的诗词，是现代历史的创作者对正在创造中的历史，进行巨人般的关照、领悟和审美把握的结果。

　　对于解读这种气势轩昂、光昌流丽的文化现象，一般的文学评论的术语已经不足以将其内在的精神气质透视得深刻而到位，因而应该对它的解读创造一些新思路、新话语。我觉得应该使用中国非常讲究的“气象”一词，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象。需要解释的是，汉语“气象”一词具有多义性，这里不属于研究刮风下雨一类自然现象的大气科学，而属于研究人的气质、气派一类精神现象的人文之学。由此，它与古老中国的宇宙生成哲学相联系，体验到一种元气，或浩然之气充沛于宇宙之间和人的心胸之际，这种生命气息不断地激荡、奔涌、翻卷着人的情感、气质、气派和想象力，由气成象，从而创造性地形成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人文气象。与“气象”相近的一个词是“风格”。自从法国18世纪的布封（Buffon）发表“风格即人”的名言之后，风格学的研究已经发展为文艺学的重要分支。但是，风格倾向于修辞方法的分析，气象则更加重视创造主体的精神气质、胸襟魄力。比如宋朝朱熹的《朱子语类》140卷，就使用气象一词297处，有“天地气象”、“尧舜气象”、“侠士气象”、“儒者气象”、“圣贤气象”，并引用程颐（伊川）的话说，气象好时，百事是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古人也有用气象谈文学的，比如“欧苏气象”，尤其是东坡气象，谈论更多，说他的《赤壁赋》是反《兰亭集序》的，有“蒙庄气象”。《历代诗话》说：“《弹铗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风歌》三句”等等，“略略数句，而圣贤、王霸、侠士、妇人气象自别”。

　　毛泽东诗词乃是非常人写非常事、出以非常之笔这种“三重非常”的产物，笔锋运行于现代史上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之间，却蕴含着雄伟的气魄、巨大的智慧和从容的风度，散发着一股旋转乾坤、搏击人心的审美情趣的气流。重大事件因高度的思想和想象而形成气象。这种诗词气象，导源于诗人的创造性主体，具体体现为三个重要的维度：马背写作，昆仑情怀，鲲鹏击水之气势。首先看“马背写作”的维度。井冈山是马背写作的起点，由此出发而开辟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而是那些文人书斋写作难以比拟的。它可以用炮声来代表历史发言：“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西江月·井冈山》）它可以用怒气来宣示历史正义：“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马背文章，多有山的意象：“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其一）又有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有一句词：“战地黄花分外香。”他的诗词往往从侧落笔，并不直接写正面的战争攻守，而是写战前的意志、战间的行军和战后的感受，也就是说，他不是简单地作战争的宣传，而是独具只眼地发现人类历史中的战争美学形态，战争里的人文气象。他撷取的是映衬和升华着战地碧血的审美黄花，气度轩昂而从容。

　　战争美学的独特发现之一，在于快马加鞭的马背上看到的山是有生命的，能够飞舞奔驰的。长征路上的群山可以奔腾驰走：“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不仅奔走了，而且缩小了，绵延千百里的山系竟然成了细浪、泥丸，如宋朝的《诗人玉屑》所说：“有抔土障黄流气象”，若无大气魄是不能把如此浴血苦战的千山万水看得如此“只等闲”和“尽开颜”的。这种马背山头的奔腾感，使得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也“飞起玉龙三百万”（《念奴娇·昆仑》），使得新开拓为中央根据地的秦晋高原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这种马背上看山的奔驰感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甚至影响到他坐汽车上庐山，也感到“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七律·登庐山》）。马背写作散发着山野气息和阳刚气息，充满着动感和力度。鲁迅读了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一些词作，笑称其中有“山大王气”，就是马背写作不拘格套，不同于文人书斋写作的一种独特的美。

　　其次是“昆仑情怀”的维度。毛泽东在马背上哼出诗词的时候，经历千山万水，比如诗词写到武夷山、六盘山、庐山，他是到过的，唯独没有攀登过昆仑山。但他在万里长征胜利之际，却偏偏要写一首词来宣扬昆仑精神。毛泽东未到昆仑而写昆仑，有若李白未登天姥而梦游天姥，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精神现象。一者折射着现代领袖关注世界格局的襟怀，一者折射着古代诗仙追求神仙境界而笑傲王侯的风度。昆仑情怀是无比博大的，“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而且这昆仑已不只是地理学上的庞大的山系，而是融合了诗人的旷世情怀和崇高理想，变成一座“精神昆仑”：“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这种昆仑情怀不是孤傲自高的，而是广济苍生的，它关心着“环球凉热”（也包括今日的地球变暖？），多遗赠而不称霸的。

　　昆仑情怀，在广度上是拥抱宇宙时空的博大情怀，在深度上是穿透天人之道的哲学情怀。毛泽东写诗词，好用天地合观的意象，青年时代送友人出国，看到“洞庭湘水涨连天”，他把古人常有的伤离别的情绪化作“要将宇宙看稊米”，“胸中日月长新美”的宇宙日月情怀。（《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这种宇宙日月情怀受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的鼓舞，升华为“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而且关切着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进入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哲理思辩（《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天地合观的思维，带着中国诗艺的对偶意识，自此成为诗人常用的思维方式。比如获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诗人的联翩浮想中就出现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巡天畅想，以及“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农村建设的宏图（《七律二首·送瘟神》）。回想到家乡美景时，诗人也展开天地大视野，以“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来映衬帝子乘风的白云和芙蓉国之梦中的朝晖（《七律·答友人》）。这些天地景观都是生机盎然，清新明丽的。

　　诗人的天地观充满鲜活的辩证法，不仅明丽，而且有阴沉，有明丽与阴沉的矛盾斗争。辩证法可以激发诗的内在生命，时空框架大者须避其空泛，矛盾头绪多者须避其琐屑。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毛泽东感到“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在雪压冬云、万花纷谢的严重局面中，在大境界中凸现小亮点，以梅花自拟，抒发“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情志（《七律·冬云》），预示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历史必然（《卜算子·咏梅》），这就以小亮点反衬大境界了。大境界、小亮点的抒情策略，使诗词的内在气脉洋溢着跌宕有致的辩证法的张力。再来领略1965年5月写的那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志在凌云，自然要展开天地间的大视野，此志又是“久有”，可知朝思暮想已有时日。“千里来寻故地”，却略过了当年的战争回忆，所见是“到处莺歌燕舞”，不再是“黄洋界上炮声隆”，既然“更有潺潺流水”，也就没有“风烟滚滚来天半”。诗人使用的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种不写之写的手法，“不写”是略去当年战争的形迹，“写”是超越了战争的形迹而看取井冈山精神。词中揭示的井冈山精神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天地气象，又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历史哲学。昆仑、天地、日月，这是高出人间又哺育人间、超越人间又普照人间的巨大时空，在这种“超级时空”中可以豪情干云、想象飞驰、气概鼓荡。只有心灵中敞开大时空，才能在诗词中涵容大气魄，二者相得益彰，托出雄奇浑厚的想象力和精神气象。

　　其三是鲲鹏击浪的气势。毛泽东喜欢用《楚辞》、《庄子》、李白、李贺的典故，但多是随手拈来，另出新意，不为典缚，在活用、反用典故中激发新的生命。用典故须用活法，不能用死法，用到能化入自己抒写情志的脉络之中，始可谓之高明。比如《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毛泽东诗词用得较多，1918年送友东行，就唱出了“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这是鲲鹏意象的正用，正用为壮志凌云的意象，到了1930年却出现鲲鹏意象的反用：“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里的鲲鹏已不是远行的壮士，而是腐恶的敌人。1963年再用这个意象来象征和悼念一位开国元帅的时候，所用的手法变成侧用了：“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蓬蒿中的斥鷃嘲笑高高飞翔的鲲鹏大鸟是冒险和徒劳，这是从侧面写鲲鹏式的英雄人物的不顺利的生存处境。从侧用到深度使用，这又是典故使用法的一项突破。1965年秋写的讽刺苏、美、英“三家条约”和赫鲁晓夫“福利共产主义”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深度使用了鲲鹏的意象：“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这是对《庄子·逍遥游》典故的引申，然后摹拟“鸟儿问答”的口吻，影射国际时事，把严峻的国际较量加以喜剧化。那只蓬间雀为战争威胁吓倒，却去营造自己的空中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对同一个意象的正、反、侧、深等多种方式的运用，显示了诗人把书读活了，不是典故的奴隶，而是典故的主人，随意驱遣，变化生妙，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审美把握能力。典故的使用，不刻板地重复前人，也不拘泥地重复自己，或者故意重复却加以点化而成“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反重复”，这是诗文大家的能事，从中散发着令人感觉到“熟悉中的陌生”的大家气象。鲲鹏击水之气势的另一层意义，可以向毛泽东早年的名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中寻找。这一名句当然也用了《庄子·逍遥游》中转述的典故：“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对击水行为，毛泽东是作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节的盛事来对待的：“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他主张在大江大河中锻炼体魄和意志，年逾甲子之后，他还把“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与古代圣人在川上所说的“逝者如斯夫”联系起来（《水调歌头·游泳》），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从游泳中生发出气度，生发出哲学，这和他早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磨炼武勇之意志的体育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同样（甚至更加）非常值得注意的，击水行为之所以如此有气势而令人难忘，是它用了“三千里”这个数量计程，并且与“人生二百年”这个数量计时相对仗。这就涉及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数字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数学与哲学，向被视为“科学之科学”。数字指向宇宙的时空维度，指向天地万物的计量，指向历史发展的进程，指向人类思维的有序和无序，某些神秘的数字还指向人类精神的隐秘。如《老子》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之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相生八卦”，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之所谓宇宙起源于纯洁而深奥的一，渐次达到圣洁的四，然后生出圣洁的十，从而成为天下之母，成为万物之锁钥。以原始思维为根，数字在极浅白中包含着极深刻，极简单中包含着极复杂，极轻盈中包含着极厚重。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当然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毛泽东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兼茂，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围剿”中那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概括（《七律·长征》）解放战争攻克南京，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大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由于这些数字出自大怀抱、大手笔，又与鲜丽独特的意象进行多姿多彩的组合，在运用手法中又呈现具体性和概括性、空间延展和实践飞跃的多样性及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因而颇有一些数字句成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为千古妙句。比如《七律·登庐山》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之后，又有数字句为“云横九派浮黄鹂，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之后，又有数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些数字或为地理方位，或为江流走势，或点亮神话物证，或对天象进行人间剪裁，都令人联想到“李白文章，锦心绣口”，展开了一番别有情致的天上人间的精神畅游和文化对话。

　　诗情与政论、哲理、史识四者交融，使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运用，出现了一些超越性的创造。他不再拘泥于数字的准确刻度，而使数字无数，从而进入了宇宙和历史的诗意化自由空间。《沁园春·雪》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其中的“多”和“无数”，比起已经概括化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进一步虚化而带上超越感。虚化的超越使世人自由地出入历史空间，高屋建瓴地评点历朝雄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并由此产生充满历史创造自信感的伟大的“面向今天，面向未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据说1945年8月《沁园春·雪》随毛泽东出席重庆谈判而传至山城，引来政界文坛交口称诵，急得国民党当局暗中组织文人作诗填词要把它比下去。这中间也许不乏“学富五车”的文士，不乏“才高八斗”的诗手，惟有一点，他们无法具有毛泽东式的政见、哲思、史识和诗胆，也就无从窃得有这四者交融而成的诗词气象了。1963年面对国际上来势汹汹的反华浪潮，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更是操持数字策略，把地球和历史长河伸缩处置，高占地步地评述世界风云，显示出一种气象宏大的世界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里连用三个“几”字，既指出苍蝇们只占人类极少数，又暗示着无须细算它们的人头和动作，也知其嗡嗡者只不过如同“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一样，很难有什么出息。对于历史进程，诗人却表现出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种短促的句式和巨细悬殊的时间对比，展示了诗人总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局势，要奋起行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实践家的敏感锐利的气质。这种气质表达，得益于一连串数字词的灵活运用，却令人几乎忘记了这些数字词的刻意安排的痕迹。数字本来用以表示时间的刻度，但数字的诗化处理，则可以使之或概括、或具体、亦虚化、亦超越，从而把诗人的博大胸襟或精微的体验融合于其间，再加上中国语言的对偶功能的强化作用，数字就成了开启诗词的精神气象的钥匙。

　　最后还想谈一谈毛泽东诗词中的手势表达。手势也是一种“语言”，一种发自内心、连通着气质、形之于肢体的“语言”，其中蕴含着许多关于做手势者的独特信息。只要到过敦煌石窟的人，都可能为那数以千计的佛像的千姿百态的手势感到精神震撼，从中感受和揣测到佛门启示世俗的丰富复杂的意义。佛像手势是人间手势的模式化、仪式化和神圣化。在人间世界，手势有时联系着人的习性和品格。毛泽东的手势极能体现他的气象，我们只要翻阅他的历史照片，在延安，在天安门，在抗大讲堂，在重大会议，都会感觉到他的手势非常直观、非常生动地展示着他的心迹和气度。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飞机大门上举起白色通帽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被摄影师抢拍下来的这一瞬间手势，拂动着历史风云，报告文学家方纪写了名文《挥手之间》，展示和发掘了这一手势可能具有的意义和风采。

　　毛泽东诗词的不少语句，都可能刺激我们对诗家手势的联想，无以名之，姑称为“潜在的手势”。直接见诸文字的“显在的手势”，也令人难忘。较早出现是1923年告别杨开慧夫人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毛泽东对词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由此改写了“词为艳科”、以婉约为常态和大宗的文体生命形态。这首《贺新郎》的总格调偏于婉约，却以一个坚毅的手势，摆脱恩爱夫妻述说“算人间知己吾与汝”的愁丝恨缕，以豪放来牵引这番婉约。惟此，才能把首阕的结尾改作“人有病，天知否？”的反问，把全篇的结尾改作“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的期待。没有如此手势打头，是难以牵引如此突生刚劲的结尾的。也就是说，一个手势表达他献身革命的情志，从而把状写柔情的婉约纳入投身事业的豪放的框架之中了。另两个手势，一是《沁园春·长沙》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二是《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指点”是少年才俊的意气风发，“屈指”是长征胜利后的哲学反思。一者俊逸，一者从容，都体现了动人的精神气象。毛泽东的手指似乎既可以屈入二万里路程，又可以弹出三十八年的时间，令人不得不赞叹这真是超级大力士的手指。弹指源自佛家的“一弹指”，极言时间短促，如司空图《偶书》诗云：“平生多少事，弹指一时休”，发出了对人生有限性的感慨。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样一弹指，弹出的竟然不是人生短促的慨叹，而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凌云壮志。他还写有一首《念奴娇》，竟把“弹指”当成习惯动作来重复：“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这次弹指力量更是不可估量，除了弹出了三十八年的时间外，还弹出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效果，这也就是这首词接着写到的：“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这些诗词以独有的手势，弹拨着时间，旋转了历史，挥动着情感，评点了天下风云，如此手势，诚可谓是一种推动历史进程，召唤和感染了亿万民众的出色的历史姿态。

　　毛泽东诗词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现代历史的高耸入云的精神坐标，其间的气象是20世纪中国在艰难困苦的风云变幻中开国建国气象的诗性大展现，可做的大文章尚多，这里只不过开了一个头。毛泽东的词曾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也不妨一问：有谁的诗词能够有他那种人在马背，剑截昆仑，思接鲲鹏的魄力呢？不周山和昆仑山，在古人心目中是天柱、天梯，他诗词中那种对触倒不周山的老神话的新诠，以及倚天抽剑截昆仑的新神话的理想告示，无不使人感受到姿态雄伟、情感纵横，以浩然之气更新天地万象的历史力度和精神力度。所谓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象，乃是一个巨人的心灵回响，回响在现代和未来的历史回音壁之上。由此可以走近他的诗词世界的本质。

　　第一节 毛泽东诗词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又是独领风骚的诗词巨匠。毛泽东诗词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寓意深刻、意境高远，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辛历程的艺术再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毛泽东诗词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当今时代依然彰显其光辉和魅力，是常读常新、常悟常新的传世经典。

　　一、毛泽东诗词是满腔热忱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的光辉典范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是政治家诗人。他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小序”中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寥寥数语，显示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绝非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在抒发对黎民百姓身处疾苦的深切关注和忧虑，对人民群众获得福祉的无比喜悦和欣慰。毛泽东诗词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和为民意识。

　　毛泽东诗词中多次出现“我”或“吾”字。“春来我不先开口”，“君行吾为发浩歌”，“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些“我”是指作者本人。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不会沉湎于创作者自我情感体验的那种“小我”之情，而是要抒发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不懈奋斗的“大我”之情。“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在这些诗句中，“我”已经融注于阶级和民族的“大我”之中，“我”既是自我，也是我们；既是个体，也是群体；既是个人，也是大众。而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六亿神州尽尧舜”，“中华儿女多奇志”等诗句中，“小我”已经整个被人民大众的“大我”所涵盖，完全升华为“无我”之境。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注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才会明确说明“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诗言志”的中国诗歌传统，被毛泽东提升为“小我”与“大我”合一的全新境界。

　　毛泽东用如椽大笔和盖世豪情塑造了人民群众群体形象，热情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新中国成立后，亿万劳动群众战天斗地、奋发图强的丰富实践成为毛泽东诗词的生活源泉。

　　毛泽东笔下的群体人物和英雄形象是正义的化身，具有崇高理想和共同奋斗目标。“六月天兵征腐恶”，“要向潇湘直进”，“不到长城非好汉”，“宜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一旦觉醒并汇入时代发展潮流，将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横扫千军如卷席”；“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民群众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创造者，不仅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二、毛泽东诗词是中华民族追寻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画卷

　　毛泽东没有直接使用中国梦这个词，但其诗词不仅生动记录了他一生的奋斗足迹，也形象地寄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救亡图存和励精图治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担当，深刻展示了中国梦的理想境界、精神特质和人间正道。

　　“中华儿女多奇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的人生志愿是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痛斥袁世凯卖国行径，“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毛泽东发出振聋发聩的诘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走上革命道路后，更是将人生追求同全中国、全民族、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危局中奋起，“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执著地探寻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毅然上山闹革命。此后，毛泽东戎马倥偬，不再“书生意气”，而是横槊赋诗。正如他晚年所感叹的，“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致力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根据地发展，要打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割据状态，要粉碎“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军事围剿。他追求“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大同愿景。经过28年浴血奋战，特别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走过弯路，但中国社会依然发生了沧桑巨变。毛泽东诗词转向抚今追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新生事物，讴歌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换了人间”，“旧貌变新颜”，“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毛泽东为此而欢欣鼓舞。他热情讴歌“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现实盛况，极力营造“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的喜人场景；热切追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发展速度；急切规划“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治水工程；努力调动“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建设热情；倾力培养“不爱红装爱武装”，“拒腐蚀，永不沾”的一代新人；殷切构建“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美好社会。毛泽东这些诗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至今依然令人心驰神往。

　　三、毛泽东诗词是弘扬中国精神和激发中国力量的不竭动力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也是毛泽东诗词的精髓，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毛泽东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对古典诗词进行继承与创新，使其服从并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雄奇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

　　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人民，是毛泽东奋斗终生的全部意义，也是他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在传统文化中，江山俨然就是祖国的代名词，“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中始终与山为伴，有多首作品以“山”为题，如《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七律·登庐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毛泽东喜欢把“山”与“红旗”两个意象联系在一起，如“山下旌旗在望”；“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红旗”象征着革命道路和革命武装，“山”加“红旗”意象是毛泽东长期革命生涯的真实缩影。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毛泽东钟情于山，又超越于山，以山言志，以山造境，把山写得仪态万千、瑰伟雄奇。会昌山“颠连直接东溟”，昆仑山“横空出世”，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井冈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春山“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夏山“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秋山“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冬山“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晴天的山“天高云淡”；雨天的山“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毛泽东登山则情满于山，山是他的胸怀， 是他的性格， 又是他的形象，堪称“无山不入诗，入诗成绝唱”。

　　臧克家在称赞毛泽东书法时写道：“兼百家之专长，任大笔之纵横，尊古而不泥古，创造精神郁勃乎其中。”用这话来评价毛泽东的诗词艺术也非常恰当。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从创作原则、表现方法到作品主题、意境、形象、语言等诸多方面对传统诗体进行了全方位改革，既富有创造性又合乎艺术规律。毛泽东诗词评史则对历史有新看法，论人则对人物有新见识，写物则对物象有新寓意，记事则对事情有新视角，是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与现代生活内容完美结合的艺术奇葩。仅以《卜算子·咏梅》为例，陆游眼里的梅花遗世独立、消极退缩、凄凉愁苦、孤芳自赏。毛泽东“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一“俏”一“笑”令人耳目一新，反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

　　毛泽东诗词字里行间洋溢着浩然之气，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既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又有扣人心弦的穿透力；既有催人奋进的感召力，又有朴实无华的亲和力。毛泽东诗词所蕴涵的中国精神，能够激发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力。

　　四、毛泽东诗词是促进正己修身并提升人生境界的鲜活教材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伟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泽东诗词是其伟岸人格的艺术展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的巅峰之作，通篇气贯长虹，“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更是不同凡响。诗如其人，毛泽东笔下的“山”气魄宏大，正如《十六字令·三首》所写：“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真乃“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天若要塌下来，有山来顶着撑着。共产党人为人清白、无私无畏、顶天立地、勇于担当的使命感、责任感、道义感骤涌笔端。

　　“看万山红遍”，“寥廓江天万里霜”，“万木霜天红烂漫”，“极目楚天舒”，“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视通万里，总是把自然场景写得壮阔无边。“阅尽人间春色”，“往事越千年”，“一从大地起风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思接千载，纵贯古今，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穿越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显示出毛泽东奋发有为、抢抓机遇的顽强意志和迫切心理。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毛泽东藐视困难，刚毅果敢。“我自岿然不动”，“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毛泽东直面任何挑战，气定神闲，从容淡定。“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局势，毛泽东百折不回，斗志昂扬，豪情万丈。“但看黄花不用伤”；“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身处逆境时乐观积极、洒脱豁达。“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面对胜利与辉煌，毛泽东心如止水，理性冷静，谦虚谨慎。

　　“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勤俭朴素、清正廉洁，堪为楷模，堪称典范。正因为如此，学习毛泽东诗词，能够充分领略毛泽东博大的胸襟魄力，崇高的精神境界，非凡的伟人气度和灿烂的人性光辉，使我们的人格意志变得更深邃、更坚毅、更广博，从中获得人生的大境界、大智慧、大方向。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与群众文化

　　纵观20世纪中国诗坛，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感染和熏陶了几代中国人。首先是因为它具有感人肺腑、雅俗共赏的文化魅力。而宣传规模空前、媒介形式多样，传播时间持久，对其推广普及也功不可没。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值得研究的独特文化现象。毛泽东诗词以无与伦比的方式走近大众、贴近生活、与大众文化水乳交融，最终也变成了一种蔚为壮观的群众文化。

　　铅印书香润心灵

　　毛泽东早期的诗词作品，主要是在亲属、诗友、战友之间流传，这种人际传播方式影响有限。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该书收录了《七律·长征》。1945年11月14日，吴祖光在《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刊登《沁园春·雪》，引起巨大轰动。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首次刊载毛泽东18首诗词。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刻印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37首），一时“注家蜂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70年代，毛泽东诗词一直是出版界的一个热点，公开发行的印数突破4亿册。各类学习小组自行编印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林林总总，有手抄、小报、铅印、油印等，数量也十分可观。其内容偏重政治诠释，轻视艺术鉴赏，水平参差不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诗词的出版与研究重新回归理性，各种选集、鉴赏、诗话等图书数以百计。迄今为止，毛泽东诗词版本丰富多彩，装订风格有平装本、精装本、线装本、套塑本等；开本规格有小8开、12开、16开、32开、64开等；印刷形式有铅印、石印、木刻、影印等。

　　值得一提的是，几十年来，毛泽东诗词还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这些毛泽东诗词的外文版本，既有由中文直译的，也有经由其他语种转译的。由于中外译者的共同努力，毛泽东诗词已经传遍世界大多数国家，使它在国际诗坛熠熠生辉。

　　余音绕梁撼心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分别由王承俊（久鸣）、劳舟谱曲的《七律·长征》《沁园春·雪》，便已在敌后根据地传唱。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毛泽东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劫夫、贺绿汀、陈志昂、郑律成等名师佳作。1960年6月版的由北京大学学生音乐创作组集体作曲的《毛主席诗词大合唱》，是最早的毛泽东诗词歌曲版本。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唱了《七律·长征》等三首毛泽东诗词歌曲。随后，中央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创作的《毛泽东诗词交响组歌》引起了强烈反响。1966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专场演唱了毛泽东诗词歌曲。1970年，田丰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五首》名噪一时，1973年周恩来总理还将它用于接待基辛格。用京剧、昆曲、豫剧、湘剧等传统戏曲形式演绎毛泽东诗词，比如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撼人心魄、堪称经典。

　　20世纪80年代以后，《毛泽东诗词歌曲选》《毛泽东诗词歌曲集》《毛泽东诗词歌曲百首》等唱片、音带、像带层出不穷。一些影视剧，如《解放》，专门配了毛泽东诗词插曲。在各类音乐会、演唱会上，毛泽东诗词歌曲不绝于耳。

　　翰墨诗情入画屏

　　苏轼评论王维诗作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壮阔激越的毛泽东诗词使画家们不断产生灵感与创作欲望。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画家都创作了毛泽东诗意画，如刘海粟、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关山月等。傅抱石最早画毛泽东诗意画，作品也最多。1950年他根据《清平乐·六盘山》，首次尝试创作毛泽东诗意画。1959年他与关山月联袂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国画，精心描绘《沁园春·雪》所表现的壮美河山，毛泽东亲自为该画题款“江山如此多娇”。

　　李可染是继傅抱石之后，将毛泽东诗意画创作推向更新艺术境界的代表画家。他一生创作了不少毛泽东诗意内容的宏大巨制。1962至1964年间，李可染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为主题创作了七幅画作，可谓诗与画情景交融、匠心独运。翰墨诗情入画屏。画家们以不懈的努力和不间断的创作，传递毛泽东诗词的崇高艺术境界，将毛泽东诗意画引进大众的审美领域。诗意画为人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提供了新的方式，使丰富含蓄的内容变得更加形象直白、一目了然、赏心悦目。

　　挥洒诗词传神韵

　　毛泽东诗词独领风骚，毛泽东的书法也自成一体。出版部门将毛泽东诗词手书汇总，出版了成册、单页、裱装、宣纸木版水印、石刻拓片等多种毛泽东诗词手稿本。1967年5月1日，当时的邮电部发行一套8枚纪念邮票，其中第二枚图案有“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毛泽东手书。1967年10月1日、10月6日和1968年5月1日，邮电部分三次发行“文7《毛主席诗词》邮票”共14枚。除第一枚采用毛泽东在杭州抄唐诗的照片外，其余13枚均选用毛泽东诗词手迹。随着这套邮票走进千家万户，毛泽东诗词及其书法魅力也更加深入人心。

　　很多书法家钟情于毛泽东诗词，挥毫泼墨，几乎所有的书法展览都能够看到毛泽东诗词的踪迹。一些书法家为了使书法爱好者在练习书法的同时，兼学毛泽东诗词，出版了实用性和艺术性兼备的字帖本。不同时期出版的字帖主要是毛笔书法，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魏碑等各种字体。比如，1973年10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1975年4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费新我书写的《毛主席诗词行书字帖》。无论是赏析作者手迹，观赏书法展览还是临摹字帖，都拉近了人们与毛泽东诗词的距离。

　　走进课堂育后人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陆费逵曾经指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大、中、小学语文教材内容几经沧桑。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首次将《七律·长征》收入初中课本。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诗词大量编进教材，走进课堂。1967年初，周恩来明确建议学生要学习毛泽东诗词。各个大学的中文系更把毛泽东诗词当成复课学习的重要内容，编辑刊印毛泽东诗词教材、讲义蔚然成风，公开出版和校际交流的内部教材不计其数。

　　1978年之后，教材进行了多次改版，但毛泽东诗词与语文教材依然如影随形。在现行的人教版、苏教版和粤教版等中小学不同年级的语文课本中，《七律·长征》《卜算子·咏梅》《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等作品均有出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教材录选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尽相同，但毛泽东诗词进入教材、走入课堂，对于培养学生的古典诗词兴趣和普及毛泽东诗词影响至深。

　　飞入寻常百姓家

　　毛泽东的诗作多采用古典诗词形式，堪称是高雅艺术的精品。时光流逝，并没有消减不朽作品的永恒魅力。伴随着传播范围和普及领域的不断扩大，毛泽东诗词“飞入寻常百姓家”，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地滋润着中国人深厚绵长的毛泽东诗词情结。

　　但凡可以进行装点的空间和物品，都可能有毛泽东诗词的文字或图像点缀其间，成为人们喜爱毛泽东诗词的见证。笔记本里有毛泽东诗词插页，挎包和草帽上印有毛泽东诗句，火柴上贴有毛泽东诗词火花，扇面上有毛泽东诗词手迹，墙上挂着毛泽东诗词宣传画。各种毛主席像章或植入毛泽东诗句，或附有梅花、劲松、红军爬雪山等图案。过去，人们去照相馆照相，也要在照片上题写“风华正茂”“恰同学少年”等诗句。走进艺术品商店，毛泽东诗词主题的工艺品为数不少。在客厅、书房、会议室、接待室、办公室、酒店大厅、茶楼等各种场所，毛泽东诗词的字幅、镜框或者屏风也时常可见。

　　第三节 毛泽东诗词与华夏文化

　　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诗词不过几十首，但思想深刻、意境高远、博大精深。究其原因，毛泽东诗词不仅高度浓缩了毛泽东的人生追求、伟大实践和深邃思想，而且也艺术呈现了华夏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多样和勃勃生机。解读毛泽东诗词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不仅有助于领略毛泽东诗词的厚重底蕴，也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贡献。

　　学习：绿杨树下养精神

　　毛泽东曾把求学经历描述为“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但他从未间断对华夏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他从８岁进私塾求学开始，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读书，始终与中国华夏文化水乳交融。毛泽东一生题词无数，但写得最多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七个字。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以书为伴，博览群书，近乎痴迷。后来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藏书达9万多册之多。在众多书籍中，他最偏爱文史古籍，从先秦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史作，包括正史类、稗史类、演义类、文学类……几乎无所不读，全而盖之。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他24年不离身边，反复研读。一部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他竟看了17遍之多，堪称是博览古今的大学问家。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更是情有独钟，涉猎的诗词作品遍及历朝历代。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集，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从诗的内容看，叙事、记怀、抒情、写景、咏史、怀古的他都读。从诗体看，古乐府、律诗、绝句、词、曲、赋都一并涵盖，可谓是博览广收，兼采众家之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广，对古典诗词烂熟于心，在文章、报告、书信、谈话、题词中，为说明观点、论证事理、表达感情，他能够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处处彰显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卓越的诗人才华。

　　继承：东临碣石有遗篇

　　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国华夏文化中居于独特地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是流传最久远最普及的文学体裁。毛泽东曾说，“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然而，他本人对旧体诗词却乐此不疲，“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

　　毛泽东全面继承了古典诗词的民族风格与中国特色。他的诗词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既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还有七绝杂言诗。他更擅长填词，运用了20多种词牌形式，如沁园春、贺新郎、菩萨蛮、念奴娇、蝶恋花等。他深谙诗词写作规范，语言精当、对仗工整、结构严谨、韵味无穷。他经常巧妙引用、借用、化用古诗词中的名言佳句。在毛泽东诗词中，从文化名人、历史典故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国华夏文化元素几乎无处不在。

　　在思想内容方面，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古典诗词源于《尚书·尧典》“诗言志”的优良传统，在价值取向上吸收了儒家文化以“仁学”和民本思想为基础的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始终突现一个伟大革命家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和不懈追求。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饱含“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忧患意识，充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富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顽强意志，强调“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政治抱负，满怀“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推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积极态度，秉持“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的豁达心态。

　　而在表现手法方面，毛泽东诗词更多地受到以道家理念为源头的讲意境、重气韵，强调个性自由和浪漫情趣等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庄子、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文采飞扬、热情奔放、纵横捭阖，不管是写自然景观、写动物姿态、还是写社会实践，都充分表现出宏大气魄和洒脱之气，深刻揭示出事物和人物的内在本质，折射出美学和哲理的绚丽光芒。

　　批判：倒海翻江卷巨澜

　　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是，他特别信奉孟子的说法：“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从来不盲目迷信传统文化中的所有内容。早在少年时代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时，毛泽东发现这些书中讲的都是文官武将，一味地颂扬帝王将相，从来没有人去正面塑造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形象。毛泽东的批判性思维促使他开始认真反思究竟谁是国家和民族的真正主人这一重大历史命题，他最终成为华夏文化那些消极因素的叛逆者。这一政治立场既展示出毛泽东诗词内容与华夏文化相反相成的渊源关系，又表现出毛泽东反叛传统、超越传统的宏大气魄。

　　柳亚子曾盛赞毛泽东诗词是“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贺新郎·读史》纵论中国历史，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诗意表达。“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不免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的那句话：“满本子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是对英雄史观的大胆嘲讽和彻底批判。“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铖”，毛泽东充分肯定“奴隶”“卑贱者”的历史地位，称赞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风流人物”。他在注释《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明确说明“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毛泽东以史无前例的如椽大笔和盖世豪情塑造人民群众的群体形象，热情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社会实践。

　　革新：战地黄花分外香

　　古人很早就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推陈出新”是毛泽东1942年为延安评剧院所作的题词。他推崇古为今用，但认为这个“用”并不是简单照搬，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意境，从题材到风格，对传统诗词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创新，使其既富有革命性又充满艺术性，极具民族个性又饱含时代精神。正如郭沫若所说：“主席的诗不能说是旧的，不能从形式上看新旧，而应从内容、思想、感情、语汇上来判断新旧。”毛泽东诗词评史则对历史有新看法，论人则对人物有新见识，写物则对物象有新寓意，记事则对事情有新视角，是华夏文化形式现代化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学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传统又突破传统。1954年夏，毛泽东挥笔填写了大气磅礴的《浪淘沙·北戴河》。谈及这首词的创作缘由时，他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属于缠绵婉约一类，我就以这个词牌反其道行之，写了一首奔放豪迈的，也算是对古代诗坛靡弱之风的抨击吧。”历代咏梅诗作不计其数，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绝妙佳作。陆游词中的梅花在凄风苦雨中遗世独立、孤寂冷漠、消极退缩、凄凉愁苦。毛泽东则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一“俏”一“笑”令人耳目一新，反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采桑子·重阳》是咏秋之作，“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毛泽东一扫“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秋情结，称颂战地黄花的馥郁芳香，赞美秋日风光的苍劲寥廓。《孙子兵法》主张“穷寇勿追，”而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毛泽东为了中国人民的长治久安，反其意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对古典诗词革故鼎新，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形成了中国悠久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第四节 毛泽东诗词与高雅文化

　　《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毛泽东诗词中几乎找不到“美”字，但它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壮阔，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和深邃的思想启迪，不容置疑是一座艺术美的宝库。毛泽东诗词继承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以美铸诗、以诗证史，蕴含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

　　尽善尽美美善相乐相传舜帝南巡至湘江流域，见山川秀美，欣然奏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考“韶”字形，为“音、召”凤凰之意，韶山因此得名。《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乐有“中华第一乐章”之美誉，与中国古人尤其是儒家的一种重要审美标准，即“美善相乐”休戚与共。美而不善非谓真美，善而不美亦为缺憾，“美善相乐”构成了中国文艺的内在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相乐”是儒家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美学的主要特征。历代美学家、文学家、评论家在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问题上，多数都主张美与善相统一，都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美学思想对“善”的推崇，具体到诗词创作领域，便形成了“诗言志”这一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命题。生于斯而又熟谙传统文化精髓的毛泽东，自然也受到这一美学观念的深刻熏陶和影响。

　　“美善相乐”体现为“以美储善、善中孕美”。毛泽东从来不为写诗而写诗，其审美趣味具有把理想因素与现实因素相互渗透的创作倾向。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诗言志”的传统，娴熟地运用古典诗词这一文学形式，抒发着一代伟人明睿、高昂、奋进、自由、崇高的博大情怀。毛泽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正如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云：“有第一等胸襟，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之歌、正义之歌、刚强之歌、快乐之歌、英雄之歌、胜利之歌，具有向上向善的巨大张力，蕴涵着鼓舞人、激励人、感染人、塑造人的审美价值和教育功能。

　　和谐共处天人合一宋代张载首先提出“天人合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久远的一个核心理念。“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人与自然和谐互通。《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中庸》：“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强调涵养“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审美思维，是中国古人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精神家园，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主导精神。寄情山水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最高形式，山水和谐之境是中国古典艺术意境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诗词大多属于反映革命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抒情言志之作，但其情志的表达是通过自然意象的传神写照来实现的。毛泽东具有天人合一的浓郁情结，他在心物交融的丰富体验中，把花草林木、风雷雨雪、山岭峰峦、江河湖海、春夏秋冬等描绘得出神入化、仪态万千。天人合一是毛泽东的哲学观念与审美情趣，也是他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面对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长夜难明赤县天”“绿水青山枉自多”，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重塑天人关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在“天问”中质疑社会不公与黑暗。“欲与天公试比高”，他誓与不可一世的“天公”分庭抗礼。“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革命要从根本上扭转乾坤。而新中国的横空出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于是“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阳刚阴柔刚柔相济画家徐悲鸿有一联：“白马秋凤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画家吴冠中也曾书“骏马秋凤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大同小异的两个诗句，涉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阳刚与阴柔，亦称壮美与优美，西方人称之为崇高与优美。这是自然美的情态，也是艺术美的神韵。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巍巍乎而洋洋乎，是阳刚之美；韩娥唱歌，余音绕梁三日，悠悠然而袅袅然，是阴柔之美。具体到诗词尤其是宋词的艺术风格，便有了豪放与婉约的区分。明代张世文在《张刻淮海集》首先提出：“词体大约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尔。”豪放词对应阳刚，如“大江东去”，壮阔高远；婉约词对应阴柔，恰“晓风残月”，细腻低回。阳刚阴柔，各有韵味，可以偏胜但不可以偏废，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

　　毛泽东诗词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纵横捭阖，豪迈雄浑，充满着阳刚之气和奔放之美。但毛泽东也深谙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所谓“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豪放而不粗疏，婉约而不柔靡。毛泽东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毛泽东气贯长虹，但他也有婉转含蓄、柔情似水、黯然泣下的浓郁情感。他的笔下既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境象阔大，也有“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妩媚可人；既有“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暴风骤雨，也有“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的和风细雨；既有“粪土当年万户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钢铁意志，也有“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热泪欲零还住”“斑竹一枝千滴泪”“泪飞顿作倾盆雨”的绵绵深情。

　　明白晓畅雅俗共赏战国时代宋玉在《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下里》《巴人》是民间歌曲，《阳春》《白雪》是高雅歌曲。晋代诗人陆机《文赋》首次采用这种说法来评价文章：“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他用《下里》比喻普通文句，用《白雪》比喻精美佳句。雅与俗本身并无褒贬色彩，不过是文艺作品在功能和风格上的某些差异。“下里巴人”中有传世精品，“阳春白雪”里亦有平庸之作。明代孙仁儒在《东郭记》中最先提出“雅俗共赏”的审美尺度：“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清代李渔也强调：“诗词未论美恶，先要使人可解。”雅俗共赏是古往今来普遍认同的审美标准，是中国人对艺术美的共同追求。

　　毛泽东曾经说过：“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他的诗友几乎都是文化名流或者诗词大家，他只在这个“朋友圈”里才会进行诗词唱和。但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却绝不仅仅是面向这些人的，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他一贯倡导文艺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始终致力于使中国古典诗词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贴近大众。他历来反对使用古奥偏典，绝不故作艰深晦涩，即便用典也往往都是人们颇为熟悉的，不作解释也不致产生歧义。他注重选用新鲜质朴、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甚至将日常口语直接入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堪称是典雅与通俗相统一的典范，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将诗文美分为阳刚美与阴柔美。清姚鼐宗奉这一理论，并对之作了概括与总结。他在《复鲁絜非书》中说：

　　……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雷，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远视，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煗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1

　　当然，姚鼐也同时指出了，阴柔阳刚二分，只是举其大端，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美的特征丰富多姿，“品次万亿”。

　　姚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诗”的，也可以说是同时讲了诗的审美特征。

　　我国是一个诗的大国，诗词美学发展史，源远流长。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已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诗经》中的作品，已相当成熟了，诗之所以为诗的两大美学要素，含蓄美的言志﹙或曰抒情﹚和音乐美的语言，已达于完美结合，诗的创作方法，思维规律，审美特征，都为后世的诗创作及发展奠定了基础。仅就诗的审美特征而言，三百零五篇，概言之，则分为阳刚美与阴柔美，如《伐檀》《硕鼠》《无衣》，明显是阳刚美之作，《关雎》《氓》《蒹葭》，明显属阴柔之美。

　　这两种诗美特征，在以后两千多年的诗词审美创作实践中，都有了发展和丰富，各自的审美特征，显得仪态万方，美不胜收。诸如众多诗话词话中所标举的隐秀、秀丽、清丽、清远、幽远、清新、自然、朴实、平淡、飘逸、淡雅、素雅、婉媚、绮丽、悲凉、温婉、婉约等等审美特征，都属于阴柔之美；苍凉、慷慨、悲壮、沉郁、清雄、旷达、从容、洒脱、沉着、高华、雄浑、壮阔、宏丽、明艳、昂扬、劲健、豪放等等审美特征，都属于阳刚之美。

　　最能体现阴柔之美审美特征的则是婉约，或者说，婉约将阴柔美表现得最充分，最浓郁，达于极致。

　　最能体现阳刚之美审美特征的则是豪放，或者说，豪放将阳刚美表现得最充分，最强烈，达于极致。

　　在漫长的诗美发展历程中，相比之下，阴柔美的发展则显得更充分，更强势。这只要翻翻近20多年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从《诗经》至清代的诸多鉴赏辞典之类的书，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阴柔之美的作品偏多，且有相当数量堪称为精品的篇章，诗美成就高，审美特征丰富，艺术手法多样。如以被称为“诗馀”的词来说，自唐五代起，较长一段时间内，阴柔之美独占词坛。苏轼、辛弃疾等具有阳刚之美的词出现，打破了这“一统”局面，但阴柔美仍被奉为词坛正宗。直到今天，21世纪之初了，仍有词学家坚持这样的主张。这里，要着意写一笔的，在词里，阴柔之美，北宋时，发展已极为充分，审美特征多姿多彩，审美创造的艺术手法十分丰富，优秀之作，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经典之作，亦复不少。特别是柳永、晏几道、秦观、李清照等词人，创作出相当数量的显现婉约美的精彩词作，引领阴柔美达于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李清照的《声声慢》，就是处于阴柔美巅峰状态的绝唱。再看阳刚之美，则显得逊色多了。苏轼的以“大江东去”为代表的阳刚之作，固有人喝彩，但被词坛大家李清照讥为“句读不葺”之辞。陆游、辛弃疾、刘过、陈亮等词人出，阳刚之美大振，领词坛一时风骚。这景况并未持续多久，文天祥之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这种“五十弦翻塞外声”的阳刚美之音，渐渐有点近乎“人间那得几回闻”了。到了清代后期，由于内政腐败，外患日炽，救亡图存呼声日渐高涨，诗坛的阳刚美之音也日盛，出现了如黄遵宪这样有影响的阳刚诗人。但由于古典形式美诗词的发展，整体上日趋式微，阳刚美之作虽也有少许好篇章，但没有出现引领风骚的佳作。

　　两千多年诗美发展历程的这种“阴盛阳衰”景况启示我们，阳刚美有待发展，丰富，升华，有待像阴柔美那样出现大家，创作出闪耀着豪放美光焰的大作、杰作，引领阳刚美达于“会当凌绝顶”的审美境界。

　　为要说清这一点，有必要看看古代诗论家对豪放的审美特征所作的描述。

　　唐司空图《诗品》，品的是诗的品格，亦即诗的审美特征。其中如雄浑、沉著、劲健、悲慨、旷达、疏野、高华、豪放等，明显属于阳刚之美。请看《诗品》对豪放的比拟性描述：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易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2

　　很明显，这描述所比拟的是一种至大、至强、至尊的气象，也就是豪放的审美特征。姚鼐所描述的阳刚美，只是比这个描述更充实、更形象一些。

　　我国古代诗美史上有没有这样的豪放美之作呢？有，那就是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评之为“壮丽奇伟”，并深情赞曰：“呜呼雄哉！”3可惜只有这么一首。还有没有呢？没有了。

　　众多研究宋词的学者，将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类，有出版社还出版了豪放词选与婉约词选之类的书。就集豪放词的书说吧，所收作品，基本上都是阳刚美之作，没有可称为豪放的。豪放，作为一个诗美学用语，最先给定其审美特征的是司空图。今天的诗美学者，如用豪放一词，则必须遵守其原义。这是一个科学性的问题，不能太随意。

　　阳刚美与豪放是什么关系呢？阳刚美包括豪放，但不能说阳刚美就是豪放，因阳刚美中还有慷慨、苍凉、壮丽、雄浑、沉郁等等美。豪放属于阳刚美，但不能说豪放等于阳刚美，它只是阳刚美之一。阳刚美的基本审美特征是大、强、尊。凡诗词之作，只要显现出这些审美特征之一，都可称之为阳刚美。豪放有所不同的是至大、至强、至尊，将阳刚美展现的最充分，最强烈，达于极致。这个，只要我们将《诗品》中对悲慨、沉著、高华、雄浑、旷逸等等的审美特征描述，与对豪放的审美特征描述对比观照，细加体味，就很明白了。

　　刘邦不足以称为诗人，一首《大风歌》，不足以形成豪放之美。《大风歌》之后，历朝历代，即令有如李白、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以阳刚美著称的大诗人，也都没有写出如司空图所比拟的那种有着至大、至强、至尊审美特征的豪放之作。为文学史家所盛称的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一派阳刚之气，也没有可称为豪放的诗篇。阳刚美的确有待发展，提升，有待大家大作将其引领到至美的胜境。这个诗美发展史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毛泽东的肩上。毛泽东用他创作的诗词，交了一份极辉煌的令历史十分满意的答卷。

　　毛泽东诗词，收集在《毛泽东诗词集》4中的有67首，近些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七律《读报》诗四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首，总共72首。其中，有39首是毛泽东生前亲自定稿并公开发表的，无一例外，全是阳刚美之作；有33首是毛泽东身后由权威机构认定和公开发表的，除《虞美人·枕上》词和《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等诗属阴柔美之作，以及《贺新郎·别友》是阳刚美与阴柔美对立统一之作外，有27首为阳刚美作品。两者加起来67首。

　　这些诗词，按创作的时间顺序看，最早的一首《五古·挽易昌陶》，作于1915年，诗人时年23岁，最晚的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作于1973年，诗人80岁。假如将据说是毛泽东13岁时写的《赞天井》、17岁改写的《呈父诗》《咏蛙》算作毛泽东的作品的话，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从少年到80岁高龄，一生都在从事阳刚美的诗美创造。这在我国两千多年诗美发展史上是绝无先例的。

　　这些诗词，综合地看，一方面，像前面所列的那些阳刚美的审美特征都有所显现，集诗词审美史上阳刚美之大成，仪态万方，美不胜收。一方面，发展、充实、提升了阳刚美，提别是其中的代表作如《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水调歌头·游泳》《卜算子·咏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大作、杰作，充分辉耀着至大、至强、至尊即至为崇高的豪放美的壮丽、明艳的光焰，显现出巨大的审美震撼力、振奋力、号召力，引领着阳刚美达于“峻极维高”的审美胜境。《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简直就是豪放的绝唱。而今而后，古典形式美诗词的创作，再也不可能有这样审美境界的作品出现了。

　　下面，试将毛泽东诗词豪放的审美特征做些诠释。

　　先说“至大”。其一，审美视野至大。就空间上说，常常是“背负青天朝下看”，很像卫星上摄像装置对着地球拍照，不仅是“视通万里”，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寥廓江天，还“巡天遥看一千河”，地球也显得“小小”。就时间上看，取一种大历史观的审美视野，常常“思接千载”，在历史大背景上吟咏人物，抒发情怀。“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将刘蕡放在周秦以来的历史背景上考察，评价他的历史地位。“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在从春秋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绍兴的文化背景上，评述鲁迅诗的历史地位。《贺新郎·读史》，更是从“人猿相揖别”到“歌未竟，东方白”的极漫长的大历史发展过程中论述历史。词的上片，论述整个人类迄今为止的发展史，下片，评述中国历史著作，兼叙述中国历史。我国诗史上咏史之类的作品很多，从未有这样的大历史视野之作。《沁园春·雪》，将这两种大视野统一起来，在壮阔、雄浑的大空间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史的大时间背景上，将要作中国新时代主人的无产阶级凸显出来，特别大气，特别豪迈，特别振奋人心，充分显现了“至大”之美的审美效应。其二，审美景象至大，这主要就自然景象而言。且不说“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的长江，也不说“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见”的大海，单就山的景象而论，雄浑，壮丽，奇伟，广袤，高峻……多姿多彩，气象万千。或“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或“南天奇岳”，“苍山如海”，或“颠连直接东溟”，或“欲与天公试比高”……《念奴娇·昆仑》，从空间上写出昆仑的高峻苍莽，从时间上写出昆仑的悠久漫长，从运动变化形态上写出昆仑的巨大生命力，把昆仑的天然运动与人类历史的盛衰联系起来，赋予了昆仑山以极其丰富的历史意蕴，使得昆仑山成了一个空间与时间、物质与精神的超巨型统一体。《十六字令三首》，可谓写尽了山的风流：论巍峨高耸，“离天三尺三”；论颠连起伏，“倒海翻江卷巨澜”；论孤峰峻峭，“刺破青天锷未残”；论刚毅挺拔，“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这山，已高度象征化了，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喻体，也或许是诗人的象征。当时，中华民族命运之“天”，中国革命命运之“天”，如果不是有中国共产党、红军，不是有毛泽东“拄其间”，恐怕是真的要“堕”了。这“至大”审美景象，让读者获得的审美感受是气象恢弘，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一股豪情在胸中激荡。在古典形式美诗词写作中，这《十六字令三首》，将会使一切想写山者搁笔。

　　再说“至强”。至强，就是“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至强，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刺破青天锷未残”，无坚不摧，攻无不克。至强，所显示的是英雄气概的美，力的美。《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可以说是这种美的极品之作。“百万雄师过大江”，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雄风的百万大军，“投鞭可以断流”，一声炮响，南京国民党政府如鸟兽散。“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解放军奋勇前进，蒋介石尚存的百万之众，击毙的，俘虏的，投诚的，起义的，逃跑的，很快雪化冰消，大西南、大西北遍插红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这是历史车轮前进的声音。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历史前进车轮是任何多么大的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据说，当时中央军委将这首诗用电报发往了正在向大西南、大西北进军的前线，百万大军倍受鼓舞，奋勇向前。这样的诗，“天风浪浪，海山苍苍”，“如雷，如霆”，“如决大河，如奔骐骥”，都不足以比拟其威力。这是“精神原子弹”。

　　至强，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越是艰险越向前；就是英雄胆略，大无畏精神。读读《七律·长征》。长征难不难？难，确实难！“十二个月光阴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5但红军“不怕”，且“只等闲”。“不怕”，说的是胆略；“等闲”，说的是情态。什么情态呢？旅游者领略、观赏山水美的情态。先取高远视点远眺：“五岭逶迤”，蜿蜒起伏，像波光粼粼的“细浪”；“乌蒙磅礴”，高峻莽苍，像可滚动的“泥丸”。“腾细浪”，“走泥丸”，透逸出轻松愉悦的心情。再取近距离面对观赏：“金沙水拍”，金沙江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云崖暖”，“暖”，暖色彩，栗红色。栗红色的山崖耸峙江岸，白云缭绕。江山如画，一幅多么宏伟壮美的画啊！“大渡桥横铁索寒”，大渡河，波高浪涌，一桥横陈，闪着青光﹙“寒”，冷色彩﹚的铁索紧拉着两岸岩壁，惊心动魄，充分显现出力与险的阳刚之美。“云崖暖”，“铁索寒”，心情是惊喜的，豪迈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简直是狂欢了，是战胜千里大雪山的狂欢！是长征胜利已经在手的狂欢！履险如夷，视险为乐，才是真正的“至强”，才是大英雄本色，

　　至强，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就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就是《八连颂》中的八个“不怕”，就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靠了它，我们战胜了国内外的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建设了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不是不可一世吗？《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把他比做“苍蝇”、“蚂蚁”，嘲笑他“夸大国”的狂妄，揭露他“撼树”即反华的野心，并给以警告：“飞鸣镝”，要严惩他了。四首七律《读报》，勾画了他反华嘴脸，讽刺了他讨好美帝的丑行，使他处境狼狈，终于被赶下台。

　　接着说“至尊”。先得说明一下。“尊”，作为审美用语，是根据《诗品·豪放》中“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诸语及姚鼐所谓“如君而朝万众”抽象出来的，原有“尊贵”、“尊崇”义，引申有“崇高”义，“至尊”，就是极尊崇和极崇高。

　　这种至尊之美，在毛泽东67首阳刚美诗词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审美襟怀宽广，审美情绪昂扬，审美理想崇高。

　　审美襟怀宽广。毛泽东很赞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这两句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境界要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说的“天下”，就是君与民，之中，没有他个人。这种襟怀，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难得。毛泽东诗词中的审美襟怀，与之相比，有相同点，即完全没有个人，没有个人得失的思虑，没有个人进退的感怀；不同的是比之更宽广，一是湖泊，一是海洋。他哀悼同学英年早逝，想到的是荡涤“东海岛夷”，“北山仇怨”，洗雪国耻。黄鹤楼头，他面对茫茫九派，是为党的成败、革命的出路而“心潮逐浪高”。在井冈山斗争的年月，他想的是如何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让星星之火燎原。长征途中，他想的是“环球同此凉热”。新中国建立之后，他想得更宽广，“四海翻腾”，“五洲震荡”，都在他胸中。他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让全世界“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做天下的主人”。这是一位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者的襟怀，无比宽广，也无比壮丽。

　　审美情绪昂扬。在古代诗美史上，“愁”，几乎成了阴柔美诗人的常用语，并且不是那“为赋新诗强说愁”之“愁”，是真“愁”，是“怎一个愁字了得”之“愁”，是“举杯浇愁愁更愁”之“愁”，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之“愁”。即令是很阳刚的诗人如辛弃疾吧，也是“识尽愁滋味”。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历史悲苦，是时代的弱者，注定要被“愁”折磨。毛泽东则不同。学生时代，他就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胆识，气概。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将自己完全交给中国人民，并成为中共与红军的领导人之后，他成了时代的强者，他有了历史的主动性，能顺应时代要求，按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打碎旧世界、创建新时代的革命。他在斗争的间隙中填词，在马背上哼诗。他的诗词高扬着中国革命的主旋律，回荡着人民军队胜利前进的凯歌声，高亢，昂扬，乐观，豪迈，雄风浩浩，声动九霄。“战地黄花分外香”，“踏遍青山人未老”，“天翻地覆慨而慷”，“她在丛中笑”……感情激越，情绪昂扬，是一串胜利进行曲，是一部乐观主义的交响乐章。

　　审美理想崇高。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将他的理想表达在他的彪炳千秋的文章中，也抒写在他的阳刚美的诗词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虽缘于他对当时中国革命应由哪个阶级来领导的思考，也含有他和他的同志在中国大地上“主沉浮”理想。他长征途中写的《念奴娇·昆仑》，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词中的“我”，是个“大我”，代指中国共产党、红军。这个“大我”就是要彻底改造人类社会，让全世界都进入最美妙、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七绝·仿陆游〈示儿诗〉》，表达了对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渴望。《卜算子·咏梅》，充分显示了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实现的信心。词中的“梅”已人格化了，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是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化身。她坚持理想，坚持斗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到来，她还会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去建设这个无限美妙的社会，一同去感受生活在这崇高理想社会的幸福。

　　理想是美的，崇高理想更美。其审美效应是能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照耀人们的生命航程，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崇高理想而生活，而奋斗，勇猛前行。

　　婉约，是阴柔美发展的极致，如果再往前跨一步，便是朦胧，晦涩。朦胧为诗论家所诟病，晦涩则是诗的沉疴。南宋后期至元初一些诗人的作品，就是例证。明清两代，阴柔美诗词仍占诗美的大半壁河山，也有可称为婉约的作品，但没有可与《鹧鸪天》﹙彩秀殷勤…﹚、《声声慢》相媲美的。

　　豪放，是阳刚美发展的极致，如果再往前跨一步，则是粗疏，浮夸。粗疏，浮夸不是诗。

　　诗人毛泽东出，有豪放，毛泽东之后呢？古典形式美的诗词写作，会有阳刚美的作品，但绝不会有豪放之作。毛泽东特别阳刚，天地之间的阳刚之气，似乎全汇集在毛泽东身上了。产生毛泽东的时代和毛泽东的时代过去了，古典形式美诗词中的阳刚美极致豪放也随之过去了。历史会永远仰望和怀念毛泽东，也将会永远珍惜和欣赏毛泽东为阳刚美诗词所创造的辉煌。

　　第五节.毛主席诗词伟大情怀

　　一 人民情怀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具有深厚造诣的诗人。他一生共创作了100多首诗词，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主题鲜明，既有对历史的深入反思，也有对现实的真切反映；既有对真、善、美的热情礼赞和讴歌，也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和批判。他的诗词，既是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又是浪漫主义的巅峰精品，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恢宏画卷予以高度的艺术展现。他对人民一往情深，他的很多诗词，体现了炽热的人民情怀。

　　对人民充满真挚情感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遭受苦难之深之重，世所罕见。1929年，毛泽东以四言诗的形式写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其中写道：“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1931年，又以六言诗的形式写了《苏维埃政府布告》，其中写道：“军阀豪绅地主，到处压迫穷人。利用国民政府，要捐要税不停。地主白占土地，厂主垄断资本。”诗中内容，是旧中国人民群众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统治阶级豢养的文人骚客，从来都是粉饰太平，对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不闻不问，只有像毛泽东这种真正具有人民情怀的共产党人，才能把人民装在心中，深度关注和挂念人民群众的疾苦。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诗词中也多次出现反映旧中国人民痛苦的句子。1950年10月，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国庆观剧，写下《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想起旧中国中华民族的悲惨境遇，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这是对中华民族遭受的深重灾难的真实反映，也是对帝国主义和旧中国统治阶级的强烈控诉。

　　毛泽东对人民的真挚情感是发自肺腑的。他出身于湖南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对人民群众的艰辛生存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他们的苦难生活有切身的体验。毛泽东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可以说最早源自他对母亲文七妹的热爱。文七妹出生在距离韶山冲20多里的湘乡县唐家坨一个贫农家庭，具有劳动人民的善良本性，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利人的，自己的母亲是属于第三种人。”毛泽东很爱母亲，母亲有病时，他“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母亲逝世时，毛泽东写了《祭母文》，表达了对母亲的追念之情。毛泽东由己及人，特别是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把对母亲的热爱扩展到对全体人民的热爱。这种对全体人民的热爱，超越了旧式土大夫和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狭隘的认识，获得了深广的思想内涵。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延安时期，他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把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为人民幸福奋斗终生

　　正因为毛泽东对人民爱得深沉，所以一直为人民幸福奋斗不已。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幸福奋斗的一生。在毛泽东看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的“奋斗”，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家人，而是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谋解放、谋幸福，这就是毛泽东实践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底色，也是毛泽东人民情怀的集中体现。

　　旧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人民痛苦。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为人民幸福奋斗的远大志向。在传统的文人骚客的笔下，秋天是悲凉、肃杀的代名词。而毛泽东却别开生面，在他的《沁园春·长沙》词中，年轻人“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体现了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是改造旧世界的豪言，更是建设新世界的壮举，彰显了拯救人民群众于水火的坚强意志和无畏精神，也是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坚定回答。

　　1927年9月，时年34岁的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走上了反抗反动派、为人民争取幸福生活的武装革命道路。在戎马倥偬之间，他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善于唤醒群众，发动群众，昔日的“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成长为团结一致、英勇善战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革命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奋斗的征途充满艰难险阻。不管面对任何困难和挫折，毛泽东总是保持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并奋力战而胜之。毛泽东为其《忆秦娥·娄山关》自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忆秦娥·娄山关》写了失利和艰难，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确为神来之句，一扫先前沉郁气氛，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及坚信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流露出对敌人的极端鄙视。

　　1963年，毛泽东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其中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慷慨激昂的词句。此时，毛泽东已是70岁了，但面对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攻击，毛泽东毫不退缩，表现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意志。1965年，毛泽东挥毫写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开创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重游井冈山时，已过去38年了038年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活动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国家振兴努力奋斗。如今，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中国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句，蕴含深刻的哲理，告诫人们只有保持攀登常态，持之以恒不懈奋斗，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创造人间奇迹。

　　对人民力量热情礼赞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劳动人民是“愚民”，是下贱“黔首”，是历史可有可无之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青年时代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起到的主体作用，对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予以高度评价和热情讴歌。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风流人物”，而非三皇五帝、帝王将相。毛泽东善于运用诗词，表达自己的这种人民观。

　　1964年，毛泽东发表《贺新郎·读史》，形象地表达了他对五帝三皇和底层人民的看法，是其历史观、人民观的具体反映。诗人写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词中，毛泽东认为，五帝三皇的那些“神圣事”，不过是骗人的，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是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犯上作乱”的那些人，比如陈胜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褒扬，称赞他们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风流人物”。这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信念的体现。毛泽东用诗词这种文学体裁充分展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使读者对底层人民的伟大创造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事实上，毛泽东人民至上的思想，在那首雄视千古的不朽词作《沁园春·雪》中就得到了全面反映。1936年2月，毛泽东率军渡过黄河准备抗日时，天降大雪，大地苍茫，激情澎湃，遂作此词。在词中，毛泽东认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显然，这些随着历史烽烟远去的一时豪杰，都不是毛泽东心中的英雄。那么，真正的风流人物是谁？毛泽东明确指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真正的风流人物是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

　　人民的创造伟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充分迸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的人民群众，以空前的创造伟力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前进。1954年，毛泽东写了《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上阙写雨中见到的景象，下阙遥想三国时出征乌桓的曹操，引发词人无限感慨。是呀，一千多年过去了，“秋风”“萧瑟”虽依然存在，但毕竟今天“换了人间”，现在的神州大地，与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劳动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着超越过去任何年代的伟大业绩，中华大地处处展现“新”的“人间”。1958年，毛泽东得知江西余江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消灭血吸虫之后，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在他的笔下，“六亿神州尽舜尧”，将广大的人民群众比作贤君尧＼舜帝大力赞扬。他在该诗的《后记》指出：“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在《七律·到韶山》中，毛泽东写下“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诗句，将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赞誉为“遍地英雄”。

　　人民情怀，是毛泽东心灵深处最神圣的部分。诗词是毛泽东人民情怀的表现形式，人民情怀是毛泽东诗词的核心要素。只有深刻把握毛泽东的人民情怀，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的诗词，从而全面领略一代伟人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采。

　　二 长江情怀

　　在湖南，他游过湘江；在广州，他游过珠江；在广西南宁，他游过邕江；在浙江杭州，他游过钱塘江；在江西南昌，他游过赣江；在湖北武汉，他游过长江。在没有大江大河可游的时候，他就游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江西的庐山水库，湖南的韶山水库，还有武汉的东湖……

　　游泳里面有哲学。毛泽东说：水有力量把人浮起来，这叫抵抗力。但人在通过它时，能够把它压下去，所以是水怕人，不是人怕水。游泳里面有人生。毛泽东号召青年人敢于到大江大河的风浪里去锻炼成长。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号召。游泳里面还有政治。毛泽东说：长江是一个不花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干部就像是游泳的人，你不要离开水，要顺着水游，不要逆着水游。

　　唱响时代新赞歌

　　如果说，翻越无数山峰的毛泽东，曾经踩出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那么，渴望搏击江河风浪的毛泽东，则亲身体验到胜利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是那么地让他欣喜异常。于是，他禁不住唱出新的赞歌——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相关，行情）。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4年夏天写《浪淘沙·北戴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刚刚开始；1956年夏天写这首《水调歌头·游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到来了。

　　1956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前，刚刚作完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次南下，毛泽东先是到了广州，随后从广州北返。5月30日那天，他在长沙畅游了湘江，旋即到了武汉。还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要在武汉游长江的计划，还派人先期去武汉测试水情。

　　情系长江“惊神曲”

　　毛泽东情系长江，已经好多年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那天，他在中南海听取邓子恢、薄一波关于长江中游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时，要求“争取荆江分洪工程胜利”。这个决策，拉开了治理长江的序幕。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坐“长江”号军舰，从南京到武汉，一路考察长江水情，萌生出把三峡“壶口”扎起来、修建既防洪又发电的引水工程的设想。1954年夏天，长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毛泽东把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到长江上来。与此同时，在武汉，一座横跨长江南北的大桥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建设了。

　　毛泽东1956年5月31日这次来武汉，目的之一就是向有关专家了解工程的设计和经费预算。为长江而来，自然要到中流击水。

　　30年前，毛泽东曾伫立长江边上的黄鹤楼，所见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满目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沉郁。因为他那时的心情是苍凉的。如今，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的桥墩，有如宏图一般耸立在水面。在江中挥臂击水，于风吹浪打之中，毛泽东悠然地从桥墩旁边划过。

　　他一面游进，一面仰望。还是楚地的天空，还是江城的风物，却这般辽阔，任人舒展。虽风浪叠起，他依然从容，掩抑不住一贯的自信和潇洒。在自信和潇洒中，毛泽东的目光飞越眼前，沿江而上，由东往西，到达巫山云雨的三峡一带。那是几代人都梦想过要修建大坝的地方。

　　192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溘然长逝。宋庆龄要求在孙先生的汉白玉卧像前刻上他泼墨写就的《建国方略》。在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中，有孙中山在地图上勾勒的青藏铁路设计图，有他设想的三峡水电工程。但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的一腔热情只能化为飘渺的云、失落的梦。宏图在胸的毛泽东和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充满信心地要驾驭那飘渺的云，去实现那丢失的梦。让高耸的巨型水坝——“西江石壁”，去截断巫山的云，巴山的雨。

　　毛泽东的目光进而穿越现实，投向了神话世界。那个无所不能、从天荒地老起就在巫峡峰顶上矗立的“神女”，大概还在那里吧。面对即将出现的三峡新貌，她是不是惊讶万分，感叹世界变了模样呢？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她一定会的。因为中国大地的建设热潮，本来就是一首“惊神曲”！

　　“高峡平湖”终实现

　　毛泽东到中流击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写完《水调歌头·游泳》一年后，毛泽东从重庆乘船东下，经过他魂牵梦绕的三峡。

　　1957年7月7日那天，他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经过派人调查和试水，中央政治局理所当然地没有同意他这个要求。

　　毛泽东和长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没有游成三峡，毛泽东却没有忘记三峡工程。他的诗，促进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和调研。他的诗，也曾作为一种动力，促进了三峡大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相关，行情）的建设。1970年12月26日，当葛洲坝工程方案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又提笔批示：“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毛泽东不只是浪漫的诗人，更是一个以务实的精神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政治家。

　　是呵，写诗和建设毕竟是两回事情。但神往未来，在实践中追求理想的精神，却是永恒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三峡工程上马了。千百年沉寂的土地焕发了生机。如今，围堰合龙了，大江截流了，大坝耸立起来了。高峡平湖也蓄水了，发电了。少了奇险幽深之美的三峡，新添了浩渺阔远之美。毛泽东泉下有知，可以笑慰了。

　　三红旗情怀

　　毛泽东诗词，形象地再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画卷，蕴含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毕生经历及思想感情。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毛泽东，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也通过这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这种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的塑造之中，构成其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旗情结”正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红旗，是最能体现中国革命和政治色彩的形象。从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最先打起红旗，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山下旌旗在望”；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到中央苏区“风展红旗如画”；从两万五千里长征“红旗漫卷西风”，到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从1957年发起“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到1958年创办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从离别韶山32年作“红旗卷起农奴戟”，到重上井冈山“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无一不折射出毛泽东的“红旗情结”，及其对政治和诗词创作的影响。可以说，“红旗情结”伴随了毛泽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生。

　　旗号镰刀斧头——“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1927年春季，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到了夏季，党的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这条出路就是毛泽东总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秋收起义正是实践这个理论的伟大起点。1928年8月，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陈毅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曾以称赞的口吻说：“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

　　确实如此，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挂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帜，同日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也是由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的15名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联合署名的。直到8月30日南下的起义队伍离开汕头时，中共中央才抛弃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达了挂红旗的决定。

　　而早在此前的8月20日，毛泽东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到湖南来这几天，看到唐生智控制的国民党省部已与工农群众对立，压迫工农群众，镇压工农运动，而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则已另眼相看，认定“国民党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于是，向中央建议：“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帜相对。”应该“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

　　中共中央在8月23日复函中说：“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毛泽东指导湖南省委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和批评，认为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10月，但在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毛泽东从革命实际需要出发，坚持打共产党红旗，号召广大工农兵参加秋收暴动。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工农革命军第1团、第2团、第3团举红旗起义。秋收起义前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赶制了100面有镰刀铁锤的红旗。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就是举着共产党红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生动写照。秋收起义部队受挫转兵，又把红旗插到井冈山上。

　　风展红旗如画——“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在井冈山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旗情结”达到了极致。比如：“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西江月·井冈山》）、“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清平乐·蒋桂战争》）、“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等。

　　毛泽东在“红旗情结”中，既感受现实，更关注理想，这也是毛泽东一贯的诗人气质倾向。比如，作于1930年1月的《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从这首小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日后在艺术上提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滥觞。新年的第一天，红军一路奔波，来到武夷山下，春风吹绿丛林，红旗迎风招展。“风展红旗如画”，多么春意盎然的画面，多么勇往直前的战士，多么美好的革命形势。这首词正如毛泽东在同年同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章中描绘的那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顶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一诗一文，展现了红军战士的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有力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预示着新的革命浪潮即将到来的大好形势，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真理，描绘出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鼓舞着包括红军战士在内的全国革命人民的斗志。

　　红旗漫卷西风——“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正如毛泽东所言，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当时，红军指战员平均年龄不足20岁，面对的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在数日没有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红军战胜千难万险？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理想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1935年10月，在长征到达六盘山时，毛泽东作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战士们举着的红旗在迎风招展，我们的队伍像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此情此景，真是壮观万分，我们的心情也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此时此刻，站在六盘山巅，目送南飞的大雁，消失在天的尽头。回想起从南方到北方，整整一年时间，在红旗指引下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武装起来的红军战士，创造出了万里长征的人间奇迹。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已经过去14年了；从现在算起，再过14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14年。此时此刻，毛泽东是否记起自己在新式学堂读书时，有一次读到《世界英杰传》，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华盛顿经过了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后，在经过“风卷红旗过大关”“壁上红旗飘落照”“万水千山只等闲”“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泽东终于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

　　风景这边独好——“红旗飘渺没遥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红旗情结”始终未减，伴随社会主义建设，也伴随自己终生。1950年11月，在抗美援朝关键时期，柳亚子作了一首《浣溪沙》，其中有“天安门上万红妍”句。毛泽东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1957年，毛泽东发起“插红旗、拔白旗运动”；1958年，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为“三面红旗”；同年，把中央主办的“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经有32年了，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时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同月，毛泽东作《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泽东的“红旗情结”在他的同事诗词中也多有体现。比如，1928年12月，彭德怀等率领平江起义部队投奔井冈山，在给黄公略的诗中这样写道：“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这里的“旗帜新”就是红旗。再比如，1929年，毛泽东一度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国民党的报刊乘机大肆散布毛泽东被击毙或病亡的谣言。柳亚子作了《存殁口号》：“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诗里把毛泽东和孙中山并列，比喻为列宁一样的人物，表达了对毛泽东打红旗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赞美之情。再比如，1955年6月，周世钊陪同毛泽东游岳麓山后作诗：“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再比如，1959年底，针对国际上反华浪潮甚嚣尘上，毛泽东作了三首《读报有感》，董必武写成和诗五首，其中一句是“革命红旗要擎紧，责无旁贷是神州”。1963年郭沫若作了两首词（《满江红·领袖颂》《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其中有“迎东风革命展红旗”“红旗卷地地如绣”等句。再比如，1964年10月，毛泽东观看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在听到《秋收起义歌》里“秋收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满地红”时，右手托住下巴，神情凝重。还比如，1965年，有鉴于当时国际上的反华浪潮，毛泽东填了两首词，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同期，叶剑英也写了一首七律《望远》，请毛泽东指正。这首诗首联是：“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反映了马恩列斯离世之后，共产主义的红旗在苏联已经虚无缥缈，湮没在遥远的天际了。结句“旋转还凭革命功”，把扭转乾坤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身上。毛泽东非常欣赏，将题目改为《远望》，其他一字未动推荐到《光明日报》副刊发表。同年生日这天，毛泽东手书这首诗送给毛岸青和邵华。

　　歌未竟，东方白——“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7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回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恶化，常处于昏迷状态，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同时，中央也通知湖南方面，在韶山滴水洞做好接待准备，一旦毛泽东身体有所好转，可回家乡休养。

　　此时，病床上的毛泽东也许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16岁时，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这个新式学堂读书，临行前改写了日本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地夹在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这首诗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葬在妙香山下，正是“人生无处不青山”。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时，看到世界大地图，感叹世界原来有这么大！“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的时评：“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建成了半红。”毛泽东后来回忆，1920年冬天，他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始终都矢志不移、执著追求。

　　四历史情怀

　　三年前（2007年8月）我在井冈山召开的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了《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今天在大庆召开的毛泽东诗词研讨会上，准备讲的题目是《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这两个题目内外相应，存在着深层的逻辑联系。历史情怀滋育了文化气象，文化气象升腾着历史情怀。

　　毛泽东是读史兴趣最浓的大政治家，解读毛泽东诗词而不高度关注其间的历史情怀，就很难把握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意蕴和人格风采。历史情怀是何物？是进入毛泽东诗词的特质深层的重要路标。毛泽东一生批阅《资治通鉴》十几遍，通读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反复批阅其中数史，用不同颜色的笔墨圈点批注，并把其中一些篇章故事印发批转为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历史思维已经成为他的政治思维和诗词思维的重要运思形式，诗中蕴史，诗史合璧，出入古今。然而他的历史观从本质上说，不是在书斋中推衍出来的，而是在惊天动地的历史实践和真挚洒脱的个人性情中磨练、升华和流露出来的。其中既有戎马倥偬、运筹帷幄、治国理政、改造世界的历史知识运用之妙，又有面对波折、超越忧郁、交接亲朋、陈情言志的性情之真。他投身实践，吟咏性情，以窥历史之真谛。

　　中国从来就有以古鉴今的传统，毛泽东更是提出“古为今用”，以生气勃勃的现实带动历史向前行进。他从丰富的阅历和切身体会中，感受到阅读历史的极其重要性，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里提出要为革命队伍安上这样的“致胜三弦”：理论、历史、实际运动。只要深入毛泽东诗词的内在脉络中，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诗词中的历史情怀，极其生动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感性形式。它在宏大的时空视野和文化魄力中，在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给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注入了实践品格、人民为本和阶级意识，并在一些诗篇中注入了浓郁的乡土情感。唯有深刻把握其诗词中的历史情怀，才能真切地认识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内涵丰厚，渊源有自。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存在三个维度；从结构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存在三个基本特性。只有从历时性的发生学角度和共时性的结构形态学角度上进行综合的考察，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历史情怀的雄视千古，豪情万丈，不拘格套，挥洒自如。

　　一发生学的考察

　　首先说发生学上的三个维度，一是把握历史的巨大魄力；二是运用历史知识的驱遣自如的笔力；三是湖湘情缘的真挚深邃的感染力。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之雄视千古、总览寰宇，是有其深刻的人格、学力、笔力，以及乡土上的原由的。这种历史情怀，不是冷冰冰的凝固化的历史知识，而是诗人对历史存在的理解、体验、共鸣和独具只眼的发现，感之以情而生意趣，述之以怀而含哲理。谁都知道，不读史书，谈不上历史情怀；读史书而食古不化，也产生不了历史情怀。而读史，往往是从乡邦先贤、乡土文献上，首先获得感觉、获得兴趣的。因此，湖湘情缘是毛泽东体验历史、获取共鸣的精神触发点；有了这个精神触发点之后，他又是以何等怀抱、何等手法加以文学处置，这就直接关系到历史体验和诗词形式的相融相蕴，是以何种面目出现了。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之所以沁人心脾，而少见可厌的说教，就在于他以旷世的魄力把握历史体验，而将之置于挥洒自如的笔墨之中。因此，必须从乡土情缘的感染力、文化魄力、诗家笔力三个方面，考察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的发生。

　　（一） 把握历史的巨大魄力

　　毛泽东诗词丰富的历史内涵，蕴涵于大气磅礴的文化气象之中。而在历史情怀与文化气象之间，贯注着的是巨人般的魄力。魄力是面对世界、面对历史、面对人生的胆识。无魄力，则情怀萎矣，气象靡矣。魄力之为用，岂非巍巍乎大哉！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热心论政，激扬文字，粪土王侯，已表现出面对现实、改造中国的巨大眼光和博大襟怀。执笔为诗，一出手就抱负不凡，如25岁时写的送行诗，即展示了一个青年志士的博大的时空襟怀。诗中浑无儿女柔情，却敞开了一个无比广阔的空间视境，从宇宙看地球，简直是沧海一粟，用了《庄子》“太仓稊米”的典故：“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1]。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在时间维度上，又用了《孟子》“五百年必有名世者”的话头，蔑视衮衮诸公的权势：“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这种时空视境是以天地为胸怀的，其中以诗吟咏史，以史滋养诗，诗史兼修，气度浩然。

　　这种天地境界、浩然之气，贯穿于毛泽东其后的诗词写作。诸如俯仰天地之间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究问苍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遥望苍茫云山的“长空雁叫霜晨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以及奇异雄丽地糅合着天文科学与神话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都在时空双维度上实现了大魄力、大境界的互动。更不用说那曲《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诗具昆仑情怀，评点千年春秋，抒写“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大同理想。杜甫有一个“安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他是置身于大地上，呼唤出的是难得却也实在的理想；毛泽东的“安得”：“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东国。”这个“安得”想象出一个倚天拔剑的巨人身姿，把中国古代神话情结很深的、众神所居的昆仑山，都像利刃切菜一样分来与世界共享。这是一个挺胸直立，昂首云外的民族巨人的形象，其胸襟是要化解宿世恩仇，超越东西敌友，以平等的姿态创造“人间春色”。

　　诗词审美与历史情怀是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可以说，无史不足以蕴涵诗的元气，无诗不足以点醒史的精神。在蕴涵和点醒的交互作用下，毛泽东年过花甲后，魄力犹存，所作的登临咏怀诗《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也在巨大的空间维度中展开一种深邃的时间哲思。站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庐山上，他看世界的大眼光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但他还是拥抱着中国大地，“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他对陶渊明的归隐进行质疑：“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诗词的结尾往往有一种并不罕见的方法，即在空间大幅度舒展之时，引入当地的神话或历史人物，以开拓深远的时间维度，如《水调歌头·游泳》讲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之后，即引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在人与神女对话中，使时空跳跃到渺远。《七律·登庐山》则把思路引向那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陶渊明；他到哪里去了，眼前也有如桃花源一样的“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一样的“往来种作男女怡然自乐”，他是否加入了耕田队伍？提到千余年前的这么一个陶渊明，有如古代园林的“借景”艺术，从陶渊明的诗文中借来了何等丰富的时间深度、文化意味和历史联想。这就是诗词结尾，言有尽而味无穷的妙处了。

　　（二）运用文史知识的驱遣自如的笔力

　　毛泽东对于两三千年的文史，于先秦喜欢庄子、屈原，于汉魏喜欢曹操，于唐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明喜欢高启，于清喜欢曹雪芹。这就是毛泽东明白表示其喜好的“文学八贤”。八贤的风格特点是什么？风格特点倾向于气度豪迈甚至带点霸气，想象奇特往往出人意表。无论豪迈或神奇，笔力均足以胜之，以归于沉雄浑厚。其诗词运用文史知识往往给人立意奇警、用语畅达之感，可以说深得“文学八贤”之助。在“八贤”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三李。词本来盛于晚唐、五代、宋，但毛泽东的词中有全唐风，比如《忆秦娥·娄山关》词牌据传是李白所创，词风、词韵也近于所传的李白《忆秦娥》。但毛泽东词中的全唐风，已不仅仅是李白的盛唐风，而且还包含有中唐李贺的奇异警拔，以及晚唐李商隐的深婉华丽。当《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出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切壮丽境界时，我们感到它虽然还用李白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韵脚，而境界已高度拓展；又从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中超拔出来，壮丽中增加雄浑了。

　　因此毛泽东的词风是融合三唐而成全唐：即李白之盛唐、李贺之中唐及李商隐之晚唐。诗歌趣味横跨三唐本身，就是一种胸襟，一种气度。真正的大家是不会拘泥于“诗必盛唐，文必秦汉”，更不必说拘泥于“以杜甫、黄庭坚为宗师”之类了。他应该是胸罗百万雄师，可以指挥自如的。比如，对于《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毛泽东常用来抒发自己的宏伟的怀抱。这也可以在李白的《大鹏赋》，以及李白诗“为君一搏鹏九天”（《独漉篇》），或“大鹏一日同风起，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等诗赋中找到意兴的源流。但是毛泽东已经开拓了这一意象正反详略的多种可能，并且由此形成他诗词中“鲲鹏凌云志，梅花报春心”的人格象征。

　　那么，毛泽东诗词创作是怎样运用鲲鹏意象呢？一是正用：“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正用还不满足，其次就是详用：“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又其次，是详用还不尽兴，采取拓用：“斥鶠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庄子·逍遥游》是写了蓬间雀（斥鷃）嘲笑大鹏远翔的，但昆鸡笑鹰则借用了俄罗斯克雷洛夫寓言“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通过中外寓言的合用，诗中展开了一个善恶对比、美丑映照的奇异空间。最后，更为出格的是典故的反用：“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前面的鲲鹏和后面的苍龙，都是用来比喻敌军的反面意象，以此彰显革命军队的豪情壮志了。对同一意象的正、反、详、拓四种用法，可见毛泽东诗词运用典故的丰富手法和矫健笔力了。

　　有必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喜欢“八贤”，虽有独特嗜好，但他对古诗词其实是出入百家，博采众长。《七律·吊罗荣桓同志》首句“记得当年草上飞”，来自黄巢《自题像》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念奴娇·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是点化宋代张元《咏雪》“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因此他的诗词借鉴重在三唐，却又不拘唐宋。《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收有117首古诗词，唐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五代有李后主，宋有苏轼、辛弃疾、陆游，也是不拘唐宋的。唯有如此，他才能放飞自己的历史情怀，不是老母鸡式只是顾着身边的几个鸡仔，而是苍鹰式搏击长空，俯视大地。

　　（三） 沅湘情缘的真挚深邃的感染力

　　毛泽东生长于沅湘之地，古时属于南楚，这在他的诗词中留有深刻的印痕。先秦的楚人颇多奇思异彩，有如王渔洋所说：“九嶷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到了清代，湘土涌现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这是当时中国二十余省中元气蓬勃的一块热土。青年毛泽东就是这片热土孕育出来的天将降大任之人。他而立之年写下“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实际上是以山川钟灵毓秀，写出这片热土的蓬勃生机。他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显示了一块元气充沛的土地上的俊杰风流。这块热土培育了曾被陈独秀在五四时期高度推崇的“湖南人的精神”，培育了毛泽东追问“谁能为中国命运做主”的历史情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1925年）这无疑是震荡在东方大地之地平线上的滚滚春雷声。

　　在楚地人物中，毛泽东极其欣赏屈原。少年的《讲堂录》就手抄《离骚》、《九歌》全文。1923年作《贺新郎·别友》，结句是：“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2]。”（1973年改定，初稿句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这里用了《楚辞·远游》中偏僻的词语，可见他对《楚辞》是极为熟悉的。他在1950年代搜集《楚辞》版本五十余种。平生不下百十次读《楚辞》。他是有充分的可能性为屈原写出一首绝妙的诗词的，但是1961年作《七绝·屈原》如此写道：“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行文用词倒也痛快，但把《离骚》一类作品竟称为“杀人刀”，用作阶级斗争的直接表述，就未免词锋浮露，难见历史情怀之深沉蕴藉了。

　　倒是他对到长沙任王国太傅的洛阳俊才贾谊，欣赏中带有几分悲悯，抒发了颇为深切的历史情怀。早年毛泽东把贾谊和屈原并列：“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4月）这里揭示了湖湘山川奇气，对历史人物的峥嵘才能的养育作用。建立新中国以后，毛泽东为贾谊写了一首七律、一首七绝，这在历史人物中乃是仅见的殊荣。他大概是看重这位英杰政论文章的气度、才略之不同凡响吧：“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七律·咏贾谊》，1954年）这里的阶级意识不是很浓，称汉文帝为“圣主”，称贾谊为“雄英”，都是沿用正史的说法。由此还在英才不遇中注入了若浓若淡的命运感。再看：“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七绝·贾谊》，1964年）这里欣赏贾谊的才华，又爱怜其命运，那番对之劝解的语气，实在令人联想到毛泽东相当欣赏的杜牧咏史诗《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无论是“包羞忍耻”，还是“何用哀伤”，都是教给人一种忍辱负重、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与处世情怀，此乃欲大有作为者应当记取也。

　　家乡情结表现最甚的，是那首在毛泽东诗词中最称华丽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诗中对神话传说的奇幻渺远的想象，对恋人美丽的悲剧人生的深切怀念，渗透于色彩华丽的字里行间。其思路出入神话与现实、个人与国家，于是有“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的回忆，又有“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梦魂沐浴般的温暖。全诗的想象牵连着《山海经》，也出入于《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洋溢着《楚辞》的幽渺情调。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去写一首咏怀屈原的诗，竟不如人意，反而在咏怀湖南的诗中，非常出色地酿造出屈骚的清醇的滋味。

　　二结构形态学的考察

　　在丰富多彩的革命实践和奔流不息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以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存在出现于其间，他对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增加了属于实践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三种基本的诗性表达形式，为唯物史观从这三个基本特性上深入人心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结构形态学所要考察的，就是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所蕴含的上述三种基本特性的位置与功能。

　　（一） 历史情怀的实践性品格

　　在实践情怀、人民情怀、阶级情怀的综合表达中，实践的品格是基础。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实践家，属于现代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诗词往往是在马背上、行军途中及治国理政的余暇写就的，而不是在宁静的书斋中寻章摘句而成的。他赞扬革命文艺战士：“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他的笔当然不是纤笔，而是健笔、如椽巨笔，但也不排除以万千毛瑟精兵自任。他笑谈以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也以文房四宝描绘建国蓝图。他的实践是大实践。

　　应该说，毛泽东最有本质意义的革命实践，是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开始的。他大概是在行军途中吟咏秋收起义，因此笔墨不事修饰，较为粗豪：“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年）他在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中获得了坚实的立足点和发展的真正潜力，在他看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他在实践中为了铸造这铜墙铁壁而呕心沥血，基本的方法就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与长征以后的诗词，在历史情怀上有着不同的气象和境界。鲁迅对于其井冈山时期的作品，曾经含笑而言：“颇有山大王气概。”但是此山大王已非古代的或自发的彼山大王，他已经在“真正的铜墙铁壁”中获得了力量的源泉，因而奇迹性地做到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由此可知，毛泽东的实践性是在疾风骤雨中杀出一条生路，以寻找中国何去何从的实践性，他的历史情怀由此具有坚韧的意志。

　　进而言之，毛泽东的实践性具有开创的品格。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去创造历史，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尝试过的。农家子弟的毛泽东返回农村寻找根本，从中国国情出发，实行了类似于哥白尼把地心说变为日心说的天学革命，把革命道路由城市中心说转向农村中心说，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旋转乾坤的革命模式的创造。他许多诗词都是开展这场创造的历史情怀的记录：“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3]。”（《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他以不拘一格的创造精神，重新解释了“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为千百万工农惊天动地的伟业，大笔墨地立传。且看他又急管繁弦地写道：“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这里以云山草木写农村民众，甚至喻之为枯木朽株，用语算得是出格。又连用立、急、力等入声字为韵，以急迫的节奏渲染战况的紧急，以及宣示民众揭竿而起的正义性。其后则以数字记录长途驰骋，横扫千军之势，抒写着以灵活的战略战术破敌的春风得意的情怀，抒写得那么痛快。

　　在绝处逢生的大实践中，毛泽东思考着人与自然山川，个人与历史这类有关短暂及永恒的命题，显示其历史情怀的苍茫辽阔。这种历史情怀不是孤芳自赏的，而是与天地人间互动共生的。在思考个人如何进入历史脉络之时，令人感动的是他作为历史实践者的坚持精神：“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一连串的表述，令人感受到一个伟大的实践家坚毅前行的身影。“人未老”，形容青山踏遍之后依然青春旺盛；“从头越”，说明面对雄关如铁，也要鼓起迈步超越的意志；长城、九天、五洋，尽管目的地高远，何妨谈笑风生地上下求索？《论语》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此之谓也。

　　在毛泽东诗词中，历史开拓者的博大胸襟和从容自信，被表现得相当充分。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也会谈论“易老难老”吗？他不是谈论个人的年龄，而是在谈论人生天地间的有限性和价值观的问题。1929年写的《采桑子·重阳》开头一句是“人生易老天难老”，它反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反用中强调人应有作为，即便遭遇挫折，也可以在“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岁月，显示出“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顽强生命力。三十年后，年近七旬的毛泽东又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把奋发有为的精神抒发得更加高昂。战地黄花与悬崖梅花相映成趣，都象征着、张扬着人的顽强生命力。生命力诚可贵，又因注入博大胸怀而更有历史价值：“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历史将是山花烂漫，个人却不为此而卖弄争奇斗艳之姿，能够采取“丛中笑”精神，自是别具高洁的情怀。俏、笑皆是俗语入词，却能天真自然地传达出一种既敢为天下先，又能谦恭无私的平民意识。

　　还是回到《采桑子·重阳》的“战地黄花分外香”，果然，历史也在自我重新估量中出现了“分外”，在古田会议上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位。随之，面对来势汹汹的闽粤赣“三省会剿”，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避实就虚的行军转移，于是就出现了“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开阔前景（《如梦令·元旦》，1930年1月）。《如梦令》的曲调短小明快，适合展示诗人心情的轻松愉快。有了“战地黄花”的顽强生命力，局面很快就由“风展红旗如画”的明快，转为“风卷红旗过大关”的遒劲，进而开拓“十万工农下吉安”的新局面（《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在半年时间内，形势急剧发展，红军乘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借重黄公略的偏师，在赣南一带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农村和农民的本钱。十万工农，变作“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再过半年，反第一次大“围剿”，活捉国民党前线总指挥、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历史走向“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的“一盘活棋”的局面。

　　坚持是为了承担。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承担精神，是他实践性历史情怀的重要体现。其诗词写山，总是山、天相联，就是由于“山为天柱”象征着历史承担精神。所谓“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十六字令三首》，1934-1935年。作者原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用了俗典，脱口而出，明快中有风驰电掣的气势。这样峻拔的山有何功能？“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擎天柱作用。这是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精神自许的。这个可以依赖的“拄”字，乃是乐其山之支撑和承担的精神。毛泽东写山，写出的是毛泽东敢于承担的精神和魄力。

　　历史的行进，是以自然山川为舞台的。尤其是诗词，写自然山川，实际上是写人创造历史的空间，并且以高山巨川、风雨晴雪、花木云霞，为人的历史行为添颜色，或壮行色。因此，人与自然山川，是毛泽东诗词中极有魄力、极富灵感的命题。毛泽东诗词有所谓“长征五章”，即《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万里长征跨越的山山水水，赋予这“长征五章”以开阔的视野，无穷的想象，及宏伟的魄力。

　　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自然的奴隶，还是自然的主人，这实际上也涉及人是如何创造历史的基本问题。

　　《七律·长征》作于1935年10月，是毛泽东的第一首律诗，把史诗的巨大气魄，纳入律诗的有限形制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从人不畏艰难险阻的主体精神写起，并以此贯串全篇。然后看“万水千山只等闲”。其后是大写意的山水长卷——毛泽东式的《万里江山图》：“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此两句写山。“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此两句写水。“更喜岷山千里雪”，此句反归到山。最后落实到人，人的心情和态度：“三军过后尽开颜。”以人的“不怕难”开头，以人的“尽开颜”结尾，首尾呼应，完成全诗有机而灵动的整体性。中间点缀着走、拍等动词，暖、寒等感觉，以喜、尽开颜，写内在的精神和最后的结果，形成了人与山川之间多姿多彩的、又富有情感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全诗自始至终只和山山水水进行心心相印的对话，把国民党40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搁置起来，不屑一顾，使得其势汹汹的敌军都隐没在这些细浪、泥丸的背后了。这首诗看历史的角度非常独特，红军长征史只有五岭、乌蒙、金沙水、大渡河、岷山雪，可以与之比天长地久，确实是在写一首永远属于中国大地的雄伟史诗。这是从天地的视角看长征，而不取普通的人间视角使笔墨拘于细节，这就是毛泽东翻越千山万水的历史情怀。

　　以长征见证历史的胜利，也见证他本人的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此时诗兴大发，其历史情怀颇有横空出世的气概。在几乎写于同时的《念奴娇·昆仑》中，他又一次展开了人与自然的对话。长征途中并没有经过昆仑山，作者以中国古代昆仑神话的众神之山，这座类似希腊神话的奥林匹斯，古来被视为黄河源而充满神奇想象的山，来进行大历史胸怀的世界对话。这首百字令，在讲了“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为人与山相对，赋予包举宇宙的神话高度之后，在提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宏大命题之后，这才真正进入了有几分狂纵无理、又有几分亲切商量的我与汝的对话：“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词的原稿对“昆仑三截”的处置，本是“一截抛洋，一截填海，一截留中国”，显示了一位三军统帅豪情磅礴的气势。发表时最后改定，对“昆仑三截”的处置则兼及欧美，“还东国”又兼及日本，就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面对现代世界的历史情怀之博大。这样就在以长剑裁昆仑的属于诗词想象的无理之理中，注入了深刻的历史理性。

　　（二） 历史情怀的阶级性特征

　　毛泽东是搞阶级斗争出身的，他是发动和领导民众进行阶级斗争的超一流高手。他的历史情怀中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属于理所当然，不必遮掩。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题材和思路如何化为诗词，却是一个应该认真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切忌火气外泄，词锋浮露，一览无余，以杀伤诗歌应有的滋味。写诗应该把论说转化为想象，为意兴，为情怀。比如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何尝不涉及阶级斗争？杨开慧、柳直荀都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烈士。但是词里并不直说，而是别开生面地改造了古代“游仙诗”的形式，注入崭新的趣味，把烈士的忠魂送达天上广寒宫。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颺直上重霄九”之后，既有吴刚的桂花酒可饮，又有嫦娥的广袖舞可赏。这种想象方式，令人联想到李白《古风》“西上莲花山”，有仙人导引，有霓裳广带的飘拂，但是“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就连接上历史现实。杨、柳二烈士在月宫饮酒观舞，也是神仙境界，但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如此抒写烈士为之献身的理想已尝，革命已告成功，足以告慰英灵，就显得神思纵横，诗情动人。

　　阶级斗争史观在毛泽东1960年代的诗词中，进一步强化，对其诗情诗味带来日益明显的制约和冲击。作于1961年冬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说：“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诗中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喻为妖雾、鬼蜮和白骨精。又批评郭沫若原诗“千刀当剐唐僧肉”，认为改为“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在诗歌中如此隐喻统一战线政策，算得是恰到好处，可见他的语言运用到何等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作为诗则不宜有过多的议论，应该有更多的人类情怀和意象神采。

　　1962年冬写的《七律·冬云》也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全诗的阶级斗争的滋味很浓，以“雪压冬云”发兴，意绪苍茫雄浑。除了尾联以梅花、苍蝇对喻，虽有奇气，毕竟笔力略弱之外，中间两联警句迭出，表达在寒流飞雪、虎豹逞凶的国际斗争背景中，巍然屹立的豪情壮志，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浩然正气，荡漾于纸面。

　　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愈来愈紧，成了196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毛泽东笔下的雪与花，寒流与暖气，英雄豪杰与虎豹熊罴，梅花与苍蝇，都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用以弘扬斗争哲学，展示了中国如此一个“英雄时代”的政治取向和历史情怀。1963年初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又出现那个被高度藐视的苍蝇意象：“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词中对寰球说小，对比着嘲讽蚂蚁国之夸大，在若真若幻的时空伸缩中，把蔑视投向那些不自量力的苍蝇、蚂蚁、蚍蜉，手法独特而奇诡。下半片采取积极的战斗姿态，宣示“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里以政论入诗，铿锵有力，作为口号，自然可以激励人心，但作为诗词似乎可以更为从容蕴藉，以免直白之嫌。

　　到了1965年秋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一个混杂着神话和童话的奇幻世界出现了：“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起笔是非常崇高，力透纸背的。接下来笔锋从天上跌落到地上：“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也是政论入诗，俗语入诗，奇趣逼人，已有元曲的味道，措词未免锋芒外露。至于结尾的“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对于国际政客高度蔑视而出以骂语，痛快倒是痛快，但笔锋的直露为古今词中罕见，就词学规矩而言，颇有点“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劲头。阶级斗争的怒火，在这里是否灼伤了词学高手？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关系和总体过程，它当然包括阶级斗争，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尤其突现为阶级斗争。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不应该把全部的历史活动等同于阶级斗争，而应该以更丰富的思维把握历史的存在形态和真实进程。一旦时时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很难实事求是地把握历史的全部丰富性。写于1964年春的《贺新郎·读史》，在115字的篇幅中，以巨大的魄力试图对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把握。它以第一流的历史概括能力，举重若轻地抒写诗人的历史观，对几十万年的历史陈迹随心所欲地评点，趣味无穷：“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里讲“几个石头”而不讲是“石器”，饶有趣味地把洪荒古远的史前史加以生活化了。对于铜铁的冶炼技术用了“何时猜得”，不仅是追问发明的时代，而且涉及发明的直观猜测性和偶然性。以这种语言方式表述生产力的发展，表述生产方式不断更新，及其对人类早年历史的推移，实在是神来之笔，宝刀不老。然而，私有制的出现，引起流血的战争，诚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自有文字记载“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于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历史终于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对记载的文字又应取什么态度？“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对于上古记载文字的话语权，对于儒家推崇的上古圣王，采取怀疑和蔑视的态度。极力肯定的只是“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这里的历史观，强化了阶级性。以盗跖、庄蹻、陈胜为主要风流人物的历史，只不过是造反者的历史，或农民战争史。这与《沁园春·雪》所说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相互间对英雄和风流人物的评价标准，以及阶级斗争之弦的张弛程度、处理方式，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导致诗词中历史情怀的博大醇厚滋味的变化，也是入口便知的。谁不追求自己的诗词佳品，有若绝品佳酿，传世愈久，滋味愈醇呢？

　　诗词滋味的醇厚，与历史情怀的醇厚关系至深。毛泽东后期的历史观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比如1965年7月《致章士钊》，谈《柳文指要》“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再比如1958年12月印发《张鲁传》给参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人员，批语为：“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些都延续、而且进一步强化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说过的观点：“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959年6月写的《七律·到韶山》，中间两联说：“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三十二年前即1927年，阶级斗争的形势确实严峻，然而“逝川堪咒”，时代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眼前已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唯物史观是讲阶级关系的，但不仅仅是讲阶级关系。以人为本，经济生产力问题，都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观念。历史总体当然包含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在阶级斗争激烈时期，强调这些无疑是必要的。但在全面建设时期，就要全面系统地研究社会历史的总体结构，及其协调互动的合力。如果能够将历史情怀的关注重心，转向以人为本，转向人民史观，那是有助于诗词滋味日益醇厚的。

　　（三） 历史情怀的人民性特征

　　毛泽东的历史观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把人民史观确立为唯物史观的基石，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早年习儒读史，读过《左传》、《史记》、《通鉴类纂》，略后又读《读史方舆纪要》、《资治通鉴》，受梁启超“新民学说”和史学思想影响，形成进化史观。1920年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开始以马克思主义阐释历史，指导实践。他把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孙中山的“三民史观”，推进到唯物史观的新高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支撑点就是从民众大联合中寻找历史动力。他将《湘江评论》时期即已形成的民众史观，在其后的思想探索和革命斗争中加以马克思主义化，从而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社会文化内涵。

　　历史观的支撑点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历史的主宰力量？毛泽东作为思想者，对探寻历史支撑点，保持着长久的兴趣。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圣哲画相记》中“三十二圣哲”进行评议，区分为“传教之人”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办事之人”如诸葛亮、范仲淹、左宗棠，而曾国藩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他尤为重视谭嗣同《仁学》提倡的“心力说”，认为由此可以探求某种决定宇宙和社会历史的“大本大源”。湘人思想气质对他早期思想影响之著，由此可知。他在1915年致友人书中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如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此时他把握的历史支撑点在于“巨夫伟人”，属于“英雄史观”，但对于一个青年俊杰独立的主体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可简单地否定之。

　　人民史观的形成，是毛泽东走向唯物史观的巨大的精神飞跃。他的诗词所以浑厚深沉，就是由于它们扎根于人民的深厚土层。比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他最有传世能力的代表作《沁园春·雪》，是从人与高山巨川的对话开始，而进入了对历史的纵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对话的对象是长城、黄河，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摇篮、生存屏障，作为民族生命力标志的大山水景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秦晋高原发祥地，可与天公比高，喻其雄伟；晴日妖娆，喻其前景之辉煌。祖国大好河山的无穷魄力和魅力，尽在毛泽东的一“望”之中了，岂不快哉。由于“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他就以大空间包揽大时间，以大时间穿透大空间，列举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五大雄主为“无数英雄”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五大雄主的态度，既然把他们置于两千年的历史过程，就有所尊崇，不然是不会把他们当作进入历史过程的人物的。

　　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推重人民史观之时，并没有完全摈弃早年的“巨夫伟人”情结，而是把它们置于历史动力结构的不同位置。位置不同，功能也就不同。词中对二千年间五大雄主是有所批评的，并不像1973年“文革”中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对焚书坑儒、孔子学说如此评议，是“商量”的语气吗？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词中对五大雄主不是采取“劝君少骂”的态度，而是惜其文采风骚的不足。可见此时的毛泽东，是极其重视人文事业对一个民族生命的本质性意义的。人文之中，有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存焉。毛泽东对于历史人物，称赞贾谊“胸罗文章兵百万”。毛泽东对于现实人物，借用孙中山所引“常言说：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在《临江仙》词中勉励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可见他当时把鲁迅鲁总司令，看得与朱德朱总司令一样不可或缺，具有相辅相成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观的方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是历史观中的“今朝派”，古为今用，今必胜古，其历史观不是以历代雄主为框架，而是以人民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立足于今朝而开拓未来。这就是柳亚子赠毛泽东诗中所说：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推翻”说得重了，岂是推翻，应是在评说中超越。柳亚子的唱和词中，称毛泽东此词足使“千古词人共折腰”，倒是对的，他看到毛泽东历史意识中“今朝性”的重大价值，说“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第四点，词中的五大雄主，并没有涵盖毛泽东所推许的历代雄主的全部，以及他对历代雄主的认识的全部。毛泽东讲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但《沁园春·雪》无及明太祖，也许是词的篇幅有限。而毛泽东对曹操，则别具情怀，1954年夏作《浪淘沙·北戴河》，面对雨中苍茫大海，叩问着：“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迷蒙境界最能使人百感交集，进入历史的深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里用了毛泽东非常喜欢的曹操《观沧海》诗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古今两位政治家诗人超越千载，以诗词唱和，展开别有意味的心灵对话。毛泽东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既称赞曹操的大手笔，又夸奖朱元璋的大老粗，其中都有一个“大”字却趋于两极，实在是蕴含着毛泽东文化思想上相当错综复杂的两重性。对于曹操的“大手笔”，他也采取分析的态度，面对着同样的萧瑟秋风，毛泽东没有如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所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伤情绪，尽管那已成了古典诗词的俗套，他却超越俗套而高歌“换了人间”，采取的依然是“今胜昔”的向前看的历史观。

　　用“今胜昔”一词来表示历史观的前瞻方向，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中体现得最直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那座曾经为诸葛亮称作“虎踞龙盘”的“帝王之宅”，被强渡大江的百万雄师攻占，天下由此易帜。这一番“今胜昔”是天翻地覆的。但毛泽东要开创的历史，不是到此为止，他想得更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一联语，毛泽东又用来评点《史记·项羽本纪》。有若《七律·登庐山》呼唤陶渊明，这里联想楚霸王，也增加了全诗的历史时间和文化内涵的深邃感。本来古兵法有云：“穷寇勿迫，归众勿追。”毛泽东反用其意，主张“勇追穷寇”，不给敌人留下苟延残喘的余地。《明史》记载，朱棣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发动白沟河（今河北雄县）战役，大败李景隆的勤王之师，却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傲慢轻敌，被盛庸等人的军队擒斩万余人，身陷重围。毛泽东认为朱棣被胜利冲昏头脑，“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接受教训后，朱棣千里奔袭，兵临南京，以“清君侧”为名，拒绝议和。毛泽东说他“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这与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战略思想，可以相互印证。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历史知识要“古为今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他褒扬朱棣克南京的决心、非议项羽释穷寇的犹豫，都是出于彻底革命的情怀，都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属于历史观中“今朝派”的思想。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讲究阶级性而得其阳刚，开拓人民性而增其博大，注重实践性而趋于坚实。而他的阳刚、博大、坚实的历史情怀，是包容万象的。在阶级性的阳刚中包容读史所得的“追穷寇”思想，在人民性的博大中包容早年的“巨夫伟人”情结，在实践性的坚实中包容早年接受过的梁启超（还应加上严复）的历史进化观，并形成了“看今朝”的现实取向。他作为一个把辩证法表述为矛盾论的思想家，思想探索不是采取“狗熊掰棒子”的方式，掰了新的扔掉旧的，而是采取兼容创新、化旧为新的方式，因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增添了不少感性形式和中国化的内涵。他往往能够擒纵自如地在上述三项包容中，组合了或主或次、或轻或重、或正或反的六种或更多的因素，形成了其历史情怀的英姿勃发、融合多元、化用张力的复杂运作机制。不可否认，他在化用张力之时，难免有时出现某种程度的倾斜，比如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俗语使用过露之类。但是在本质上他是搏击长空的苍鹰，而不是对苍鹰说三道四的咯咯叫的昆鸡。当苍鹰，或者用他更常用的说法，当鲲鹏展翅，背负青天的时候，他的诗词荡漾着的历史情怀如彩练当空，如红霞万朵，放射着一代伟人的气象之美。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间正道是沧桑”，出自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是一首纪念南京解放、庆祝革命胜利的诗篇。毛泽东热情歌颂了人民解放军飞渡长江天堑，解放南京，改造黑暗旧社会的光辉史实，并以富有哲理意味的诗句，阐发了“追穷寇”的深刻哲理。全诗风格豪放，笔意雄奇，叙议结合，活用典故。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道，即规律；常道，即永恒不变的规律。人间正道，即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沧桑为运动变化之义。全句是说人类社会历史是按着一定规律不断地运动变化，革命者掌握了并依照着这规律，就应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促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这后四句诗还是向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南京解放后的战略指导思想，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了我们党的世界观和历史使命，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与信心。革命决不能止于解放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用诗的语言向全军下达了继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敌人，把解放的红旗插遍祖国四面八方。如果说全诗有一种“群山朝岳”、“百川归海”的气势的话，“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七个字，便是全诗的“岳”与“海”，是力度最强、思想境界最高、感情最为豪迈的点睛之笔。这里用以比喻人类社会革命性的变革与进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顺应时代发展趋势，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新生代替腐朽、先进取代落后。

　　三、“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这几句词，引自毛泽东《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东方欲晓”，通俗地说，它预示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莫道君行早”，发现了真理不以先行者自居，改变危难的责任重，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踏遍青山人未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奋斗，永不言败，永不服老。“风景这边独好”，在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后可以领略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勇于追求，坚持不懈，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美好的人生。这些都是语意双关的创作手法。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踏遍青山人未老”句写了一条批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这首词是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射指责，和对危急形势的深沉思考。同时，从“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样的诗句，透露了作者坚定的革命精神和他对挽救危局、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强烈自信。这首词记叙了会昌登山这件事，在叙述中结合着写景。例如开头记述动身的时间是清晨，而同时也就描写了晨景。接着叙述登山的经过，同时也是描写所见的景象。但是这些叙述描写都不是单纯的叙述和描写，其中寄寓了一种深刻的思想内涵。

　　这首词意境开阔，含蓄而自然，从大处落笔，写登上会昌山巅远眺，一片雄伟气象展现于眼前，表现出了革命者的伟大气魄，但又不是直白表露，而是通过整首词多方面的叙述和描写，把充溢着无比浓烈的激情含蓄地表现出来，写得自然而深刻。

　　毛泽东站在高高的山岭之上，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峥嵘岁月的橘子洲头，携同窗好友，畅游湘江，岳麓山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境……一会儿神思又跃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为了挽救革命，毅然发动秋收起义，率领工农红军辗转南北，踏遍万水千山，到处播撒革命火种，历经千难万险，创建了规模空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回首往昔，心潮澎湃，毛泽东记起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和爱国诗人陆游“行遍天涯真老矣”的感慨佳句，看到广大红军战士，为求解放饱经血与火的洗礼。虽然脚踏险山恶水，士气依然旺盛；虽饱经风霜，斗志弥坚，风采犹存。诗人顿感革命者只要斗志昂扬，任何困难和挫折都是暂时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依然光明；有广大工农红军的支持，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事业一定能成功。

　　毛泽东写下的这首词，反映出无论处在怎样的逆境中，诗人政治家和政治家诗人总是恢恢有余，从容不迫，抱定坚强的胜利信心和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

　　浮想如今神州全面深化改革大业，依然需要全国民众的支持。

　　对于艺术作品，尤其是带有象征手法、具有多义性的诗词作品，一般读者可以不管作品所涵括的作者、引者的原来的用意，只须把它视为作者、引者提供的一部“乐谱”，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领悟，进行独创性地“演奏”，使之成为美妙的乐章。

　　因为，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艺术结晶。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包括精辟的理论、崇高的理想、深邃的人生哲理等等，都在他创作的诗词中得到了生动的艺术表现。

　　因为，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史诗。它谱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勾画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咏唱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业绩，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闪耀着历史的光辉，唤起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因为，毛泽东诗词蕴含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展现的是崇高的革命精神，豪迈的民族气魄，它传递的是生生不熄的民族和时代精神的火炬。

　　第八章 毛泽东的诗词与中国梦

　　第一节  毛泽东的诗词与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海战以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共同愿景，是一个跨三个世纪的主题。毛泽东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成为一代伟人，也使他成为文学史上最具多种角色的诗人。他的诗词实现了近代文学史上提出的新意境的建构，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一多种角色诗人的出现

　　毛泽东诞生于甲午海战前一年，他在拯救民族危机的气氛中长大，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到一本世界英杰传后发了一段议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少年毛泽东有如此见解实得社会风气影响；几乎是同时，后来的文学家茅盾回忆，他曾参加小学汇考，碰到的作文题目就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正如恩格斯所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毛泽东的卓越不凡之处在于，他在历史潮流中获得这种动机之后形成坚定不移的理念，而且为之奋斗终身。毛泽东完成的历史使命是，首先让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中摆脱出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然后是为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人完成这两件大事是需要多种才能的，因而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了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伟人，这样类型的人物只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巨人才可以相比。

　　现在我们仅从毛泽东的诗人身份去作评估，可作这样的判断：他又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集多种角色的诗人，正因为此他创造出了诗歌艺术的新的境界。

　　应当说，毛泽东的多种角色素质也是互相制约的，这里仅选择影响诗人成就的四种角色作一阐述。

　　第一，他是政治家诗人。政治家由于立足国家命运，视野较其他是高远的，胸怀也更为广阔，所以他们虽无意成为诗人却往往取得成功，如屈原、曹操就是如此。李白、杜甫虽谈不上是政治家，由于李白热衷于政治、杜甫关注政治，他们诗都写得气魄宏大。范文澜在谈到杜甫时说：“他的成功处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负。”尽管杜甫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意境却由此产生……”毛泽东是成功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抱负远非前人所能望其项背。毛泽东的创建新中国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虽较专业诗人写诗不多，每一首诗都具有诗史意义；由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从事的事业本身就是一首宏伟的史实，因而他的全部诗词又具有史诗的品格。这些是前代诗人创作所不可能具备的。

　　第二，他是思想家诗人。是思想家又是大诗人者，陶渊明可谓千古第一人。历史学家陈寅恪说陶渊明创“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随化”，据此推陶“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渊明的诗在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应当是有赖于思想上的独创。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他的诗词创作可看作是作为政治理念——毛泽东思想的感性显现。为什么毛泽东的诗词能经得起反复阅读、玩味，为什么我们在研究时总产生“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这是因为诗人站在思想的巅峰上，而我们只能在山下面作各种角度的眺望而已！

　　第三，他是军事家诗人。曾见一个资料说，国际学术界把毛泽东评为人类有史以来十大军事家之一。称得上军事家而能诗词的，曹操、辛弃疾应当在其列，当然毛泽东的军事学水平高于他们。毛泽东亲临战场指挥战斗而又能哼出诗词来，这种创作经历是曹操等人所不曾有的。毛泽东的诗词优秀篇章大部分写于长征前后，其主体风格也形成于此。等到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在面临类似战斗状态时，仍爆发出诗情来。所以他的诗极少和平之音，这就有别于“温柔敦厚”传统诗教标准。他是代表中华民族敢于向中外恶势力应战与挑战的英雄，敢于战斗成了他的个性风格，也成了他的诗人之魂。

　　第四，他还是文章家诗人。所谓文章家诗人，是指文章家的特长体现在诗词创作中，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以文为诗”开有宋一代诗风；苏轼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又是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又用这些本事填词，遂开豪放派词风；辛弃疾虽不是文章大家，却也是“以文为词”取得成功。顾随论诗特别强调散文元素在诗中的作用，他说：“诗句不能似散文。而大诗人好句子多是散文句，古今中外皆然”；在举出一些名句后又说：“似散文而是诗，是健全的诗”，“陶诗为诗中散文最高境界。”

　　毛泽东是梁启超提出“新文体”的继承者。他早年崇拜过梁启超，对梁启超创立的“新文体”一些文章都能背得下来。后在湖南一师袁仲谦先生又要求他学韩愈文章，可以说毛在青年时代就打下相当深厚的辞章基础。五四时期他在主编《湘江评论》上所写白话文，既有“新文体”畅达，又保留文言文精练典雅的优点。后来他又特别喜爱鲁迅杂文，又深得鲁文章精髓。毛泽东倡导具有“准确性、生动性、鲜明性”的文风，实际上也是他的文章特点。在“五四”以后，毛泽东的政论与鲁迅为代表的战斗杂文，在现代文章史上堪称经典。

　　毛泽东的政论著作，的确“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他不愧为一代语言大师。文章家对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主要是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读毛泽东诗词你会感到其语言是那样的鲜活、生动，其创造新语句的能力不能不归于他作为文章大家的功夫。顾随在讲课时曾嘲笑一些人写的诗不必责备把诗“写成散文，诗不高，其实还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当今连篇散文都写不通的人都在大写其诗，岂不让人哭笑不得！

　　纵观中国诗歌史，一个诗人符合上述四种身份中其中一项，就可以称为大家，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多种角色的诗人实在是找不出第二个来，这正是他难及的伟大卓越之处。

　　那么，诗人毛泽东的伟大卓越应该表现在哪里呢？

　　二毛泽东对新意境的创造

　　认真研读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可以作这样判断：他是可以列入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一流诗人之中而无愧的，也算得上在中国出现的一个世界意义的诗人。

　　之所以作这样的评估，关键在于毛泽东实现了自近代史以来“诗界革命”提出的新意境的创造。

　　新意境是梁启超在1899年岁末在《夏威夷游记》中最先提出的，他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后来，梁启超又在《饮冰室诗话》里多次阐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个基本观点。在梁启超看来，传统诗词“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

　　宗白华在《中国意境之诞生》这篇著名论文里设有“禅境的表现”专节，其中说：“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梁、宗二人都是把传统诗歌意境的思想基础归之于禅，其实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标榜的意境说，也正是围绕着禅境作各种发挥。

　　获得新意境的途径何在呢？梁启超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复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

　　到欧洲去寻找突破传统诗歌意境的途径，鲁迅1907年所作《摩罗诗力说》中所说“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二人取向是一致的。到欧洲去寻找先进的思想武器，这种选择是正确的。但是，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饮冰室诗话》“所提倡的新理想新意境，首先是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所推崇黄遵宪等人所写具有新意境的诗，也是在这些范围内。应该说，这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还处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阶段，即使后来进入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没有推出第一流的诗人来。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意境理论并没有代替旧的意境理论，《饮冰室诗话》对后来的影响远不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今人论诗词也爱标榜意境，其实还是围着王国维转圈子。

　　把毛泽东的诗词放在中国诗歌发展长河中去审视，不难看出他在诗词中开辟出新天地，并不符合王国维“意境说”的要求，倒是顺着梁启超的“新意境”的要求向前跨越，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实现了对新意境的构建，在艺术实践上完成了对旧意境的超越。

　　那末，具体说来毛泽东诗词在哪些方面超越旧意境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阐述。

　　1、共产主义理想鼓舞诗人开辟出新境。

　　传统诗歌作者思想或儒或道或佛，前二者都是把上古三代作为理想社会，引导人向后看；佛家则教人消极顺世，人生理想在涅槃之境。应该说传统思想指导下的诗人创作，缺乏鼓舞人前进的动力，这类诗读多了让人消极、颓丧。

　　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目标，他坚信他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都是朝着这个远大目标靠近了一段距离。他的每一首成功之作都是里程碑，既是现实斗争的记录，又是鼓舞人继续前进的号角。读古人诗读到最后，常觉无劲气，如屈原《离骚》一腔悲愤，最后只能随古代贤人彭咸投水而死，让人产生绝望。毛泽东是以未来共产主义作为最高追求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历数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进“历史博物馆”或“快进博物馆”后，满怀信心地展望共产主义说：“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这段话可作毛泽东的诗论看，他反复强调“诗言志”，其“志”内涵即在于此。

　　读毛泽东诗词总觉有磅礴气势迎面而来，即使晚年之作仍气势逼人。最后公开发表的写于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与《念奴娇·鸟儿问答》，作者当时已是72岁老人，词中流露出的仍是蓬勃朝气，前首词中发出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渴望战斗的强音，后首词“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则是在嬉笑怒骂中显示出对未来胜利的坚信。

　　一切都源于对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坚信，共产主义是作者一生不渝的政治理念，也是作者的诗情之根本，他的诗词意境都是从此生发出来。

　　2、由于毛泽东领导的事业是群体的活动，他写诗也是为了表现这个群体的生命精神，这就与表现个体生命精神的传统诗词也与五四前后产生的自由体新诗区别开来。

　　在毛泽东诗词中很少出现“我”字，即使出现如“狂飙为我从天落”、“我自岿然不动”，也是“我们”的简称。《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两首诗词均与诗人妻子杨开慧有关，由于杨开慧也是属于革命群体一分子，所以即使出现“我失骄杨君失柳”、“我欲因之梦寥廓”的诗句，仍然是表现群体的精神。

　　由于毛泽东领导的群体活动在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发生、发展，其诗词在表现群体精神存在时总是显示出改变历史行程的巨大力量，表现为一种大气的风格。日本学者武田泰淳说他读毛泽东诗词总是产生“‘地球上出现了个巨人’的感慨”，“他的诗词的优美近乎是像火与水、天与地合为一体迸发出威力无穷的奇观。”前一句说出了群体生命精神形象之高大，后一句道出了群体生命力释放出的能量巨大。这种崇高境界是前不见古人，又后启来者的。

　　3、 由传统诗词追求静境转为追求动态。

　　东方文化以追求和谐为上，诗人爱作静穆的观照。王国维在其词话里把意境分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两类，认为“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况周颐在其词话中也说：“词境以深静为至。”毛泽东与前人持相反观点，他曾有“诗尤贵意境之动态”的主张，看出他对新意境的自觉追求。

　　当然在毛泽东以前，诗词中并非没有出现过波澜变化之境，但构不成完整的诗的美学形态。陈晋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书中论毛泽东的个性世界，设有“动 变 斗”专节，书中说：“当毛泽东成为一个成熟而富有独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后，运动、变化、发展和斗争，始终是他的理论思维的一个兴奋点，并有一系列科学表述。”这里说的是毛泽东的理论思维特点，难道毛泽东的形象思维特点不也是如此吗？毛泽东在世时，共发表诗词39首，每一首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兴奋点”展开形象思维的。

　　不妨再从哲学角度对这个“兴奋点”作进一步阐述。大家知道，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对立与统一的两个侧面之中，他又倾向对立的这一面，因而在现实中反复强调阶级斗争、高扬战斗精神，他的诗词则是更形象、集中表现出他的哲学个性。

　　毛泽东在其诗词中所显示的审美特征主要是崇高，以和谐为标志的优美是处在第二位置上的，读全部诗词，可以发现多数篇章呈现一个个斗争场面，也会发现斗争场面与和谐之境并存。如《昆仑》中“把汝裁成为三截”之后，则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雪》词中“欲与天公试比高”后则是“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咏梅》中先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后才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任何时候，毛泽东都坚信胜利将出现在未来，所以他在诗词中总是表现斗争（对立）之后对和谐的追求，美学家周来祥把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特征概括为：“对立崇高精神必然是以辩证的和谐为其发展方向和未来理想的。”美学总是隶属哲学的，既然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我们不妨把他的诗词呈现的美学形态概括为崇高优美相结合。

　　4、 显示出对待自然界不同的处理方式

　　中国传统思想大都讲究“天人合一”，人无条件服从天。这影响到中国古人的写诗态度，讲究“温柔敦厚”诗教，因而诗中处理自然人总处于被动地位，所以钟嵘《诗品》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兴”的手法大量使用也因此而生。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强调说：“马克思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是毛泽东的哲学特色，这也就决定了他对自然界的态度，与传统的“天人合一”不同，他接受了欧洲人“天人相分”思想，突显人的主动地位，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征服精神，这就影响到诗词中处理自然景物的几种不同方式。

　　主客交融式。传统诗词多追求情景交融境界，毛泽东也是继承了的，但毛泽东所抒发的情是主动进击的战斗豪情，诗词中景物都是因此情安排，虽说也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对“他物”的安排很难说是一般的“触景生情”，而是借景抒情。《菩萨蛮·黄鹤楼》、《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六盘山》都是运用了这种方式写出的成功之作。

　　‚客为主变式。此种方式与前一种方式相似而并不同。此种手法往往出于表现坚持的长久的政治理念，与情相比，理是占第一位的。两首《沁园春》是其代表。《长沙》词表现的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革命理念，《雪》词的蕴含在于创建人民共和国。这些理念可以说代表毛泽东一生追求。两首词的景物安排都是从表现主体理念出发，自然风景转变为精神风采。两首词达到了理精气秀的最高标准，因而成为诗人代表作。

　　ƒ主客对立式。此类作品集中体现征服精神，自然物出现往往成了征服对象。长征系列中关于山的描写多数如此，尤以《昆仑》词为代表。建国后写的《北戴河》、《游泳》、《送瘟神》第二首也是如此，征服对象又添上了江、河、湖、海等。

　　„客为主用式。自然之物出现对于诗人主体来说出于实际应用，井冈山系列中“山”的出现大多如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曾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山险峻岭在军事上凭借价值也最大，这以《西江月·井冈山》最为典型。两首写反“围剿”的《渔家傲》中的山与其他景物也是如此，在《渔家傲·三次战争》中风雨、雷霆的作用也是这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清平乐·会昌》这首词在结构上颇为别致，下片用来写景可谓一反常规，让很多研究者产生费解。如果考虑到这一阶段中“山”的实用意义，这些山景出现并非情语，而是作者为突破“围剿”被动局面寻找出路的打算。

　　诗人晚年所作反修词爱用自然物比喻正反面人物，以表现自己鲜明政治倾向，完全出于政治需要，也把它归到这一类来。《七律·冬云》、《卜算子·咏梅》两篇最为典型。

　　这只是为了论述方便大致分类，碰到具体作品要作具体分析。有些作品往往多种方式并用，如《忆秦娥·娄山关》。上片写景显然用主客融合式；“雄关”两句用主客对立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作者极为满意，即是“状难写之景物在目前”，又是对征途艰险的一种比喻。一首词在对自然之物处理上采用多种方式应是强化艺术性的一种途径。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谈到长征诗词时说：“诗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最终成了这位革命家和东方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功的秘诀。”这位外国学者是看出了毛泽东在处理自然（天）与历史（人）关系中蕴含着的深层意义，也启发我们去做深入思考。在天人关系上，毛泽东既吸收了西方文化中“天人相分”思想，又在此基础上重现“天人合一”，或者说毛泽东的天人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这可从一些涉及到“天”的一些诗句看出，有些属于天人对立的，如“刺破青天锷未残”、“欲与天公试比高”、“敢教日月换新天”、“青松怒向苍天发”等，有些属于合一的，如“寥廓江天万里霜”、“玉宇澄清万里埃”、“彩云常在有新天”等，这是建立在天人对立之上的合一。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对新意境的开辟应该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初步探索。

　　三毛泽东诗词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在民族复兴中出现的伟大诗人毛泽东，其诗词开辟了旷古未有的诗境，理所应当地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有些权威写的文学史却是拒毛泽东入内，本不应成为问题的却成了问题。他们所持理由是这是用文言写的旧体诗，是不能入五四以后文学史的。现代文学史家唐弢最有代表性，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文中说：“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不应该走过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讲。”

　　以坚持五四精神为理论支撑点拒绝旧体诗词可谓冠冕堂皇矣！然而在我们看来，唐弢还没太弄清什么是“五四”精神，他是把1915就已经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等同于五四运动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论述说，五四运动是“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五四精神是反帝与反封，即救亡与启蒙，而文化革新不过是“表现形式”而已。毛泽东后来又在《反对党八股》这个著名讲演里对五四运动本身优缺点作出了科学的分析：“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方法及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作为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先进知识分子，作为1919年《湘江评论》的主编，毛泽东比1913年方出生的唐弢先生对五四精神的理解更为准确，更能说服人。唐弢不过是沿袭五四运动的缺点，对“形式主义的方法”作了一些发挥而已！唐弢应是对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又往前推进一步。

　　胡适在五四以前与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发动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又借五四运动之势发展，于是胡适在这个大潮流的推动下暴得大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从小学低年级开始使用白话文语文课本的决定，都应算是历史潮流的推动，当然也少不了胡适一份功劳。

　　然而胡适在对白话的态度上却是犯了形式主义错误，他的“做诗如说话”的主张并不科学，一直造成今天白话滥诗大量出现，胡适难免其责。他在文学史研究上也有很坏的影响，他的半部《白话文学史》就是贯彻了“做诗如说话”的主张，一直影响到唐弢这类学者写文学史。

　　在唐弢等人看来旧体诗不管其内容如何，只因为其体为旧就应该反对。这比胡适走得还远，胡适在《尝试集》里还有几篇写得不错的《沁园春》、《百字令》。请问一些文学史家，你们不是推《尝试集》为新诗第一部吗？为什么不提这些词呢？平心而论，我喜读《尝试集》超过郭沫若的《女神》，就是因为前者还没有把“白话”绝对化，而我对《女神》缺少崇拜之心态，也是因为太像《草叶集》在中国的翻版了。

　　胡适对词这一诗歌样式似情有独钟，他编有《词选》，还写了一篇《读词偶得》，教人“读词须用逐调分读之法。”

　　胡适为提倡白话标出的“做诗如说话”口号后来受到朱光潜的批评，朱光潜在他那部名著《诗论》里批评这个口号是危险的，他说：“日常的情思多粗浅芜乱，不尽可以入诗；入诗的情思都须经过一番洗练，所以比日常的情思较为精妙有剪裁。”日常的情思表现为“说话”，不经洗练工夫就入诗，只能是丢掉了“诗”。当今一些新诗人就是把这些“粗浅芜乱”的情思直接入诗，这以鼓吹“下半身”写作者尤甚。

　　黄修己也是反对旧体诗入他那部现代文学简史的，他在书前《绪论》里也说：“现代文学是以白话文为工具的……因此这部简史，不包括对旧诗词的评价。”黄的主张并没多少道理。在此谈一下对毛泽东诗词语言的看法。我们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代语言大师，他所用的诗词语言是吸收了人民群众中丰富、生动活泼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又吸收了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词语，将两者融合又经一番洗练功夫，而创造出独具风采的诗的语言。

　　梁启超曾要求创造新意境还要有新语句，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起黄遵宪一代诗人是大大进步了。梁启超反复强调“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旧风格”是指什么？我认为还是指不能视之如敝屣的旧体诗词形式，旧体诗词形式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作风、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当然对待旧形式不能死抱住不放，应当改进，吸收新的元素。

　　可见不让毛泽东诗词入史，实属学术上的偏见，又因偏见决定了一些学者对毛泽东诗词根本就没作过像样的研究。

　　庐山

　　唐弢

　　辜负平生八尺男，匡庐奇迹病中探。

　　行临大壑谁云悸，坐对名山我自惭。

　　窗下溪声疑夜雨，林间月色幻晴岚。

　　欲寻太白读书处，只恐诗人醉正酣。

　　按：这首诗写于1979年，见钱理群、袁本良注评《二十世纪注评》一书，这首诗写得不错，但比《七律·长征》难懂得多。

　　第二节 当前毛泽东诗词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倾向

　　在我国，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是伴随着毛诗的发表而开展起来的。继１９８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５０首诗词的《毛泽东诗词选》以后，１９９６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正副编共６７首，展现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整体面貌，其注释也比《毛泽东诗词选》有较多改进，还附录了作者谈自己诗词创作的多篇文稿，因此，这是一部收入毛泽东诗词最多、提供研究资料最丰富的权威版本。《毛泽东诗词集》的出版，为毛泽东诗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我国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随着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毛泽东诗词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

　　毛泽东诗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究竟有什么教育功能？围绕着这个话题的思考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研究界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突进和共识。其一，认为毛泽东诗词最集中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它是中国人民坚毅不拔、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内里跳动着整个民族的脉搏，是我们民族魂的显示。其二，认为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词的楷模，是中国诗词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新的高峰。诗人毛泽东成功地运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反映了现代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新内容，重振了传统诗词的雄风，一改新、旧体对立的局面，而使它们成为诗国花园里盛开的并蒂莲。其三，认为毛泽东诗词是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恢宏壮丽的史诗，是一部

　　心灵化、审美化了的诗史。它既是诗人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审美关照和内心体验的诗的表述，又是对中国人民改造自身命运、推动历史大变革的伟大历史实践的诗的写照。其四，毛泽东诗词具有丰富的哲理内涵和美学内涵。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光辉思想的艺术表现，堪称人生的教科书。诗人毛泽东通过诗词创作，体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和美学理论，从而使他的诗词具有了独特的美学意蕴、美学风格、美学特征。其五，认为毛泽东诗词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其特别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所反映出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以及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把毛泽东诗词研究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觉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伴随着这些认识的逐步深化，近年来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呈现了多样化、专题化的态势，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但是，当我们回顾毛泽东诗词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研究领域中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不良倾向。

　　第一，对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定位出现了怀疑、贬低的倾向。有的论者对毛泽东的个别词作肆意歪曲和贬损，借以贬低毛泽东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如，有的文章将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与黄兴写于１９１１年的两阕《蝶恋花》词《赠侠少年》和《哭黄花岗诸烈士》相比，认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涉抒情，便一往情深，一泻千里，纵笔所至，离题万里”，与黄词相比，“有失诗人简练蕴籍之旨”，其深度与力度“未可同日而语”。我们不否认黄词有深厚的功力和较强的感染力，但我们不同意对毛词下如此断语。写实固然值得赞颂，展开想象的翅膀，充分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诗人的情感，其实这正是毛诗的长处。还有的论者，故意歪曲毛泽东诗词，如说《沁园春·雪》有“帝王思想”等，既贬低诗人的人品，又贬低毛词的词品。这是毛泽东诗词研究中的一股暗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诗词是中华诗词史上的一座丰碑。毛泽东诗词不但深受中国人民的热爱，而且走向了世界，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法国汉学界把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研究视为对“当代东方一代诗神的深入探寻”。然而，国内却有一些学者，置毛泽东诗词达到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的成就于不顾，公然抹杀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地位，在五四以来中国杰出诗人和优秀诗作的评选中，把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排除在外。如果不是怀有偏见，至少是无知和幼稚。

　　第二，毛泽东诗词研究中既存在政治庸俗化的倾向，又存在淡化政治、远离政治、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在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一些不够科学的学风依然存在。有的脱离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实际内容，牵强附会地把毛泽东诗词同某些政治事件或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比如，有的说《沁园春·长沙》是“二十世纪的隆中对”，认为如此解析方能更好地“探索毛泽东的精神世界”。这种不切实际的倾向，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阐释方法，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与此相反，目前毛泽东诗词研究中也确实存在一种淡化政治、远离政治和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我们不同意毛诗研究是可以脱离政治、是纯学术性研究的主张。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文艺界出现了一种文艺可以“超越政治”的论调，这是违反创作规律和创作实际的，也是否认文艺的积极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毛泽东及其诗词自然不会例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尽管有个别表述不够科学，但其总的精神是不能一笔抹杀的。大家知道，中国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诗言志”的传统，同时，诗教是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诗词正体现了这种传统精神。我们认为，毛泽东诗词所体现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中华志、民族魂，以及其中蕴含的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毛泽东诗词的主旅律，是毛泽东诗词反映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毛泽东诗词崇高的思想内涵，和它所具有的诗教特色，正体现于此。研究毛泽东诗词，如果丢掉了这一点，便失去了根本。

　　第三，在毛泽东诗词的所谓全集、全编、足本的出版物中，存在贪多求全、滥收作品的倾向。这些出版物除了收入１９９６年版《毛泽东诗词集》所收入的６７首诗词外，有的多收一二十首，有的竟多收三四十首。这些多收入的诗词，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误收了他人的诗词。如收入的《归国谣·话别》：“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１９３７年毛泽东曾将此词书赠女作家丁玲，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中国风》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这幅手迹。其实，这首词是毛泽东抄录近代杰出革命家黄兴的词作。又如收入的《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见于毛泽东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致陈毅的信中，是毛泽东给陈毅修改的诗，并已收入《陈毅诗词选集》。把给陈毅修改的诗也当作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这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又如，把《满江红·庆祝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小丑下台）和《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疏枝立寒窗）这两首词，都当作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收入了“全集”之类的出版物。从现存毛泽东文稿档案知道，这不是毛泽东的作品。

　　二是收入了一些改写他人的诗作。如《七绝·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前者是改写自日本和尚月性的一首诗，只改动了其中的几个字；后者则是明代诗人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只将原诗中的“秋风憔悴侍臣颜”戏改为“秋风怒在叛徒颜”。再比如将杜甫《七律·咏怀古迹》其三中的诗句“生长明妃尚有村”改为“生长林彪尚有村”，全篇诗仅仅改了两个字，这能算毛泽东的诗作吗？诚然，这两首诗戏改于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据此认为这是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则近乎荒唐了。

　　三是将一些口歌、打油诗当作毛泽东的诗词作品。１９４３年，毛泽东在延安谈到一份公约时曾指出：这个公约“如能编得更押韵，则更容易被群众接受，变为群众的口歌”。毛泽东写的一些四言五言的韵语，有的是口歌，如写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写于１９４８年的《革命无不胜》。１９７３年写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是一首打油诗。这些韵语都不能算作毛泽东诗词。当然，这里牵涉到一个诗词标准问题。毛泽东曾说过，他的有些诗“诗味不多”，“历来不愿正式发表”，除自谦的因素外，说明毛泽东是很看重诗词的品位的。按照毛泽东的诗论，诗词要有诗味、有诗意、有意境，要用形象思维，要用比兴手法。这些韵语不合格律，缺乏诗味，不能算作旧体诗词作品。

　　四是将一些根本不是诗的东西也说成是毛泽东的诗。比如１９７２年《赠尼克松》：“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句子之间毫无逻辑联系，又不押韵，毫无诗味，仅仅依据美国学者特里尔《毛泽东传》的记载，更不用说翻译得如何了。如果这也算作毛泽东的诗词，那必然有损毛泽东诗词的形象。

　　总的来说，这里涉及到一个毛泽东诗词的定位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诗词是指毛泽东创作的旧体诗词。１９５７年毛泽东致臧克家等的信中说：“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８首，一共１８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他生前手定发表的３９首，都是旧体诗词。毛泽东逝世以后，由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发表的２８首，也都是旧体诗词。为此，凡不是毛泽东创作的旧体诗词，都不宜收入“全集”之类的出版物。出版毛泽东诗词著作集应当抱着严肃的态度，所收诗词作品，决不能为了贪多求全而降低应有的标准，更不能阑入伪作，以讹传讹，贻误读者。

　　毛泽东诗词既自成体系、又相对开放，与其他学科相交叉，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艺术境界。研究毛泽东诗词，应当打开思路，开拓研究渠道，开展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比如开展将毛泽东诗词与中国传统诗词、与中国现代新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展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人格魅力、情感世界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社会观、方法论等相结合的研究；开展与其他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董必武以及郭沫若、柳亚子等诗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进行比较研究，等等。在扩大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的基础上，专攻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写出毛泽东诗词研究史、毛泽东的诗人评传、毛泽东的诗歌理论、毛泽东诗词版本考等；或者对毛泽东诗词中的争议点、疑难点组织力量进行专题研究，等等。同时，我们要把毛泽东诗词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重视起来。对毛泽东诗词既要进行学术专题研究，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手段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使毛泽东诗词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充分地为人们所享用，发挥其潜移默化的诗教作用。

　　第三节 研究毛泽东建国后诗词要做到四个方面的结合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共写了四十来首诗词。研究这些诗词，要做到四个方面的结合：第一，要和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发生的历史巨变，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过程结合起来；第二，要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国际背景结合起来；第三，要和毛泽东的历史发展观结合起来；第四，要和毛泽东的文艺主张特别是他的诗论结合起来。在研究中既要重视它的思想内容，也要重视它的艺术特色；既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诗词中反映的精神风范，也要把研究和宣传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毛泽东诗词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的诗教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的事业、新的实践，给了毛泽东新的视野、新的灵感，使他的诗词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从1950年10月写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到1973年8月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共写了四十来首诗词。其中有35首收入了1996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本文就研究毛泽东建国后诗词问题谈几点看法。

　　这些看法，简单地说，是希望做到四个方面的结合。

　　第一，研究毛泽东建国后的诗词创作，要和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发生的历史巨变，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过程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有了新的主题，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经常说，毛泽东诗词的突出特点，是它的史诗品格。这部史诗在建国后呈现出来的新篇章，及时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历史主题，描述和讴歌了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我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具体说来，在毛泽东建国后的诗词作品中，两首《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集中反映了建国初期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样的开国气象，以及抗美援朝初战告捷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浪淘沙•北戴河》揭示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的历史主题；《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展现了诗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进展后的愉快心情；《水调歌头•游泳》更是描述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时的蓬勃景象；《七律二首•送瘟神》、《七律•到韶山》则直接讴歌人民群众在具体的建设事业当中创造的奇迹，和体现出来的意气风发的精神气概。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揭示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深远意义，既传达出作者的现实主义情怀，又对未来寄予了美好的愿望。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反映这些历史性变化的时候，特别喜欢采用古今对比、新旧对比，甚至天上和人间对比的方式。例如，“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等等。新中国各项事业感天动地的变化和进步，不只是毛泽东在诗词中描写的境界，也是我们这些过来人亲身感受到的现实，这是我们研究毛泽东建国后诗词应该遵循的历史逻辑。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道没有现成答案的历史课题，需要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实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后20年间集中精力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有辉煌的起点和成功的经验，也有重大的挫折和错误的教训。毛泽东的诗词，便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他思考和探索的心理轨迹。比如《七律•登庐山》、《七律•答友人》、《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以及《七律•有所思》等等，都可以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研究，和毛泽东当时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联系起来研究，和党领导人民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所做的艰辛探索联系起来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的深刻内涵和史诗价值，也有助于理解新中国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波澜壮阔、充满曲折的历史过程。

　　第二，研究毛泽东建国后的诗词创作，要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国际背景结合起来。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是孤立的，自然会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比如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就是我们党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道路和命运，也是我们必须关注和思考的；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压制和攻击，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也影响着毛泽东的思考。毛泽东的思考，不光体现在他的一些现实决策和理论著述中，也艺术化地体现在他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诗词创作中。例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念奴娇•鸟儿问答》以及几首广为流传的《读报》诗等。这些作品，有的主要是描写国际情势，有的兼及对国内问题的思考；有的有比较明显的论辩色彩，多数则主要是塑造一种人格精神。总体上看，主体形象都很鲜明，基本思路是：面对“悬崖百丈”、“暮色苍茫”、“妖雾重重”的恶劣环境，怒开的梅花依然灿烂，飞渡的乱云依然从容；虽然“高天滚滚寒流急”，却“独有英雄驱虎豹”。这些诗意，传达出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展现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冲天豪气。

　　当然，今天看来，国际斗争可以有多种方式，有的论辩内容已经时过境迁。但毛泽东在这些诗词中体现出来的坚定地走自己道路的伟大民族精神，却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日益发展强大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共同信念，但国内外敌对势力依然不绝如缕地利用这样和那样的借口，对我们选择的道路进行攻击、诬蔑。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了，只要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永远会有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因此，哪怕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毛泽东的这些诗词，也会感受到其独特而宝贵的精神价值。

　　第三，研究毛泽东建国后的诗词创作，要和毛泽东的历史发展观结合起来。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毛泽东思考重大问题，从来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长远的角度出发的。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执政兴国的智慧方略，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关于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发表了不少看法。这些看法，也时常反映在他的读史评论当中，由此，他还创作了《贺新郎•读史》、《七绝•屈原》、《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七绝•刘蕡》、《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七律•洪都》、《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这样一些咏史之作。在其他作品中，也时常兼咏历史。

　　怎样看这类数量可观的作品？这里，我想引用毛泽东的三句名言。一句是，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和发展；一句是，看历史就能知道前途；一句是，讲历史就能说服人。事实上，毛泽东从来都是从现实需要和对现实的思考的角度来谈论历史的，这就是他倡导的“古为今用”。毛泽东的咏史诗，从根本上说，是他的历史发展观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这类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人类进化和社会演变进程的高度概括，看出他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发展观，看出他对历史规律的努力把握，看出他对爱国主义传统的倾心弘扬，看出他对“少年倜傥廊庙才”的深切期待，看出他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看出他对前人政治智慧和治国方略的体会和借鉴。当然，也看出他晚年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忧虑和思考。

　　的确，毛泽东晚年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很深的忧虑。诗为心声，这种对未来之虑自然会在诗词作品中有所反映。他在80岁时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专门评价孔夫子和秦始皇两位历史人物及其影响后世的政治思想，是值得我们体会的。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所咏之史，不只是古代的、近代的历史，还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回顾中国革命的奋斗史，更加容易引起毛泽东对现实、对未来的思考。例如，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他通过对罗荣桓革命生涯的回顾和评价，便引出了“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感叹；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中，通过对“九死一生如昨”的井冈山斗争历史的回顾和咏赞，引出“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的现实情怀。这些，都多少传达出对未来的一些忧虑，是毛泽东晚年诗词内容的一个重要特点。当然，他的所虑，有明显的时代痕迹，有明显的历史局限，这是我们研究时应该注意到的。

　　第四，研究毛泽东建国后的诗词创作，要和毛泽东的文艺主张特别是他的诗论结合起来。

　　毛泽东一向主张，文艺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艺要反映时代内容，体现时代精神。毛泽东在建国后创作的四十来首诗词，绝大部分都来自生活实践的启发，有的甚至是直接描写一些具体事件，是对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的反映。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建国后的诗词，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生动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文艺政策上的鲜明主张，是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同时，他还发表了不少如今已为大家熟知的诗论。比如，要有诗意才能写诗；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两法不能不用，赋也可以用；新诗发展道路是民歌加古典，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等等。在诗歌欣赏方面，他认为适合大众需要的诗歌才是好的；他主张豪放、婉约应当兼读，自己偏于豪放，但不废婉约，等等。这些诗论，既属于毛泽东的文艺主张，又是他的创作经验和体会。把毛泽东的作品和他倡导的文艺政策特别是他的诗论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色和艺术境界，有助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毛泽东建国后在创作上作出的一些新的探索。

　　毛泽东建国后的作品，实践了他的文艺主张，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拓展了旧体诗词这一传统艺术的创作空间。就诗歌形式来说，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比较擅长填词，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扬了这一创作优势，一些词作如《浪淘沙•北戴河》、《卜算子•咏梅》，堪称经典。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有意识地创作了二十来首七律，出现了《七律•答友人》这样的上乘之作。同时，毛泽东还写了为数不少的五律和绝句，特别是《杂言诗•八连颂》，明显是对“古典加民歌”这一旧体诗词发展方向的一种创作尝试。就题材内容来说，毛泽东建国后的创作也大大拓展了，有《卜算子•咏梅》这样的咏物题材，有《贺新郎•读史》这样一批写史题材，有《七律二首•送瘟神》这样的言事题材，有《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样的悼亡题材，有《念奴娇•鸟儿问答》及几首“读报诗”这样的政治讽刺题材，还有在浙江写的《看山》、《莫干山》、《五云山》和《观潮》这些山水之作。就创作风格来说，有的偏于浪漫甚至是巡天游仙之作，有的偏于现实甚至是句句写实；有的理胜于情，有的情多于理；有的大气豪放，有的轻柔婉丽。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花了不少时间阅读中国古代文史经典，对历代诗人诗作多有评价，其创作中用典的现象，也明显比建国前的作品要多。因此，研究毛泽东建国后的诗词作品，也要注意把它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当然，本文所涉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主要是从内容题材的角度如何深化对毛泽东建国后诗词的研究问题，不一定全面，当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总结，来研究。总之，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和传播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是一项需要不断开拓的事业。我们在研究中既要重视它的思想内容，也要重视它的艺术特色；既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诗词中反映的精神风范，也要把研究和宣传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毛泽东诗词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的诗教作用。我相信，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文化遗产，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