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美国、英国、秦国乃至日本，都有一个共性：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只要于我有利，我都能虚怀接受，不仅是器物、是人，也包括对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理念。而所谓的崛起，都只不过是通过后发优势、通过拿来主义，将人家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而集大成而已。
美国篇
昨天见到一个观点，说：今天美国的强大，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因为美国站在了英国思想家的肩膀上。
这一观点不能说错，但显然不够充分。原因端地简单：美国的崛起和强大，显然不独站在了原宗主国——英国肩上，还站在了另两个宗主国——荷兰和法国肩上。
譬如，独立宣言根本就是对法国启蒙思想的一次大总结。《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布，“我们认为下面的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段时光荏苒而价值不逝的文字囊括了《独立宣言》的核心思想，寥寥数行，却极度浓缩而又异常完整地阐述了近代启蒙思想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人民革命权力论、民主共和制思想等一系列核心原则。
又譬如，美国的金融+共和则直接复制自它的另一个宗主国——近代第一个共和国荷兰。很多人认为，美国与英国是一脉相承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上，所谓的美国模式，无论是其政治体制还是经济模式，都更为接近于荷兰而不是英国，虽然早期美国人的主体为盎格鲁-撒克逊人。
尽管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开始。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是到了17世纪中叶在荷兰首先完成的。虽然这是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但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它是一个共和民主的混合，实际的政治权力是在商人和知识精英的手中。就在这样一个没有君王，强调共和和民主的国度里，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个金融中心。
1588年，荷兰人挣脱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独立之前，与宗主国西班牙的贸易是荷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但是独立之后，西班牙封锁了其所有港口，并明令禁止所有荷兰商船驶入西班牙。荷兰经济的生命线就这样被扼断了，新生的荷兰共和国出路在哪里？荷兰人的特长是其敏锐的商业直觉，很快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因为这片土地上拥有人数众多、对财富充满强烈渴望的商人阶层，如果将他们的爱财之心转化为一种力量，那么，荷兰就拥有了比王权更为强大的武器。根据这个优势，荷兰人决定从精明的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靠自己去开辟前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
只是，远洋航行需要的资金又将从何而来？在时任共和国大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主导下，1602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股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就像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一样，荷兰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为了融资，公司发行股票，并承诺对这些股票分红，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筹集资金的方法。这一次他们聚集了650万的资金，于今天而言，这是一笔约合近百亿美元价值的巨款。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成千上万的国民将自己安身立命的积蓄，投入到了这项利润丰厚，同时也存在着巨大风险的商业活动中。
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出航了。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短短五年时间里，它每年都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这个数量超过了当时世界霸主西班牙、葡萄牙的船队数量的总和（这也正是英国人笛福所羡慕的发展模式）。但在前十年，东印度公司没有向它的股东支付过任何的股息，因为他们正忙于将钱投到造船、造房子，以及在亚洲建立一个贸易王国上面。当这一切都做妥当之后，公司终于向它的股东们派发了红利。
连续十年不给股东们分红利。这样的经营方式为什么能够得到投资者的认可？那是因为：荷兰人在发明股份制的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就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第七年，也就是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在这个交易所，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只要愿意，都可以随时将手头的股票兑现成现金。而就在那时，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中，就已经活跃着超过1000名的股票经纪人。虽然他们还没有穿上红马甲，但是固定的交易席位已经出现了。
一时间，这里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前来从事股票交易的不仅有荷兰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当大量的金银货币以空前的速度循环流通时，荷兰的经济血脉开始变得拥堵起来。这一次，荷兰人又开创性地建立了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1609年，这比英格兰银行要早近百年，它是一个城市银行、财政银行和兑换银行。它吸收存款，同时也发放贷款。更重要的是，这家银行还发明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信用。那时他们称之为“想象中的货币”。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市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由此，一个看上去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当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正在海洋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手中的白银仍可以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库中流进流出。荷兰的银行，可以合法地贷款给自己国家的敌人。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于荷兰人而言，他们之所以要建立政府，就是为他们的商业利益服务的。
正是基于此，历史学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荷兰的市民是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也正是依凭它的金融霸权，这个国家一度成为世界强国，它四处扩张，殖民地遍布亚洲和美洲。
也就是于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成立的那年，荷兰的殖民者第一次登陆北美洲的曼哈顿。16年后，荷兰人转头用24美元买下了这个小岛，并给这片土地取了个容易记住的名字——新阿姆斯特丹，聊以抚慰他们的思乡之情。同时，这里还被选为新阿姆斯特丹总督府驻地。为了方便警卫通行，总督下令用木头做围墙，筑起一条街，就地取名“墙街”，这就是最早的华尔街（Wall Street）。
荷兰人的殖民统治，同时也将共和、民主的政治哲学，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和金融制度带到了新阿姆斯特丹。新阿姆斯特丹不仅建立起了一套共和、民主的政治体系和理念框架，也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遗憾的是，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被英国人攻陷，并被更名为新约克（New York，即现在的纽约）。但这一地区的人们继续保持了荷兰人强调共和、民主，热爱商业、崇尚金钱的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美国模式，其实就是当年荷兰模式的现代版。
英国篇
其实，不独美国，英国也是利用这种后发优势而崛起的。从事后推论来看我们都知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正因为它的崛起，迫使整个世界不得不追随着它的步伐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引领了当时世界的潮流，打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度，却是一个十足的“拿来主义者”。英国的崛起之路并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创造，而是大胆借鉴吸收其它国家的经验与成果之路。
正如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里所做的记述，就连英国人捕制青鱼这种技能都是从荷兰人那里学来的，而捕鲸则是从比斯开湾沿岸居民那里学来的。当大批的新教徒技工被腓力二世与路易十四分别从比利时与法国逐出后，英国人更是如获至宝，将这些流亡者奉若上宾。也正是得益于英国人的这种恭敬，这些流亡者的才智和手艺使得英国在工艺上、工业资本上获得了无可计量的增益。英国精细呢绒的制造，麻布、玻璃、纸张、帽子、绸缎、钟表等工业技术上的改进，以及一部分五金工业的建立，都是靠了这些人而获得实现的。在李斯特看来，“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岛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与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小心周到。任何一种工业，靠了勤奋、技术和节约，不久总有所成就，总有利可图的。譬如，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即公元17世纪初叶，英国所制毛织品的绝大部分总是在未加工状态下运到大洋彼岸的佛兰德尔，然后在那里加以染色、整理的。但英国人正是凭借上述精神，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二任国王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其呢绒加工技术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境地，从此国外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就几乎不再输入英国，而英国输出的毛织品则全部是经过染色并精细加工的。
这一产业优势的确立，使得英国得以将汉萨同盟逐出俄罗斯、瑞典、挪威和丹麦市场，使它在与地中海东部各国及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中获得了其中最丰富的果实。事实上，正是凭着这种拿来主义精神，除从佛兰德尔习得的毛纺织业获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样的成就之外，英国人在玻璃制造、地毯织造和染色等领域也表现的同样的出类拔萃。长久以来威尼斯在玻璃制造技术上拥有毋容置疑的技术垄断地位，但随着玻璃制造技术传入英国，没有多久，昔日的霸主不得不甘拜下风。同样，地毯织造与染色的技术长期为波斯人所垄断，但随着地毯织造和染色技术传入英国，没有多久波斯人也终于不得不告放弃。对手一个个的被击败，意味着的是更多的订单，这样以来以手工工场为支撑的生产能力变得捉襟见肘。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也写道：“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能再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 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羊毛工业只是英国各业中的一个主干，以其为核心，促进了汇聚在它周围的一个涉及面非常庞大、行业非常广泛的产业群的发展。譬如下游的航海业、造船业，譬如上游的纺织机械设备制造业、能源开采业…….也就是说，英国人通过拿来主义将羊毛工业打造成了英国工商业得以积极发展的基础。
古秦国篇
事实上，不独英美，中国古代的秦国，也是利用这种后发优势而崛起的。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为了主义而主义，为了特色而特色，却忘了我们为什么要主义要特色。事实上各种各样的主义，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制度和政策，只有在它们能够为国家、为人民的互利和安全服务的前提下，它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它们存在的本真和终极目的就是为“人”为国而服务的。主义只是为国、为人服务的一种方法论、一种思辨的工具而已。但今天很多人却为主义而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将目的让位于工具的表现。
根据典籍，我们可见，在秦国大变法的那40年里，无论是秦献公也好，秦孝公也罢，在这一点上都做的非常好。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很务实，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不预设立场，且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只要有利于我大秦的，我都能够虚怀接受，不仅是器物、是人，也包括对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理念。
于秦国而言，商鞅根本就是外国人，但他却大胆启用了。而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所有改革，基本上就是通过其后发优势，将魏国、楚国等国的改革经验拿过来的。事实上秦简公和秦献公亦无不是如此。
我们来将秦国70年的主要改革内容与魏国和其他国家做个对比就知道了。秦国的主要改革内容有：
1、初租禾，但这个政策根本就是抄袭公元前500多年的鲁国的“初亩税”；
2、编制户籍。《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的《秦记》载，秦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而这其实来自齐国管仲的改革；
3、推广县制。但县制最早是楚国人发明的；
4、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奖励耕战，让国内贵族加入到战争和农业生产中。这一改革的核心思想是，选贤任能，赏罚严明，废止世袭贵族特权。其实最早提出这一改革的是魏国的李悝，“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就出自他。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他认为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
5、建立法治社会。商鞅以执法严酷而闻名，而秦国则以大秦律而闻名。但这个也是发端于李悝的。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商鞅入秦带的唯一一部书就是法经，秦律其实就只是在《法经》的基础上改了几个字而已；
6、废井田、开阡陌。需要说明的是，秦国的这一政策仍然不是原创，这一政策同样是复制和拷贝而来的。事实上，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也就是赵国的前身就已经废除了井田制，而改用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
甚至连徙木立信都是抄来的，抄谁的呢？吴起的，《韩非子·内储》记录了个“倚车辕”的故事，说吴起让人将一个车辕放在路边，然后下告示，说如果谁把他搬到了指定位置，那么将予以重赏。
几乎没有原创，秦国人只是通过后发优势、通过拿来主义，将人家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而已。关于这点可参见本楼（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的另一篇小东西：《如何让改革得以成功——以秦国为例》。
事实上，日本亦是如此。日本明治维新足足150年了，这150年的日本经验也证实了后发有优势。
当然，就我的这一观点，很多人会抬出杨小凯来予以反驳，说后发是劣势。其实，通读杨的文章可知，他说的劣势跟后发无关，有关的是你后发学习的内容。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及的，无论是美国、英国、古秦国，还是日本，他们都不独学了器物，还学了制度、文化，所以虽是后发，但得的却都是优势。而反观清国的洋务运动，只把精力放在了器物上，这也正是它的后发为何只能得劣势的原因所在了。
综上可见，无论是美国、英国、秦国乃至日本，都有一个共性：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只要于我有利，我都能虚怀接受，不仅是器物、是人，也包括对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理念。而所谓的崛起，都只不过是通过后发优势、通过拿来主义，将人家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而集大成而已。
参考文献：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商务印书馆，1997
韩和元.为何总是如此疯狂【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